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無大有周恩來
作者：梁衡
——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年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年，他離開我們也已經(jīng)22年。作為在這個世界上走了一遭的偉人，他幾乎沒有留下什么有形的東西，但是他的身影卻時時在我們身邊，至今，許多人仍是一提總理雙淚流，一談國事就念總理。陸放翁詩：“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是什么辦法化作總理身千億，人人面前有總理呢？難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靈魂的永恒？偉人之魂竟是可以這樣地充盈天地，浸潤萬物嗎？就像老僧悟禪， 就如朱子格物，自從1976年1月國喪以來，我就常窮思默想這個費解的難題。20多年了，終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個理：總理這時時處處的“有”，原來是因為他那許許多多的“無”，那些最不該，最讓人想不到、受不了的“無”啊。
總理的驚人之無有六。
總理的一無是死不留灰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云變幻的日子，林彪集團剛被粉碎，江青“四人幫”集團正自鳴得意，中國上空烏云壓城，百姓肚里愁腸千結(jié)。1976年新年剛過，一個寒冷的早晨突然廣播里傳出了哀樂。人們噙著淚水，對著電視一遍遍地看著那個簡陋的遺體告別儀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現(xiàn)了，她居然不脫帽鞠躬，許多電視機旁都發(fā)出了怒吼：江青脫掉帽子！過了幾天，報上又公布了八寶山火化，并且根據(jù)總理遺囑不留骨灰。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是江青這個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陰謀。直到多少年后，我們才清楚， 這確實是總理遺愿。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jié)束后，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后不留骨灰�；胰氪蟮�，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nóng)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眨苍S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但人們還是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多少年后還是有人提問，難道總理的骨灰就真的一點也沒有留下嗎？中國人和世界上大多數(shù)民族都習慣修墓土葬，這對生者來說，以備不時之念，對死者來說則希望還能長留人間。千百年來越有權(quán)的人就越下力氣去做這件事。許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寢，中國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還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過。共產(chǎn)黨是無神論，又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當然不會為自己的身后事去費許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澤東就帶頭簽名火葬，以節(jié)約耕地，但徹底如周恩來這樣連骨灰都不留卻還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寶山上，還不就是存灰為記嗎？歷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無尸人們也要為他修一個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會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鏡，一支鋼筆。紀念死者總得有個念物，有個引子啊。
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哀思寄何處？中外文學史上有許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憑吊之作，有許多還發(fā)揮出熾熱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韓愈為柳宗元寫的墓志痛呼：“士窮乃見節(jié)義”，如杜甫在諸葛亮祠中所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張博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扼腕墓道，發(fā)其志士之悲”簡直就是一篇正義對邪惡的宣言。就是空前偉大如馬克思這樣的人，死后也有一塊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說也選入馬恩文選，成了國際共運的重要文獻。馬克思的形象也因這篇文章更加輝煌。為偉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中國百姓的習慣，你看明山秀水間，市井鄉(xiāng)村里，還有那些州縣府志的字里行間，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廟、祠、銘、志。于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見“四人幫”猖狂，政局反復，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說是總理節(jié)儉，不愿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干凈。生時鞠躬盡瘁，死后不留麻煩。他是一個只講奉獻，獻完轉(zhuǎn)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chǎn)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現(xiàn)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尷尬。果然，地球上第一個為周恩來修紀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第一個紀念館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鄉(xiāng)。日本的紀念碑是一塊天然的石頭，上面刻著他留學日本時的那首《雨中嵐山》。1994年我去日本時曾專門到櫻花叢中去尋找過這塊詩碑。我雙手撫石，西望長安，不覺淚水漣漣。一個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個為民族留下了一個共和國的總理，卻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下，這強烈的反差，讓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墜落千丈似地空茫。
總理的二無是生而無后
中國人習慣續(xù)家譜，重出身，愛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劉備明明是個編席賣履的小販，卻攀了個皇族之后，被尊為皇叔，諸葛亮和關、張、趙、馬、黃等一批文武，就捧著這塊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無后，還是個人和家族的事。名人無后卻成了國人的遺憾。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為大。雖然后人不能盡續(xù)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人們尊其后，說到底還是尊其人。這是一種紀念，一種傳揚，要不怎么不去找出個秦檜的幾世孫呢？清朝乾隆年間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過岳墳，不由感嘆道：“人從宋后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可見前人與后人還是大有關系，名人之后更是關系重大。對越是功高德重為民族作出犧牲的逝者，人們就越尊重他們的后代，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對他們的感激，贖回生者的遺憾�？偫聿⒉幻撍�，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zhàn)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xiāng)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xù)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qū)經(jīng)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yǎng)。