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簡：1958
胡平
楔子
如果說在1957年以前，運動只在有限的階層、局部的領域進行，對絕大多數(shù)的人來說，還只是遠方的一陣閃雷、一片烏云，人們尚不能像吉普賽人那樣，能從咖啡杯中的積淀物里讀出某種預言似地讀出運動的含義；
那么從1957年開始，運動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樣，一塊塊隆隆地浮出了水面，從而使我們的民族和幾代知識分子的現(xiàn)實與前景，在受到深刻的戰(zhàn)栗之后，愈來愈感到徹骨的寒意。
如果說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禮，進退有儀，世風典雅，民情醇厚，人們以誠實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去開創(chuàng)自己美好的未來。共和國列車靠著爐膛邊揮灑的理想與創(chuàng)造的光芒，汽笛里鳴響的鐵錘與鐮刀的交響，在世界的瞳仁里前進得并不緩慢。
那么從1957年開始，運動便頻繁地像原子彈那盤踞高空的厚重、灼熱的蘑菇云，以越來越大的面積，蒸發(fā)掉人們品格中那些傳統(tǒng)的寶貴養(yǎng)分，道德不久淪為孤城，城頭上雖也有永不撤退的戰(zhàn)士，可的確鳳毛麟角，即使是學貫孔孟又沐歐風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倉皇出逃……
運動以貪婪的血舌，篡改著我們社會生活的辭典，并以一種不可理喻、頗似邪教的強大力量，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將我們的國家推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在80年代中期多次指出——
“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占了上風�！薄墩紊习l(fā)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
“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有一些問題了，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保ā陡母锸侵袊l(fā)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保ā陡母锏牟阶右涌臁罚�
1957，是歷史，像一個去哪里貪杯的獄卒而不小心放出來的魔鬼；
還是在歷史的禪機里，早已確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樣虔誠也無法繞過的苦難的門坎？
1957，所反映的僅僅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史、一部中國民主黨派史的重要章節(jié)；
亦或是一部我們民族的文明進程史中，一個重大得今天我們還必須去鼎力完成的課題？
為此，接下來，后人們的目光必然要投向1958年。
如同我們愧對1957年一樣；
我們也愧對1958年。
關于它們，直到今天，在出版事業(yè)花團錦簇空前繁榮的國內，也依然未見一部正史。
我只能在歲月的河床里挖掘出一些殘簡，它們顯然色塊斑駁，線條粗擴，少了理性一氣呵成的明澈、意象如鏤似刻的細膩；有的還像電影里的蒙太奇鏡頭，似乎與1958年若即若離，離1958年忽近忽遠。但它們鋪陳一體，卻能在歷史迤邐而又風煙迷漫的長廊里，凸現(xiàn)出我眼里的1958，一個大約能屬于中國知識分子的1958，一個從何而來又將走向何處的1958……
紛紛抖去身上的虱子
1958年，在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開年的頭一件事，大概就是會同中組部、中宣部等有關部門，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選擇了96名右派分子作為典型，擬出對他們的處理意見、并報中央轉發(fā)各地參考。
加上十幾天前結束的第九次全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確定的歸中央處理的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已經達到了200多人，其中除三位政府部長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外，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龍云、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黃琪翔、民進中央副主席林漢達、九三學社中央主任委員許德珩、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等人。在這200多人里，絕大多數(shù)被撤職、降職、開除公職，直至送勞動教養(yǎng)或實行監(jiān)督勞動，只有個別人免于處分。
這年的1月13日至26日，中國各民主黨派連著召開會議，像抖去身上的虱子一樣，紛紛撤去了被定為右派分子的領導者的職務。以民盟為例，5個副主席里，被撤職的有2名，中央常委里被撤職的幾乎達到了一半，在中央委員里，這個數(shù)字則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國，只有2萬多人的民盟，卻有5000余人因劃為右派而遭致各種處分。
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國務院關于撤銷章伯鈞的交通部部長、羅隆基的森林工業(yè)部部長、章乃器的糧食部部長職務的決定上，蓋上了自己神圣的大印。
作為政治家，即便在舊中國的政治風浪里也表現(xiàn)得游刃有余的章伯鈞、羅隆基，從此消失在新中國的政治漩渦里。除去保留了全國政協(xié)委員這一空職外，兩人所有的職務均被免去，開始了漫長而又郁悶的家居生活。章伯鈞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按這級別，仍有小汽車配備，仍住原來的住房。羅隆基因為態(tài)度不好，工資由四級降為九級，小汽車沒有了，但仍住乃茲府胡同。
像一封受了潮的爆竹，兩人再也不爭吵了，彼此臉上掛出的都是無奈、槍然的苦笑。因為難以排泄的孤獨感，還有無稽之談的“章羅聯(lián)盟”，雙方都有了某種惺惺惜惺惺之意，當羅隆基多年的老友趙君邁作為全國政協(xié)的聯(lián)絡人，登門邀請他們和其他幾位老友，輪流作東聚餐時，兩人都答應了下來。
此后在和平賓館，或是四川飯店，兩人常常見面。餐桌上，話題似秋菊般恬淡、舒展，從天氣變化到詩畫古玩，從舊時野史到朋輩逸聞……一頓飯兩三個鐘頭吃下來，時光便如流水一樣在五指間汩汩地逝去。話題又有著工兵般的警惕，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們胃口的菜，即使執(zhí)拗脾氣難改、仍自比受冤的屈原的羅隆基，也不會將話題的筷子伸向這盤菜。
在撤職前夕的1月28日，周恩來總理召來章乃器，在西花廳談了一次話。對于后者，周恩來不可謂相知不深，作為當年深受共產黨人稱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戰(zhàn)時期章乃器去安徽主持該省財政，正是接受了周恩來關于協(xié)助在此活動的新四軍的囑托；建國以后，他在擔任糧食部部長期間，工作勇于負責，多有建樹，除毛澤東多次稱贊糧食部是“后來居上”，周恩來也組織了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聽取他介紹糧食部的管理經驗……
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里，記述了這次談話的內容——
……周總理對我說，要撤我和章伯鈞、羅隆基的職，馬上就要提交國務會議討論，已經告訴了伯鈞、隆基兩人，而且不讓他們出席會議，但是可以讓我出席會議申辯。我問，我寫的《根據(jù)事實，全面檢查》的材料有沒有看過？他說沒有。我說，那是很遺憾的。我問，撤職的事情是否最后決定了？他說，黨中央決定了。我說，那還申辯什么呢？我愿意放棄出席的權利。他說，那也好，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他又說，也曾考慮讓我們辭職，可是又何必那樣轉彎抹角呢？我說，撤職倒沒有什么，但為什么要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呢？這是違反事實的，是寧死不能承認的。他說，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們黨是準許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談到和羅隆基談話的經過，他曾問羅作何打算，羅答要么就自殺，否則便只好接受�？偫碚f，你可以去美國。羅問，是否意味著驅逐出境？總理答，絕不是�？偫韱栁易骱未蛩悖课艺f，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黨的，黨給我處分，我愿意積極接受下來，作為黨對我的鍛煉和考驗。我和黨共事已經三十多年了，仍然沒有被了解，那就請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夠，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時我也不過七十；我現(xiàn)在開始就好好地鍛煉體格，充實頭腦，準備到時再為黨工作十年�？偫硇χf，你倒真樂觀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遠不反黨的，我要使那些誹謗的流言，徹底地破產。（《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
撤職后的章乃器，決意要履行他對周恩來許下的諾言，將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釋卷，讀了大量的馬列毛經典著作和各方面的專著，寫下了數(shù)百萬字的筆記。此外的時間便花在了強健體魄上：氣功，腰腿八段錦，每天還堅持做25個俯臥撐，又在浴室里摩擦全身二千多下，他的氣功達到了很深的造詣，一呼一吸的時間可長達數(shù)分鐘，一般的運動員也難以企及。他曾把自己對氣功的領會寫成了稿子，打算日后有條件時再整理出書……
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1958年4月，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說，全國右派分子有30萬。不久，又說有40多萬。
次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摘掉確實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認定，全國的右派有45萬人。
這說明，我們對右派的情況，并沒有一個切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從指導思想上講，雖然也說過“不可過分”、“決不要擴大化”，但更多的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過程中，一再反對“溫情主義”，強調“深入挖掘”。機械地規(guī)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這種明顯的主觀隨意現(xiàn)象普遍發(fā)生，嚴重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導致了反右派擴大化的錯誤。（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二十年后，官方統(tǒng)計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2877人，又據(jù)說將一個省、一個省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加起來全國被劃右派的實在人數(shù)，已近百萬。
與中央統(tǒng)計數(shù)字相距如此之遠，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春夏兩季，不少地方面酣耳熱，興致未盡，又搞了一次反右斗爭“補課”，強調“深挖細找”，給補劃了一批。再就是當時作為右派給批了，處理了，卻沒有正式上報，乃至在檔案里根本不見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熱，九死一生，當?shù)膮s是一個冤冤枉枉的右派……
真是浩浩蕩蕩，橫無際涯：上至省部級干部，全國共有4名省長、9名副省長被劃為右派并解除職務，其中被開除黨籍的，有浙江省省長沙文漢、青海省省長孫作賓、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等。連歷來被譽為鋼鐵長城的人民解放軍也未能幸免，全軍共有7000多名軍官被打成右派分子；
下至大專院校、中等專業(yè)技術學校的學生、中小學教師，為此有文件下達，要把已劃右的小學教師的70％，調離學校，大約是想著不能讓他們污染了孩子們的心靈。
北京大學現(xiàn)今的一位教授，反右運動時還是學生黨員。他所在的黨小組將班上該劃右派的學生的材料報到系黨總支后，對其中幾個學生是否劃右，黨總支感到難以把握，于是總支書記要他和另一位學生黨員，去參加了學校反右斗爭領導小組的一次會議。他的感覺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伊然像當今學術委員會在開會評定職稱，頗有民主討論的氛圍；其實卻像閻王殿，眾“判官”多為虛設，一錘定音的常是“閻羅”。該小組組長是校黨委書記陸平，常務副組長是一位副書記，往往是誰的材料還未念到一半，陸平便發(fā)話了：
“這還用討論嗎？”
那位副書記也立馬跟著說：“行了，夠劃右派了�！薄�
隨后兩人在某人定性為右派的表格上簽上大名，輕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體簽出一張張支票，一個個年輕人的政治性命頃刻間便給“支出”了。
報上來的材料里，有的學生年紀太小，如中文系有個從浙江農村來的學生，只有17歲，一向沉默寡言，鳴放時經不住黨員的一再動員，說了這么一件親身經歷的事：家里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幾棵核桃樹換點油鹽錢，可核桃剛下樹，便被村干部收走……對此類學生，在會上可能會引起幾句討論，表現(xiàn)出某種躊躇外，一般是越劃腦子越熱。
能不熱嗎？上面認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麇集之地，倘若右派劃得少了，只能證明領導者們右傾，何況羅隆基教授已作前車之鑒，因劃右不力而被撤去校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從國家中央機關調來的陸平取而代之。猶如受命于危難之時的一員戰(zhàn)將，陸平又怎會絲毫懈怠于這份高度信任呢？
這位教授記得，1958年春天，在北大搞的反右斗爭的“補課”里，他所在的黨小組，又把剩下的材料給抖落一遍，從中又挑了幾個出來。在第一批劃了6個右派之后，這次又劃了2個，已占到班級總人數(shù)的10％。不過是19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學生，神往已久的北大卻成了他們青春的祭壇，他們小學和中學時代所有的奮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做了這座祭壇的供品……
