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林瓔傳:游走于建筑與藝術之間


作者:唐納德·拉格梅德     整理日期:2014-12-07 13:18:06

她的家族 名人輩出,祖父林長民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外交家;叔公林覺民以一篇《與妻書》留名中國文學史;姑媽林徽因更有“一代才女”之稱,是杰出的詩人、文學家、建筑家、建筑史學家。而當被問及從何處來時,她卻說自己的家鄉(xiāng)在美國阿森斯。她的建筑 遍布美國,耶魯大學的“婦女桌”、田納西州克林頓區(qū)的兒童保護基金會禮堂、紐約的非洲藝術博物館、紐約大學的亞太美國人中心……還在耶魯大學讀大三時,她就贏得了越戰(zhàn)紀念碑的設計競賽。她的藝術 得到了美國官方的最高嘉獎,2010年2月25日,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白宮親自為她頒獎。她是此次獲獎者中唯一的亞裔。她 就是本書的主人公,華裔女性建筑師、藝術家——林瓔。
  作者簡介:
  作者:
  唐納德·拉格梅德(DonaldLangmead),博士。曾任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州南澳大學兼職教授,擁有建筑史博碩學位和城市規(guī)劃的本科學位。唐納德博士在澳大利亞和美國共出版了11本著作,如IconsofAmericanArchitecture:FromtheAlamototheWorldTradeCenter、TheArtistsofDeStijl:AGuidetotheLiterature、FrankLloydWright:ABio-Bibliography,并在國內外報刊上發(fā)表過大量文章。
  
  譯者:
  作者: 唐納德·拉格梅德(Donald Langmead),博士。曾任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州南澳大學兼職教授,擁有建筑史博碩學位和城市規(guī)劃的本科學位。唐納德博士在澳大利亞和美國共出版了11本著作,如Icons of Americ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Alamo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The Artists of De Stijl: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Frank Lloyd Wright: A Bio-Bibliography,并在國內外報刊上發(fā)表過大量文章。  譯者: 趙曈,2010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建筑系,獲建筑學碩士學位。研究生階段曾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民族聚居地建筑“地區(qū)性”與“民族性”的關聯(lián)性研究》等工作。畢業(yè)后就職于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從事醫(yī)療、教育、文化類建筑設計及相關研究工作。
  
  目錄:
  1“君自何方來?”華人血脈
  2建筑的傳統(tǒng)林徽因和梁思成
  3揮淚別故土林瓔的父母
  4“此間人皆善”俄亥俄州阿森斯
  5身處局外,向內張望童年和青春
  6無心插柳柳成蔭耶魯大學的一名本科生
  7用土豆泥設計越戰(zhàn)紀念碑競賽
  8災難的一年修建越戰(zhàn)紀念碑
  9積累與惡化華盛頓持續(xù)的沖突
  10紐約紐黑文新的開始
  11展翅高飛作為藝術家的建筑師
  12忙亂的十年20世紀90年代
  13新的千年
  14時間線林瓔大事年表
