1988橫豎撇捺
作者：長江
直到了戊辰年的最后一天，人們撕掉日歷上的最后一頁，從五內(nèi)深處發(fā)出一聲蓄壓已久的重嘆——“唉！總算過去了。這個倒霉的龍年！”十億剛過完“本命年”的龍人那根始終繃緊的神經(jīng)才被一把碩剪“咔嚓”剪斷。
當然，1988年這個龍年在華夏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和每一個十二年就要輪回一次的龍年一樣，井沒有什么特別的特別之處，那條千年老龍乘風而來，在它無數(shù)馴服的臣民面前張牙舞爪，搖頭擺尾，噴火吐霧，肆意發(fā)泄一番便逍遙而去，這老龍對它的臣民太熟悉，臣民對這條老龍也太熟悉，因此盡管這一年九州方圓風云迭起，氣象萬千，全體中國人在被震驚的同時依然默默地生息著，笑的還在笑，哭的還在哭；死的照樣死，活著的照樣活著。如果想用一雙普通人的凡胎肉眼把1988年發(fā)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一切事情都看清楚，恐怕是強人所難。因此，當我尋訪了從這一年里生活過來的許許多多同胞手足，他們之中有：
在劫難逃的受難音
“從一而終”的老教授
忍無可忍的“殺父”人
丈夫與情人之間的女性
囊中豐盈的關(guān)外老漢
逍遙自在的個體戶
灰色世界里的畸形賭爺
綠色國有森林里的瘋狂暴徒
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叛逆
“大�！边吤Ｈ欢⒌睦蠇�
現(xiàn)代迷信的癡情布道者
龔自珍式的愛國詩人
我對他們了解得越多，越覺得他們值得更多的了解，中國人真是個偉大的群體，悲怨和喜悅沒有明顯的界限，憤怒和寬容可以混為一談，清醒和麻木來得一樣深沉，熱望和忍耐又體現(xiàn)得一樣厚重……
這不愧是一個神圣得無以取代的民族。
一個永生而不死的民族。
在劫難逃的受難者
離出事已經(jīng)快一年了。
有勇氣坐到她的對面，像平日隨隨便便嘻嘻哈哈采訪沒有丈夫或其他親人突然在一天就死去了的人，委實不是件易事。
田明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辦公室副主任，熬到四十歲，總算是熬到了一套房子。如今，那里頭只住著妻子和十一歲的兒子。他一擺手就去了，在一月十八日那個黑咕隆咚的夜里，從天上一頭扎進離重慶機場垂直距離只有五公里的一片稻田，這是他妻子谷聲應對我說的�！耙粩[手”，這位常年出差跑外的丈夫和父親，哪次離開家也沒那么輕松然而明確地向妻兒擺過手。其實田明走的那天，我就感覺很不對，當天晚上連續(xù)夢見他兩次，我們認識二十年，結(jié)婚十七年，這是我第一次在夢里見到他。
田明出事時，我們的兒子剛過完十一周歲生日，可那天，他在我眼里一下子就長大了，因為這個家以后他是惟一的男人了。下午二點我回到家，就那么直愣愣地對兒子說：“谷遷，你爸爸沒有了，從此你是家里的男子漢了，還記不記得你爸爸走時對你說的要學真本事……”
孩子聽我說完先打了個愣兒，接著猛然從我懷里掙脫出去，“哇”地一聲開始大哭，像只瘋了的小野獸一樣在兩間屋里來回躥，把屋里的一切東西部翻得亂七八糟。他先翻出他爸爸臨行前留給他的在重慶要住的地址，然后是爸爸曾經(jīng)送給他的玩具、用品……
看到我這頭瘋了一樣的“小野獸”，我的心碎了。我才感到滅頂?shù)臑暮φ嬲鎸崒嵉貋淼搅宋颐媲啊?br/> 田明不死，我不信邪，可田明的死，留下很多謎，由不得你不信。
賀小平是重慶總工會辦公室副主任，他是田明的好朋友，事發(fā)后，他最早趕到現(xiàn)場，以后幾天沒合眼，后來他實在困得不行打了個盹，據(jù)他說只有幾分鐘，可就在這幾分鐘的時間里，田明在現(xiàn)場旁邊的一個小竹林邊上出現(xiàn)了，穿著米黃色的派克服，綠色的隱花毛衣，一雙黃色的旅游鞋，沒系鞋帶。邊向他走邊叫：小平，我來找你來了，說著，一只手還把衣襟往后擼。
小平怎么能說出田明那天的裝束，一樣也沒說錯？出事以后他根本沒有見到田明��！
我在出事現(xiàn)場不知跑了多少時間，一件田明的遺物沒發(fā)現(xiàn)，我絕望了。絕望中不知怎么突然想到小平曾講過的夢里看見田明的那個小竹林，我立刻向竹林跑去，真不敢相信，就在小平描述的田明曾經(jīng)站過的地方，我發(fā)現(xiàn)了兩樣我熟悉的東西，一只尼龍襪子，旁邊還有一只，我扭身就大叫兒子：“谷遷！谷遷！來看這是不是你爸爸的！”
兒子跑過時腳下那個快呀，根本不像在坑洼不平的農(nóng)田，他跑過來，一看這雙襪子，“撲通”跪在了地上，哭叫著向我證明：“媽，沒錯！是我爸的！”