陸平終于發(fā)現(xiàn)再不斷報上來的材料已經十分勉強，一次會上，他終于發(fā)話了：
“好了，全校已經劃了800多名右派了，得關問了，從今天起刀下留人！”
對于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學生的處理，一般是三種情況：最嚴重的，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yǎng)。嚴重的，送去農村、工礦監(jiān)督勞動，一到三年后根據(jù)表現(xiàn)回�；謴蛯W習，北大的許多右派學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門頭溝煤礦，下到煤井里挖煤。少數(shù)問題被視為輕微的，在學校一邊監(jiān)督勞動，一邊仍跟班學習。
我曾聽說了這樣一件故事——
在安徽一個山區(qū)縣的一所小學里，30多位教工里已打了4個右派。本來恍若桃花源中人，半個月看一回報紙，吃菜去墻邊的地里摘，春天屋里也能爆出來春筍，夜里在油燈下批改作業(yè)，只有難得地開上一次會，校長才會拎來一個擦得锃亮的汽燈……日子過得古老而又簡單，“整風運動”、“大鳴大放”對于他們，猶如天外太空一樣遙遠。
與文明有遺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國一旦涉及到整人的運動，便難有遺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水準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來越是激烈。
4個人里，有2個是在一次會上給縣教育局提了幾點意見，概括起來是縣里領導對山區(qū)小學不關心。一個人是因為上課時忘帶了一篇范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見鄉(xiāng)長坐在椅子上正摟著他新婚的妻子親嘴，猶如鄉(xiāng)長摟著的是根木頭，他不動聲色地退出去了，不料腳后跟不爭氣，碰響了門邊放著的雜物……再一個教師，屢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評一個吊兒郎當、已經留了兩回級的學生，這學生在作業(yè)本上畫了一把手槍，寫明要開槍打死他，他憤而撕掉了這頁�？伤�是被打中了，開“槍”的是這孩子在縣公安局當副局長的舅舅。
明白這一切的校長，對“溫情主義”的后果也十分明白。
他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打了右派，可一進入1958年。他又滿臉皺紋深得幾近可以給薩達姆總統(tǒng)做戰(zhàn)壕了，按縣里下達的“補課”指標，學校又攤上一個。
大約正在這時，一個年輕的教師上門來向他匯報思想，這年輕人一年半前由地區(qū)師范分來這里，剛來的第三天便向他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申請書里以詩一般的語言寫道，要以蘇聯(lián)影片《鄉(xiāng)村女教師》的主人公為榜樣，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識，化為春日滿山嫩黃、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區(qū)孩子們無邪的心靈……
望著這個真這樣做了的年輕人，校長晦暗的胸間，陡然也璨開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輕人來跟前坐，這份少有的親熱，讓對方一時間手足無措。他說：
“來，你來幫我出出主意，看這一個‘補課’指標給誰合適？”
校長扳著指頭，一一點過：不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硬得似銅墻鐵壁，就是人老實得像榆木疙瘩，山區(qū)里各方面條件艱苦，要撐持住這小學，還得靠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個什么意外，一家人吃飯都成了問題……年輕人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睛里也一下光瑩瑩、熱乎乎的，鼻子里卻有些酸楚：
“校長，要不，這指標……給我？”
校長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如同他緊緊地握住了這年輕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過你還只有二十幾歲，吃點苦也好，就算是黨組織在考驗你，等事情過去了，最多兩三年吧，你再回到學校，我一定要讓你入黨！”
次日，年輕教師被鄉(xiāng)公安特派員押送去縣里，從此他再沒有回來。
校長只知道他被送去了一個偏遠的礦山勞動，從那里他還寄回兩封信來匯報思想，以后便沒有了音信。幾年后，有人告訴校長，他在采礦時被礦石砸斷了腿，成了殘廢；校長又從其他人那里打聽到，他并未成殘廢，只是人瘋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原籍的縣城……
從這件事的處理方式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校長雖不打算做一個“溫情主義”者，卻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除了被逼無奈外，校長一定還有原因。而這年輕人，顯然是屬于50年代中國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滿了理想主義的一代人，像鳳凰涅槃一樣，他們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燒自己、奉獻自己；但前面畢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會的陰溝，能夠讓他們有決心走進一場苦難的，除了一種變形的、苦澀的追求外，也一定還有原因。
這兩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們對于反右斗爭的酷烈，和一旦淪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遠遠估計不足。
縱觀反右斗爭開展以來的報紙，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對于右派分子的定性與處理，有一個調子越來越高的過程。即便是在斗爭形勢灼熱得七月流火時，毛澤東本人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仍表示：
“對右派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對這種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攻得他回頭。我們用各種方法切實攻，使他們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爭取他們，不說全部，總是可以爭取一些人過來。他們是知識分子，有些是大知識分子，爭取過來是有用的。爭取過來，讓他們多少做一點事。而且他們這一回幫了大忙，當了反面教員，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我們并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里去，還是用治病救人的態(tài)度……”
倘若按以上精神辦理，1957年，固然還是共和國肌體上的一塊潰瘍，但對于中國的當代史，決不會像現(xiàn)在這般慘重�？纱撕蟮恼{子便日趨激烈了，最后一錘定音的，是1958年5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講話首次將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和其他專政對象相提并論，簡稱：地、富、反、壞、右。
安徽那位閉塞的山區(qū)小學的校長，和他手下的那個年輕的教師，開始大概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風雨交加之時出了一趟遠門，雖然泥濘路滑，寒意沁骨，卻總有回家換上干衣、喝碗熱湯的時候；
就是在黨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學，右派學生里，無論是送去門頭溝挖煤的，還是留校一邊監(jiān)督勞動一邊跟班學習的，心靈所承受的巨大的壓力尚未到幾乎爆炸的地步，絕大多數(shù)人在為自己不經意間犯下錯誤而痛心不迭的同時，也十分輕易地相信，只要自己承認錯誤，并在艱苦的勞動里去改正錯誤，“上帝”就不會拋棄一群迷途的“羔羊”。
一位當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學生的學者告訴我：倘若我們知道這只是一廂情愿，而一旦走上社會，好似灌香腸一樣，我們命運的一節(jié)節(jié)“腸衣”里，得結結實實地填塞進那么多苦難，恐怕在離開學校之前，就沒有多少人有勇氣能活下去……
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
1927年，松濤蒼茫的井岡山。
湘贛邊區(qū)特委開會，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上面得寫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寫工人，貧農就寫貧農，知識分子就寫知識分子。起初，陳正人心里頗有幾分得意，他在遂川師范讀了兩年，實際上初中都未讀完，但在眼前這些膚色黧黑、手腳粗大的勞動者中間，自己就算是知識分子了。
一次開會，選舉特委書記。選票結算出來后，他當選了，豈料會上當即便像水開了鍋：
“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能當書記？！重來，重來……”
結果選了曾在印刷廠學過徒的譚震林當書記。盡管此后譚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動，特委這邊主事的還是陳正人，可他就是沒有“書記”的名分。
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當想起這件往事，他如是感嘆道：
“我們黨在幼年的時候，就很厲害啊……”
對陳正人還是挺客氣的。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蘇區(qū)發(fā)生了整肅“AB團”的冤案和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富田事變。一支開創(chuàng)了橫斷江西半壁江山、縱橫700多公里、人口400余萬的贛西革命根據(jù)地的紅二十軍，從軍長、軍政委到副排長以上干部，除個別幸存者，都被自己人處決了，僅在湘贛革命根據(jù)地的中心——永新縣，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被打成“AB團”遭錯殺的便有1890人。
在蘇區(qū)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贛臨時省委在各縣設立肅反委員會，在審訊中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殺。”凡是出身不好的黨員、干部、一律視為“AB團”分子，凡是字寫得好、講話有條理的人，即被當成“AB團”給殺掉。半個世紀后，康克清對黨史研究人員如是說道：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鋼筆，就被視為知識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文獻和研究》1984年1期）
不僅僅在江西蘇區(qū)，30年代，鄂豫皖蘇區(qū)的創(chuàng)始人和紅四方面軍的知識分子干部，也幾乎被自己人殺光。在閩西蘇區(qū)，因整肅“社會主義民主黨”運動，被枉殺的干部，高達6352人，黨員人數(shù)由原來的8000人銳減為5000人。即便是進入了40年代，延安整風后期，在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抗日根據(jù)地開展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也依然繼續(xù)著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和迫害——
凡是外來的知識分子都得經過審查，歷史稍為復雜、社會關系不甚明晰的，被列為懷疑對象，一批批集中起來，送反省機關審查。其中最令人發(fā)怵之處，是位于棗園后溝的中央社會部拘留所，夜里常能聽見受刑人的慘叫……
無疑，“左”曾是時髦，曾是空氣，但“左”并不能解釋一切，陳正人選上書記后，又被拿去了，當時黨尚處在幼年時代，井岡山上的人們還不知道“左”為何物；
“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進行“搶救失足者運動”時，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并不“左”，事實上正是他，鑒于運動日愈明顯的偏向與惡果，主張黨中央作出了《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在決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錯誤行為，提出了審干工作中包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九條方針，并發(fā)出一系列關于甄別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工作；也正是毛澤東，就這一運動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在全黨面前承擔責任作出檢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卻從未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就此表示過一句歉疚……
“左”本質上是一種主觀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觀世界。
要了解20世紀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命運，首先得去傾聽山河動蕩、思潮迭起的近現(xiàn)代的中國。
勞動改遺與勞動教養(yǎng)
作為毛澤東欽定的右派分子的頭面人物，章伯鈞、羅隆基和章乃器，顯然享有很高的“禮遇”。大約能夠賦閑家居的人還會有一些，但對于絕大多數(shù)右派分子來說，這一“禮遇”不要說成為現(xiàn)實，就連起了這一念頭，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樣荒唐——
曾被胡喬木以“三顧茅廬”似的熱情給請下山、又被各民主黨派公推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在總編輯一職被撤的同時，工資也取消了，由九三學社機關每月發(fā)生活費100元，并被下放到位于長城腳下的西山農場放羊。他位于北京廠橋棉花胡同的家雖還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再度新婚了，而且就攜新郎住在他家的南屋……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么》，標志著全國的整風形勢向著反右斗爭的方向根本逆轉。這天看過社論后，儲安平去見章伯鈞，作為《光明日報》社的社長，當初正是章伯鈞帶著他去報社走馬上任的。也反復讀了這篇社論的后者，問儲安平：
