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流傳千古，其忠于謀國、明于知人的政治家智慧也是光芒萬丈長，被稱為“有宋*流人物”。程應(yīng)镠先生作范仲淹傳僅就史實敘述清楚，不作渲染，不發(fā)議論，堅持著力于敘事以及事相關(guān)聯(lián)的人的原則，堅持論叢史出。本書形象生動，文情并茂，筆端蘊含感情，文字清麗洗煉，融史學(xué)論著的謹(jǐn)嚴(yán)與文學(xué)傳記的優(yōu)美于一爐，堪稱史學(xué)與文學(xué)完美的結(jié)合。
本書簡介：
本書為程應(yīng)镠先生寫作的第一部歷史人物傳記。作者著重研究了范仲淹與同時代人的關(guān)系，詳細(xì)敘述范仲淹的仕宦經(jīng)歷、德業(yè)文章、邊塞武功、公誼私交，既勾畫了范仲淹先憂后樂、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家風(fēng)骨，同時又映照出他所處時代的歷史風(fēng)云變幻。本書敘事嚴(yán)謹(jǐn)，文字練達，作者為人物立傳堅持論叢史出，史觀自然流露，是一部歷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
作者簡介：
程應(yīng)镠（1916—1994），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和歷史教育家，曾任上海師范大學(xué)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顧問，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職，參與“二十四史”點校中《宋史》的標(biāo)點工作。著有《范仲淹新傳》《司馬光新傳》《南北朝史話》等。
目錄：
自序/1
一、少有大志/1
二、登進士第/6
三、海角逢春/12
四、“梅福官卑數(shù)上書”/20
五、由秘閣校理出為通判/25
六、皇太后之死與皇后之廢/32
七、“先生之風(fēng)山高水長”/40
八、朋黨之災(zāi)/47
九、三出專城/54
一、兩浙之行/62
一一、“大范老子”和“小范老子”/73
一二、青澗城和好水川/83
一三、降官、讓官/91
一四、大順城/99自序/1一、少有大志/1二、登進士第/6三、海角逢春/12四、“梅福官卑數(shù)上書”/20五、由秘閣校理出為通判/25六、皇太后之死與皇后之廢/32七、“先生之風(fēng)山高水長”/40八、朋黨之災(zāi)/47九、三出專城/54一、兩浙之行/62一一、“大范老子”和“小范老子”/73一二、青澗城和好水川/83一三、降官、讓官/91一四、大順城/99一五、“西賊聞之驚破膽”/105一六、宋夏和議與政局變化/114一七、得人則治，失人則亂/121一八、慶歷新政/129一九、辨誣/142二、宣撫河?xùn)|/152二一、“退者道之止”/160二二、“步隨芳草遠(yuǎn)”/167二三、死生師友/176二四、“憂事渾祛樂事還”/183二五、重到杭州/189二六、最后的日子/198范仲淹事跡著作編年簡錄/206參考書目/228前言自序
一九三七年十月，借讀武漢大學(xué)，沒有心思讀書，便泛覽名人傳記，時憶幼年讀《史記》的快樂。二十多年后，被迫棄離學(xué)問，也沒有錢買書，偶然得讀陸游傳，產(chǎn)生了為范仲自序一九三七年十月，借讀武漢大學(xué)，沒有心思讀書，便泛覽名人傳記，時憶幼年讀《史記》的快樂。二十多年后，被迫棄離學(xué)問，也沒有錢買書，偶然得讀陸游傳，產(chǎn)生了為范仲淹寫一本傳記的念頭。陸游是我極為佩服的一位愛國詩人，僵臥孤村，還有著為國遠(yuǎn)戍的夢想。那一位以天下為己任，忠于謀國、明于知人的人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是常常使我為國忘身的。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接觸了大量的宋史資料；又過了二十年，我又可以自由地做學(xué)問了，于是，便決定為范仲淹寫一本傳記。一九八年開始，斷斷續(xù)續(xù)讀《范文正公集》，隨手做一些摘要，抄一些警語。