  15延伸閱讀1 “君自何方來?”華人血脈2 建筑的傳統(tǒng) 林徽因和梁思成3 揮淚別故土 林瓔的父母4 “此間人皆善” 俄亥俄州阿森斯5 身處局外,向內張望 童年和青春6 無心插柳柳成蔭 耶魯大學的一名本科生7 用土豆泥設計 越戰(zhàn)紀念碑競賽8 災難的一年 修建越戰(zhàn)紀念碑9 積累與惡化 華盛頓持續(xù)的沖突10 紐約紐黑文 新的開始11 展翅高飛 作為藝術家的建筑師12 忙亂的十年 20世紀90年代13 新的千年14 時間線 林瓔大事年表15 延伸閱讀07  用土豆泥設計 越戰(zhàn)紀念碑競賽1980年秋天,林瓔決定研究“人是如何通過建筑形式來處理自身死亡的問題”——她如是說。根據(jù)她的回憶,由一個小組的學生發(fā)起的高級研討會長達一個學期。不過安德勒斯伯爾(Andrus Burr),是準備并講授這門課的教授——小組內的其他人證實了伯爾的這種說法——伯爾說他認為這將是一個有意思的主題,所以他開設了一門名為“喪葬建筑”的選修課。他對此的興趣有很多原因:首先,與多功能的建筑相比,相對簡單而直接的紀念建筑適合初學設計的人;其次,由于他父親最近剛剛去世,伯爾正在思考紀念建筑的本質;再次,他曾經拜訪過英國戰(zhàn)爭公墓委員會(British War Graves Commission)在法國的一戰(zhàn)盟軍公墓。很偶然的一個機會,在籌備課程之際,他獲悉了越戰(zhàn)老兵紀念碑的國際競賽的消息。 一個學生回憶說,伯爾“全心投入”這個題材,在課上花費了許多精力。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死亡學這門相對新生的學科產生了興趣——這是一門“正規(guī)研究死亡和瀕死以及應對二者的心理機制”的學科,由此可見學生們對于伯爾這個不同尋常主題的接受程度。由于最近出版的若干專著,這個專門學科得到了推進,特別是出生于瑞士的心理學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那些著作,在她那本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論死亡與瀕臨死亡》(1969)之后,1981年前又出版了十余本著作。同期,在美國出現(xiàn)了十多本相關的學術性的著作。20世紀70年代的后半段,18所學院和大學授予庫伯勒羅斯以榮譽博士學位,其學說的學術魅力可見一斑。所以伯爾的研討課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小組的成員沒有一個人接受過有關建筑學 “建造能力”的實用性的訓練,他們只學習了一些淺顯的建筑理論和建筑歷史的內容。所以,課程遵循了當時在眾多美國高校流行的布雜設計課的模式;即通過草圖(草圖設計)和評圖機制來加強教學;林瓔還提到“charette”這個詞,這是一個根據(jù)法國巴黎美院的學生的繪圖習慣杜撰而來的一個詞,他們清早上學的路上尾隨大貨車,在車子的后擋板上完成圖紙。不過還是接下來再說設計課的事情吧。課程的核心是三個主要的設計任務,要求學生們繪制“圖像日記”,記錄他們的每一個草圖“意象”和其他影響設計的因素。伯爾也準備了一系列的講座。在最早的一次會議中,那時學生們還都坐在他家公寓的地板上,伯爾讓學生們?yōu)椤俺绺咝浴毕乱粋定義并且通過圖紙將其形象化。他們還研究18世紀以牛頓紀念碑聞名于世的法國新古典主義建筑師艾蒂安路易布雷(tienne-Louis Boullée)設計的那些巨大的、根本不可能建造的設計作品。在其他情況下,伯爾談到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于瀕臨死亡的態(tài)度,這和現(xiàn)代社會中對死亡的拒絕態(tài)度形成對比;利用墓地作為消遣之所;還有(也許是最為重要的)建筑在保存記憶中所充當?shù)慕巧。課程還有一個任務是設計一個火葬場。伯爾回憶說林瓔并不是班上表現(xiàn)最好的學生,甚至都不是第二好的,但是他記得她是個開心的,“無憂無慮、并不嚴肅拘謹?shù)暮⒆印,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樣,一個“盡管不是非常勤奮,但是聰明活潑,而且畫畫很好的學生”。他認為她的第一個設計——一個小型鄉(xiāng)下墓地的大門,位于距紐黑文市半小時車程的地方——作品毫無想象力,完成得不是很好,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可以挖掘的信息了。可以通過這么一個事實推測她對待此事的態(tài)度(也許是處于對他的評價的不滿吧),除了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之外,她甚至不記得這件事,之后提起過“一個墓地的小天使還是什么的”。 第二個設計題目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紀念館。林瓔設計了一個混凝土的通道用以表現(xiàn)戰(zhàn)爭所帶來的恐懼。幾年之后,她將其形容為“一個墳冢模樣的地下建筑,我有意為之,想要創(chuàng)造一種無望的和沮喪的心理體驗”,并補充說道,伯爾“相當生氣”地說如果他有個兄弟在那場戰(zhàn)爭中失去了生命,他是絕對不會去參觀她設計的這座紀念館的。