他常說：不這樣我怎么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zhí)�、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子女送到蘇聯(lián)好生教育、看護，并親自到蘇聯(lián)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xié)議：這批子弟在蘇聯(lián)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lián)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zhàn)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21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xié)議�？偫砗蔚瓤嘈模且獮榱沂看婀吕m(xù)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后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啊。1976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jīng)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后，這怎么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斗爭和戰(zhàn)爭奪去了鄧穎超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后又摧殘了她的健康。但是以總理之權(quán)、之位、之才和一個傾倒多少女性的風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傳宗接代呢？這在解放初黨的中高級干部中不乏其人。但總理沒有，他以傾國之權(quán)而堅守平民之德。后來有一個厚臉皮的女人寫過一本書，稱她自己就是總理的私生女，這當然經(jīng)不起檔案資料的核驗。一陣嘩然之后，如風吹黃葉落，復又秋陽紅。但人們在憤怒之余心里仍然隱隱存著一絲的惆悵，中國人的傳統(tǒng)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總理這樣的偉人該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運綿長的啊。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這怎么能不在國人心中鑿下一個空洞呢？
總理的三無是官而不顯
千百年來，官和權(quán)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nèi)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一次他出國訪問，內(nèi)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的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后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只特殊的箱子，這專用箱里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nèi)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偫硪蝗氤蔷驮谥心虾Ｎ骰◤d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是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準維修。終于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fā)現(xiàn)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臺，要求將房內(nèi)的舊家具（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fā)現(xiàn)，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并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貼，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偫韽男‰S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盡量不驚動地方。一國總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財，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辦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里，做官就是顯耀。你看，封建社會的官帽，不是烏紗便是紅頂，官員的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回避，不就是要一個“顯”字。古人一考上進士，就要嗚鑼報喜，一考上狀元就要騎馬披紅走街，一當上官就要回鄉(xiāng)到父老面前轉(zhuǎn)一圈，所謂衣錦還鄉(xiāng)，就為的是顯一顯。劉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鄉(xiāng)顯示過一回，元散曲中專有一篇著名的《高祖還鄉(xiāng)》挖苦此事。你看那排揚：“紅漆了銀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大人物，拿著些不曾見的器仗，穿著些大作怪的衣服�！蔽鲿x時有個石崇官做到了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斗富。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皰膳窮水陸之珍”，招待客人，以錦圍步樟五十里，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嘆不如�，F(xiàn)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一次一位縣級小官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后面竄上一小童，雙手托舉一張名片。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秘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剛說幾句話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窮鄉(xiāng)僻壤報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為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里只有說不出的苦和酸。想總理有權(quán)不私，有名不顯，權(quán)傾一國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反差隨著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不安和不忍了。
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xiāng)黨等小黨。毛澤東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nèi)有派。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jié)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quán)、求榮、求利的工具。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孫、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jié)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quán)這個執(zhí)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jié)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產(chǎn)黨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shù)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但是當身處要位甚至領袖之位，權(quán)握一國之財，而要私無一點，利無一分，卻是最難最難的。權(quán)用于私，權(quán)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無私的戰(zhàn)士易，做無私的官難，做無私的大官更難。像總理這樣軍政大權(quán)在握的人，權(quán)力的砝碼已經(jīng)可以使他左偏則個人為黨所用，右偏則黨為個人所私，或可為黨員，或可為黨閥了。王明、張國燾不都是這樣嗎？