讀完了，便忙于定《歷史大詞典·宋史》的稿子，然后便是生病，住醫(yī)院。這是八二年的春盡。出院時，已是盛夏，什么事也不能做，休息在家。舊藏宋人筆記多種，用以遣日，瀏覽所及，有關(guān)范仲淹的則漫錄之。大約從十月開始，便在樓鑰所作年譜的基礎(chǔ)上，作傳記長編，斷斷續(xù)續(xù)，花了一年的時間。八三年秋天，開始寫第一章少年時代；寒假多暇，上午沒有人來，往往能成二三千字。八四年一個夏天，又?jǐn)鄶嗬m(xù)續(xù)地寫，直到今年七月二十日，才全部寫完。又花了十天時間，作事跡著作編年，這只是利用傳記長編所搜集的資料和隨事而作的考證加以簡化，有些則是在傳記中所沒有提到的。做完了這一切，七月也就完了。這一天，正是四十七年前我從南昌動身去昆明的日子。我早就有一種為這部傳記寫一篇序言的沖動�？谷諔�(zhàn)爭的烽火，使我從北平至天津，轉(zhuǎn)由秦皇島直航上海，回到了故鄉(xiāng)。然后又由武漢至潼關(guān)，渡過黃河，轉(zhuǎn)戰(zhàn)晉西呂梁、姑射山中。三八年春盡，又渡過黃河至延安，自延安南行，六月至武漢，在故鄉(xiāng)又留了一個月。我曾把這一年所寫的文章集編為《一年集》，列入《烽火叢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這個集子是四年夏初編成的，我知道它出版，已是兩年之后。在洛陽作了一篇序，送給一個刊物發(fā)表；這個集子四八年在上海重印，我事先一點不知道，這篇序也就為讀者所不知，我自己不久也淡忘了。但我一想到這件事，總覺得有些遺憾。我第二本書是在極為困苦的條件下寫成的。當(dāng)時，誰都不會發(fā)表我的文章，更不會出我的書。由于老友的見憐，要我在一套《中國歷代史話》中選作《南北朝史話》。書寫完了，很想寫一篇序。六一年和六二年，對于歷史問題，不同的意見已見于報端；六四年的初夏，又在醞釀一場批判。我對當(dāng)時討論的歷史問題和批判，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雖然我并不相信自己這些想法一定正確。經(jīng)過史話的寫作，這些想法更明確了，很想寫一篇序，但這個念頭，只在腦子里轉(zhuǎn)了一下，便放棄了。書稿是六四年春天交出的，這年初冬，出版社正式通知不能出版了。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校完了七七年在北京修改后的稿子，才寫了一個后記，但所說的已經(jīng)不完全是六四年我所想說的了。任何一位作者，在他完成一部著作，或編成一個集子的時候，都是想說一點什么的。我過去卻沒有這樣說話的條件，都只是在書出版之后，或?qū)⒁霭嬷�，說一點可以說的話�！斗吨傺托聜鳌穼懽髦�，我考慮了很久怎樣研究歷史人物的問題。研究歷史人物和研究歷史一樣，三十年來，都受到左的干擾，沒有上正路；特別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歷史人物，即帝王將相，是完全被否定了。要為這些人“樹碑立傳”，不僅要受到譴責(zé)，還被認(rèn)為是犯罪的行為。八三年上海師院校慶，我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這個問題作了一次學(xué)術(shù)報告。十月去貴陽，在貴州大學(xué)又講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師范大學(xué)講了一次。江西是我的故鄉(xiāng)，我情不自禁地講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歐陽修和陳寅恪。回到上海，因《歷史研究》創(chuàng)刊三十周年征文，我便寫成了《談?wù)剼v史人物的研究》那篇文章。《范仲淹新傳》的寫作，當(dāng)然就成為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論述的思想的實踐。為范仲淹作傳，我著重研究了他和他同時代的人的關(guān)系。對待宋仁宗，對待劉太后，對待晏殊，對待呂夷簡，根據(jù)可信的材料，都做了敘述。對西夏用兵，韓琦、尹洙主張進攻，仲淹卻以為只能防御，朝廷接受了韓琦的意見，但他和韓琦、尹洙毫無芥蒂，其后不僅交厚，而且言深。