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出版后受到讀者熱捧，多次再版，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歌德像水墨畫中的一點丹紅，無數(shù)杰作在筆尖流淌，是普魯士民族孕育出的優(yōu)雅種子；拿破侖像是歷史長空中一顆璀璨的星，檣櫓灰飛煙滅，但他的名字和身影卻鐫刻在了歷史的高墻，是法蘭西民族培育出的英雄。他們之間的碰撞必然擦出火花！歷史讓兩條平行線相交，拿破侖遠征西歐，歌德接駕迎賓：歌德與拿破侖相見了。一位是心懷野心的皇帝，一位是魏瑪小國的大臣；一位的喜歡讀物的受眾，一位是鐘情創(chuàng)作的文豪；兩人相見，奈何恨晚不曾一睹彼此風采，又奈何此時此景簡直是歷史在和他們開一個苦情的笑話。歌德與拿破侖的會見，曾引得很多人去猜測：他們到底在哪里會見？他們說了什么？他們的矛盾和對彼此的欣賞在這**的一次會見中，到底以什么樣的形式呈現(xiàn)？德國*著名的報刊評論撰稿人古斯塔夫塞伯特(GustavSeibt)盡可能多的收集了早年歌德與親人、友人、政要之間信件歷史記載資料，描紅出相關的細節(jié)，拼湊出一幅歷史節(jié)點的鏤空圖，并用邏輯加以推斷、補充，這便是他的成果：《歌德與拿破侖：一次歷史性的會見》。古斯塔夫塞伯特的《歌德與拿破侖：一次歷史性的會見》給了當代讀者又一次近觀偉人的契機，歷史是全世界的，英雄是無國界的，通過鋪展開來的細節(jié)，通過篇篇沉寂歷史的書信，古斯塔夫塞伯特盤活了平行線相交的那一刻，也重新演繹了戲劇性的過去，重塑了歌德，也鮮活了拿破侖。
本書簡介：
1808年10月2日，兩位書寫歷史的偉大人物：歌德和拿破侖在埃爾富特會面，開始了兩位天才的之間的對話。在這本歷史著作中，作者通過描述這兩位世紀偉人會面的歷史，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全景。這是一本很好的關于歌德的書籍，同時也是一本文化歷史的珍品。
作者簡介：
古斯塔夫塞伯特(GustavSeibt)是德國最著名的報刊評論撰稿人之一。他曾經(jīng)為《法蘭克福匯報》、《柏林報》和《時代》撰寫評論。自從2001年起，他為《南德意志報》撰寫評論。他的散文使他榮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獎。正因如此他的文稿很受人歡迎，并很有可讀性。
目錄：
第一章／001
駐守弗勞恩開闊地旁歌德故居的士兵
1806年的魏瑪：與拿破侖失之交臂帶來嚴重后果
第二章／035
萊茵聯(lián)盟的德國人
在通往皇帝的路上：讀物、討論、文學創(chuàng)作
第三章／087
“您是位男子漢大丈夫！”
在埃爾福特與魏瑪?shù)臅?br> 第四章／157
“我的皇帝”
法蘭西第一帝國的作家第一章／001
駐守弗勞恩開闊地旁歌德故居的士兵
1806年的魏瑪：與拿破侖失之交臂帶來嚴重后果
第二章／035
萊茵聯(lián)盟的德國人
在通往皇帝的路上：讀物、討論、文學創(chuàng)作
第三章／087
“您是位男子漢大丈夫！”
在埃爾福特與魏瑪?shù)臅?br/> 第四章／157
“我的皇帝”
法蘭西第一帝國的作家
第五章／227
世界匯編
提高了的見識：老年歌德對拿破侖的紀念
后記／266
附錄／271
注釋／271
原始資料來源與文獻／272
人名索引／312
所以歌德在這里得出結論，“我們想在此相見，并且想隨便闡釋，這樣，我們就覺得我們的見識太短淺，我們的經(jīng)驗太貧乏，我們的想象太受到限制，而我們又無法對這樣一種本質(zhì)有充分的認識。”一個男人，（S.237）莫不如說是“本性”，以鎮(zhèn)定自若的姿態(tài)坐在這里，而這種本性是他的皇帝能勝任的。自己變成歷史，這對于歌德而言意味著什么，我們可以從歌德與艾克曼進行的一次談話中獲悉，1824年2月25日，歌德對艾克曼說：“我出生的時代，一個最偉大的世界事件正在上演，并且貫穿我的人生繼續(xù)發(fā)展，這對于我而言是很大的好處，這樣一來我就成了如下事件的見證人：七年戰(zhàn)爭、美洲同英國分離、法國大革命，最終是拿破侖時代，一直到這位英雄的衰落，接下來發(fā)生了一些事件。