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三位校長，同是了不起的民國教育界領(lǐng)袖，以造育青年人才與提倡學術(shù)為終生事業(yè)，他們的成就昭垂后代。三人在辦學理念方面特色明顯，在人格魅力方面也頗有建樹。心懷救國，以教興國；以人為本，教師先行；學貫古今,中西合璧,是三人共同的特點。本書匯集王云五、羅家倫、毛子水、葉公超等民國時期掀起過時代風浪的學者記錄、回憶三位校長教育理念與為人治學的經(jīng)典文章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王云五（1888—1979），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原名云瑞，字岫廬�，F(xiàn)代著名出版家，曾任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總經(jīng)理，對中國近代出版、文教事業(yè)做出過重要貢獻。曾主持出版“萬有文庫”等大型叢書，發(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1979年8月病逝于臺北。
羅家倫（1897―1969），浙江紹興人，字志希。1917年入北京大學，曾參與發(fā)起組織新潮社，創(chuàng)辦《新潮》月刊，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后赴歐美留學，1926年回國，先后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駐印度大使。1950年到臺灣后，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等職，后病逝于臺灣。著有《科學與玄學》《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等。
目錄：
第一編北大校長蔡元培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蔡孑民先生與我/王云五
對于蔡先生的一些回憶/毛子水
隨侍蔡先生的經(jīng)過及我對他的體認/姜紹謨
寧粵和談追隨蔡先生的經(jīng)過/程滄波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與活動/鄧嗣禹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陶英惠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偉）筆記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經(jīng)過/關(guān)國煊
第二編清華校長梅貽琦
五月十九念“五哥”/梅貽寶
我最初認識梅月涵先生時的一件小事/王云五
梅貽琦——一位平實真誠的師友/葉公超
目錄：
第一編北大校長蔡元培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蔡孑民先生與我/王云五
對于蔡先生的一些回憶/毛子水
隨侍蔡先生的經(jīng)過及我對他的體認/姜紹謨
寧粵和談追隨蔡先生的經(jīng)過/程滄波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與活動/鄧嗣禹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陶英惠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偉）筆記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經(jīng)過/關(guān)國煊
第二編清華校長梅貽琦
五月十九念“五哥”/梅貽寶
我最初認識梅月涵先生時的一件小事/王云五
梅貽琦——一位平實真誠的師友/葉公超
酒杯邊的瑣憶——兼記梅貽琦先生飲酒的風度/黃季陸
悼念先師梅月涵先生/劉崇
回憶梅月涵校長/羅香林
在大樹底下躲雨——梅故校長月涵先生追憶/顧獻樑
懷念梅校長——月涵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徐賢修
清華與我——賀“清華大學”七十五歲/孫觀漢
第三編南開校長張伯苓
張伯苓先生小傳/張源譯
五則故事話“南開”/馬國華
“南開先生”張伯苓/丁履進
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吳大猷
張伯苓與南開大學/寧恩承
我在南開大學的前十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節(jié)選）/何廉
張、梅兩校長印象記/柳無忌"
前言總·序
楊天石
岳麓書社依據(jù)臺灣的《傳記文學》，分類編纂，陸續(xù)出版“傳記文學”書系，這是兩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國近代史和中華民國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時值春節(jié)，曾在北大讀書的劉紹唐向當年的校長胡適拜年，談起胡適長期提倡傳記文學，而始終未見實行，向老師透露，自己正準備創(chuàng)辦《傳記文學》月刊總·序
楊天石
岳麓書社依據(jù)臺灣的《傳記文學》，分類編纂，陸續(xù)出版“傳記文學”書系，這是兩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國近代史和中華民國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時值春節(jié)，曾在北大讀書的劉紹唐向當年的校長胡適拜年，談起胡適長期提倡傳記文學，而始終未見實行，向老師透露，自己正準備創(chuàng)辦《傳記文學》月刊。胡適雖肯定其志，卻以為其事甚難，辦月刊，哪里去找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贊成。不料當年6月1日，紹唐先生主編的《傳記文學》竟在臺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紹唐先生因病在臺北去世，歷時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萬字，453期就是13590萬字。此外，傳記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傳記文學叢書”和“傳記文學叢刊”，其中包括《民國人物小傳》《民國大事日志》等許多民國歷史方面的著作。
盡人皆知，紹唐先生沒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團、經(jīng)濟集團的支持，只身奮斗，孤軍一人，卻做出了臺灣官方做不出的成績，創(chuàng)造了中國出版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因此，紹唐先生被尊為“以一人而敵一國”，戴上了“野史館主人”的桂冠。
我在大學學習中國文學，畢業(yè)后業(yè)余研究中國哲學，1978年4月，調(diào)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參加《中華民國史》的編寫，自此，即與紹唐先生的《傳記文學》結(jié)下不解之緣。在眾多歷史刊物中，《傳記文學》最為我所關(guān)注。但是，我和紹唐先生相識則較晚，記得是在1995年9月，紀念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之際。當時，臺灣史學界在臺北召開學術(shù)討論會，我和大陸學者31人組團越海參加。這是海峽兩岸學者之間交流的起始階段，有如此眾多的大陸學者同時赴會，堪稱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會議提交的論文《九一八事變后的蔣介石》，根據(jù)毛思誠所藏《蔣介石日記類抄》未刊稿本寫成。當時，蔣介石日記存世一事，還不為世人所知，紹唐先生很快通知我，《傳記文學》將發(fā)表該文。9月3日，閉幕式晚宴，由紹唐先生的傳記文學出版社招待。各方學者，各界嘉賓，濟濟一堂。我因事略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紹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紹唐先生給我的印象是熱情、好客，豪飲。次年，我應“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陳三井教授之邀訪問該所，在臺北有較多停留時間。其間，我曾應紹唐先生之邀，到傳記文學出版社參觀。上得樓來，只見層層疊疊，滿室皆書，卻不見編輯一人。紹唐先生與我長談，詳細介紹《傳記文學》創(chuàng)刊的過程及個人辦刊的種種艱辛。紹唐先生特別談到，辦刊者必須具備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條件，可惜，我沒有記日記的習慣，未能將紹唐先生所談追記下來，至今引為憾事。紹唐先生交游廣闊，文友眾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紹唐先生必招我參加，我也欣然從遠在郊區(qū)的南港住所赴會。許多朋友，例如旅美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等都是在這樣的場合下認識的。在臺期間，臺北史學界為紀念北伐戰(zhàn)爭70周年，召開北伐及北伐史料討論會，我根據(jù)原藏俄羅斯等處的檔案，撰寫《1923年蔣介石的蘇聯(lián)之行及其軍事計劃》一文參加，紹唐先生不僅到會，而且當場確定《傳記文學》將發(fā)表拙文。我離開臺北前，紹唐先生再次將我引到他的藏書室，告訴我，凡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喜歡什么就拿什么。我因為“近史所”已贈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選了《陳濟棠自傳稿》《傅孟真先生年譜》《朱家驊年譜》和李濟的《感舊錄》等有限幾種，回想起來，至今仍覺遺憾。
紹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兩岸的文士因為歷史原因等種種關(guān)系，許多史實難免歪曲”，因此，創(chuàng)辦此刊，以便“為史家找材料，為文學開生面”。我覺得，紹唐先生的這兩個目的，比較成功地達到了。政治對學術(shù)，特別是對歷史學的干預，古已有之，但是，學術(shù)特別是以真實為最高追求目標的歷史學，又最忌政治和權(quán)力的干預。紹唐先生在臺灣的白色恐怖余波猶在的年代，能夠不怕“因稿賈禍”，創(chuàng)辦刊物，發(fā)行叢書，保存大量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資料，供千秋萬代的史家和史學愛好者采用，這是功德無量的盛事、盛業(yè)�？镫m標明“文學”，但是，取文、選文卻始終恪守歷史學的原則，排斥任何虛構(gòu)和想象，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們借鑒和注重的。
紹唐先生去世后，《傳記文學》由中國新聞界的前輩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續(xù)辦，至今仍是華人世界中的著名歷史刊物，衷心希望紹唐先生的事業(yè)和精神能長期傳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傳記文學”書系的出版，能得到讀者的喜歡，助益歷史學的繁榮和發(fā)展。
2015年5月于北京東城之書滿為患齋
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
一、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
我六歲（以陰歷計，若按新法只四歲余）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jīng)》的，也有讀《千家詩》或先讀《詩經(jīng)》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后，就讀四書。四書讀畢，讀五經(jīng)。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jīng)了，先生才講一點。然而，背誦是必要的，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shù)多了，居然背得出來。