為了處理晁仲約對待“劫盜”的事，他和富弼爭得面紅耳赤，富弼始終不贊成他的意見，他對富弼卻沒有任何疙瘩。契丹發(fā)兵進攻呆兒族，仲淹去河?xùn)|之前，分析了這一情況，以為契丹將要撕毀和約，請發(fā)兵河?xùn)|，豫為之計，否則他不能去。杜衍、韓琦不贊成他的分析，也不同意他的請求，在仁宗面前和他爭論。韓琦甚至說，仲淹不去，我去，不要朝廷發(fā)一騎一兵。事過之后，仲淹去了河?xùn)|，朝廷沒有發(fā)一兵一卒，他也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的好友滕宗諒，有才能，有膽識，在慶州的時候，鄭戩告他濫用公用錢，范仲淹極力為他辯護。仲淹和鄭戩是連襟，對他很敬重。當(dāng)月諫官歐陽修，也為滕宗諒辯護。仲淹也沒有因為這樣與鄭戩失和。慶歷新政失敗，對于比他年輕的韓琦，殷勤期待的是“早歸柄任”。這一切事實，完全說明了一位胸懷天下，以仁義為心，時時以為有仁義可行的人的志向。我在寫《范仲淹新傳》的時候，就努力把這樣的事實敘述清楚，不作渲染也不發(fā)議論。封建社會中，非常重視一個人的德，而所謂“德”就是事君事父，也就是所說的仁義禮樂孝弟忠信。南宋朱熹，編了一部《五朝名臣言行錄》，又編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錄》，他所持的標(biāo)準(zhǔn)，就是這個德。范仲淹是一位“少有大志”的人，歐陽修說他：“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他自己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則憂其君。”他一生當(dāng)中，做了一些事，但成功的不多。我常常想，為什么這樣一個人，能得到當(dāng)時以及后世的稱贊。南渡偏安，劉宰以他為北宋第一人。金元遺山說他：“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八）是不是這就是人們之所以稱贊他的原因呢？我以為這是值得研究的�？梢钥隙ǖ氖撬蕴煜聻榧喝蔚乃枷�，是封建士大夫思想的精華。五十年代，關(guān)于道德繼承的問題，曾經(jīng)展開過討論。封建地主階級的道德，是不是可以繼承呢？從馮友蘭先生、吳晗先生的議論中，可以看出，實際上他們都認(rèn)為是可以繼承的。但地主階級的道德可以繼承，不能為當(dāng)時的理論界所許可，馮先生便創(chuàng)為抽象繼承說，但繼承卻永遠(yuǎn)是具體的。列寧說：“馬克思的學(xué)說是人類在十九世紀(jì)所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成果——德國的哲學(xué)、英國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dāng)然繼承者。”（《列寧選集》第二卷，四四一頁）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所繼承的，不都是那樣具體么？我在寫這本傳記的時候，對于這樣一些問題，想得很多。有一些，像上面所說的，是想清楚了。但我不在這本書里發(fā)議論，夾敘夾議也盡量避免。我著力于敘事，以及與事相關(guān)聯(lián)的人。我以為這樣做好了，其論自見。論從史出，我是堅信不移的。歷史和歷史人物是必須認(rèn)真研究的。繼往才可以開來。教育我們的青少年，叫他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jì)律，我以為必須十分重視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教育作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國歷史上有過無數(shù)的英雄人物，他們沒有一個不是少有大志，或如山之高，或如海之深。他們對祖國，對人民，做出過各種不同的貢獻。寫這一本書，要說有什么目的，其目的也就是如此。一九八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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