通過這些事件我就得出了完全不同于所有這些人的結論和洞見：如果他們現(xiàn)在出生，就不得不通過書本了解這些他們并不理解的大規(guī)模事件�！睍r代見證人的永恒論點是：誰沒有身臨其境，誰就無法理解過去！歌德對待時代歷史就像對待自己人生的一部分，當他閱讀文學時—他尤其在人生最后20年直接做的—最后為了追蹤他自己理解的足跡。這些誘發(fā)時代歷史自傳學的最重要時間在歌德最后歲月里變成了英國偉大小說家瓦爾特·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創(chuàng)作的《拿破侖·波拿巴的一生》（DasLebenvonNapoleonBuonapart）。司各特是這個時代成功的作家之一，他真正創(chuàng)立了19世紀的文學引領類別：歷史小說。歌德也高度評價司各特用細膩的筆墨勾勒出來的對過去的繪畫，這些歷史小說至今還擁有大量讀者。歌德對司各特長達數(shù)千頁的對拿破侖時代的描述感到好奇，這個時代以法國大革命一個詳細細節(jié)作為序曲開始。司各特是歌德的一位崇拜者，1827年夏天，他親自向歌德宣告，要把自己的作品寄給歌德，歌德的出版商寫了一封親筆信催促，抱有一種好奇的不耐煩，而歌德同時代的文學很少表現(xiàn)出這種好奇的焦躁。11月19日，9卷本的英文原版書終于放到了歌德的寫字臺上，兩天之后，歌德就向文書口授，確定了其書評觀點比較詳細的綱要。在此，我們借這一個特殊情況可以了解歌德的閱讀方法，尤其看到對他自己期待的解釋。（S.238）按照這種模式，他不僅希望作家具有很強的能力、清晰的理解、“豐富的面貌”、認識內(nèi)涵，而且還希望詩藝的成就，“他的方式是，通過虛構的主題使得歷史與真實更接近，并且統(tǒng)一成一個可理解的東西，否則，它就與歷史相去甚遠，并且?guī)缀鯚o法在精神層面表現(xiàn)自己，但是能有把握地向心靈展示自己”。也就是說，通過虛構反映真實！一個今天變得榮耀的觀點，然而，這種觀點恰恰在歷史學科專業(yè)化過程中使這個時期失去了合法地位：長篇小說和歷史應該分開。歌德的詩學在方法上并不要求強制，而是要求展示敘事態(tài)度： 瓦爾特·司各特出生于1771年，也就是說，他的童年恰好在北美戰(zhàn)爭更如火如荼地爆發(fā)的時候。法國大革命爆發(fā)時，他17歲或者18歲。他在這樣的時代以這樣的方式什么沒有經(jīng)歷過呢？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步入50多歲，并且完全足夠近地被世界歷史觸摸，于是他帶著上述各種特征出場亮相，為了公開和我們聊過去的重要事情。 歌德想延續(xù)這種閑聊方式，而且是公開地聊，他也表明了他自己的態(tài)度：“我恰恰在20歲時站到了保利（Paoli）本人面前，而我在60歲時站在拿破侖本人面前，凡是了解這一點的、比我年輕20歲的人都會很容易接受，這一切在我的內(nèi)心里肯定引起了哪些期待�！币簿褪钦f，歌德要求司各特，而且也要求自己用自傳體看待歷史的觀察視角，他在同艾克曼的談話中已經(jīng)發(fā)展了這個觀察視角：“我是通過親身經(jīng)歷才熟悉這段世界歷史的。經(jīng)歷這些漫長的歲月，我接觸了諸多世界事件，或遠或近，我不失時機地思考這段世界歷史，并且以個人的方式整理各種歷史對象，然后形成一種內(nèi)在聯(lián)系�！备璧略谙虬寺谑谧约旱挠^點時已經(jīng)以此為前提：司各特按照他的方式做了同樣的事情，即他也不會否認其英國人的立場。在法國人和德國人針對法國大革命說了五花八門的、充滿矛盾的觀點之后，“聽聽一個英國人，而且是最著名的英國人的觀點，這肯定是很有趣的�！备璧聻榇说贸鼋Y論，他會表達，為的是搞清楚“到底誰在說話，而且在對誰說”。（S.239）從1827年11月到1828年1月，歌德都在閱讀司各特的描述，歌德的日記仔細地記錄了所有的閱讀步驟。