火化那天，“奇跡”再次出現(xiàn)。一·一八空難以后的幾天，重慶一直大霧連連，陰云不開，可就在火化田明的那一個時刻，天晴了，霧散了，焚尸爐高大的煙囪把田明不滅的靈魂直直地送進光天之中（等火葬完畢，天又重新合上）。眼望著天空只開啟了一瞬，又慢慢合了的口子，我心里得到了一絲慰藉，我竟在替不得復轉(zhuǎn)的田明想，外國宗教當中好人死后靈魂可以升天之說真不啻是對一個死者的最大安慰，當然這么想完以后，我更為自己感到悲哀，隨著那一把火，我對于田明別的指望再也沒有了，我只能用這無稽的異教邪說來為死者開脫、為活人寬解。
說到龍年老天爺要收入，過去我不理會，但仔細想想可不是嘛。1976年那個龍年，中國百廢待興，多么需要政治領(lǐng)袖，可老天爺收了朱、毛、周，三巨頭一去，老百姓差點沒把天哭塌。今年這個龍年，中國搞建設(shè)正是關(guān)口時刻，需要專家、學者、經(jīng)濟建設(shè)的各種人才，可回頭看看哪天的報上沒有訃告、那些名字多么熟悉：蔣南翔、陳曾固、葉圣陶、許滌新、莊希泉、沈從文、蕭軍、梁漱溟、馬海德、錢昌照……
我要詛咒這龍年，詛咒任何借了龍年的“屠刀”殺死了這許多人的不可抗拒的和本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事故“背景”。不公平�。±咸鞝斠贿厽o情地收走像田明這樣想干事業(yè)正干得起勁的壯漢，另一方面卻讓無數(shù)計劃之外的龍子龍女降生，1988年全國沒有戶籍的“黑孩子”超過一百萬，超生率已高達百分之三十，而由于劣生多育每千名新生嬰兒當中就有十三個出生缺陷！這是上帝對我們這個民族的特別恩賜還是報復？說是恩賜，我們過去已經(jīng)從這每十二年輪回一次的恩賜中得到了什么？說是報復，我們面對這也是十二年輪回一次的報復又有什么應付的辦法呢？
囊中豐盈的關(guān)外老漢
在中國的經(jīng)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眼里，如果說一九八八戊辰龍年神秘的天人感應使中國再度處于被上帝戲弄的尷尬境地的話，那么這一年災害性的表現(xiàn)并不是嫩江、柳江鋪天蓋地的洪水，瀾滄、唐古拉山高達六七級以上的頻繁地震，不是四次嚴重列車顛覆，八次大大小小的飛機失事，也不是瘟疫、干旱、熱浪，而是其他。
其中最突出的標志性事件就是“物價暴漲”。
紅杏大爺并不是這次搶購風當中瘋狂的搶購者，相反，他本是個什么事都想得開的人。三中全會以后，紅杏大爺老是老了，身子骨還硬，笑聲也還爽朗，孤身一人上山承包了大隊的果園子，跟本隊說好，每年上交五萬元人民幣，剩下的果子全是他的。幾年下來，紅杏大爺?shù)耐量豢欢磧豪镅b滿了花花綠綠大大小小的錢票子。
這一遭，紅杏大爺又來沈陽看養(yǎng)女。臨出門隨便從炕洞兒里掏出一把票子揣在腰里，沒有細數(shù)，大概也有千兒八百�；貋淼哪翘欤肫鹕綔侠锏娜送兴I幾雙拖鞋，紅杏大爺就提早半天從養(yǎng)女家出來，準備買了拖鞋再上汽車。他先到了太原街五交大廈，進去一看，好幾層樓柜臺前都是厚厚的一層人。他嘴里叨咕了一句：真奇怪！轉(zhuǎn)身沿著墻邊下樓，又拐進別的商店。誰知這里人更多，他還是一樣找不到賣拖鞋的柜臺。問問別人這算干啥子，一個小伙子懷里抱著剛買的電風扇：“搶啊，不快換成東西錢就白瞎了！”
聽小伙子這么一說，紅杏大爺才聯(lián)想起這幾天聽她閨女晚上回家嘮叨的，什么搶購風什么的。
紅杏大爺站在百貨大樓售貨大廳里。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自己鼓鼓的腰際，錢還在那，可在那說不定比不在那更安全。要知道這些錢來得其實也不易呀，哪一張票子不是他貪黑起早修枝、剪葉、澆水、施肥，汗水里浸泡過的？就這么讓他白瞎了？不能，自然不能！他也得去趕快把它換成什么東西，不管換什么，只要是摸著有形、聽著有聲，或能穿能使喚的物件，就比紙票子強！
他這么想了，找了一個隊就去排，買拖鞋的事早忘了。那是小東西，要搶自然不能搶這類玩藝，得搶個百八十元一個或更貴更值錢的東西。
很快紅杏大爺靠近柜臺了。 售貨員見他手里沒事先攥著錢， 似乎有點奇怪：“您老買不買？”“買”�！百I幾個？”
紅杏大爺趕快從腰里往外掏錢。邊掏才邊想起來問：“這，賣的是啥？”售貨姑娘顯得不耐煩：“哎呀，鬧了半天您還不知道賣的是啥，那到邊上先想好了再買。快！下一個�！�
紅杏大爺有點生這丫頭的氣，但想想這丫頭也沒什么錯。他趕忙說“俺買，俺是要買的�！�
“您買幾個？快拿錢！”
“那，那就先來五個吧！”
就這樣，紅杏大爺把五個裝著日產(chǎn)吸塵器的長方形的硬紙盒扛上了長途汽車，又走了好一截的山路，才扛到家里，擺在自己藏著許多錢在炕洞兒里的土炕上……
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叛逆