讀書以外，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義的開始。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每一個字，不但要念出讀法，也要說出意義。這種方法，現(xiàn)在兒童教育上還是采用的，但加上圖畫，這是比從前進步了。習字是先摹后臨，摹是先描紅字，后用影格；臨則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寫，后來將帖子放在面前，在別的空白紙上照寫。初學時，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寫，熟練了，才自由揮寫。對句是造句的法子，從一個字起，到四個字止，因為五字以上便是作詩，可聽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對句之法，不但名詞、動詞、靜詞要針鋒相對，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靜詞中顏色、性質(zhì)與數(shù)目等，都要各從其類。例如先生出了白馬，學生對以黃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黃金、狡狐等作對，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學生對以望遠海、鑒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綠野、放四海等作對，用顏色、數(shù)目來對性質(zhì)，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類推。還有一點，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別。例如平聲字與平聲字對，側(cè)聲字與側(cè)聲字對，雖并非絕對不許，但總以平側(cè)相對為正軌。又練習的時候，不但令學生知道平側(cè)，而且在側(cè)聲中上、去、入的分別，也在對句時隨時提醒了。
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經(jīng)義，本是散文的體裁，后來漸漸參用排律詩與律賦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體，通常雖稱八股，到我學八股的時候，已經(jīng)以六股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領(lǐng)題，引用題目的上文，是“開篇”的意義，六股以后又有結(jié)論，可以見自領(lǐng)題到結(jié)論，確是整篇。然而，領(lǐng)題以前有起講（或稱小講）十余句，百余字；起講以前有承題，約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題以前有破題，僅二句，十余字。這豈不是重復而又重復嗎？我從前很不明白，現(xiàn)在才知道，這原是一種練習的方法。先將題目的一句演為兩句（也有將題目的若干句縮成兩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為）；進一步，演為四句；再進一步，演為十余句；最后乃演為全篇。照本意講，有了承題，就不必再有破題；有了起講，就不必再有破題與承題；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與起講。不知道何時的八股先生，竟頭上安頭，把這種練習的手續(xù)都放在上面，這實是八股文時代一種笑柄：我所以不避煩瑣，寫出，告知未曾作過八股文的朋友。
我從十七歲起，就自由地讀考據(jù)、詞章等書籍，不再練習八股文了。
二、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一九一二年起的。一九一二年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括師范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一九〇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這是我為北大服務(wù)之第一次。
一九一二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第一，大學設(shè)法、商等科的，必設(shè)文科；設(shè)醫(yī)、農(nóng)、工等科的，必設(shè)理科。第二，大學應設(shè)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yè)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guān)。第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是時想不到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第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fā)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shè)預科。（此點后來被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shè)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guān)，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競設(shè)大學后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后，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一九一六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也有少數(shù)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
我到京后，先訪醫(y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xiàn)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wù)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fā)行之白話報，發(fā)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爆F(xiàn)在聽湯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zhí)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并沒有什么興會，只要年限滿后，可以得到一張畢業(yè)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yè)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翻一翻。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范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范圍告知他們，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到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的（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jiān)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yè)，而尤注重在畢業(yè)以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shù)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yè)后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shù)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文學革命的鼓吹，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后，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及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nóng)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shù)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地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我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shù)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江艮庭君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lián)，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理。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員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后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蔽乙惨恍χ弥�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因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tài)。那時候預科受了教會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落后，畢業(yè)后若直升本科，則發(fā)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shè)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shè)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常為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shè)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yè)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復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礦、冶金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jīng)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shè)備，僅以一種普通商業(yè)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yè)后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nóng)工、醫(y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chǔ)，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shè)各種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yè)生必有若干人是終生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愿往別種機關(guān)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shè)，有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shù)的區(qū)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jīng)費，絕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的學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xiàn)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zhì)、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zhì)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shè)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fā)函后，林君復函，列舉彼對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