歌德還向他的朋友蔡爾特流露他的觀點，他同樣通過卡萊爾（Carlyle）轉達了他對司各特的美好祝愿。沒有無聊的聚會，沒有宮廷慶典，而是事后體驗他自己的人生時代的歷史，這成了歌德在這個冬天每個夜晚的內(nèi)容。歌德于1828年2月20日致信蔡爾特時進行的最后概括非常重要：“夠了，直到現(xiàn)在我才完全清楚明了地而且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地了解到從1789年開始那段漫長的、重要的而且有時困難的時間，在我從意大利旅行歸來之后，革命的夢魘開始讓我感到壓抑。我也可能現(xiàn)在又要忍受回憶這個時期的所有細節(jié)帶來的痛苦，因為我在某種系列中看到了這些細節(jié)。”至理名言把歌德閱讀的司各特的書提升到超越許多其他同時代歷史文學的高度，這些至理名言陪伴著歌德人生的最后歲月，同時代其他歷史文學書包括布里埃內(nèi)（Bourienne）、諾爾文（Norvin）、貢斯當（Constant）寫的書，尤其是在歌德與艾克曼的評論中介紹了這些書。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歌德卻沒有進一步發(fā)展到整理他自己閱讀司各特著作的跡象。為此他于1828年1月28日致信政治領域的老朋友、拿破侖的侍者萊茵哈特時說出了最坦誠的話：“因為他（司各特）完全用弱音器演奏了所有英雄人生的最神奇的人生的大型交響樂，假如我們不愿意接受教益，去了解這些重大事件越過英吉利海峽是如何被看待的，或者了解在英國的人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重大事件，那么，我們就會感到不舒服�！钡牵吘�，“我把這部作品看成一個編織得很好的網(wǎng)，我用這個網(wǎng)有了另一種能力：從忘川沖到岸邊的波浪中重新釣到我自己的人生中默默無聞的魚，而且與之相聯(lián)系的和正在發(fā)展的世界事件，我獲得了更多的興趣”。如此看來，歌德從一開始就預料到的片面的觀點現(xiàn)在卻妨礙干擾了他！拿破侖的人生被用弱音器（consordino）進行演繹，這是多么充滿損害的事情，以至于對他而言，僅僅只能認可那些帶有傾向性的觀點。這樣，后世會覺得自己在這一獨特的事件上遭受了欺騙：歌德詳細地、用回顧的方式解釋了他的皇帝拿破侖及其人生歷史。今天，倘若哪一位不辭辛勞地看一眼司各特的著作，那么，他就會明白，并沒有出現(xiàn)外界所謂的商談。（S.240）司各特的書富有細節(jié)，但并非長篇小說，而是具有更多冷靜清醒的近處觀察所得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中，拿破侖的天賦完全被揉碎了。拿破侖戰(zhàn)爭的速度和幸運完全被記錄下來；但是，他同時記錄下一種無法持久的殘酷統(tǒng)治—這種統(tǒng)治如此毫無王法。在這種有傾向性的立場所提出的問題是英國式的：帝國通過哪些手段可以得到維系。司各特的回答是：肯定不是用暴力和顯而易見的非正義。斯科特對在西班牙尤其對德國的解放運動中那些隨和的民族作出了完全合理的反映。司各特在第18部分的第三章中寫道：“法國篡權的無情暴力結束了不同的小國家，它們的消失使得全國或多或少忍受痛苦的壓迫體制被打破，”“撕碎了不同的民族之間存在的分水嶺”。除此之外，德國的古典文學家歌德與席勒的名字也常常成為關鍵詞，作為受到愛國主義感染、學術方面有為的年輕人出現(xiàn)。假如歌德詳細地研究探討過司各特的作品，那么，他就不會繞過那幕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夜情景。司各特這位英國人完全站在敘事技巧的高度上描繪了擊斃當甘公爵時那個黑夜的情景：在謀殺可憐的波旁王朝親王當甘公爵的那天夜里，霧氣朦朧，人們?yōu)樗诰蚝昧顺ㄩ_的墳墓，人們不得不把一盞燈掛在他的脖子上，以便處決他的執(zhí)行命令的小分隊能夠擊中他。