“你的負擔重不重？”
也許儲安平從對方貌似平靜的目光中，感到了這是兩顆并不平靜的心靈，在歷史苦難的門坎邊作最后的告別，他壓下自己滿腔如沸如騰的話語，簡捷地說：
“不重�！�
章伯鈞又道：
“有以下三種情況就困難了：一、身體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擔子壓迫。有這三種情況，你不想出來做事也非出來做事不可……”
“我沒有這三種情況�！�
白云蒼狗，天地玄黃，兩個人的臉上都漫過一陣宗教般的悟徹之光。在儲安平的緘默里，章伯鈞似乎有了點老人般的嘮叨：
“你可以超脫一些。你年齡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夠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還沒有……”
雖“大隱隱于市”不成，儲安平卻真超脫了——“小隱隱于野”。他似乎在牧羊般的白云和白云般的牧羊之間，放下了一顆傷痕累累的心。一陣陣伴有無名野花清香的風兒，穿過蘋芋的草浪，吹拂著他手中的書頁，也搖落了他一個個神凝氣定的日子，以致于兩年后調回機關改造，他還夢寐著草場上的時光。有一天，他捧著一個裝滿鮮奶的鐵罐，突然敲開了章伯鈞的家門，后者不勝驚訝，他臉上的神情卻寧靜而又高邁，恍若一個托缽云游的道人：
“羊吃的是草，擠出來的奶，這羊是我自己養(yǎng)的，奶也是我親手擠的，你拿去喝吧……”
總體上說，零零散散處置的只是少數(shù)。
從1958年春天起，相當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遠。自然條件惡劣的農場監(jiān)督勞動，或是勞動教養(yǎng)，其中名聲遠播的是靠近烏蘇里江的北大荒、興凱湖，天津以東靠著渤海的清河農場。在國務院系統(tǒng)，僅一批發(fā)配去北大荒的，就有500多人；在清河農場，僅文藝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學教授文懷沙、美學家呂熒、作家孔厥、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葆玖、葉盛長、趙慧娟……全農場共有右派分子200多人。
從事著最繁重、最粗礪的勞動：伐木，燒炭，翻地，開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里，七八個人一組，在荒原上拖著爬犁，上面是重達上萬斤的粗大原木，橫面上有著美麗的花紋，說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民大會堂鋪地板。一株株上好的木頭送進一座座炭窯，未等熄火，右派們便得進去搶運木炭，一進窯門，一股燎人且窒人的氣體一下將人給包裹了，身體好點的，搬了木炭出來，抓起把雪擦擦臉，猛呼吸幾口冷冽的新鮮空氣，又再進了窯里；身體差點的，一下便暈倒在地，大伙兒趕忙抬出來實施人工呼吸。有的搶救過來了，有的就這么帶著一臉煙垢炭屑地死去；
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機翻出一塊塊沉實似水泥板的土地，右派們按照命令，將荒草一面朝下，一塊塊地架起來，再點火燒草，以煙熏土，當?shù)胤Q之為熏肥。結果，草燒著了，土塊里含的冰也融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來，火漸漸熄了，深藏在土塊里的草根仍損傷無幾，來年春天，這些土塊打碎了翻進地里，等于給草更大面積地播了種。難怪號稱北國糧倉的機械化農場，那幾年卻年年瘦骨鱗峋……
生存在最卑賤、最低微的境地。
在法律上，勞動改造與勞動教養(yǎng)，本有著嚴格的界定，可在1957年以后，法律漸漸淪為了紈绔子弟嘴里的山盟海誓，誰去當真，誰便泡在了少女癡情的淚水里。在它們真實的意味上，這時，分別在西北高原和渤海之濱教養(yǎng)的從維熙與張賢亮，卻有著相當程度的共識——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條例規(guī)定，勞動教養(yǎng)屬于最高行政處分。行政處分這個詞匯，在哪個國家都和法律這個字眼無關，但鐵絲網、崗樓、刺刀，從押送地土城一直到營門，緊隨我們形影不離。因而，在這里服勞役的我們，都知道這個詞兒名實不副。犯人進監(jiān)時要蹲下，我們在土城就學會了蹲下；犯人都稱代號，我的代號是273，犯人見戰(zhàn)士要喊“報告班長”，我們也是照方抓藥；犯人監(jiān)號夜里不閉燈，我們也不閉燈……難道“行政處分”的內涵，應該是這些嗎？當然，“勞教”和“勞改”形式上還是有表面區(qū)別的，一個強制剃光頭，每月零用錢比正牌勞改多上十幾塊錢，這些都是表層上的差異，而骨子里和勞改劃一個等號。偶然碰到來礦山的老鄉(xiāng)，他們直率地叫我們“勞改犯”或是“二勞改”（從維熙《冬天的往事——背纖行》）
“勞動教養(yǎng)”在那時據(jù)說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一種行政處罰形式。也就是說，政府沒有把我們這些本來是敵人的人當敵人對待，而是非常寬大地將我們集中在農場里，讓我們學會農業(yè)勞動技能，好重新做人。但這個農場卻屬于公安系統(tǒng)的勞改局領導，除了沒有布設軍隊警衛(wèi)，其他的一切仍按勞改的辦法管理�？磥砦覀兯坪醺哂谡降膭诟姆溉�，可是自我們知道了正式勞改犯人竟有許多待遇比我們還好些的時候，我們就不禁羨慕起正式的犯人來。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決的，即使他勞動不積極，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滿了也要將他釋放。而“勞動教養(yǎng)”卻沒有刑期，說是什么時候改造好了，什么時候“畢業(yè)”。名詞很好聽——“畢業(yè)”，但是，天��！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嘔心瀝血去爭取了。
其次，最現(xiàn)實的一點好處是，正式犯人有警衛(wèi)看守，到了下班時間，警衛(wèi)可不管你活兒干完了沒有，是要收隊回營的。犯人當然也乖乖跟著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勞動8小時；遇上刮大風沙、下大霧這樣能見度低的天氣，正式犯人還可以關在號子里不出工�！皠趧咏甜B(yǎng)”，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兒什么時候干完，你就什么時候回“家”。1960年“低標準瓜菜代”以前，每天勞動12個小時是正常的。1958年“大躍進”，我們常常從能看得見手指時干到看不見手指時，一天要干18個小時。（張賢亮《煩惱就是智慧》）
命運倘若不那么正經
1958年里，還有少量的右派分子被正式逮捕、判刑，實施勞動改造。
一天深夜，因所謂“要殺共產黨人”的“叫囂”而驚世駭俗的葛佩琦，突然被警察從人民大學的家中帶走，收押進北京西安門附近的草嵐子看守所，春節(jié)后開始對他進行了第一回合的審訊，這一白天黑夜連軸轉的審訊，共進行了36次。
“1938年你在河南商丘組織了游擊隊，你想干什么？”
“當然是打日本鬼子。”
“胡扯！當今人民坐穩(wěn)了江山，你還磨刀霍霍，要殺共產黨人，那時你怎么可能將槍口對著日本人？”
“我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抗戰(zhàn)時搞策反，解放戰(zhàn)爭時奉命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
“混蛋，你是雙手沾滿革命人民鮮血的國民黨少將，不準你再用自己的罪惡玷污我們偉大的黨！我警告你，這里是清算罪惡的審訊室，不是可以信口雌黃的江湖碼頭，你若再不老實，就得罪上加罪！”
命運這家伙，倘若正兒八經起來，你便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倘若不那么正經，有時還要黑色幽默一下，本該大紅大紫的你，卻可能灰頭垢面；如涸轍之魚。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fā)時，葛佩琦已經是走在游行示威隊伍前振臂高呼的風云人物，次年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古城誕生，他率先加入該組織，又當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時，他更成了與黃華、姚依林齊名，北平高校里幾乎無人不知的學生運動領袖。北平淪陷后，他有過一段在豫東打游擊的經歷，并在槍林彈雨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后，他便投入了黨的秘密工作戰(zhàn)線，抗戰(zhàn)時期孤身策動偽軍一個團、參與策動偽軍三個師反正，編人我抗日部隊序列。解放戰(zhàn)爭時他前往沈陽，在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擔任了少將督察和通訊處長。
盡管東北保安總司令杜聿明對共產黨人的仇視，像他對蔣介石的忠貞一樣是無可懷疑的，在通遼一地他曾一次下令槍殺中共黨員29人；盡管他手下的反諜報人員的智商，與他們使用的從美國進口的全套特務器材一樣，也均是優(yōu)良的，可當年葛佩琦還是一次次金蟬脫殼、化險為夷了，他將來自敵人心臟的大量高度機密，通過秘密電臺，源源不斷地擺上了棗園窯洞里毛澤東的案頭；
而眼下，他卻被幾個黨齡比他小得多的共產黨員們“識破”了面目，他們無須懂得任何歷史邏輯與現(xiàn)實邏輯，只需憑著鋒利的權力之角，眼里火焰般迸射的階級仇恨，便能將他牢牢地抵牾進了死角！
“雖然我在東北的單線聯(lián)系人李年同志，在西安陷入了敵人的魔掌，押送南京后又下落不明，但是這個情報組一定還有同志健在，你們應該趕快去調查……”
葛佩琦一遍又一遍的訴求，哪怕是一堵墻也應該聽進去了。然而，對方覺得，對于一個右派分子，趕快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調查他曾做了什么，說了什么，而是得讓他從此后不再能做什么，能說什么。
1958年下半年，葛佩琦被判處無期徒刑，并投進山西省第一監(jiān)獄服刑。
兩股力量擰成的“麻花”
有一種文化形態(tài)，它絕對不像“中學為本”一樣，散發(fā)出沙灘上死魚的腐臭氣息。它也運籌帷幄，殫思極慮，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鋸，一一去鋸斷從政權到文化、從經濟到風習……這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種種制度。當西方的工業(yè)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時候，它期盼在封建社會的墳場上，崛起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
它也不像“西學為體”一樣，隔著大洋拋灑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懼西方現(xiàn)代文明，多少年里，這文明總是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穿著一條連襠褲。它又害怕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這邪派高手一旦進來，便會一腳踢翻中國這只布滿小生產者的馬鈴薯的口袋。貧富不均由此派生，爾虞我詐由此繁衍，男耕女織將何尋？田園牧歌將安在？
它像個詩人，充滿詩意地描繪著中國的出路：
一邊徹底地拋棄封建社會那又長又臭的裹腳布，一邊斷然杜絕西方現(xiàn)代文明那光怪陸離的霓虹對我們社會和倫理的誘惑。以自己的文明資源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力資源，跨越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文明，直接進入“兼相愛”、“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它像燕子筑巢，嚴格地在兩類人——文化人與非文化人里，選擇著自己的載體：
它看文化人，即知識分子，從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學，他們是傳統(tǒng)文明的招魂揚幡者，傳統(tǒng)價值觀的衛(wèi)道士，是附在封建社會軀體上見頭上有肉就去舔頭、頭上爛了就去舔腳的一群跳蚤。19世紀50年代爆發(fā)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太平軍所到之處，無不推倒孔像，搗毀學宮，焚燒典籍，破壞文物，“凡俘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后殺之，故所見筆墨者，非怪誕不經，即粗鄙俚俗……”
“春江水暖鴨先知�！敝R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儀者，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在時代的暗房里，他們在進口的膠片之上，沖洗出了一個幾千年的中國的嘴臉：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禁欲主義，宗法主義，平均主義……
他們將膠片踩在腳底下，沖出暗房，好似沖出一個幽深漆黑的歷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沒有比盧梭、華盛頓、法國革命綱領、美國獨立宣言，更能讓他們感到長風驚耳；也沒有比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更使他們覺得陽光如瀑。為了這片古老而又苦難的土地，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甘愿走上險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個任憑鷲鷹叼啄心肝也要盜得火種來的普羅米修斯……
中國只要秦皇漢武，還有“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卻長久地不需要普羅米修斯。在20世紀最初的十年，從梁啟超、嚴復、孫中山，到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雖然以彗星般奪人眼目的光芒，照亮了歷史的天空，可終歸也如彗星一樣，很快便和他們的一部嘔心瀝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墜落在長夜難明、云厚天沉的封建晴空里……
知識分子是兩股力量擰成的麻花。比起單純的“面條”來，“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噓、太多的動搖，自然也有太多的主意、太多的躁動、太多的探求。
前者猶如一個“郊寒島瘦”、迎風落淚的弱者，人們很難喜歡。難怪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雖說是以李大釗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會議”以后，掌了大印的王明、張國燾就宣布要“把知識分子從黨內洗刷出去”，他們視自己的同類為“只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險分子；
后者則像一個思緒如梭、才智逼人的強者，人們更難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后，將可能劃破正進行莊嚴演出的舞臺上的布景，讓觀眾看到布景后不那么莊嚴的東西……
林黛玉決不會去青睞馬房里的焦大，這種文化形態(tài)斷不會尋知識分子作自己的載體，由此也是確定無疑的了。