她“感到很困惑,因為他并沒有理解到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將會具有強大的毀滅性以至于沒有人能去參觀任何一個紀念館了,而恰恰相反,(她的)設計是一種戰(zhàn)前的評論”。 伯爾承認他被激怒了,并非僅僅是生氣而已,因為他看到林瓔對于批評總是一副抵觸的態(tài)度,還說她總會訴諸于(就像開始的學生會做的那樣)一句“我是有意做成那樣的”來為提交的圖紙中的草圖中不細致、表達不充分的設計理念來正名。 學期最后一個設計任務要求每個學生為越南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Vietnam Veterans Fund Memorial ,VVFM)組織的競賽準備一份參賽方案,競賽于1980年10月在華盛頓特區(qū)宣布。從1965年到1975年,總計有50萬名年輕的美國人在越南戰(zhàn)場上作戰(zhàn)。其中三分之一是被征召入伍者。在將近30萬名受傷者當中,有75000人落下了終身殘疾,超過58000人再也沒有回來,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3歲。在12到13個月的服役期中——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戰(zhàn)爭中——絕大多數(shù)軍人被調回美國,回國后他們面對的是蔑視與敵意,因為國民們對于戰(zhàn)爭這個問題意見有分歧。他們所遇到的最好的情況是遭到漠視。正如一個退伍老兵寫道:對于我們?yōu)閲宜男械牧x務的承認——且不論在戰(zhàn)爭中所表現(xiàn)出的英勇行為——坍塌在路邊;在許多人的眼中,那些響應國家的召喚的人是社會的棄兒。許多退伍老兵………羞于承認他們曾經參軍服役。當一些人質疑這場戰(zhàn)爭的時候,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與我們之前的父輩和祖輩一樣值得敬重,在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和他們一樣地英勇!覀冞知道,在一個被戰(zhàn)爭的政治主張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國家中,我們能夠得到的唯一的承認只能來源于我們自己。 修建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碑源自前陸軍下士簡斯科普格斯(Jan C. Scruggs)的想法,他于1969到1970年間在越南服役,是美國第199輕步兵旅(the 199th Light Infantry Brigade)中的步兵。由于身受九處炮傷,他接受住院治療并被授予英勇勛章;貒螅@得了心理咨詢的資質——相關研究促使他在1976年向聯(lián)邦政府提議,為退伍軍人建立心理咨詢中心并為那些在戰(zhàn)爭中失去生命的人們修建一座國家性的紀念堂。但是,由于沒有政治和財務背景,他孤零零的呼聲并沒有得到回應。1979年3月,他看了一部名為《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的電影,這重新喚起了他修建一個紀念碑的想法。他寫到,“我想建一個刻著所有人名字的紀念碑!瓏駛兛吹竭@些名字然后會想起這些男人和女人們,他們去了越南并且永遠被埋葬在了那里。” 把兩件道義上的事情清晰地分開——那些服兵役的個人和美國的海外政策——他相信這樣一個圣地將有助于治愈在戰(zhàn)爭中受創(chuàng)的民族靈魂。如果設計是不帶政治色彩的,而且紀念碑的建設費用是由私人捐贈而不是由政府支付,那么,這將會表現(xiàn)出對服役人員極大的感恩之情。1979年4月,斯科普格斯在一個40人的退伍軍人聚會上提出了他的想法,想要召集人們組織一個“越戰(zhàn)退伍軍人之周”。他們就此達成了一致,認為改善福利待遇比建立一個紀念碑更為緊迫。會議結束的時候,華盛頓的律師羅伯特道比克(Robert Doubek),一個前空軍軍官,向斯科普格斯提建議說紀念碑的事情可以通過一個非營利性的免稅的公司來運作。所得的捐款還可以享受抵稅政策。10天之后,斯科普格斯聘請了道比克, 4月27日,他們一起成立了越戰(zhàn)紀念基金會, 斯科普格斯擔任董事長,道比克任秘書。斯科普格斯的個人積蓄提供了種子基金,他在游說政客未果的情況下就自行開始了籌劃。盡管越南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在其紀念日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宣布了它的計劃,但籌款還是緩慢的;到4月4日為止,只收到了1440.5美元。