拿破侖派人把當甘公爵從巴登地區(qū)劫持走，然后下令匆忙結束審理程序而后擊斃他，而歌德這一輩子都持這樣的態(tài)度，覺得當甘公爵是一個反對革命的導火索一樣。所以他在1827年7月5日與艾克曼談論了很多關于“當甘公爵及其不謹慎的反革命的行為”。而在司各特的書中他現(xiàn)在可以看到，根本就談不上這一點。事實上相反，拿破侖錯就錯在通過選擇犧牲品來殺一儆百，開展自己的懲罰行動。司各特在這里并不是描述一種犯罪，而是完全在塔列朗的意義上描寫拿破侖這一命令充滿暴力行為特征，這一錯誤極大地損害了拿破侖在全世界的威望。此外，司各特撰寫的關于拿破侖的著作還是一個歷史知識的里程碑，因為它超出了一部傳記的話題范圍，（S.241）還考慮到了與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行為同等重要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發(fā)展、立法和金融、教育事業(yè)以及所有其他內(nèi)部關系。其描述如此平靜、范圍如此廣泛并且充滿細節(jié)—海涅在其書評里無情地批評指責了司各特描述中的慢節(jié)奏—以至于英國的視角幾乎不起決定作用；只有那個偉大的人物毀滅了�；蛟S司各特的著作是一本大型的罪孽記錄簿，歌德在世界末日時派人把這位撒旦叫到上帝的御座前，而僅僅把神圣的三位一體當成個“屁”打發(fā)掉了。這在時間上會吻合，因為歌德激烈的諷刺詩寫于1828年。關于歌德與拿破侖完全個人的關系，這部著作卻只字未提。1828年3月11日，就在歌德看完司各特著作幾周以后，在與艾克曼的談話中，歌德對拿破侖這個了不起的人物進行了最詳細的、眾所周知的談論，當然，這次談論顯然發(fā)生在司各特在書中展開描述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新鮮印象之后。在這次談話中，歌德說出了他著名的、多次被引用的句子，這些句子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皇帝這個人物及其提坦神式的能力上，但歌德很少把燈光打在歷史背景上： 拿破侖真是個家伙！—他總是突然領悟，總是思維清晰，行動果決，他每個小時都具有充沛的精力，能夠將他認為有利的和必要的事情立即付諸實施。他的人生是一個半神，從一場戰(zhàn)役走向另一場戰(zhàn)役、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人生。關于他人們大概可以說，他處于一種不斷頓悟的狀態(tài)中，所以他的命運也是一種熠熠生輝的命運，他以前的詩人并沒有看到這種熠熠生輝的命運，而在他以后的詩人恐怕再也看不到這種熠熠生輝的命運。 艾克曼的草稿以“是的、是的，我的好人”被打發(fā)，而歌德在后來說道，同類人只能被同類人認識，他當然在談論他自己：“你們想干什么！我也沒有第二次出版我的愛情詩歌和我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們總是以青春和聯(lián)盟中的創(chuàng)造性找到那種神圣的頓悟，出類拔萃的事通過這種頓悟產(chǎn)生，拿破侖是自古以來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人之一。是的，是的，我的好人，為了有創(chuàng)造力，人們并非僅僅需要詩歌和戲劇。還需要一種英雄偉大業(yè)績的創(chuàng)造力�！保⊿.242）歌德認為，這是天才的真正特征，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完全不取決于專業(yè)和職業(yè)，此外還完全不受大眾產(chǎn)品的觸及。對一種天才現(xiàn)象學的解釋就這樣展開，一種“恰如其分的身體”也屬于天才現(xiàn)象學。“假如人們聽拿破侖說，他是一個花崗巖打造的人，那么，這尤其是指他的身體。他苛求自己做到一切，并且能夠讓自己過高地期待一切！”