剩下的一群唯有非文化人，在中國工人階級始終弱小的情況之下，他們主要當然是農民。似乎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強選擇，其實正是門當戶對、珠聯(lián)壁合的聯(lián)姻——
在中國的大地上，從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的金戈鐵馬聲中，我們聽到了農民對封建社會、封建制度斷然革命的要求。但這一要求絕不會引起中華文明的巨大斷裂，我們拂去歷史彌漫的烽火硝煙，不時看到這樣的鏡頭：一旦沖進了紫禁城下，便要黃袍加身、分封諸侯，而不會厲兵襪馬，再展長纓，席卷巴士底獄、凡爾賽宮，并迎風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來……
農民雖然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條刷在土墻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標語，就足以讓他們熱血沸騰，握纓而起，乃至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辭。農民夢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便是他們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說知識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羅飛船登月，那么農民的渴望只是借梯子上墻，后者不但渺小，有隨時實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劇烈震蕩。墻外也只是少有變化的炊煙與村莊，小溪與山崗，可月球上卻絕對是反差強烈的氣候，完全陌生的地況地貌
農民動如脫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極大的革命動力，可一旦滿足了生存需要，頃刻間便靜如處子。
農民能去疆場上出生人死，卻不會去思想上出生人死。他們的思想得有人規(guī)范，一旦被規(guī)范，他們則終生難以逾越。
因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緊密聯(lián)系，農民安道守常，循序漸進，他們是民風醇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穩(wěn)定的磐石……
猶如無垠、豐饒的尼羅河流域，托起了輝煌、雄偉的金字塔，中國的農民完美地托起了這一種貼近鄉(xiāng)村的文化形態(tài)。而這一種自然遠離城市的文化形態(tài)，也用一張頗為現(xiàn)代的包裝紙，精心包裝了農民的理想與農民的哲學。
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1958年8月4日，一個雨過天晴的日子。
毛澤東的專列由北京站徐徐駛出，此行的第一站是河北省徐水縣。
為了迎接毛澤東的到來，徐水縣委做了一個星期的精心準備：大部分勞力和車輛，集中在鐵路兩旁和計劃讓他老人家視察的地方，并按軍事建制組織起來，團、營、連、班、班，哪一級出了問題，找哪一級的頭頭是問。道路兩邊的莊稼不得有一點雜草，地里有人干活就得要有紅旗飄揚�？h委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均被打發(fā)去偏遠的地方下鄉(xiāng)……
對偉大領袖的敬愛是真實的，對偉大領袖的蒙蔽也是真實的。一切細節(jié)的安排，都好像出自果戈理的《欽差大臣》。
在看了路邊長勢喜人的莊稼和一塊莊稼地里兩座正呼呼騰焰的土高爐后，毛澤東走進了一個干凈得幾乎一塵未染的院落，正房是農業(yè)社的會議室，它的四面墻上，除了窗子，被各種錦旗、獎狀、生產計劃圖表和上級下發(fā)的大躍進宣傳畫所淹沒。在這里，毛澤東問該社社長：
“你們農業(yè)社叫個什么名字呀？”
“叫第八渡河農莊�！�
望著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四面墻，尤其是宣傳畫上那攀著玉米秸子上天的小伙子，以花生殼作舟飄洋過海周游世界的老漢，還有農業(yè)社的地里采摘棉花的媳娥姑娘……毛澤東一定呼吸到了在北京城里很難呼吸到的、來自廣安土地和莊稼的灼熱流風。
對于一位農民的兒子，并終生關注著農民命運的他來說，沒有什么東西更能像這一股股熱風，升騰起他胸中的激情，他大概想起了八十七年前在法蘭西的土地上誕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公社——巴黎公社。猶如他已經打定主意決不跟著赫魯曉夫后面亦步亦趨一樣，他也不想讓中國的農村再重復蘇聯(lián)集體農莊的名稱。他說：
“還是叫人民公社好！”
當社長告訴毛澤東，今年麥收畝產達到754公斤，縣委書記又匯報到今年全縣畝產計劃達到2000斤、總產要達到12億斤時，瞪大了眼睛的毛澤東，和縣社干部便有了這樣的對話——
“要收那么多糧食呀！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么能夠吃得完那么多糧食呢？你們的糧食多了怎么辦呢？”
“糧食多了換機器。”
“換機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們糧食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辦？”
“那我們用山藥造酒精……”
“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 �
“我們只是在考慮怎么多打糧食……”
“也要考慮怎么吃糧食哩，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飯也行！”
在人們眾星拱月般的簇擁下，毛澤東又去看了社里的幼兒園、幸福院、公共食堂，和一些將土堆積成小山狀、據(jù)說畝產可達120萬斤的“山藥山”。33歲的縣委書記一路滔滔不絕，向偉大領袖介紹這些新事物、新創(chuàng)造，水浪一樣波動的舌頭不打一點顫，既然《人民日報》連日來發(fā)表社論，批判“有條件論”，號召“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他的舌頭又怎會去打顫呢？
毛澤東的思緒也滔滔不絕，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何曾有過為了糧食太多而發(fā)愁的日子？面對一張張激動而又木油的莊稼人的臉，他高屋建領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你們這么多糧食，吃不完怎么辦？糧食多了，以后就少種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吧？”
此后，毛澤東又視察了河南、山東和天津。
據(jù)新華社報道，所經之處，無不一片豐收景象，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也無不熱氣騰騰。他在被“大躍進效應”深深陶醉的同時，又在各地更廣泛地撒播了“大躍進效應”，以徐水為例——
他離開的次日，縣委召開全縣的共產主義思想文化躍進大會，全縣248個農業(yè)社宣布轉為人民公社。其后各戶私有的部分農具、牲口、房屋、樹木等均轉為公社所有，生產資料人社折價款決定取消，各公社實行或準備實行工資制。
他離開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懷揣康有為寫的《大同書》來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產主義的試點。為此，成立了一個由中央、省、地和縣各級一百多位干部組成的班子，對徐水的工農商學兵、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田園化等，進行了全面的規(guī)劃，在一個星期的時間里拿出了《關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guī)劃（草案）》，又在一個月里拿出了《中共徐水縣委關于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
這一試行草案規(guī)定，全縣公民“各盡自行的能力參加公社勞動，每個人的吃飯、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農商學兵大體平等的標準計劃供應”。于是，家家砸鍋煉鐵，戶戶不再冒煙，人們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飯，就連一些對外營業(yè)的飯館也不收錢了。為了根除私有制，干部的工資停發(fā)。改為津貼費，縣級干部每月9元，科級5元，一般干部3元，勤雜人員每月2元。在搞得徹底的地方，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為公有，可以說除了一雙筷子和一只碗是個人的，其它的都歸公了……
在此基礎之上，9月間，成立了實行縣社合一的徐水縣人民總公社，在設置有計劃委員會、監(jiān)察委員會、政治公安部、軍事部、工業(yè)交通部、農田水利農業(yè)部、婦女部、文教衛(wèi)生部、勞動工資福利部、畜牧家禽漁業(yè)部等15個主要部門外，還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與此同時，《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頌》的長篇報道，內稱：
“徐水將要發(fā)射畝產山藥120萬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全縣畝產2000斤的高產衛(wèi)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上人類歷史上最高的境界，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想必這是原本在中國當代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徐水一段最風光的日子。
這風光來得如此迅猛，如剛剛還是晴空朗朗的平疇上兜頭潑來的滂論大雨，讓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可它又如此真實，每日里車水馬龍、黃塵滾滾，全國各地來此朝拜共產主義“麥加”的人們似過江之鯽，僅至10月底，來徐水參觀的外賓就有近千位，他們來自40多個國家。
那些日子，徐水的老百姓，多半是在一種半是夢幻、半是現(xiàn)實的狀態(tài)里生活，說是夢幻，除去扛槍當兵或是落草為寇外，吃飯不要錢，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敢想的事情；說是現(xiàn)實，每日里走進食堂，面對一桶桶白花花的饅頭、米面，你敞開肚皮吃就是，真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對于敞開胸懷盡情擁抱風光和榮譽的徐水各級干部來說，他們則大體上處于一種沒有喝酒卻似喝了酒的醺然狀態(tài)，除了自己姓甚名誰沒有忘記以外，多半他們已經忘了這是在還一窮二白的中國，這是在泥屋、柴棚還比比皆是的徐水，而以為是在十月革命之夜那燈火輝煌、萬頭攢動的斯莫爾尼宮……
與20世紀的事實婚姻
這一種文化形態(tài)，面對自己上帝的贊美，是極為動人的。且看李大釗先生的筆下——
在都市里飄泊的青年朋友們啊，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xiāng)村里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xiāng)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克的生活，鄉(xiāng)村中的活動，全是人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xiāng)村的空氣清潔。你們?yōu)楹尾悔s緊收拾行裝，清還旅債，還歸你們的鄉(xiāng)土？
青年��！走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ā肚嗄昱c農村》，1919年2月20日《晨報》）
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于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曉得勞動的人實在不知道苦是什么東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勞動一時半刻，頓時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勞動。這叫“尊勞主義”。（《青年活動的方向》1919年3月15日晨報》）
不僅僅是李大釗先生，從脫去長衫、身無幾個銅板卻攜同學少年走向湖南鄉(xiāng)間的毛澤東，到20年代，傾心在農村搞“鄉(xiāng)村建設運動”而風云一時的梁漱溟……身上無不躍動著李大釗筆下的熱情。
關注農民，理解農民，乃至將農民理想化，將勞動神圣化，對此，我們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為一種小生產者的理想學說，在這張頗為現(xiàn)代的包裝紙上，打上的或濃或淡的痕跡呢？
與這種文化形態(tài)對農民的頂禮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會鄙薄、貶低知識，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對此，毛澤東有過一句讓世人醍醐灌頂?shù)拿裕骸氨百v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薄拔母铩敝杏羞^“臭老九”的排隊，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說法，致使幾代知識分子如履薄冰，自感來歷骯臟，罪孽深重……其實，這“版權”并不屬于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經把知識分子打進了另冊：
今之道德，大率從于職業(yè)而變。都計其業(yè)，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軍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回雇譯人。其職業(yè)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農人于道德為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
自藝士（醫(yī)師畫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城，而通人（高級知識分子）以上則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識念進，權位愈伸，則離于道德也愈遠。《革命之道德》）
在這里，知識的多寡與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僅僅是一介書生之見，猶如癡人說夢。沒有誰會去當真�？伤坏┍贿@種文化形態(tài)奉為了金科玉律，而且這一文化形態(tài)，好似粉妝玉琢的西施招搖過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來越多的人，最終和20世紀的歷史雖未舉行公開婚禮，卻有了事實婚姻之后，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坎坷與劫難，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文化形態(tài)呢？