而總理的可貴正在黨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癥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癥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他。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合，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jīng)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jīng)費，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內(nèi)務部，他指示職務要安排得盡量低些，因為他是我弟弟。后恩壽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辦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三部長執(zhí)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文革”中總理盡全力保護救助干部。一次范長江的夫人沈譜（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之女）找到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總理轉(zhuǎn)交一封信，救救長江。周秉德是沈鈞儒長孫兒媳，沈譜是她丈夫的親姑姑。范長江是我黨新聞事業(yè)的開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總理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以這樣深的背景，周秉德卻不敢接這封信，因為總理有一條家規(guī)：任何家人不得參與公事。
如果說總理要借在黨的力量謀大私，鬧獨立，鬧分裂，篡權(quán)的話，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機會，最好的條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nèi)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50年來他是黨內(nèi)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第一次是紅軍長征時，這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quán)，不給權(quán)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tǒng)一，得以順利北進，扎根陜北。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1957年底，冒進情緒明顯抬頭，周恩來、劉少奇、陳云等提出反冒進。后來周恩來立即站出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幾乎逢會就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住黨的團結(jié)，保住一批如陳云、劉少奇等有正確經(jīng)濟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為黨渡危機。而他在修訂規(guī)劃時，又小心地堅持原則，實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將“十五年趕上英國”，改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nèi)實現(xiàn)全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nèi)”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后，經(jīng)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jīng)濟還得靠恩來、陳云，多虧恩來給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騙取了毛主席信任。這時作為二把手的周恩來再次讓出了自己的位置。他這個當年黃埔軍校的主任，須向他當年的學生，現(xiàn)在的副統(tǒng)帥請示匯報。果然，“九大”之后只有兩年多，林彪自我爆炸，總理連夜坐鎮(zhèn)大會堂，彈指一揮，將其余黨一網(wǎng)打盡，為國為黨再定乾坤。讓也總理，爭也總理，一屈一伸又彌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總理威信已到絕高之境，但“四人幫”的篡權(quán)陰謀也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這時已經(jīng)不是拯救黨的分裂，而是拯救黨的危亡了。總理自知身染絕癥，一病難起，于是他在抓緊尋找接班人，尋找可以接替他與“四人幫”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鄧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顧危病在身飛到韶山與毛澤東商量鄧小平的任職。小平一出山，雙方就展開拉鋸戰(zhàn)，這時總理躺在醫(yī)院里，就像諸葛亮當年臥病軍帳之中，仍側(cè)耳靜聽著帳外的金戈鐵馬聲。“四人幫”惟一忌憚的就是周恩來還在世。這時主席病重，全黨的安危系周恩來于一身，他生命延緩一分鐘，黨的統(tǒng)一就能維持一分鐘。現(xiàn)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沒有了彈藥的戰(zhàn)士，只能以重病之軀撲上去堵槍眼了。癌癥折磨得他消瘦，發(fā)燒，常處在如針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來連大劑量的鎮(zhèn)痛、麻醉藥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著，他知道多堅持一分鐘，黨的希望就多一分。因為人民正在覺醒，葉帥他們正在組織反擊。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1976年1月8日。這時消息還未正式公布，但群眾一看醫(yī)院內(nèi)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y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zhuǎn)身就走，邊走邊哭，終于放聲大哭起來。九個月后，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偫碓谒篮笥忠淮尉攘它h。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 ， 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領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爸芄虏�，天下歸心”。他只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么能不天下歸心呢？
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zhàn)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爭、國統(tǒng)區(qū)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經(jīng)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nèi)之最。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yī)院的，而據(jù)資料統(tǒng)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 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xù)24小時有5天。 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nèi)。而從3月中旬至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qū)，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quán)。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遠走蘇聯(lián)。醫(y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 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nèi)，只短住了6個月。最后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 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這個時局，卻在蘇聯(lián)從1938年住到了1 941年。