歌德以曼佐尼式的跳躍繼續(xù)說：“從敘利亞沙漠灼熱的沙子，到莫斯科大片的雪原，大量的行軍、戰(zhàn)役和夜間露營地（Bivouacs），哪一個不處于核心位置呢！—他不得不克服怎樣的辛勞和體力上的匱乏透支�。∷呱�、營養(yǎng)不良，而且總是處于最高強度的精神活動中！”歌德就這樣在腦子里追憶（Revue）拿破侖畢生的許多內(nèi)容，尤其是拿破侖青年時代的光芒，他吸引天才到自己身邊并且為才華橫溢的人打造自由的人生軌跡的能力。倘若我們尋找同時期與這種視角相似的觀點，那么，人們會毫不遲疑地想到司湯達的長篇小說《紅與黑》，這部長篇小說以完全相似的手法演繹了偉大人物對全社會產(chǎn)生的唯能論的影響力。在1829年4月6日，歌德比較了拿破侖這種統(tǒng)帥人們的天賦和優(yōu)秀導演和劇院領導的能力—我們從1808年10月的情況就了解過這種對比，這種人使人們感到目標明確，使他們在他的麾下會達到他們的目標。歌德在其他的時間節(jié)點上也經(jīng)常談到這種作用，比如在1831年3月21日，歌德又和艾克曼談起了拿破侖在法國年輕人中間引起的“自私自利”，他們不會消停，直到“他們中間又有一位了不起的專制君主站起來，他們在這位專制君主身上看到了他們自己盼望成為的最高的等級”。在1828年3月11日的長篇談話中，艾克曼被歌德火一樣的激情深深打動了：“其稟性的最高貴之處似乎在他的內(nèi)心是活躍的；他說話的聲音以及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的力量如此強大，仿佛他被最好的青春烈焰燒得通紅一樣。”歌德把他的英雄想象成年輕人，他自己也因此而變得年輕了，所以他宣告：“這些男人以及類似的人都是天才的人物，他們有自己的本性；他們的青春期周而復始，而別人僅僅年輕一次�！敝辽僭谶@里我們明白，（S.243）這次談話并未涉及人們后來所稱的“歷史的偉大”；雖然拿破侖也是這樣一位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人物，而且在歌德的眼里，拿破侖還是革命的繼承人，是天才的開拓者，是社會“自私自利”的暴力的妨礙者。但是，他有更重要的意義：他是頓悟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是用花崗巖制成的—而且被魔鬼陪伴著。它們框定了這個奇怪的對話的范圍。開始，艾克曼抱怨自己不舒服，歌德要讓他高興起來，他說出這樣一番話：“人的憂郁消沉和樂天開朗決定其命運！我們有必要讓魔鬼每天用襻帶牽引著我們，并且讓它告訴我們，驅趕我們，總還應該去做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卓越的英才離開了我們，我們疲憊懈怠，并且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本驮谶@個地方出現(xiàn)了感嘆句“拿破侖可真是一個家伙！”更多的對話還在進行，而這次講述又以魔鬼一樣的話結束：“人類肯定會再次被毀滅！—每個出類拔萃的人都有一種特定的天職使命，他有義務履行這個天職使命。假如出類拔萃的人完成了這個使命，那么，承載他的塵世形象就沒有必要了，天意又使他成為別的什么人物。然而，人世間一切都按照自然的方式發(fā)生，所以，魔鬼一次又一次給他使腿絆，直到他最后衰落垮臺。拿破侖和許多其他人都是這種下場。莫扎特36歲時英年早逝，拉斐爾同樣36歲離世，拜倫僅僅比他們稍微年長一些�！焙髞砀璧绿裘�，這些偉大的英雄豪杰—他還把大公爵卡爾·奧古斯特納入這些英雄豪杰的行列中—不僅僅屈從于魔鬼，而且自己就具有魔性，而且具備“天生稟性，生而偉大，還有諸多與生俱來的品格” 。魔性，天生稟性，生而偉大，還有諸多與生俱來的品格！這樣就觸及了歌德理解世界時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在歷史世界的另一面。歷史學家在這一點上站在一個交界處，他僅僅可以越過這個界限向外指，而又不能超越這個界限。