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國史札記·事件篇


作者:林蘊暉     整理日期:2015-11-20 22:41:58

解讀共和國若干重大事件。站在黨的立場寫歷史和站在科學立場寫歷史的統(tǒng)一。黨的立場同尊重歷史事實、追求歷史真理的科學立場從根本上說是完全一致的。
  按照歷史原貌寫歷史和站在時代高度看歷史的統(tǒng)一。按照歷史原貌寫歷史,就是要嚴格從事實出發(fā);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寫過去的歷史,不是去任意改寫歷史的原貌,而是對歷史的原貌和歷史發(fā)展的實際脈絡(luò)有更清楚的理解。
  書中對劉少奇“剝削有功”說的來龍去脈;1950年代關(guān)于工會工作方針的爭論;高崗、饒漱石事件的真相;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大躍進”運動和1960年代中國的政治走向;1960年代個人崇拜狂熱的始作俑者;“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等等,都一一作了破解。
  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寫過去的歷史,不是去任意改寫歷史的原貌,而是對歷史的原貌和歷史發(fā)展的實際脈絡(luò)有更清楚的理解。
  承認新民主主義社會里資本主義的性質(zhì)是“幫助社會主義的”、“有利于社會主義發(fā)展的”,無疑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在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方面的歷史功績的承認,這是不言自明的。劉少奇的“剝削有功”說,只不過捅破了這層窗戶紙而已。
  歷史表明,在1960年代的中國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聲浪中,林彪確實起了第一吹鼓手的作用。但歷史同樣表明,林彪并不是第一個拿起高音喇叭的人。
  作者簡介:
  林蘊暉,1932年12月生,江蘇省丹陽市人。1992年退休前為國防大學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當代中國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奠基創(chuàng)業(yè)》(《中國二十世紀全史》第七卷,專著);《輔助建國》(《劉少奇之路》第三卷,專著);《共和國年輪——1953》(
  目錄:
  寫在前面的話
  劉少奇“天津講話”引起的風波
  “不要四面出擊”是個戰(zhàn)略方針
  重讀中共山西省委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互助合作的報告
  驚動了毛澤東的“黃逸峰事件”
  李立三為何被戴上了三頂“帽子”
  論“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是非
  建國后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
  “批薄射劉”的財經(jīng)會議
  “討安伐劉”的組織工作會議
  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
  東北局“五虎將”冤案始末
  毛澤東缺席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釋疑
  揚帆冤案的誘因辨析
  中共八大與“以蘇為鑒”寫在前面的話
  劉少奇“天津講話”引起的風波
  “不要四面出擊”是個戰(zhàn)略方針
  重讀中共山西省委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互助合作的報告
  驚動了毛澤東的“黃逸峰事件”
  李立三為何被戴上了三頂“帽子”
  論“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是非
  建國后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
  “批薄射劉”的財經(jīng)會議
  “討安伐劉”的組織工作會議
  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
  東北局“五虎將”冤案始末
  毛澤東缺席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釋疑
  揚帆冤案的誘因辨析
  中共八大與“以蘇為鑒”
  中共八大黨章未寫毛澤東思想的原委
  對蘇共二十大的評估與走中國自己的路
  1950年代中國起步探索道路的矛盾及其逆轉(zhuǎn)的教訓
  反右派斗爭黨內(nèi)“戰(zhàn)場”的一角
  賴若愚緣何重蹈李立三的覆轍
  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軍委擴大會議
  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
  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
  1960年代中國造神運動的起源
  對蘇聯(lián)模式認識的分歧與中蘇關(guān)系惡化
  1960年代國際共運總路線的論爭
  “大躍進”與1960年代中國的政治走向
  彭德懷去西南三線的前前后后
  《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1962年修訂再版與在“文革”中的命運
  《論黨》與劉少奇的晚年悲劇
  陳云談“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解讀:毛澤東討嫌“四個偉大”
  見證兩個時期中國農(nóng)村變革的走向——杜潤生與毛澤東和鄧小平
  由“談不攏”到達成一致的訣竅——鄧小平處理黨內(nèi)不同意見的方針
  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之行與蘇東劇變
  附錄:對歷史資料的鑒別與使用
  記龔育之指導建國后的黨史寫作——痛悼龔育之先生劉少奇“天津講話”引起的風波
  劉少奇1949年4月受毛澤東委托到天津視察,著力糾正當時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傾向——對待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左”傾情緒,解除資本家擔心共產(chǎn)黨將發(fā)動工人對他們的剝削進行清算斗爭的疑慮。在與天津資本家座談中,劉少奇曾說過,資本主義剝削,在現(xiàn)實的中國不是罪惡,而是有功勞的話。此后,被人攻擊為鼓吹“剝削有功”。因此,在中共黨內(nèi)一再掀起波瀾,直到1960年代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竟成了劉少奇一進城就向資產(chǎn)階級“投降”的“罪證”。
  歷史檔案表明,關(guān)于在現(xiàn)實的中國,還需要“歡迎”資本主義剝削的話,劉少奇在不同場合先后講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會議上的講話、8月28日在東北局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以至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談話中還說:現(xiàn)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xiàn)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年關(guān)內(nèi)難民到關(guān)外去,要東北的富農(nóng)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作為像劉少奇這樣一個具有高度馬克思主義素養(yǎng)的中共中央領(lǐng)導人,這樣不厭其煩地一再向黨的各級干部解說這個道理,顯然是經(jīng)過慎重考慮的,并非一時脫口而出的失言。
  為弄清這段歷史公案,話還得從頭說起。
  中共中央的建國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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