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俄國19世紀最偉大的漢學家——尼吉塔雅可夫列維奇比丘林。他的作品照亮了俄國人認識中國歷史的黑暗局面，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時代。于是，他被永遠地看作為俄國漢學的奠基人，是永遠的“俄國第一位大漢學家”。他永遠不會被忘記，他是一個身著東正教服但熱愛中國文化的楚瓦什人。本書將以凝練的文字敘述比丘林充滿淡淡哀愁而又豐富燦爛的一生。
作者簡介：
李偉麗，女，1974年生，漢族，籍貫河南濮陽。2006年7月獲北京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博士學位。2007年1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為楚瓦什民族歷史，中俄關系史。
目錄：
第一章伏爾加河畔走出的楚瓦什天才第一節(jié)伏爾加河畔的青春第二節(jié)遠方的機遇，一波三折第三節(jié)東正教傳教團團長第二章東方的遠行第一節(jié)俄國人的中國觀與俄羅斯?jié)h學萌芽第二節(jié)和先生比丘林的學術研究第三節(jié)尷尬的傳教與窘迫的歸國第三章將漢學帶回俄羅斯第一節(jié)身陷囹圄第二節(jié)往來無白丁第三節(jié)執(zhí)教恰克圖第四章老驥伏櫪第一節(jié)碩果累累的暮年第二節(jié)凄涼的晚景第三節(jié)未了的心愿，永遠的懷念第五章豐厚的遺產第一節(jié)寫作的基礎第二節(jié)語法和詞典第三節(jié)關于青藏的譯著及研究第四節(jié)關于蒙古史的著作和研究第五節(jié)關于西域民族史的翻譯和研究第六節(jié)關于中國通史和文化的著作
與比丘林個人豐富而成績卓著的學術活動相比，他所領導的第九屆傳教團的教務工作就顯得薄弱了很多，以至于為自己帶來了牢獄之災。這一屆傳教團成員除了比丘林，還包括一名監(jiān)督官謝苗佩爾武申；一名畫家休金；三名修士司祭，阿爾卡季、謝拉菲姆、涅克塔里；兩名執(zhí)事，瓦西里亞菲茨基、康斯坦丁帕利莫夫斯基；四名學生，馬爾蓋爾拉夫羅夫斯基、葉弗格拉夫格羅莫夫、米哈伊爾西帕科夫、列夫濟馬依洛夫。除了比丘林是懷著一種對科學的渴望和追求來到中國，其他每個人都一如歷屆傳教團成員，執(zhí)行命令，被迫而來。語言不通，還抗拒語言學習，造成的后果是不適應北京生活、思念家鄉(xiāng)、孤獨寂寞，從而產生了太多太多的問題。修士司祭阿爾卡季和謝拉菲姆性情乖張，固執(zhí)、粗暴、桀驁不馴；修士司祭涅克塔里則患了嚴重的心理疾病，最后精神崩潰而痛苦地自殺；兩位學生馬爾蓋爾拉夫羅斯基和葉夫格拉夫格羅莫夫“品行惡劣”，以至于正教院準備將他們召回俄國，但最終還是因酗酒而葬身于北京；執(zhí)事康斯坦丁帕利莫夫斯基竟然敢從奉獻節(jié)修道院和教堂偷走很多圣品，送到當鋪換成白銀自己揮霍，甚至把偷出去的助祭祭服上系有十字架的圣帶送給妓女當了腰帶。面對下屬如此不可饒恕的錯誤，比丘林曾經給他們“捆綁三天，不給吃飯”的懲罰，然而懲罰是毫無用處的。如此的懲罰不但絲毫沒有改善教團的紀律，反正激化了他們更為嚴重的對立情緒。不只是作為團長的比丘林對他們忍無可忍，就連中國方面也已經不滿這些東正教徒的一些不堪行為，以致理藩院多次致函伊爾庫茨克省長Н.И.特列斯金，抱怨這些駐北京的東正教傳教士“懶惰、酗酒、淫蕩”。除了對犯錯者以嚴厲的懲罰，比丘林給予他的下屬更多的還是關心和教導。他曾為馬爾蓋爾拉夫羅斯基和葉夫格拉夫格羅莫夫兩位學生向正教院求過情，并得到了諒解和寬恕。不幸的是這兩位學生都最終酗酒而死。四名學生已經死去一半，作為團長的比丘林，對此深感悲痛卻又無奈。剩下的兩名學生，米哈依爾西帕科夫和列夫濟馬依洛夫則比較幸運，他們得到了比丘林的關心和愛護。為了讓他們日后成為有益于祖國的人，比丘林對他們悉心栽培。