他也可以失靈，不用再長篇累牘地調(diào)出《詩與真》第20卷中那些一再被引用的關于魔性的段落。這些段落可能在1813年被構思出來，主要涉及各種矛盾：“魔性并非神圣的，因為魔性似乎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因為魔性沒有理智，并非魔鬼的，因為魔性是樂善好施的，魔性并非天使般的，因為魔性經(jīng)常讓人認識到幸災樂禍�！� 這段話并非是定義“魔性”，而像是一個半含神秘色彩半含自然宗教色彩的迷。（S.244）拿破侖屬于一種不能再按照常理去把握的“果決”的人物形象，歌德在其一生中都常常認為這種果決是有益于健康的；有時他也會認為這種果決具有破壞性。賦予這些人物以優(yōu)勢的自然力量生活在人為想象的世界里，這種人為想象的世界從幽靈世界延伸到泛神論的神之本性，即延伸到星象學。拿破侖的例子恰恰說明應該如何理解《詩與真》中引用的那段話中為什么會突然出現(xiàn)與幽靈相關的事情：當拿破侖打敗仗時，歌德書房里的一幅畫從墻上掉下來，而當他在艾爾巴被驅趕下臺時，歌德那枚戒指上刻的首字母已經(jīng)宣告了他的垮臺衰落，這幾乎就像是查哈里亞斯·維爾納的一部戲劇作品一樣，無論如何這與其說是政治，毋寧說是命運劇。“心魔”，人物的內(nèi)在聲音和本質(zhì)核心，由希臘的女預言家、先知和星象力量事先標示的命運，處于生命力的核心。這種生命力聚焦在更軟弱的、更有感受性的稟性的人身上而達到極致。歌德把自己算成這種更軟弱的、更有感受性的人。面對艾克曼，歌德否認自己具有魔性：“它并不存在于我的天性中，但是我屈從于它。”面對這種半清楚半模糊的玄虛學說，人們需要作出選擇，但人們甚至都無法通過某些假設來判別哪些事是清楚的，哪些事是模糊的。而在文學這門學科上，這種模糊的區(qū)分最好被消除。然而對我們而言，重要的依然是，歌德在此找到了說明他與拿破侖的關系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和最果敢的簡單表達方式。歌德與拿破侖的關系并非政治的—無論歌德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追隨擁護拿破侖皇帝。其實這種關系的建立，其基礎在于，面對一個非凡的人物所具備的稟性及其產(chǎn)生的魔性力量，人們能夠發(fā)揮創(chuàng)造力去感受它。這樣，歌德與拿破侖最終的會見并沒有趕上歷史政治的繁榮，而是命運的偶然，是一種機緣巧合，作為上蒼的禮物出現(xiàn)。歷史學家可以提供的唯一說明是：歌德對魔性提出了決疑論，而且，他基于自己與拿破侖的關系讓人們認識到了什么是個人偉大的概念。這個概念盡管與黑格爾同時提出的“世界歷史的個人”這一構想有某些暗合之處，但二者從根本上還是有區(qū)別的。這些“世界歷史的個人”通過追隨自己的目標也完成了他在這個時代的重要事情，并因而成為“世界精神的引領者”。（S.245）雖然他們的洞見和本能也可能存在非理性的聯(lián)系，但黑格爾談論這些“心靈領袖”“自己的、內(nèi)在精神不可抗拒的威力”主要談論的是他們?nèi)松械牟恍�。最為關鍵的差別在于他們與歷史的關聯(lián)：“這些是偉大的人，但恰恰因為他們想要一種偉大而且不是自負、臆測，而是想要完成正確的、必要的事情”。黑格爾認為，“這種思考方式”也排除從心理學角度的思考，即排除宮廷侍從對有經(jīng)驗之人的看法。拿破侖的歷史任務是，在法國的國家統(tǒng)治階級恢復統(tǒng)一的意志，并且在歐洲傳播自由主義精神，這種自由主義在革命中通過斗爭獲得過。當然，最后，他的勝利是昏厥的，無能為力的，因為他想要強迫各個民族獲得自由。歌德在其生命的盡頭根本不愿意對這種解釋表示茍同，這些解釋無非是皇帝拿破侖在政治上想要什么、做了什么和錯過了什么。通過霸權獲得秩序與和平，這是在政治上打動歌德的地方，此外還有比如知識產(chǎn)權這樣的附帶觀點。這一切都與人類歷史的走向相距甚遠。歌德一生真正的主題恰恰就是個人違背理性的過程。盡管如此，第三位思想家成功地融合了黑格爾和歌德關于歷史的偉大構想，盡管他們的看法在邏輯上截然不同：雅各布·布爾克哈特（JacobBurckhard）。