1988年6月， 作為中國電視文化一個顯著突破的六集電視系列片《河殤》被推出了。這是發(fā)生在戊辰龍年比臺風海嘯大水大火更使人心震撼的一件大事。它無疑是中國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之心的一個系統(tǒng)化、形象化的表現(xiàn)。
我是把《河殤論》一書的編者、北京廣播學院中年講師崔文華當做憂國憂民的文化精英的一個代表進行采訪的。沒想到他卻給我一個悖喻，他說，他從來部不去憂國憂民，他有一個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所謂憂患意識、憂國憂民，其實恰恰是傳統(tǒng)社會非常腐朽的情感表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不需要這玩意兒。
假如有一天，所有人都從個體出發(fā)，都是一個能夠自救、自助、自強的個體，他們有權(quán)去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愛好、向往，能夠強有力地保護自己利益而不被任何專制力量無條件剝奪，這時候的社會才會充滿了生機，就是說這種心態(tài)比憂國憂民要強一百倍還不止，是個無限的數(shù)量級，中國要想真正盡快走進現(xiàn)代社會，那么就得每一個人都有信心有能力或起碼有這種向往自救而不要別人來憂慮他們。
其實中國下層老百姓雖然口頭上還希望有人去憂他們，但行動上他們已經(jīng)憑直覺認識到怎樣去自救了，聽了崔文華的話，我感到耳目一新，然后我問他：“作為一個個體，你的自救意識是始于何時，現(xiàn)在的自救行為又是什么？”
“由于我從小在極其封閉的農(nóng)村長大，傳統(tǒng)教育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很大，我身上依然有著很濃重的二重性，但我正在努力突破自己，贏得自救，比如，我是個教書匠，在廣院我教大一學生的文藝理論課。我教給學生的東西，都是我想說的東西。然后我的自救體現(xiàn)在學術(shù)研究上。另外，我還走出書齋，參與社會，跟三教九流各色人打交道，什么事我都干，比如幫人家跑點生意、拉點關(guān)系，提供點商業(yè)信息什么的，不過每一次我都失敗�，F(xiàn)在我開始琢磨怎么自費出書。因為知識分子吃紙我想應該是一種比較妥當?shù)姆绞�。比如，我看上你寫的一本什么書了，我就想辦法去給你找書號，找印刷廠印刷，然后幫你發(fā)行，賺來錢咱們倆之間怎么開一下。”
我常想腦體倒掛一方面是體制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們知識分子自己無能。
我所以不欣賞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在口頭上的憂國憂民，其實說到底，他們說的太多了，他們這也抱怨，那也抱怨，腔調(diào)跟九斤老太相像之極，就是不起來行動。甚至起來也找不到正確的行動，他們學著自己的老祖宗，也拼命慫恿年輕人克己忍讓，無私奉獻，卻從沒好好研究過這種精神究竟具有什么內(nèi)涵。其實道理很簡單，假如，一個社會對全體人都只講無私奉獻，正像老作家楊朔的《荔枝蜜》里提倡的那樣，人人都成為工蜂光干活不要東西，死時也躲到離窩遠遠的地方去，免得污染環(huán)境。我們國家先進的知識分子幾十年米就搞這種名堂，他們很真誠，很純潔，他們從心里覺得這種精神太好了。然而就看不到，這樣的鼓吹只能使社會上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喪失保護自己利益的能力。而一旦社會大部分人喪失了保護自己的能力。那么勢必會縱容一大批掠奪者和官僚。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精英世世代代老是宣揚這種東西，豈不恰恰是幫了社會進步的倒忙？因此，這幾年，中國知識分子還在高叫文化啟蒙，依我看真正需要首先啟蒙的恰恰是知識分子自己，啟蒙者自己都是蒙昧人，他怎么對別人啟蒙呢？如果有一天中國知識分子都不再用那種傳統(tǒng)的腔調(diào)散布這些恰恰不能給我們民族以活力的文化信息時，這個社會倒要好得多。有時，我甚至感到知識分子自己在慢慢成為絆腳石。他們的牢騷、憂患還不如勞動階層憑著直覺往前闖那樣來得有力。
原載《報告文學》198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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