文化革命中，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紅衛(wèi)兵要揪斗陳毅，周恩來苦苦說服無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會堂門口，看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時國家已經(jīng)癱瘓，全國人除少數(shù)造**派大多數(shù)都成了逍遙派，就只剩下周恩來這樣的苦撐派，他像扛著城門的力士，放不下，走不開。每天無休止地接見，無休止地調(diào)解。飯都來不及吃，服務員只好在茶杯里調(diào)一點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層層地被打倒。他周圍的戰(zhàn)友，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已被打倒一大片，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個。他連這種“休息”的機會也得不到啊。全國到處點火，留一個周恩來東奔西跑去救火，這真是命運的悲劇。他坦然一笑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廈將傾，只留下一根大柱。這柱子已經(jīng)被壓得吱吱響，已經(jīng)出現(xiàn)裂紋，但他還是咬牙苦撐，由于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wěn)定時局，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他能夠負起那讓常人看來，無論如何也負不動的委曲。
總理的六無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總理已經(jīng)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上Э偫韺⑷ブ畷r正是中央領導核心中魚龍混雜，忠奸共處的混亂之際。好侫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問卻又暗藏殺機。這時忠節(jié)老臣中還沒有被打倒的只有葉劍英了。葉帥與總理自黃埔時期起便患難與共， 又共同經(jīng)歷過黨史上許多是非曲折。 眼見總理已是一日三厥，氣若游絲，而“四人幫”又趁危亂國，葉帥心亂如麻，老淚縱橫。一日他取來一疊白紙，對病房值班人員說，總理一生顧全大局，嚴守機密，肚子里裝著很多東西，死前肯定有話要說。你們要隨時記下。但總理去世后，值班人員交到葉帥手里的仍然是一疊白紙。
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匯報時，在對“四人幫”斗爭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xiàn)在并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偫磙k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wèi)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里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quán)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里話而寫�？偫砟贻p時還有詩作，現(xiàn)在東瀛島的詩碑上就刻著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嵐山》。皖南事變驟起，他憤怒地以詩懲敵“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钡夥藕螅斯膱蟾�，卻很少有詩。當真他的內(nèi)心情感之門關閉了嗎？沒有。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余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復改。但寫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臨終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話》將一個真實的我剖析得淋漓盡致，然后昂然就義，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種崇高。周恩來在臨終前只留下一疊白紙。“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就無我，我復何言哉？”不必再說，又是一種崇高。
周恩來的六個“大無”，說到底是一個無私。公私之分古來有之，但真正的大公無私自共產(chǎn)黨始。1998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周年，也是劃時代的《共產(chǎn)黨宣言》發(fā)表150周年。 是這個宣言公開提出要消滅私有制，要求每個黨員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我敢大膽說一句，150年來，實踐《宣言》精神，將公私關系處理得這樣徹底、完美，達到如此絕妙之境者，當數(shù)周恩來。因為即使如馬恩、列寧也沒有他這樣長期處于手握黨權(quán)、政權(quán)的誘惑和身處各種矛盾的煎熬�？偫碓谒γ撟晕�，真正實現(xiàn)“大無”的同時卻得到了別人沒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種傾城傾國，傾倒聯(lián)合國的風貌，特別是他的大愛大德。
他愛心博大，覆蓋國家、人民及整個世界。你看他大至處理國際關系，小至處理人際關系，無不充滿濃濃的，厚厚的愛心。美帝國主義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chǎn)黨曾是積怨如山的，但是戰(zhàn)爭結(jié)束后，1954年周恩來第一次與美國代表團在日內(nèi)瓦見面時就發(fā)出友好的表示，雖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來還是滿臉的寬厚與自信，就是這種寬厚與自信，終于吸引尼克松在我們立國21年后，橫跨太平洋到中國來與周恩來握手。國共兩黨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蔣介石曾以巨額大洋懸賞要周恩來的頭。但是當“西安事變”，蔣介石己成階下囚，國人皆曰可殺，連曾經(jīng)向蔣介石右傾過的陳獨秀都高興地連呼打酒來，蔣介石必死無疑。但是周恩來只帶了十個人，進到刀槍如林的西安城去與蔣介石握手。周恩來長期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南京，在北平，到最后。這些敵方代表竟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團長張治中說別人可以留下，從手續(xù)上講他應回去復命。周卻堅決挽留，說“西安事變”已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張學良），這次不能重演悲劇，并立即通過地下黨將張的家屬也接到了北平。他的愛心征服了多少人，溫暖了多少人，甚至連敵人也不得不嘆服。宋美齡連問蔣介石，為什么我們就沒有這樣的人。美方與他長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當初不該去扶植蔣介石。至于他對人們的愛，革命隊伍內(nèi)同志的愛，更是如雨潤田，如土載物般地渾厚深沉。曾任黨的總書記犯左傾路線錯誤的博古，可說是經(jīng)周恩來親手“顛覆”下臺的，但后來他們相處得很好，在重慶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說：“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這話移來評價周恩來最合適不過。當周恩來去世時，無論東方西方同聲悲泣，整個地球都載不動這許多遺憾許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黨，再造了共和國，并且將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tǒng)的仁義忠信糅合成一種新的美德，為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澤東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周恩來則是黨和國家的養(yǎng)護人。他硬是讓各方面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著黨和共和國這架機器，維持著它的正常運行。50年來他親手托起黨的兩任領袖，又拯救過共和國的三次危機。遵義會議他扶起了毛澤東，“文革”后期他托出鄧小平。作為兩代領袖，毛鄧之功彪炳史冊，而周恩來卻靜靜地化作了那六個“無”。建國后他首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國家復蘇；二治大躍進災難，國又中興；三抗林彪江青集團，鏟除妖孽。而他在舉國狂慶的前夜卻先悄悄地走了，走時連一點骨灰也沒有留。