在其關于歷史研究的講座即后來所稱的《世界歷史的思考》（WeltgeschichtlicheBetrachtungen）中寫到的關于個人與普遍性的那個段落中，他完全按照黑格爾的方式開始論述“集中在個人身上的關聯(lián)性運動”；但是，他馬上就開始論述體驗偉大之非理性的觀點。這種對偉大的體驗是一種“神秘”的感覺，更多的根據(jù)一種模糊的感覺被承認，通過許多人的協(xié)商被承認，而不是通過卷宗中的評價被認可。這“就是個人人格魅力的全部”，這種個人人格魅力在我們看來很偉大，并且超越各個民族和諸多世紀、具有魔力般地對我們產(chǎn)生后續(xù)的影響。布爾克哈特與歌德一樣，不僅把歷史的行為人而且還把藝術家納入思考范疇，他談論獨一無二性和不可替代性，談論心靈的強大，談論無法被欺騙迷惑的現(xiàn)實意識，他還談論意志力量，“這種意志力量在自己周圍傳播具有魔力的強制思想，并且把權力和統(tǒng)治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吸引到自己身邊，并且讓它們聽命于自己”。（S.246）并不喜歡拿破侖的布爾克哈特—他稱拿破侖“在人格上沒有原則”—卻情不自禁地根據(jù)拿破侖這位皇帝的輪廓勾勒出偉大這個概念，并且在此遵循他在主人公方面的欽佩者黑格爾和歌德。這樣，歌德就遺留了一篇關于歷史美學提坦主義的重要文章，這種提坦主義自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德國占統(tǒng)治地位，并且成為一種治療手段，針對尼采診斷的無所不知和讓一切發(fā)揮作用的“歷史疾病”的。在結尾糾纏不休的問題是：《浮士德》中隱藏著多少個拿破侖？歌德本人在這里留下了一個痕跡，當他于1815年夏天重新開始創(chuàng)作《浮士德》第二部之前，他按照女巫預言的方式對布瓦薩雷說：“《浮士德》讓我思考過拿破侖�！� 我們可以把與此相聯(lián)系的句子—“自身擁有威力并且如此聲稱的人做出了最艱難的和最偉大的事情”—與那種毫無止境的欲望關聯(lián)起來，1816年，歌德在《厄皮墨尼得斯的蘇醒》之前的八行體詩中稱這種無止境的欲望才是拿破侖覆滅的原因�！陡∈康隆方Y尾向貧瘠的、破壞性的海洋擴大疆土這個情節(jié)發(fā)生在世界歷史中海洋與陸地這兩個對立概念的領域中，這個范疇早在1807年就已經(jīng)在布赫霍爾茨附近給歌德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承載了1812年寫給皇后瑪麗—露易絲的詩歌最重要的詩節(jié)�！爸挥泻Ｑ蠛完懙赜衅浞至俊�，這談論了拿破侖的世界觀： 假如才從那個人手里奪得海岸，使得自負的波浪在此碰壁，那么，通過明智的結論，通過權力結構，陸地進入它的權力中。 在《浮士德》第二部第四幕中，浮士德表達了自己的最后打算： 把洶涌的海浪從岸邊趕走，逼海水遠遠地向自己的深處回流，使?jié)竦氐貛У娜ψ涌s小。（FaustII，V.10229ff.） 如果說，歌德在1812年寫的獻給皇后瑪麗—露易絲的八行體詩中談論陸地的“權利”，那么，在《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開頭，菲勒蒙（Philemon）的嘴里說出了相似的話： 聰明的主人；悍勇的仆人，挖掘溝塹，筑起堤壩，限制了海洋的權利，取而代之地成為海洋的主人。（FaustII，V.11091ff.） 不久之后，魔鬼梅菲斯特在評價向前推進的殖民工程時聲稱，海岸和海洋已經(jīng)和解（FaustII，V.11222）。面對沒有止境的權力爭奪和財產(chǎn)爭奪，浮士德無法忍受菲勒蒙和包喀斯（Baucis）夫婦竟可以在海灘沙丘上的田園風光中生存下來： 那幾棵樹，并不屬于我，（S.247）卻破壞了我對世界的占有。（FaustII，V.11241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