它憑何種魅力，與歷史如膠似漆、耳鬢廝磨呢？
這種文化形態(tài)，被思想史學者們稱之為民粹主義。
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中國，病人膏盲，積重難返。一切為之憂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槍而又激越地鳴響一曲二重變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時發(fā)生沖撞的旋律——
要高張民族主義，就必然會維護民族文化、民族傳統(tǒng)中不少獐頭鼠目的東西，而正是它們在漫長的歲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葉茂、遮天蔽日的大樹；
要實行民主主義，就遲早得讓國人睜開眼睛，而穿過太平洋的風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陸，黑黝黝的鋼鐵巨獸便會吞噬我們廣袤的鄉(xiāng)村，在奇光異彩、風流不盡的霓虹女妖的撩撥下，人們一直“陽痿”著的私念，將會堅挺地勃起……
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兩難境地之間，民粹主義就這樣脫穎而出了。
它是砂紙和幾士林，將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凈，讓那曲二重變奏看上去似乎油光閃閃；
它是教堂和唱詩班，讓多年以來志士仁人們左奔右突、躁動不已的靈魂，從此得到洗禮和安寧；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舉的革命之劍，它只會刺向敵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看來卻不會刺傷本民族文明自身。
難怪它的劍影，幾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
在印度，圣雄甘地舉起過這把劍，在印度尼西亞、蘇加諾舉起過這把劍。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劍鞘里，其實插著的也是這把劍。在上個世紀的俄羅斯，因為廣泛存在的農村公社殘跡以及東正教的傳統(tǒng)，民粹主義不但在實踐上風行一時，而且赤裸裸地穿起了理論的外衣。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曾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斷了這把劍，將它丟進了十月革命的爐火中……
于是，民粹主義也為中國的造**者們所喜聞樂見，因為20世紀20至40年代的革命實踐，正是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村為根據(jù)地的武裝斗爭，即農民革命戰(zhàn)爭的實踐。
副高壓帶，驕橫而又穩(wěn)定
1958年4月中旬，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在天津召開了向黨交心運動的現(xiàn)場會，此后這一運動便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知識分子中普遍開展起來。
日后的事實證明，這一運動像是個陷阱，即便對聰明如阿凡提者，也是一個怎樣繞都繞不過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顆金子般亮堂的心來，他說你態(tài)度有偽；倘若你交出一顆多少沾有些塵灰的心來，他便沒商量地將你打成右派。這年夏季“補課”被補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進了這一陷阱而沒能夠爬出來的人。
日后因在逆境中獨立翻譯了《希氏內科學》而在衛(wèi)生界名震遐邇的科技翻譯家王賢才先生，此時大學畢業(yè)尚不滿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醫(yī)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蘇聯(lián)醫(yī)學不見得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我們應該學習國際的先進經驗，不要只限于學習蘇聯(lián)一家。就因為這點“纖塵”，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煙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緊接著，又有了“拔白旗”運動和“反右傾”運動，誰在單位業(yè)務突出，幾乎誰就成了單位的“白旗”，摩拳擦掌來拔“白旗”的，又多是單位里那些業(yè)務平平或者低能的“紅旗”；誰在“大躍進”里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誰便成了“右派”的鄰居——“右傾”，無疑，“右傾”劃得越多，也如衛(wèi)星放得越多一樣，躍進的形勢也就越加星光燦爛……
有學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標題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里走馬燈般的眼花繚亂：
從“反右”運動到整改運動、“雙反”運動、“紅�！贝筠q論、“厚今薄古”運動、“雙改”運動等等，每月都涌動著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這還是可以排列的一波連一波的浪頭。至于諸如“引火燒身”、公開交心，抱出大西瓜，給老師送禮，揚紅旗拔白旗，搞臭個人主義，粉紅論，大專小紅論，紅透專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運動，斗爭手段更是層出不窮，使后人也費請解。比如“粉紅論”，若不明白“紅透專深”的背景，便無法猜知原來是指那種“只要業(yè)務精深，政治上紅一點就可以”的現(xiàn)點。又比如“給老師送禮”，字面很溫馨，實質是指對老師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批判、提意見，貼大字報。（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3月10日，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之邀，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副部長的陳伯達，在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厚今薄古，邊干邊學》的報告，內稱：
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究競有多大的貢獻呢？他們積累了些資料，熟悉了些材料，據(jù)說就很有學問了，有多大的問題，有多大的貢獻。積累資料如果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領導，那么他們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則有什么用呢？我們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觀，右派分子向我們挑戰(zhàn)，我們就邊干邊學。右派分子說今不如昔，說過去的文章怎樣好，出了多少論文集等等，譏笑我們的人實際上是沒有什么學問的，你們說章伯鈞、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學問，世界上的笑話多得很……（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報》）
1958年4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校長馬寅初。
前一年7月，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根據(jù)自己在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發(fā)言內容寫成的《新人口論》。他認為，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長，勢必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張要重視節(jié)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
倘若按此辦理，一個中國日后將會少去多少恨憾、并能身輕似燕翔行在人類文明標線上的主張，卻被打成了“新馬爾薩斯人口論”。北大等學校采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批判。
馬先生不為所動，在《新建設》雜志上發(fā)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表示自己堅持真理，決不向以力壓服而不是以理說服的批判投降。據(jù)此，康生提出，馬寅初的問題已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要像批判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睂︸R寅初的批判進一步升級，并于次年撤銷了他的北大校長職務……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壓帶，驕橫地掠過千山萬水后穩(wěn)定于南國，“破除迷信”、“粉碎資產階級偽科學”等新口號，恰似受其輻射的更暴戾的熱流，一下傾覆了陳寅恪胸中那個高蹈于塵囂之上的清涼世界，歷來被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學術觀點的人們尊崇為中國史學界泰斗的他，在一片苦熱之中被肆意凌辱與踐踏——
“最能代表這場批判實質的兩句話流行一時，這兩句話是‘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yī)割毒瘤’……于今已無法重現(xiàn)給陳寅恪帶來‘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報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這么一段大字報的語句：‘這樣的作法（指陳寅恪的資產階級史學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個僵尸身上穿上華麗的衣服……結果仍不改變其為死人一樣。’語句被摘錄得斷斷續(xù)續(xù)，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數(shù)十年后的今天看來，令人仍然覺得這是對陳寅恪的人身攻擊。
“時年68歲的陳寅恪，年老多病，雙目失明，深居簡出，這些特點都令‘僵尸’、‘花崗巖腦袋’等等政治術語更加形象化。
“第二輪大字報與首輪相比，謾罵與攻擊減少了，多了所謂的‘學術味道’。但第一輪大字報折辱的是‘生命之靈’——人格，第二輪大字報摧毀的則是一個教師的精神世界。在奉辛學子的筆下，陳寅俗成了一面應該被拔掉的大白旗，成為誤人子弟的‘偽科學’……
“7月下旬，陳寅恪上書中山大學校長，憤怒地表示：一、堅決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xù)，搬出學校。這是一個軟弱無助的知識分子所惟一能行使的了結自己命運的可憐權利……從1926年陳寅恪以導師身分進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為止，陳寅恪服務中國教育事業(yè)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后，陳寅恪卻黯然退出了講壇。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一面旗幟，陳寅恪這一悲涼的退出，預示著傳統(tǒng)文化的大難臨頭，已經為期不遠了�！薄蛾愐〉淖詈�20年》）
10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國范圍內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國人還不能盡興，只有去批了外國，才能像阿Ｑ摸到了小尼姑滋潤的腦殼一樣過把干癮，甚至連寫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戰(zhàn)爭與和平》和《復活》這樣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儀仗隊見了都會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爾斯泰，也被從俄羅斯覆滿白樺樹落葉的九泉之下拖了出來，當成思想上兇惡的敵人而加以鞭撻。一家大報以最顯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發(fā)表了長篇論文，題目卻宛如出自于小學生的筆下——《托爾斯泰沒得用》
在上海作家協(xié)會，直至1960年春季，一直在進行一場馬拉松式的對所謂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的狂轟濫炸，不但托翁傷痕累累，受到馬克思、恩格斯極高評價的法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還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橫飛……
不將人們頭腦里優(yōu)秀的中國文化、世界文化給炸得斷壁殘垣，淺薄、浮躁、充滿了唯意志論的大躍進“文化”，則無法在中國的皮下靜脈注射一針又一針的瘋狂。
最具大躍進“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編并作序的《紅旗歌謠》，最能夠體現(xiàn)此書風格并在當年廣為流行的，是這樣一首歌謠《我來了》：
天上沒有玉皇
水里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岳開道——
我來了！
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zhàn)
如果說，“民粹主義因素、道德主義因素和實用主義因素的摻入，似乎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在中國的傳播發(fā)展中最值得重視的幾個特征”（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那么，隨著重視農村、發(fā)動農民、最后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民粹主義，便猶如1979年中越邊界的崇山峻嶺里蜂巢般密布的地雷，似乎在新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有了廣泛、深厚的基礎。
不過，這一文化形態(tài)依然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品格，它常常和馬克思主義混合在一起。當我們稱道“山溝溝里的馬列主義”之時，好似當今一些寫手用電腦給報紙的周末版寫作，搞不清楚打出來的究竟是炙手可熱的稿子，還是一張張活蹦亂跳的鈔票，我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贊美馬克思主義，還是在漚歌民粹主義……