令人欣慰的是他們最后都掌握了漢語和蒙語，回國后在外交部亞洲司任職翻譯。愛偷東西的執(zhí)事康斯坦丁帕利莫夫斯基，后來被勒令回國。他回國之后極力損壞比丘林的名聲，總是添油加醋地渲染事實，甚至捏造說比丘林經常出入戲院及青樓，酗酒成性，不參加禮拜活動，還曾對一個車夫進行毒打，曾對被拒絕索要女兒的老太太進行毆打，而這個老太太在被打的第三天就死掉了。盡管比丘林在呈給俄羅斯外交部和正教院的報告里經常請求上級寬恕有過失的教士和學生，但是在這位已經回國的帕利莫夫斯基的大肆渲染下，還留在北京的比丘林就已經在外交部和正教院臭名昭著，使得眾人頭腦中產生了一個卑劣的比丘林形象。同時代研究者米羅特沃爾采夫對比丘林充滿了同情，他說：“亞金夫神父的助手都是些性格暴躁、醉生夢死的人，往往迫使忍無可忍的上司對他們采取過激措施，而這又成為上司與下屬之間不斷產生隔閡與敵意的原因，最終導致下屬對比丘林的控訴與告發(fā)。”北京生活的前三年里，教團的日子還算好過，每逢禮拜日和節(jié)日教堂都會安排祈禱儀式，在經費尚可的情況下各項事務和管理工作都能順利進行。然而這種順利沒能維持多久。1812年俄法戰(zhàn)爭前夕，沙皇政府忙于應付日益尖銳的俄法矛盾，早已忘卻遠在中國還有自己的一個東正教團，還有一群等待銀兩來飽腹的東正教傳教士。所以自1811年起，沙皇政府就忘記了向遠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第九屆傳教團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饑寒交迫又思鄉(xiāng)的傳教士們成了真正的棄兒。在極為窘迫的條件下，為了維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為了不讓北京的俄羅斯墓地增加新的成員，作為團長的比丘林不得不變賣教會的房屋和土地，典當教堂的一些用品。然而這一行為后來成為正教院指控他的重要罪證之一。但是殘酷的是，即便是教會的財產被變賣，即便是加上中國政府發(fā)給的錢糧補貼，教團仍然處于貧困之中。教堂鐘樓被毀了，屋頂和墻壁脫落了，然而沒有相應的資金來修復；修士們的教服破爛不堪了，但是盼不來祖國送來的新教服，中式長袍不得不成為替代品；教士們生病了，卻沒有多余的銀兩來買中草藥，健康和生命也只能交給上帝了。于是，圣母安息教堂的鐘聲慢慢地銷聲匿跡了，奉獻節(jié)教堂也越來越難以看到東正教徒的身影了。北館和南館的宗教活動就這樣漸漸地、無可奈何地停止了：不只是向中國人傳教成為不現(xiàn)實的奢望，就連北京的阿爾巴津人后代，連教團自己的成員都懶得邁向教堂一步了。擺在大家面前的是經濟的困境、氣候的不適、病痛的折磨、無盡的鄉(xiāng)愁、揮不去的絕望。于是團長自己都對上帝絕望了。自1813至1820年八年的時間里，比丘林領導的第九屆傳教團共有二十個俄國人后裔和八個中國人受洗，而參加八年八個基督教復活節(jié)的人數(shù)加起來一共才二十八人。復活節(jié)一般持續(xù)一周時間，教徒都要在教堂里舉行非常隆重的活動，然而即使是在基督教最重要的節(jié)日復活節(jié)，比丘林也經常不到教堂主持圣事，即便在教堂出現(xiàn)，也僅僅是第一天，然后就沒有了蹤影。在1822年5月29日于圣彼得堡宗教所的問訊中，修士司祭阿爾卡季證明，“修士司祭涅克塔里離開北京后，修士大司祭亞金夫就再也沒有去過教堂做事奉圣禮”，他只是“派阿爾卡季和謝拉菲姆輪流到教堂做禮拜，做祈禱”，而且“修士大司祭再也沒有參加過授圣餐儀式”。面對如此窘迫而尷尬的局面，比丘林不得不放棄整頓教務的計劃，轉而將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學術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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