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冰心的生活經(jīng)歷中，接觸的異性卻大多是青年學子。
冰心在社會活動中最早結(jié)識的男性朋友是鄭振鐸。那是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學生正在向民眾宣傳抵制日貨，日本暴徒幾十人持械尋釁，當場打傷七個學生和許多市民，還打死了警察，造成流血慘案。日本不但不懲辦兇手，還派軍艦到馬尾港示威，福州學生罷課，商界罷市，全國各地紛紛聲援。11月19日，北京學生近三萬人在天安門前集會，聲討日本的暴行，抗議日軍艦侵擾福州，會后示威游行。
在北京的福建籍學生，豈能坐視父老鄉(xiāng)親被日本人宰割，立即成立了福建省抗日學生聯(lián)合會。時在北京女高師讀書的黃英(即后來的女作家廬隱)、王世瑛，北京協(xié)和女子大學的冰心都參加了福建學生的集會。集會中，冰心看到一位身材魁偉的青年上臺了，瘦長的面龐，兩道濃郁的眉毛彎彎的，特別醒目，銳敏的眼神，直逼著聽眾。他用高亢的聲調(diào)，縱談我國悠久的文化歷史，痛惜國家軟弱，備受強鄰的欺侮，越講越激昂：“我們要有犧牲的精神，我們有沸騰的熱血，我們要駕駛破浪的大船，滿載著可憐的同胞，進前！不管它濁浪排空、狂飆肆虐，我們向著光明的所在進前！進前！’’
冰心在福州女子師范讀書時的同學王世瑛輕輕地拉了一下冰心的衣角，悄悄地告訴她：“他叫鄭振鐸，是鐵路管理學校的代表，做運動很熱心的……”鄭振鐸和許多學校代表的演講，深深地激發(fā)了冰心的豪情，更堅定了她為祖國、為家鄉(xiāng)雪恥的決心。會后，鄭振鐸和冰心相識了，他成為冰心最早的一位異性朋友。隨后冰心又從王世瑛的介紹中，了解到鄭振鐸熱情、豪爽的品性。
這時鄭振鐸正熱戀著王世瑛，冰心從鄭振鐸寫給王世瑛的一封封大筆縱橫的長信中，看到了鄭振鐸的才華和純真。
冰心最初共事的男性是許地山和瞿世英(菊農(nóng))。
許地山，1893年2月14日生于臺灣臺南，三歲隨父母回歸大陸。1910年畢業(yè)于廣東隨宦中學堂。1917年到北京，進入通州協(xié)和大學。1918年通州協(xié)和大學和匯文大學合并，成立燕京大學。1919年許地山參加五四愛國運動，成為燕京大學的學生代表，結(jié)識了校外的進步青年，與瞿秋白、鄭振鐸、耿濟之、瞿世英等一起創(chuàng)辦青年讀物《新社會》旬刊。
1920年，冰心就讀的協(xié)和女子大學，并入燕京大學，成為燕大女校。
燕京大學創(chuàng)辦了一個綜合性的刊物《燕京大學季刊》，編輯委員會由陳哲甫教授主持，參加編委會的有許地山、瞿世英等人。女校派冰心為代表，參加編委會工作。國文方面的編輯由許地山負責。
許地山和瞿世英都已積累了一些編輯刊物的經(jīng)驗，而冰心卻是個新手，編刊物是平生第一遭。她抱定一個宗旨，跟著老師和高班的學長們學習，分派給自己的事就用心去干好。
《燕京大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的稿子集中后，編委會感到欄目不大平衡，文藝方面的稿件較少。許地山和瞿世英想考驗一下女校代表，明知冰心是理化科的，卻請她為創(chuàng)刊號趕寫文藝方面的文章。沒有料到，這位女校的代表，盡管年輕，卻毫不示弱，爽快地應(yīng)承了下來。
冰心寫了一篇小說《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和一篇有關(guān)聯(lián)歡會的報道，她把兩篇稿子交給國文編輯許地山。由于當時男女合校的風氣剛開，男女同學的接觸，在教會學校里仍然沿襲著監(jiān)護人的制度，就是男女同學的聯(lián)系，必須有教師在場。冰心分別給監(jiān)護老師和男校的季刊編委寫信，約定時間和地點。
許地山、瞿世英都應(yīng)約按時來到了，監(jiān)護人帶著一本書坐在后面閱讀。冰心把兩篇稿子羞澀地交給他們，許地山也把已經(jīng)看過的稿子給冰心復(fù)閱。瞿世英看完冰心寫的《燕京大學男女校聯(lián)歡會志盛》，十分客氣地建議：“密斯謝，我覺得這篇報道寫得很詳細，符合實際情況。不過第一段好像可以刪去，因為兩個學校合并了，當然原來的校名就要更改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稿子上寫的：‘我們朝夕瞻仰的協(xié)和女子大學校的匾額，卻已經(jīng)寂寂無聲、煙消火滅地過去了，當此時事變遷、新陳代謝的時候，我們自然不應(yīng)當戀舊拒新，然而我們末日的協(xié)和女子大學校的學生，對于這神龍出沒的舊匾額，卻也不能不低回感慨呵！’我們都沒有這種情緒，對于合校都感到歡樂。而且第二段的開頭‘那天的天氣，十分的清和，日暖花香’，作為全文的開頭也很合適�！�
冰心平時待人處事，總是像母親楊福慈那樣溫藹、寬厚。在學校里，都是女同學，遇到爭執(zhí)時，她都是十分謙讓，從不逞強好勝。同學們也都喜歡她�？墒墙裉焱行５母甙嗤瑢W相對，共同編輯季刊，自己又是女校參加編委會的人，應(yīng)該代表女校說話。于是她不假思索地頂了回去：“男女合校，是我們協(xié)和女大合到燕京大學里去，你們男校，一切照舊，當然沒有什么了。而合校的聯(lián)歡會是在我們學校里開的，我們朝夕瞻仰的‘協(xié)和女子大學校’的匾額摘去了，換上燕京大學女校文理科的牌子，我們的校旗卷起來了，再也沒有掛的日子了，我們的校歌，沒有再唱的時候了。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候，我們就是有這種感情，也是很自然的，為什么不能反映出來呢？”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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