開國之初，民粹主義躺在歷史的床上，和歷史大抵還相安無事。
很快，蟄伏的民粹主義感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zhàn)——
一方面，戰(zhàn)爭年代那種登高一呼，便山搖地動、云集影從的壯闊畫面，得送進歷史博物館了，領袖的蓋世神力和英雄之舉將失去大眾觀摩的舞臺。如馬克斯·韋伯所分析的一種由前理性時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造成的社會心理現(xiàn)象，即奇理斯瑪型統(tǒng)治，得為一種建立在工業(yè)文明基礎之上的法理型組織形式所代替。
如果說，前者強調的是個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應，熱情火焰一樣燃燒，意志黃河一樣奔騰；那么，后者強調的是系統(tǒng)運轉的穩(wěn)定，決策過程中的科學化與理性化，以及三軍儀仗隊一樣的秩序，春江花月夜般的和諧……
另一方面，國家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在疏遠農民的經驗、才干乃至身分的優(yōu)越感的同時，必然要愈來愈親近知識分子的學識、專長以及在事業(yè)上的熱情。知識分子卻是這樣一個社群：當長征途中多少吃皮帶、咽草根的故事，讓他們感動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時候，自身的價值感和榮譽感，在他們的頭腦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隨著戰(zhàn)爭年代的遠去，所謂工農階級的道德魅力與身分的優(yōu)越感，日益平淡在共和國每日攀升不已的腳手架前，他們的價值感和榮譽感便日益蘇醒了……
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識分子，后者給自己戴上“社會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當然、毫不妥協(xié)的姿態(tài)去審視社會。批判社會；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身上，也流著儒家傳統(tǒng)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為這個傳統(tǒng)標識了楷模，即知識分子必須為國家盡忠盡職，當統(tǒng)治者偏離了國家利益的時候，知識分于要敢于直言進諫。
這便意味著，在長期以來習慣了一種聲音的社會氛圍里，總會有不同的聲音響起。而且，猶如在吃了一頓肉食之后，牙縫間總會剔出幾點肉絲來，多少受過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識分子，一旦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便總會有人從中感到幾絲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東西來……
民粹主義開始在床上躁動不已。它眼里有了血絲，腮幫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關節(jié)也被扳得叭叭作響。于是，至1955年，建國不過六年，大大小小的運動、斗爭、批判，算起來也有六次。它們各自的鋒芒，即便不對著知識分子，也讓知識分子驚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態(tài)，這時在中國只是小試牛刀。
思想改造運動，還沒有實行以后歷次運動給人戴帽子的做法。幾次批判，雖說是把文藝現(xiàn)象上升到了階級斗爭現(xiàn)象，但尚無人被正式打成階級敵人。即使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真正被觸及到的，在全國也只有兩千多人……
毛澤東口袋里的東西，頗為琳瑯滿目。
除了民粹主義，當然有馬列主義，還有新民主主義，后者是在抗日戰(zhàn)爭最艱苦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時，毛澤東十分清醒地放進自己口袋的：針對國民黨的黨國一家，它必須得有民主的內容；針對國民黨的昏聵腐敗，它必須得有反封建的內容。民粹主義既在滲透馬列主義、新民主主義，可馬列主義、新民主主義也在制約著民粹主義。
每當毛澤東打開口袋，民粹主義總以為能伸出大鵬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風雨來臨前的烏云一樣驟密地滾過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嘯成勢，毛澤東就把它收了回來，巨掌里摩婆起另兩只鳥兒，并不時將它們放在中國的陽臺上，喂上一碟清水、幾把小米，讓它們撲騰羽翼，嘹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并為之傾倒的目光……
羅德里克和費正清，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兩難境地——
1949年以后，黨對知識分子執(zhí)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比已征儒家思想對傳統(tǒng)文人施加的影響更全面，更深入細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勵知識分子在專業(yè)上多生產一些東西。這種互相矛盾的態(tài)度使得政策發(fā)生搖擺：在鎮(zhèn)壓時期要知識分子服從思想改造運動，在比較松弛的時期又給他們以某些責任和優(yōu)遇，希望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中贏得他們的合作。
這種政策的轉變，有時決定于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有時又決定于國際事件。政策的轉變也有自己的原動力。黨力求擴大意識形態(tài)的一致性，直到知識分子不愿生產成果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脅時為止。在相對放松的間歇期，黨鼓勵——或者至少是準許——知識分子就西方思想展開學術上的辯論和討論。它也允許——有時甚至是鼓勵——對官僚主義的批評，以便清除官僚主義的弊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年—1965年》）
有句話說得很精彩
詩情、豪情與滿山遍野的土高爐燃燒的火焰一起澎湃的中國風景線上，毛澤東看到了自己即將要通過現(xiàn)實共產主義的窗口，去和理想共產主義窗口里那個有著獅鬃般大胡子的馬克思，熱烈地握手——
離開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淋力勞動者工資少等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殘余。“各取所值”雖然是法律規(guī)定的，但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整風以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差不多破壞完了，要考慮取消薪金制的問題。
柯慶施將他的這個講話，告訴了在上海市委宣傳部任職的張春橋，后者立馬據(jù)此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fā)表在上海影響頗大的《解放》半月刊上。從此，“張春橋”這個名字，牢牢印在了毛澤東的腦�！�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預言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就將提前成為一個具有現(xiàn)代工業(yè)、現(xiàn)代農業(yè)和現(xiàn)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并創(chuàng)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他并且指出：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xiàn)，已經不是什么遙遠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9月29日。毛澤東對新華社記者發(fā)表談話，對那種以為在工業(yè)方面搞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是不正規(guī)、農村習氣和游擊作風的看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11月6日，毛澤東讀到一份河南省范縣規(guī)劃三年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報告，里面如是描繪了那即將唾手可得的共產主義生活：“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他欣然命筆，在該規(guī)劃上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倉促，只3年。也不要緊，3年完不成，順延可也�！�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權威的《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四十年1949—1989》一書，逐月逐日地記載了黨的重大活動和領袖們的重要言行，從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整個1958年里，堂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緘默無言，像是銷聲匿跡，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魚兒露出了水面，這天他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即將舉行的蘇共第21次代表大會。顯然，對于舉國風生水起的“大躍進”，周恩來的額頭上，多半長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
從該書還可以看到，多數(shù)領導人，則應和著毛澤東敲出的高亢鼓點。在火里風里不辭辛苦地踩著“大躍進”的高蹺，比如——
1958年7月，劉少奇在視察了北京石景山發(fā)電廠后，同工人們舉行了座談。他說：現(xiàn)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可以超過，電要慢點。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shù)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7月，時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康生，視察了北京的幾所大學。在北京師范大學，他說：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學校，大辦工廠。每一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還要辦學校，從小學辦到大學，今年至少要辦100個各種類型的學校。在北京農業(yè)大學，他交代，一所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一學校，二工廠，三農場，四研究所，五農林局，最好掛十幾塊牌子。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
10月，康生到了河南，視察該省“教育革命”的情況。他指示：學校是整個勞動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要與社會大生產結合，可以上課2小時，勞動3小時；可以6小時勞動，2小時上課；現(xiàn)在在鋼鐵洪流中，也可以只勞動，不讀書……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為《大同書》影響的毛澤東，便在《學生之工作》一文里，論及了他對于一種“新村”的憧憬：“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創(chuàng)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里有公共的育兒院、蒙養(yǎng)院、學校。圖書館、劇院、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等，每人從事“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鴨魚”等勞作……
一對于一個莘莘學子來說，懷有一種“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這個年紀朦朧懷春一樣是自然的。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人們總是想尋一塊寧靜如詩的桃花源；在充滿壓迫與剝削的社會，人們總想尋一片自由、平等之風和照吹拂的綠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如“新村”一類的烏托邦憧憬，其實正是人類世世代代難以擺脫的“童話情結”，不但孩子們需要發(fā)育心靈的童話，成人們在與外部世界的嚴峻抗衡中，作為心理補償，也常常需要這一類“童話”。
然而，童話終究是童話。當毛澤東將其青年時代的舊夢，和著他回眸火焰與硝煙中的巴黎公社時的激情，一起攪拌到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大地上，就很難有美好與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產力極為落后、商品經濟遠不發(fā)達的條件下，在一個小農經濟似茫茫云海的農民大國，強制性地將多元化的生產關系變?yōu)榇笠唤y(tǒng)的公有制，并期待以無數(shù)相對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基層社會組織——人民公社，來架設一座通向共產主義的宏偉金橋，這就不但置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于腦后，也置基本的社會分工與基本的人性于不顧了。
“大躍進”猶如一頭疾似旋風的野牛，沖進了中國這家古色古香的磁器店，讓農村不像農村，工廠不像工廠，學校不像學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還不僅體現(xiàn)在砸鍋煉鐵、箱柜歸公上——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向全國婦聯(lián)黨組的一次談話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講到康有為的《大同書》，他本人也講過兩次，家庭是要消滅的。前后娶過6位妻妾的康有為，在《大同書》里卻主張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毛澤東則在“大躍進”時，多次萌生消滅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為一樣堅信，不消滅家庭，便難徹底消滅私有財產……