當結果公之于眾之后,這個令人失望的消息觸動了另一個退伍軍人約翰惠勒(John Wheeler),他又吸收了更多的退伍軍人——四個律師和一個會計師——參加到越戰(zhàn)退伍軍人紀念基金顧問委員會中來。8月,斯科普格斯說服了查爾斯馬賽厄斯(Charles Mathias)議員,一位馬里蘭州的共和黨人,贊助立法以確保紀念碑的公共用地。一個房地產開發(fā)商,一個公共關系專家和一個募捐者很快加入了委員會中。成員中沒有人有學習設計的背景;所有的人都簡單而熱切地期望建一個合適的紀念碑,而不是創(chuàng)作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無論那究竟會是什么樣子;堇仗嶙h建一個“引人沉思和冥想的”景觀公園,喚起對退伍軍人和失蹤人員的服役、犧牲和勇氣的記憶,而且逝去的人們不會強調戰(zhàn)爭或是隱含的海外政策。11月,馬賽厄斯的法案特批將國家廣場西側盡頭的憲法花園作為設計紀念碑的建設用地;眾議員約翰保羅哈默施密特(John Paul Hammerschmidt)也向眾議院提出了并行的法案。有些參議員故意妨礙議案的通過,但是1980年7月1日,總統(tǒng)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簽署了馬賽厄斯的法案使之成為法律。紀念碑的設計取決于美術委員會(Commission of Fine Arts ,CFA)、全國資本計劃編制委員會(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NCPC)和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認可。在建設開始之前,手邊必須有足夠的資金確保它的完成。全國范圍的資金募捐活動的具體細節(jié)不是本書所討論的內容;簡而言之,退伍軍人團體、慈善基金會、民間機構、各大公司、工會和27 500余人最終一共捐贈了8 400 000美元。越戰(zhàn)退伍軍人紀念基金熱切地希望保證得到最好的設計方案,他們起初想自己做這件事情(所幸的是這個想法一經提出就被放棄了);其他可選的做法是選擇一個建筑師或是在受邀的設計師中組織一個有合約的競賽。據(jù)斯科普格斯所講,最終決定要組織一個不受資格和經驗的限制,向所有成年美國人開放的競賽,這樣的決定主要是由于受到三個因素的制約:首先是來自藝術家和設計者提出的大量問題;基金會對于藝術、建筑和設計的知識的匱乏以及需要一個 “既適合國家性紀念碑的重要性又要適合它的修建目的” 的篩選過程。1980年7月,基金會聘請了華盛頓的一位設計競賽的專家,建筑師保羅D施普賴雷根(Paul D. Spreiregen)作為專業(yè)顧問。他做了一個為期11個月、共分為4個階段的計劃。計劃定在7月一直到1980年的9月;10月,在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美國建筑師協(xié)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的支持下,越南退伍軍人紀念基金開始征集設計方案。參賽的準備工作在1981年1月初就已經開始,3月31日是截止日期。這之后,越南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收集并展示提交的設計方案,選出優(yōu)勝者,并宣布結果——一切都在1981年5月進行。一等獎會有20 000美元的現(xiàn)金再加上受委托參與設計的實現(xiàn)過程。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參賽作品會分別獲得10 000美元和5000美元的獎金;多達15個“榮譽提名”獎的獲獎者會獲得1000美元獎金。來自于個人和設計團隊索取競賽任務書的請求超過了5000份,每份要收20美元的參賽費。伯爾的研討課程是如何發(fā)現(xiàn)了越南退伍軍人紀念基金的項目,并將其作為設計課程練習,這個過程還不是很清楚。林瓔肯定地說是一個學生看到了競賽的“布告”(bulletin)[另外一次她則說是“海報”(poster)]。她補充道:“我們覺得,‘多棒的主意!我們要用這個作為我們的最后一個設計!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伯爾堅持說當他在為課程做計劃時就已經知道了這個競賽。時間點尤為重要:秋季學期的課程從1980年9月初開始。盡管時代雜志在2月底就報道組織紀念碑設計競賽的計劃,但是直到7月才開始討論競賽,直到10月官方才開始啟動。伯爾很有可能為這個專題研討班做了一系列的準備,而這個紀念碑競賽只不過是后來才加上去的,其中不乏他與學生們之間的協(xié)商。