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系列”，是我們教研團隊從事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的一些心得、一些階段性研究成果。
總序
朱光磊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系列”，是我們教研團隊從事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的一些心得、一些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制度創(chuàng)新進程。如何在這樣一個歷經坎坷、內部差異比較大的大國，通過改革來實現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對人類社會發(fā)展新道路的積極探索。政治發(fā)展，是這一全面發(fā)展、進步中的最基本方面之一。留給中國的機遇并不多。中國必須不斷前進，在求解難題中尋求突破，不能再有“閃失”。抓住歷史機遇期，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開闊的視野、堅忍不拔的進取精神和高超的策略性行動，但更為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合理的政治統(tǒng)治和管理模式。
100年來、60年來，特別是30年來，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艱苦探索，包括成功，也包括失敗，已經為中國未來的政治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和思想平臺。但是，國內外社會發(fā)展格局的巨變，也對我們所期待的那個“合理的政治統(tǒng)治和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本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中適宜“為我所用”的部分和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積極成分有機地結合起來，逐步凝練出一個適應時代現代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進步潮流，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符合中國大多數人民利益和具有中華文明特點的政治思想，是中國政治學界的任務。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首先要做的基礎性工作，就是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國情、社情、民情和政情，分析實現中國政治發(fā)展所必需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從1990年前后，我開始在中國政府過程與階層分化兩個方向上進行持續(xù)、系統(tǒng)的研究工作。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與一部分從事政治學理論、區(qū)域政治、農村政治等研究方向的年輕同事組成了非正式的研究小組。2001年，開始形成團隊。團隊成員是南開大學政治學、行政學方面的部分年輕教師和我的博士碩士生（包括已經畢業(yè)的）。除目前在校成員外，還有部分成員在廈門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云南大學、內蒙古大學等單位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成功的科學研究，其工作的重要基礎是善于選擇關鍵性的研究課題。一個成熟的、有作為的學科，總是能夠發(fā)現和駕馭自己所處時代、所處社會中的最有代表性、最需要人們去回答的話題。經過多年的讀書、學習、積累和體會，我認為，21世紀初中國政治發(fā)展有四個方面的課題特別重要和緊迫。
第一，要強化對一系列重要結構性問題的研究。持續(xù)的體制改革和產業(yè)調整，必然帶來社會成員結構的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社會基礎�！岸鐣Y構”正在趨于解體，工人階級一體化和農民階級分化的過程在繼續(xù)，“新階層”已經出現，城市化提速在即。今后，在社會成員構成的分化和重組、收入方式和差距等方面還會繼續(xù)向著多樣化的方向演進。這些發(fā)生在社會生活基本層面上的變化，無疑會對整個上層建筑產生巨大影響。對這個問題的科學認識，是正確提煉時代政治生活主題的基礎。毛澤東對20世紀前期政治生活主題的正確把握，就是以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為基礎的。在21世紀初，我們對各種重要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把握和處理，同樣需要以深入研究各階級階層的實際狀況及其相互關系為基礎。正在進行中的社會階層分化與組合，是一場“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性社會運動，但是也必然伴生一些“副產品”，比如某些掌握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人，就有可能通過形成所謂的“強勢集團”攫取非法利益，可能出現有的階層的人試圖利用自己的經濟優(yōu)勢獲取非正常的政治地位、政治權力，甚至搞“金錢政治”。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并沒有經驗，都需要政治學理論工作者給予理論支持。
第二，要強化對一系列重要的體制性問題的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另搞一套，而是要正確調整國家各主要政治要素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黨政關系”，使制度、體制和組織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經濟發(fā)展和擴大公共服務的需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在這方面，核心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是把黨的執(zhí)政工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依法治國與“行政主導”等基本因素，以適當的體制和方式結合起來。這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也是進一步加強執(zhí)政能力建設，積極而穩(wěn)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基礎。政治學界要重點研究如何處理領導與執(zhí)政的關系，研究進一步完善“兩會機制”的問題，研究實現“黨政關系規(guī)范化”的具體途徑，研究憲法監(jiān)督的實現形式等一系列關鍵性問題，并通過把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逐步上升到基本理論的高度，提高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層次和學術魅力以及對干部、青年學生的吸引力。
第三，要強化對一系列重要的過程性或者說功能性問題的研究。政治發(fā)展不僅包括體制改革，而且應當包括政治過程的改善。相對于體制改革，我們對政治過程的問題以往關注得更少一點。這與我國政治學長期不發(fā)達有直接關系。比如，在美國，系統(tǒng)地研究政府過程的問題，從1908年就開始了。從民族特點來說，中國人不缺“大氣”、勤勞、勇敢、靈活，但是應當承認，我們辦事情不夠精細，對過程設計、情報、檔案、績效評估、分工、應急管理等政治與公共管理環(huán)節(jié)，缺乏足夠的注意，歷史上積累下來的東西不多，需要“補課”。在經濟發(fā)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政治與政府管理流程設計安排粗放的問題就會逐步暴露出來，從而制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水平的提高。例如，我國人口多，地方大，政府的縱向間層次不可能太少，怎么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研究得就不夠，多年困擾我們的以“條塊矛盾”為代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每一級都管所有的事情”，權力的交叉點過多，責任不清。以何種機制來處理必要的中央集權與適當的行政性分權、政治性分權、地方自治的關系的研究應當提上日程。對這些課題的研究，已超出了通常所說“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的范疇，超出了初期體制改革和傳統(tǒng)政治學的范圍，需要通過施政創(chuàng)新和理論創(chuàng)新來推動，需要開發(fā)和建設一批新的政治學分支學科和交叉學科。