“大躍進”的發(fā)動并不代表農民的利益，這已被日后一場異常嚴酷的大饑饉所證實。
在衛(wèi)星放得密如飛蝗的日子里，社里騙縣里，縣里騙省里，省里騙中央。在衛(wèi)星放得堪稱全國第一的河南省。有一個縣的城關公社，上級來人檢查糧食收成情況，公社干部領著他們在夜間去看倉庫，先從前門進去，一看糧食滿圍滿圈，出了門，在街上轉了幾圈，又領著他們從后門進去，一看，又是糧食堆得欲漲欲裂。糧食還是原來那些糧食而且下面都墊了一層高高的禾草。難說這上級是真渾然不覺，還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欺騙有理。
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在鄭州看到了剛剛開過的省黨代表大會上的發(fā)言材料中，其中一個縣的縣委書記在發(fā)言里公然說：
“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干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于干部、群眾臉上無光……”
如此等等七八個鋪排，結論便是要搞大躍進，就必須虛報！
在這一全國性的大騙局里，農民們的哄騙只是換來了日后空癟的肚子，而不少官員們的哄騙，則填飽了政治上的私囊，誠如在河南省所展現(xiàn)的那樣：原來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為狂熱的吳芝回所取代，省長職務也由后者一肩挑，成了1958年河南同樣狂熱的大躍進運動的主要組織者。
歷史必然會這樣論斷，與其說是農民在哄騙毛澤東，不如說是毛澤東在折騰農民。
不過這一折騰，對他來說不具有惡意。《東方紅》是農民唱出來的，“大救星”是農民喊出來的，毛澤東當然了解農民，當然是農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許是愛之彌深，恨之愈切，他總像警惕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警惕著農民身上每日每時都可能產生的資本主義傾向。好似剽悍的匈奴人，不懼戰(zhàn)塵，一次次地奔襲別人的城池：反胡風、反右、反右傾、“文革”……毛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忙得不亦樂乎，在農民問題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前十條，二十三條……
終其一生，他總想剪掉農民身后那條小私有觀念和小生產方式的尾巴，將他們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人；
可終其一生，征服了一個舊社會的他，卻始終未能征服這支千百年來面朝黃士背朝天的大軍！
三十多年后，名聲顯赫、曾被視為當代中國農民企業(yè)家佼佼者的禹作敏，領著天津靜海大邱莊在物質上漂亮了起來，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來，終于落得個階下囚的下場。但他卻以農民的有限理性，讀懂了毛澤東和鄧小平。他有句話說得很精彩，可以讓我們眾多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臉上紛紛失血：
毛澤東利用自己懂得農民，而去折騰農民；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不折騰農民而讓農民自己去折騰……
鐵疙瘩也聽話哩！
1958年的“大躍進”里，顯然有著更多的民粹主義內容——
在經濟層面上，它以所謂人民群眾的巨大熱情與首創(chuàng)精神，來取代決策過程中的科學化與理性化；
在政治層面上，它意味著：繼1957年，中國已經擯棄了大力爭取知識分子的學識、專長以及事業(yè)上的熱情，來為國家工業(yè)化服務的方針，大概以為繼續(xù)執(zhí)行這一方針，將會冒著損害黨的領導地位，工人階級利益的巨大風險，而代之以倚重專業(yè)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以保證中國革命的純潔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動力。
尤其是共產主義的曙光正照亮中國的窗口，“資產階級法權”的油跡斑斑的臺布，就要從社會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時，知識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權”的根本依據(jù)——知識，卻難以剝奪、難以卷走，對知識的歧視，便日愈正大光明起來，對知識分子的排斥，也日愈變得迫切……在整個文化領域——
原來的專家領導逐步為外行領導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時曾經說過“文化工作必須由常握馬克思主義的外行領導”，如此一來，由外行充任領導工作，必然造咸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作作品的質量下降。實行百花齊放方針之后如雨后春筍般產生的各種出版物，特別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已成為歷史；那些因發(fā)表非正統(tǒng)觀點和刺耳言論而受到官方討厭的好幾家雜志，也被迫退出了活動舞臺……生存下來的報刊雜志的發(fā)行量也急劇減少，原因是許多讀者被下放到了鄉(xiāng)村地區(qū)，訂閱成了問題，也由于有些讀者認為報刊已經沒有看頭。
詹姆斯·唐森德曾對《中國青年》雜志作過專題研究，他在1967年發(fā)表的《中國青年的革命化：〈中國青年〉雜志研究》一書中說，該雜志從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劇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實上，知識的匱乏已成為蔓延全國的嚴重問題。（納拉納拉揚·達斯《中國的反右運動》）
在人民群眾排山倒海般的“熱情”與“創(chuàng)造力”面前，知識往往成了“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無能的別名，在相當多的群眾和干部眼里，知識分子無異于株儒、白癡，乃至稱其為“吃屎分于”，并給以隨心所欲的譏諷。
在張賢亮所在的農場，農場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識分子面前訓話，便手舞足蹈，唾沫飛濺，情緒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總佝摟著背走路的六十多歲的老人。一次，農場的幾萬畝水稻收割完了，因捆運不及，多數(shù)還攤在田里，為此他親自召集起全體犯人，熟捻地作了一遍捆扎稻子的表演后，又一次魔術般地在分秒鐘間將自己變得神清氣爽，容光煥發(fā)：
“你們過去在學校里學的盡是沒有用的知識，現(xiàn)在我教你們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識，知識就是能夠讓你們吃上飯的本事。學了一肚子知識，連一顆糧食都種不出來，這叫啥狗屁知識？！”（張賢亮《煩惱就是智慧》）
1958年，以驚人的速度退化著知識分子的價值，使之不在于奉獻知識，而在于對非科學、非理性的認同。
如果你想發(fā)展自己，封建社會的“學而優(yōu)則仕”，已被眼下的“左而優(yōu)則仕”所取代�！白蟆辈荒芾贤Ａ粼诤姥詨颜Z上，《紅旗歌謠》里，你得用你的燦若蓮花之舌，呼風喚雨之筆，“左”出精當?shù)睦碚摵秃陚サ南到y(tǒng)來。
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們，繼反右之后，又在大躍進的洪流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鍛煉、成長。其中長袖善舞者，如張春橋，忙著鼓噪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閘門，去關死中國凝滯的社會生活里最后幾縷商品經濟的活水；而陳伯達，連續(xù)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了兩篇影響廣泛的長文——《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和《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將一個早就枯萎在人類歷史后院里的烏托邦神話，涂抹成一個新鮮得像是剛從黎明的果園里采擷來的中國現(xiàn)實：
“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yè)）、農（農業(yè)）。商（商業(yè)）、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樣的公社里面，工業(yè)。農業(yè)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wèi)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
如果你不想發(fā)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茍且的話，那你就必須循規(guī)蹈矩，夾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農場政委，作起報告來，不像一般的領導一樣，開口便是革命領袖的諄諄教導，閉口就是讓知識分子們聽了如大出血一樣的階級分析。他以農民樸素、生動的語言，講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聽話的人就不是知識分子，不配當知識分子！你們看見那拖拉機沒有？拖拉機是個鐵疙瘩，鐵疙瘩也聽話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輛拖拉機爬在田頭不動窩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們閃開，我上去朝它踢兩腳，工人一發(fā)動，它就響起來了。人嘛，不能像鐵疙瘩，叫別人踢著走；要聽話，自己走；不能像懶驢一樣，打著不走，拉著倒退……”《煩惱就是智慧》
自然不會是所有的工農群眾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冊的右派分子的遭際里，我們仍可發(fā)現(xiàn)有不少的普通工農群眾，為蒙垢的知識垂嘆，為蒙難的知識分子解憂，好似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里描寫的那位女主人公“馬纓花”一樣，他們身上人性的美好，常�；癁檫@陰暗的遭際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幾支飄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給了右派們在嚴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氣……
但無可置疑，這段話，的確概括了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自1958年以降，社會對于知識分子的一個普遍心理。
右派們也會染上幼稚病
在社會的大街上，知識成了過街老鼠，就是知識分子自己，也因為知識，而有了一種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國后多少次運動、斗爭，對于知識分子而言，沒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淘洗床單、麻袋一樣，異常賣力地淘洗自己的世界觀，可世界觀大相無形，你說你已獲“釋迦牟尼”的真?zhèn)�，可在口含天憲的“佛門”眼里，你依然是個塵緣未斷之人。
似乎是到了1958年，才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落到了“實處”——
反右斗爭后不久，王賢才所在的醫(yī)院，奉上級命令，連人帶設備。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在塞外一個寒風嗚咽、疏星幾點的夜晚，王賢才夾著一大包東西，左顧右盼地走出了醫(yī)院的大門，又似幽靈一樣，閃進了醫(yī)院旁的荒地里，看這詭秘的模樣，頗有幾分像電影里的特務，轉去荒山野地里給龜縮在那個孤島上的主子發(fā)報。然而，他夾著的并不是電臺，而是他譯完不久的《希氏內科學》，40萬字的稿子，沉甸甸的，重似幾塊磚頭……
希氏是美國的一位著名醫(yī)學教育家、內科專家希塞爾的簡稱，在本世紀20年代，他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觀點，即由于現(xiàn)代科學不斷向縱深發(fā)展，分支科學好似人的神經系統(tǒng)越來越細密，過去那些同時精通好幾門學科、而且在各個學科上都能達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書式的專家，在20世紀已成了昨日黃花，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在今天，已經是個人無法企及的一項集體工程。
希塞爾憑著他在醫(yī)學界的崇高威望，組織了一百多位學識卓越的內科專家，編著了世界上第一部內科教學書，于1927年出版。為了適應現(xiàn)代醫(yī)學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3－M年又改版一次。這部在希氏謝世之后仍被稱之為《希氏內科學》的巨著，它的權威性得到了世界醫(yī)學界的公認。當時除去蘇聯(lián)之外，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將其視為內科教學的標準參考書。
王賢才是在山東醫(yī)學院讀書時知道這部書的，等了半年，總算在校圖書館借出來了，有同學特意稱了一下，重達十一斤半。此后除了上課，他的身心幾乎全淹沒在這十一斤半里。
這真是一片大海啊，藍晶晶的海水，折射進水里的片片金箔似的陽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們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滿各種規(guī)則的幾何圖案的魚兒，或是在色彩絢麗的海螺間轉著圈兒，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對對踏青的情侶們不忍離去；或是對著一棵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狀，那魚腮里鼓出的串串水泡，大概級繞了多少神秘的思緒……
王賢才深深地沉醉于一種理論體系的美。如果一個理論體系，能夠從容、細膩而又鮮明、深刻地闡述一種社會或自然的現(xiàn)象與規(guī)律，這個理論便一定會有著大海豐富的色彩美，大海流動的韻律美。