林瓔的設計演變的過程——無疑設計是逐步形成的——由于頻繁的轉述和對事件充滿浪漫的描繪變得有點令人費解。由征集時間來判斷,這個競賽不可能是專題研討班的主要課程任務。還須說明的是,盡管他們已經大學四年級了,林瓔和她的同學們當時還是在建筑的淺水池里蹣跚學步的孩子。她將自己的方案總結為一種純粹的學術練習:“于是我以我認為的對待這門課程的正確解決方式去做設計。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講,我認為當你在建筑學院做事的時候,你是為了自己在做! 要了解學科體系的架構,我們要回溯到當時盛行的布雜藝術設計。美國的很多學校都很好地將古代法國的教學模式引入20世紀,設定出理論上的設計問題,完全無視功能性、場地限制、預算情況、建造技術甚至是物理學的原則。美學就是一切。無所不在的“學生氣的做法”克服了實際建造的挑戰(zhàn)。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組員們,在“什么信息都還不知道”的情況下,就可以開始設計,沒有人想到要去獲取一份設計任務書的副本。伯爾寫信索要了一份任務書,但是有些耽擱,直到“設計進行了一半”的時候,任務書才到。官方正式發(fā)布文件的時間是11月24日。林瓔在得知設計嚴格要求包括所有逝者的名字,在此之后,她回憶道:“考慮我都有些什么想法,我想如何……對戰(zhàn)爭保持誠實的態(tài)度,我要怎樣誠實地對待那些名字還有……承認那些損失。我在考慮越南戰(zhàn)爭的紀念碑應該是個什么樣子! 她決定“將所有的東西放到一邊”然后去紀念碑的基地去看看。感恩節(jié)假期從阿森斯的父母那兒回來之后,她在華盛頓與從紐黑文驅車300英里到達那里的三個同班同學會合。林瓔宣稱當她在那個涼爽的11月的一天在憲法公園拍照的時候,紀念碑的設計方案就“一下子閃現(xiàn)在她的腦海中”。我僅僅是想象紀念碑應該是個什么樣子!恍┤嗽谕骘w盤。那是一個美麗的公園。我不想毀掉一個富有生氣的公園。你要利用景觀。你不能與之對抗。你要將景觀融入進來。……但當看到場地的時候,我一下子就知道我想要一種水平向的東西將你引入進來,讓你覺得在公園里面有一種安全感,而同時又讓你想起逝者。于是我就想象著將地面切開。 還在塞布魯克的餐廳時,她曾經用土豆泥雕塑出她的第一個設計模型。根據(jù)她在《邊界線》(Boundaries)一書中的描述,“它看上去太簡單,太微小了” 。無論是否虛構,這個故事攫住了后來的作家們的想象力,而那個土豆用了所有裝飾和風干的方法被保留了下來。藝術史學家邁克爾J路易斯(Michael J. Lewis)指出,林瓔的設計“并非像她所暗示的那樣展現(xiàn)出來時就完全考慮成熟了,在過程中和終期匯報都照例經受了一輪又一輪的客座專家的批評,在此過程中她作品經歷了相當大的改變” 。他補充說道:“這并不是詆毀她重要的成就,而僅僅想說明,就像眾多的藝術家一樣,她也不愿意將被淘汰的草圖拿出來展示! 所有的學生設計都要接受伯爾所謂的“終期考評”。任何熟悉建筑學院的人都理解那意味著什么。所有的方案的完成程度差不多,都要公正地接受其他組的評圖,作者也會進行有力的申辯。當然,伯爾也會給出他的評語,還有建筑師卡爾普希(Carl Pucci)和羅斯安德森(Ross Andersen)——兩位從紐約請來的建筑評論家。林瓔知道“你唯一能為你的作品所做的就是最終的設計闡述,你誘導客座建筑師們來批評你的作品,然后你站出來開始闡釋理念” 。在最終提交的方案里,她吸收了在設計討論過程中的許多建議。其中包括將墻面做成一定的角度以及將兩翼指向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大約30年之后,伯爾回憶道:越戰(zhàn)紀念碑的設計并不成熟,(但是它是)到當時為止林瓔最好的作品!趧(chuàng)造一個緩坡坡向兩面擋土墻勾勒出來的V形洼地的過程中,(她)展示了一排大尺度的多米諾骨牌。普希的回應直接而切中要害:“把那東西拿出去,僅僅留下那兩面墻,然后一件微型的雕塑就誕生了! 林瓔對于作品修改的回憶則有所不同。她在《疆界》一書中寫道,她“擺弄著加進一些大型的厚板,看上去引向紀念碑,但是它們根本不匹配。形象是如此的簡單,以至于加上任何東西都會分散注意力” 。顯然,那些層層跌落的厚板是關于政治多米諾理論幼稚的建筑雙關語——即如果一個東南亞的國家倒向了共產主義,其結果是其他的國家也會這樣做。無論如何,據(jù)伯爾所講,“她最后提交的圖紙(我記得)是黑白的草圖。”這個作業(yè)他給了她一個“A”。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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