第四，要強化對一系列重要的過渡性問題的研究。中國如果不經歷改革開放，現在的許多問題，就不存在；中國如果不繼續(xù)改革和擴大開放，這些問題也就解決不了。前面談到的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實際多數也同時是過渡性的問題�，F在，三個時間起點不同的“過渡”都在21世紀的前20年進入了“總結期”：從1840年開始的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從1921年開始的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探討所引發(fā)的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渡，從1978年開始的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然而復雜的是，這個歷史過渡的“總結期”，同時也恰好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戰(zhàn)略機遇期”。面對這些重要而復雜的課題，當代中國的政治學，應當成為“過渡政治學”、“發(fā)展政治學”，并且在研究這些過渡性問題和發(fā)展中的問題的過程中，使學科成熟和壯大起來。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在社會轉型和政治發(fā)展中，不斷冒出來問題是正常的。對復雜的政治現象，不能采取簡單化的態(tài)度和思維方式。不要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不能讓錯覺和偏見妨礙了對政治變革的認識；不要動輒把問題產生的原因歸結為體制，也不能籠統(tǒng)和大而化之地批評“政治改革滯后”。其實，很多問題往往出在運作過程和運行機制上。任何實際運行中的政府，都不僅是一種體制，一個體系，更是一個過程。因此，關于政府與政治問題的研究，除了堅持傳統(tǒng)的體制研究和要素分析的研究方法外，還需要走向一個重要的領域——過程研究。1997年，在拙著《當代中國政府過程》中，我首次將“政治過程”研究方法應用于分析中國政府活動，力圖將對中國政府的研究從“體制”層面較為系統(tǒng)地提高到“過程”層面。
在研究中，我們這個以“政府過程研究”為核心的學術團隊，形成了一些對于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有特色的理論共識和思維方式。我們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政府與政治實際運作情況和工作程序上，旨在從動態(tài)的角度考察和研究當代中國政府是如何治理的，在此基礎上試圖探討其中的規(guī)律性。
中國政府與政治的研究必須能夠回應“中國問題”。中國漸進地推進改革，在運作政府等方面，確有自己一套獨創(chuàng)性的東西，有自己的發(fā)展邏輯，需要系統(tǒng)地挖掘；面對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和快速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新問題、新現象和新矛盾，更要提出自己的解釋和指導方案，不能僅僅用歐美的語言系統(tǒng)和評價標準解釋中國政治。來源于西方的理論能夠啟發(fā)我們的思維，但不能簡單借用在西方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理論來解釋和指導中國的政治發(fā)展。中國應該有基于自己實際成長起來的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學，需要創(chuàng)造和使用自己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疇、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中國到了以理論回饋時代的時候了。
在上述思維方式和學術追求的基礎上，我對自己以及研究團隊的定位和要求是：從中國政府與政治運作的實際和經驗提煉有價值的問題和概念，了解現實制度安排和政治現象背后的主要制約因素，進而去揭示中國政治的內在機制，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在研究中盡可能秉持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和建設性的態(tài)度，理性而務實地探討問題，對重大問題進行具體研究。我們的能力有限，這一目標或許很難實現，但我們一直在努力�！爸袊c政治研究系列”，就是我們向這個方向努力的一個個階段性產物。
在研究工作中，我們注意發(fā)揮團隊力量。團隊成員之間有分工、有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在中國政府與政治這個大課題下，該系列的每本書都有特定的研究主題和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有自己的“一家之言”。比如，《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對中國政府的行為、運作、程序以及各構成要素，特別是各社會利益群體之間，以及它們與政府之間的交互關系進行實證性的分析、研究。《當代中國政府間縱向關系研究》以“職責同構”為理論研究的切入點，通過比較研究和歷史研究，對當代中國政府間縱向關系發(fā)展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在《“以社會制約權力”——民主的一種解析視角》一書中，提出了“以社會制約權力”條件下的民主模式，即參與—治理型民主。該書將“以社會制約權力”與“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聯系起來，共同構成一個權力制約理論體系�！懂敶袊h政改革研究》力圖從財政的角度破解縣的“長壽密碼”�！懂敶袊皸l塊關系”研究》一書，在對中國政府“條塊關系”問題進行較為全面和系統(tǒng)研究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了職責同構的政府管理模式在中國長期存在的原因。該書提出的“軸心輻射模式”的理論分析框架有較強的解釋力。
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的工作得到了學術界的鼓勵和認可�！懂敶袊^程》出版后，承蒙各界關愛，該書被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多家大學以及國內的著名大學用作研究生或本科生的教學參考書，多次被國內外的學者和博士論文所引用。早在1999年《當代中國政府過程》的第一版，就獲得了天津市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2003年，經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李炳南教授推薦，本書的姐妹篇——《中國政府與政治》在臺灣出版。2005年我主講的“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程，而《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就是該課程的教材。1998年以來，我和團隊成員已經有十余篇論文相繼被《新華文摘》轉載或摘登，涉及中國階層分化、當代中國政治的主題、中國公務員規(guī)模、中國政治學發(fā)展戰(zhàn)略、中國縱向間政府關系、服務型政府建設、中國“條塊關系”、大部門體制等多個領域。這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也給予了我們前進的動力。
這是一個開放的學術著作系列，成熟一本、推出一本。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化，還會在服務型政府建設、城市管理、“兩會”機制、政府機構改革與編制管理、行政區(qū)劃改革等領域，不斷有新的作品加入到系列中來。
改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各位前輩、同人對團隊工作的寶貴幫助和支持！作為團隊負責人，感謝我的伙伴們！我深知，在我們之間的合作中，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感謝天津人民出版社對我們工作的關注和支持，感謝出版社各個工作環(huán)節(jié)上的朋友們的合作，特別是感謝盛家林、劉曉津、張獻忠、王康、唐靜等老師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真誠歡迎讀者的批評與指正！
2008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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