周恩來為什么這樣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這“六無”，“六有”在人們心中撞擊、翻攪和掀動著大起大落、大跌大蕩的波浪。他的博愛與大德拯救、溫暖和護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來，愛民之君受人愛。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斷1500年。陳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勝昭烈（劉備）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遺愛。”遺愛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處尚投桃報李，有恩必報，而一個偉人再造了國家，復興了民族，澤潤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輕易地淡忘了他呢？魯迅說，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給人看。是命運從總理身上一條條地撕去許多本該屬于他的東西，同時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腸。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這遺憾又加倍轉(zhuǎn)化為深深的思念，22年漸漸過去了，思念又轉(zhuǎn)化為人們更深的思考，于是總理的人格力量在濃縮，在定格，在突現(xiàn)。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時空的。不獨總理，所有歷史上的偉人，中園的司馬遷、文天祥，外國的馬克思、列寧，我們又何曾見過呢？愛因斯坦先生將一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一個哲學結(jié)論：當速度等于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zhì)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么，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栽偬岢鲆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穹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
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周恩來還會伴我們到永遠。
附
文為通而寫
近年來我寫了幾篇記述偉人的文章，引來多種報刊的轉(zhuǎn)載，有的篇目還很快被選入高中課本。不少讀者和報刊希望談點體會。
其實我原來決無一定要搞這類創(chuàng)作的打算，只是在工作實踐中，在過去讀經(jīng)典著作時認識了這些偉人，而在目前的改革實踐中，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沖突中又感到要重新認識他們，于是就拿起思考的筆。這其實就是幾篇讀書筆記，幾乎每篇都可以從日記本中找到原始的片段。古人論文，“不平則鳴”，中醫(yī)論病，“不通則痛”。這幾年社會上，包括我自己，確實常常有對傳統(tǒng)的“不通”之惑，于是就有痛苦的求通的思考。文為通而寫，打通作者之思，打通讀者之思。文章寫作的過程就是一個由不平到平，由不通到通的過程。這是情與理的梳理。偉人在社會上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已經(jīng)很大很大了，但這主要是靠他們的偉業(yè)理論，靠政治影響。人們接受的是他們的結(jié)果，是被舍棄了過程之后的結(jié)果，所以往往敬而遠之。在許多地方他們與讀者并沒有通。文學就是要把這個擴大了的距離再拉回來，就是要把這結(jié)果之前的過程提示出來，就是要有血有肉，溝通情理，讓讀者可親可信。所以我不想再重復那些結(jié)果而是努力“順瓜摸藤”，去找到那些碧綠的葉片和芬芳的花朵，讓讀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果之前的樣子。在這個創(chuàng)作思想的指導下，我找到了雀秋白同志的故居，特別是門前的那條已成過去的“覓渡”河，找到了鄧小平同志落難江西時勞動的工廠，找到了毛澤東寫《論持久戰(zhàn)》的延安窯洞，找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指揮了戰(zhàn)略大決戰(zhàn)的最后一個農(nóng)村戰(zhàn)略指揮部——西柏坡，還有召開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的那間舊伙房；甚至遠渡重洋，在日本找到了周總理游歷過的嵐山和嵐山詩碑，在德國西部找到了馬克思出生的房子。諱人的思想、業(yè)績是一棵大樹，我要找的是這樹的生長點，是它的年輪。我努力在那個曾冒出新的思想生命的生長點上做文章，希望能給讀者啟示出一個過程，開通一個新的思路。偉人是個舊題目，舊題最難作，這是因為它的許多方面都已為人打通，明白如話，分毫畢現(xiàn)，讀者已無惑可釋，無知可求。但無中求有，便是大有，便是新路，會別有一番驚喜。
覓渡，覓渡，渡河處？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紀念館我已經(jīng)去過三次。從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舊的房舍，我就想寫篇文章。但是六個年頭過去了，還是沒有寫出。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去年我第三次訪秋白故居時正值他犧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籌備關于他的討論會。他就義時才36歲，可人們已經(jīng)紀念了他60年。而且還會永遠紀念下去，是因為他當過黨的領袖？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他的才氣？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我第一次到紀念館是1990年。紀念館本是一月瞿家的舊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條河，叫覓渡河。一聽這名字我就心中一驚，覓渡，覓渡，渡在何處？瞿秋白是以職業(yè)革命家自許的，但從這個渡口出發(fā)并沒有讓他走出一條路�！鞍似邥h”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書生之肩，挑起了統(tǒng)帥全黨的重擔，發(fā)出武裝斗爭的吼聲。但是他隨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來在長征時又借口他有病，不帶他北上。而比他年紀大身體弱的徐特立、謝覺哉等都安然到達陜北，活到了建國。他其實不是被國民黨殺的，是為“左”傾路線所殺。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讓敵人的屠刀來砍，而他先是仔細地獨白，然后就去從容就義。
如果秋白是一個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聲：“你朝爺爺砍吧，20年后又是一條好漢�！币苍S人們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個書生啊，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氣但又有幾分蒼白的面容。他一開始就不是舞槍弄刀的人。他在黃埔軍校講課，在上海大學講課，他的才華熠熠閃光，聽課的人擠滿禮堂，爬上窗臺，甚至連學校的老師也擠進來聽。后來成為大作家的丁玲，這時也在臺下瞪著一雙稚氣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樣折服了一代人。后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鋒，當時準備結(jié)婚，想求秋白刻一對印，秋白開的潤格是50元。鄭付不起轉(zhuǎn)而求茅盾�；槎Y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50，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上胨敃r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擠離開黨的領導崗位之后， 轉(zhuǎn)而為文，短短幾年他的著譯竟有500萬字。魯迅與他之間的敬重和友誼，就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地完美。秋白夫婦到上海住魯迅家中，魯迅和許廣平睡地板，而將床鋪讓給他們。秋白被捕后魯迅立即組織營救，他就義后魯迅又親自為他編文集，裝幀和用料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秋白與魯迅、茅盾、鄭振鐸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齊肩至頂?shù)陌�，他應該知道自己身軀內(nèi)所含的文化價值，應該到書齋里去實現(xiàn)這個價值。但是他沒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黨瀕于滅頂，他振臂一呼，躍向黑暗。只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數(shù)一數(shù)二了，他曾發(fā)宏愿，要將俄國文學名著介紹到中國來，他犧牲后魯迅感嘆說，本來《死魂靈》由秋白來譯是最合適的。