林君來函：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
與公別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為歉。屬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為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撰跋尾歸之。
嗚呼！明室敦氣節(jié)，故亡國時殉烈者眾；而夏峰、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尚望我公為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雖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阘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為不經(jīng)之談；則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chuàng)之談，用以嘩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于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y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guān)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變，勇士也！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蓋今公為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于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末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為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shù)，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于今日，則萬無濟便之方�？鬃訛槭ブ畷r，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jié)撏эw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為時中之圣。時者與時不悖也，衛(wèi)靈問陣，孔子行；陳恒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于威廉；以柏靈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為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wù)，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為懨懨為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節(jié)，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托顏回、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在陳以接人處眾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為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勃為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學術(shù)、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jù)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圣，并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編》，《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傊亲x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
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籀篆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試漢唐之環(huán)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舌，亦愿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為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為客，以白話為主不可也。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情欲，于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仆方以為擬于不倫，斥袁枚為狂謬，不圖竟有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勝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為圣王，卓文君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fā)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嚴嵩為忠臣。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為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
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jù)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唯穆罕默德左執(zhí)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愿。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為是。況天下溺矣，藩鎮(zhèn)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為南北美之爭。我公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jié)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為我公惜之。此書上后可以不必示復，唯靜盼好音，為國民端其趨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林紓頓首。
我的復函：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諑紛集為北京大學惜，甚感。唯謠諑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為之辨正可也。今據(jù)此紛集之謠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為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鏟倫�！�；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于第一點，當先為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鏟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于學校以外，發(fā)表其“覆孔孟，鏟倫�！敝哉撜吆酰�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唯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為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征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于學校以外，自由發(fā)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今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唯《新青年》雜志中偶有對于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于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fā)，初非直接與孔子為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jié)撏эw機不妄殺人……衛(wèi)靈問陣，孔子行；陳恒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笔乖诮袢�，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為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于“時”之義，為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者耶？
次察“鏟倫�！敝f。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于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尚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節(jié)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于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為尤嚴矣。至于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知識之需。寧有鏟之之理歟？
若大學教員，有于學校以外發(fā)表其“鏟倫�！敝髁x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于何書、何雜志，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于何書、何雜志，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為自感情欲，于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后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fā)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中，出則離矣�！笨兹�、禰衡并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于何書、何雜志，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謂“武曌為圣王，卓文君為名媛”，何為曾述斯語，以號于眾，公能證明之歟？