一個周末的夜晚，同寢室的同學有的去看電影了，有的去參加周末舞會，他一個人坐在窗前讀《希氏內科學》。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頭來，看著天上那輪光華如銀如練的月亮，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電源開關，陡然，他年輕的生命里感到一股偉力的震撼——自己必須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這事情便擺在了他的面前：我國的醫(yī)務人員，只有少數(shù)人能夠直接閱讀英文原著。能夠直接閱讀的，也不一定能借得到這部價值昂貴、進口數(shù)量有限的書。為了讓更多的醫(yī)務人員讀到《希氏內科學》，他，一個尚未畢業(yè)的大學生，決心要獨力翻譯出這部國際醫(yī)學界的經典著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風吹滅了，擦第二根火柴，風又吹滅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無形的手，在牽扯他的心機。他團起一只巴掌，心機終于濺出了一點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幾頁稿紙，就像濃妝的妓女發(fā)現(xiàn)了獵物，張開了闊大的猩紅色嘴唇，立馬有了妖冶、放蕩的騰騰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僅睡四五個小時、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為焦枯；希塞爾，還有幾十年來數(shù)百位醫(yī)學專家在萬千病體上凝結成的智慧，也在異常凄婉的一陣觫動之后，升騰為灰蝶，它們旋旋散散，徘徘徊徊，好似一片不肯離去的冤魂……
并沒有人要王賢才這樣做，是他自己決定要這樣做。
他不會沒有隱痛，如同潰爛過后新肉芽的生長必然伴隨陣陣隱痛，他以為唯有這樣，才能生長出新的世界觀來，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在黑暗如鍋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動也不動，只是一雙手麻木、機械地將一頁頁的稿紙投入火焰中，遠遠看去，那在寒風里無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將他勾勒似荒原上一株被雷電擊過的枯木……
大約就在王賢才主動燒掉那部巨著譯稿的同時，北京市一些文化單位的右派，在遠郊一個名叫“一擔石溝”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療養(yǎng)院。為了讓這里日后風景如詩如畫，他們還擔負著將周圍的山上都種上果樹的任務。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大伙兒都住在打著地鋪的棉帳篷里，外面冰棱垂掛，里面冷得似座冰窟，睡覺時也得全副披掛，戴上帽子，裹上圍巾，有的臉上還蒙個口罩，早上起來，一夜呼出的氣息，在帳篷頂上凝成了一層薄薄的白霜……
干的活兒，多是抬幾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填充療養(yǎng)院的地基，或者挑水去山上澆灌果樹苗�？帐肿咴诙氛凵咝械纳铰飞�，跑一遍下來，這幫文化人也氣喘吁吁。現(xiàn)在實打實地干一天下來，一個個踉踉蹌蹌，軟軟癱癱，渾身汗透，好像是一條打斷了脊梁又抽去了筋的狗。可夜里，還只能帶這身臭汗鉆進冰冷的被窩，再沒有氣力去換衣抹身，也沒有時間去換衣抹身。挑燈夜戰(zhàn)，午夜收工，已是家常便飯……
在這大概讓愚公見了也得嘆為觀止的艱苦環(huán)境里，尚未聞到花果飄香的右派們，心頭卻綻開了一嘟嗜、一嘟嗜的詩果。一個名叫張永經的青年人，創(chuàng)作了一首名為《一擔石溝之歌》的歌詞，它的第一段是——
一擔石溝石頭多
石頭滿溝滿山坡
激流擔石泉水好
石徑入云飛戰(zhàn)歌……
30年后，當上了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局長的張永經，監(jiān)制出了讓多少國人哭濕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讓人們笑得前仰后合的《編輯部里的故事》，也許他正是在大山洼里開啟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才華。很快，有人將這歌詞譜上曲子，它真成了右派們學習、勞動時一曲飄蕩群山的戰(zhàn)歌。
叢維熙也心里癢癢，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內的右派們自發(fā)組織的上山挑水競賽中，迎著五六級的凜冽西北風，身上脫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褲的他，也有了一片濃郁的詩意，隨滾滾的熱汗滔滔而下——
狂風似虎嘯
落葉滿山飄
巨石凍裂嘴
老樹吹彎腰
三九隆冬恨天熱
赤臂裸胸把水排
汗泉澆開冰霜道
一路歌聲一路笑……
并沒有人要張永經、從維熙戴著“鐐銬”唱歌，是他們自己要表達戰(zhàn)天斗地的豪邁情懷。
是否如被人賣了之后卻還幫著別人算錢，或者是逼你出家當了和尚，你還興致盎然地敲起木魚？
左派會染上列寧所批評過的幼稚病，右派也會染上幼稚病。
破碎了的浪，尚未破碎的涌
從1960年隆冬開始，次年達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撤回了城市。他們不是先摘帽再回來的，而是先回來再陸續(xù)摘帽的，似乎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經意識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將遠遠趕不上一場令舉國日月失色、山河凝滯的大饑饉吞噬生命的速度，他們不想給一堆白骨摘帽。
當右派們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時，那些當年打發(fā)他們下去的“左派”倘若良心未泯，應該震驚于這一情狀：恍若光禿禿的枝條上最后一朵凄婉的桃花，漸暗漸冷的爐膛里吐出的最后幾縷悲愴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窩里藏不住的興奮或憧憬，緊繃似鼓皮的臉上習慣性擠出的謙恭，他們脖子以下的身子，幾乎都可以忽略不計——
原中央司法系統(tǒng)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后，先集中到最高法院開了個會。會場在二樓，幾十個右派卻沒有一個人能夠上得去，連過一道門檻，都像剛學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著門框，腿才能抬過去。
原新華社著名記者戴煌，一米七八的大塊頭，回到北京時，連同身上穿的破舊軍大衣、軍棉服、絨衣褲以及軍棉帽。棉膠鞋等等，只有92斤；而在打右派前，他光頭赤腳，只穿條小褲衩，也有196斤。他感覺自己像個無根的稻草人兒，一陣風就能吹去。歸途中，在牡丹江車站過天橋時，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員管仲祥、閻啟明等人，將他架過去的。到了月臺要上車時，他的腿好像突然消失了，再怎么提，人也上不了車門的那三小步臺階，又是管、閻等人上拉下托，將他像個大棉包似的硬塞上了車……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體，真的全部隱去了，可總還剩下個腦袋，便能在上面進行莊嚴的摘帽儀式，最不濟的是那些最后的連腦袋都沒有保住的人。
在從1958年下半年就已經開始的連續(xù)三年的大饑饉里，右派分子們充分地享受著一種從屈原和荷馬開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學作品從來沒有深刻描寫過的虛弱，一種地下哪怕只有一根稻草，而你想從上面邁過去卻提不起腿來的虛弱；高度保持著一種一天24小時時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須呼吸的警惕，一種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會被同屋人冷漠得似抬出去隔夜的便桶一樣抬出號子的警惕；他們還常常如紳士淑女品味南美咖啡、古典歌劇一樣，品味著無處不彌漫的死神的氣息，這種氣息以人們的身子作為自己的通衢大道——
人們悠悠忽忽，走路輕飄飄的，說話輕飄飄的，喪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覺，恍若是一群從昏瞑中走來又向昏瞑走去的幽靈。唯有在發(fā)現(xiàn)任何可填充空癟的胃囊的東西時，那被腫成氣球似的臉擠得一條縫的眼睛里，磷火般綠熒熒地亢奮一閃，才讓你感覺到尚存有幾絲生命的氣息。此外，你還真難分辨眼前發(fā)生的，究竟是在“人”還拖著尾巴的遠古，還是在人已經站起了數(shù)萬年的當今……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無所不吃；至于吞吃這些東西是否具有延長生命的作用，人們無心問津，只要讓肚子里裝進去東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饑餓迫使最低層的人，向原始生活回歸。其他類型的囚徒自不必說，就拿知識分子來說，也逐漸蛻變掉那層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態(tài)……《冬天的往事——背纖行》）
與從維熙所在的清河農場一樣，在張賢亮所在的農場，在每天僅有幾碗野菜湯份額的囚徒們之中，張賢亮發(fā)現(xiàn)第一個吃癩蛤蟆、第一個吃耗子、第一個吃晰蜴、第一個吃在干枯的水坑里死了多日的小魚、第一個吃據(jù)說是有毒的蘑菇的，并不是平日里月黑風高去剪徑的強盜，總往瓜田李下鉆的青皮，全都是右派分子，在這方面，知識分子也充分地表現(xiàn)了探索“科學”的勇氣……
無法統(tǒng)計在一場幾乎遍及全國的大饑饉中最終倒下了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只了解到，在北大荒大多是這樣處理“他們”的：
倘若凍得似干柴的尸首，堆積得有那么二三十具了，便裝上幾輛大車拖去哪片荒山野地里，冬天上凍得鐵板一樣結實，鐵鎬使命挖下去，不過像遠處姑娘一個無濟于事的飛吻，于是就用炸藥包炸。待炸出一個大坑來，大車拖到坑邊上，一側的欄板一拿去，再稍一傾斜，一具具尸首，便嘩嘩地一下子像下餃子一樣去了坑里。
如果尸首不是太多，那便就地燒上一鍋開水，開水澆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現(xiàn)了一個洞。一具尸體塞一個洞，仿佛在栽什么樹苗，然后再把周圍的積雪呼拉拉地往里一锨，不過半天，這洞口就凍得嚴嚴實實�？蛇@畢竟不是水泥，倘若不見家屬來收尸，來年春天，這尸首便成了荒原上的餓狼們的一頓美味大菜……
灰蒙蒙的天際，低沉的云塊恍若一床床攤開的巨被。
瑟瑟的風聲滾過原野，帶著一種詭秘而又痛苦的哀怨。
這是一支戴罪之身已經四五年的隊伍，這是一支滿臉菜色、衣衫襤褸、半人半鬼的隊伍。每一張面孔都像是一個劫后的戰(zhàn)場，疲憊。凄婉，還有面對不可測前程的無比惶惑，唯有目光里濺射出幾絲火苗般不死的希望……頗有幾分上個世紀20年代俄國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亞時的悲槍。
很快，這份悲愴被抹去了，在去火車站的途中，有人在卡車上唱起了《歌唱祖國》，旋即眾人跟著唱起來——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么響亮。
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
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仿佛不是凝重如鉛，由苦難走向苦難，而是身輕似燕，從勝利走向勝利，可歌聲卻跌宕在一片荒蕪而又饑餓的土地上；
仿佛卡車裝的不是“垃圾”和“污水”，而是五彩的氣球、帶露的鮮花，和鮮花一樣盛開花靨的孩子，可并未飛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歌聲，卻撲滿了滾滾黃塵……
讀讀十二月黨人那洋溢著理性光芒與自由激情、叩動了俄羅斯無數(shù)少男少女心弦的詩歌，諸如雷列耶夫的《致寵臣》、《公民》、《沉思》，奧陀耶夫斯基的《當聽到波蘭革命消息的時候》、《搖籃曲》，我們就會感嘆在中國，即使被打進了煉獄里的右派分子，也極具中國的特色……
回到了久違的城市，恍若一群剛從海水里掙扎回了江河里的淡水魚。在頭上摘去了那頂沉重的帽子之后，他們之中即使再悲觀的人，也以為只要自己日后夾緊尾巴做人，總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寧……
對于其他的知識分子來說，當他們看到這一批批好似從劫后余生的戰(zhàn)場上退下來的右派隊伍，他們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憐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還是為自己學會在政治風暴里趨安避禍的本領而深感慶幸。
他們可以接納摘帽的右派們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們大多表現(xiàn)出某種矜持、某種距離。
他們在一個民粹主義張牙舞爪的社會里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們如今總算找回了一點芝麻綠豆大的矜持；他們早被這個時代隔出了一段難以逾越的距離，可他們用右派的八十步來排解身處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無論前面破碎了的浪，還是后面尚未破碎的涌，這時大約都不清楚，它們只是一個整體內的輪回，一個注定要卷人苦難與恥辱的輪回。
結語
在中國的當代史上，1958年強化著1957年的大轉折——
從如水的晨光里一盆新綠的米蘭般生機盎然，到元氣漸傷，筋骨斷殘，渾身貼滿意識形態(tài)膏藥的江河日下；
從人們各色鳥兒跳躍、啁啾不已的心枝，到鉛灰色的混凝土最終威嚴地、冷冰冰地覆蓋了中國思想的大地；
從熱情火焰般燃燒的50年代，到擠牙膏一樣竭力擠出熱情的60年代以及熱情滿是偽劣產品的70年代；
從大門半開、窗簾半卷，對風起云涌、俊彩星馳的外部世界還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閉中，阿Ｑ般地膨脹自身，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
1957年，眾所周知地成了近百萬知識分子一座苦難的祭壇。
祭壇后，立著的1958年，則開始了一場民粹主義的舉國盛宴！
如果說，1957年是右派分子政治上的斷頭臺，而1958年，則在廣大的知識分子的頭上，吊起了一把達摩克利斯劍，你防不勝防，它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掉下來；
如果說，1957年讓眾多的右派分子去了月匿星藏、山寒水瘦的勞教、勞改農場，那么，1958年，則以大規(guī)模的改造，實際上是大規(guī)模的放逐，將知識，剝下一點點無產階級認可的東西外，連同她的孩子——思想與科學，趕進了一個雖無法觸摸卻真實存在的集中營。
也許人們不一定能察覺——
“文化大革命”當然在政治上宣判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死刑，但1958年已經在編織“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起訴邏輯；
“文化大革命”當然讓文化陷于滅頂之災，可1958年則開始了文化毀滅的倒計時；
我想，當“文化大革命”這頭面目猙獰、雙角崢嶸的怪獸沖上地平線后，無論有著怎樣命運遭際的人們，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感悟出，東方民粹主義這個巨大、神秘的蠶蛹，在一片黑暗中究竟孕育出什么東西·
初稿于1994年
1997年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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