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時代的有一個人叫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zhàn)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還是一直弄他的純文學，后來確實也成就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F(xiàn)在，當我們很大度地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如果他不這樣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來養(yǎng)柴，在文壇上他也會成為一個、甚至十個梁實秋。但是他沒有。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么歷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產(chǎn)黨總書記的向忠發(fā)、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干，還可以舉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了一場泰山崩于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并不明他的身分，他自稱是一名醫(y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jiān)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y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分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于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zhì)。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quán)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謙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zhí)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并派軍醫(y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后，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墻，惟求一死。魯迅受一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毛澤東贊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糧。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里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著寫了一篇《多余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余。我們看他短短的一生斗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nèi)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斗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jiān)獄中從容斗敵，最后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么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渺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于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jié)論，他在這里卻非要說一說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他將生命看得很淡�，F(xiàn)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斗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仟的抉擇中受著煎熬。他說以后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后人。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里鉆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jīng)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余的話》里還囑咐死后請解剖他的尸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nèi)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zhí)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yè)，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nèi)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自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里，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著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里出發(fā)，到上海辦學，去會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 去會孫中山； 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chǎn)國際會議；到漢口去主持“八七會議”發(fā)起武裝斗爭；到江西蘇區(qū)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那是一種多么悠閑的生活，多么美的詩句，是一個多么寧靜的港灣。他在《多余的話》里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么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墒堑阶詈笠矝]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么革命，只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yī)。梁實秋、徐志摩現(xiàn)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撥轉(zhuǎn)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為一個文壇泰斗。與他同時代的陳望道，本來是和陳獨秀一起籌建共產(chǎn)黨的，后來退而研究修辭，著《修辭學發(fā)凡》，成了中國修辭第一人，人們也記住了他�？墒乔锇讻]有這樣做。就像一個美女偏不肯去演戲，像一個高個兒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無獲，甚至被人誤會。一個人無才也就罷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罷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沒有干成，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飛的詩詞寫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記住了他的武功。辛棄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輕時率一萬義軍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后人也只知他的詩才。瞿秋白以文人為政，又因政事之敗而返觀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義再不說什么，也許他早已沒入歷史的年輪。但是他又說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話，他覺得探索比到達更可貴。當年項羽兵敗，雖前有渡船，卻拒不渡河。項羽如果為劉邦所殺，或者他失敗后再渡烏江，都不如臨江自刎這樣留給歷史永遠的回味。項羽面對生的希望卻舉起了一把自刎的劍，秋白在將要英名流芳時卻舉起了一把解剖刀，他們都把行將定格的生命的價值又推上了一層。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19 96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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