對于第二點，當先為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shù)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科，所據(jù)為課本者，曰模范文，曰學術(shù)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為白話體者，唯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后，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于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為文言而后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注》《十三經(jīng)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注、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于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系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疑識之文，或編為類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shù)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nèi)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小仲馬、迭更司、哈德等之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于原本乎？若內(nèi)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盡有不值一讀者，能勝于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于《續(xù)水滸》《紅樓復夢》等書以外，為科學、哲學之講演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傊亲x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從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shù)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于《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于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
�。ㄒ唬⿲τ趯W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fā)展。此義已于《月刊》之發(fā)刊詞言之，抄奉一覽。
�。ǘ⿲τ诮虇T，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于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fā)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cè)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通奸、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茍于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于學校耶？此復，并候著祺。
蔡元培啟
八年三月十八日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一九一八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jié)隊游行，向總統(tǒng)府請愿，當北大學生出發(fā)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jīng)慰留而罷。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jié)隊游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shù)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shù)。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之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tài)度。都中宣傳，政府將命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qū)W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shù)太多，就把學生都監(jiān)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見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于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wù)的困難，實因校務(wù)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tài)，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匦Ｒ郧埃劝l(fā)表一文，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shù)，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后，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y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钡某煽�。北大此后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絕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shè)立教務(wù)、總務(wù)兩處，及聘任財務(wù)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wù)長，而顧孟余君任教務(wù)長。
北大關(guān)于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委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后，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shù)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科研究所，只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困難一點。自一九二〇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zhì)系；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于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志，給學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于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fā)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一九二〇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么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法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guī)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xiàn)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后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實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shè)在北大，我訂了一個計劃，分征集纂輯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并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征集編纂等務(wù)。后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之一案，別行組織，于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幅無多，視同廢紙。只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身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術(shù)史教課，除中國美術(shù)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一九二一年，我講了十余次，因足疾進醫(yī)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設(shè)備，曾設(shè)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shè)書畫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shè)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諸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發(fā)而習兵操，對于北大學生之愿受軍事訓練，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恒，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一九二〇年冬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時校長的任務(wù)由總務(wù)長蔣君代理�；貒�，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一九二二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后，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復收禁。我對彭君此舉，在公議上，是蹂躪人權(quán)、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月，賄選總統(tǒng)的布置漸漸實現(xiàn)，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一九二六年，始回國，那時京津間適有戰(zhàn)爭，不能回校一看。一九二七年，國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qū)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qū)范圍，于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jīng)回憶，不勝惶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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