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爾（1897—1945），納粹德國宣傳部長。他的一生給德國、給歐洲、給世界帶來了災難。正是在其宣傳下，希特勒才被鼓吹為“元首”。他將希特勒吹捧為“帶來福祉之人”“新彌賽亞”：首先針對一小群追隨者，然后向成千上萬的人，繼而借助無所不能的宣傳機器將他的煽動擴展到易受蠱惑的整個民族。戈培爾的宣傳雖然未曾對政治與戰(zhàn)爭起到決定性影響，但正是這種宣傳為希特勒無限制的侵略戰(zhàn)爭創(chuàng)造了條件，為“大日耳曼帝國”幻想的付諸實施以及向東方拓展生存空間鋪平了道路。本書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用生動的筆觸，勾勒了戈培爾的一生。
本書簡介：
1867年4月14日，作為窮人家的孩子他很早就得幫家里掙錢，一開始在萊特的W.H.萊納爾茨燭芯廠做僮仆。即使這家工廠也需要越來越多的領導和管理人員，因而勤奮的工人便有了升遷的機會。弗里茨·戈培爾就利用了這樣的機會。他的兒子約瑟夫·戈培爾后來寫道：他總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盡管它是那么微不足道”。他升遷當上了小職員，作為所謂的“立領無產者”負責書寫類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被提升為會計員。到了二十年代，已經稱作“燭芯聯(lián)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萊納爾茨甚至給了他代理權，藉此這位經營者的家庭終于在小市民階層中獲得了一席之地。1892年弗里茨·戈培爾娶了卡塔麗娜·奧登豪森。她出生在界河沃爾姆河荷蘭一側的于巴赫，在萊茵達倫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她父親約翰·米夏埃爾·奧登豪森是個馬掌匠，不到六十歲時死于心衰。為了養(yǎng)活他們的六個子女中還極幼小的孩子，寡婦約翰娜·瑪利亞·卡塔麗娜（婚前姓柯爾弗爾斯）去給一個遠房親戚“大神甫”料理家務，他們畢恭畢敬地管他叫“先生”。盡管能帶幾張嘴到牧師家吃飯（他們很少坐在桌子邊吃），也只能稍稍緩解他們那艱難的生活境況，因此她女兒卡塔麗娜很早就不得不去了一家農莊做女仆，直到工人弗里茨·戈培爾娶她為妻。
作者簡介：
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1952年生，德國《世界報》記者，傳記作家，納粹德國史專家，著有《希特勒傳》《戈培爾傳》和《隆美爾傳》等，編有《戈培爾日記：1924—1945》。
目錄：
修訂版前言
第一章上帝為何將他造就得遭世人譏笑嘲諷？（1897—1917）
第二章我心中的混亂（1917—1921）
第三章滾蛋吧懷疑，我要堅強，我要信仰（1921—1923）
第四章此人是誰？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真就是基督，或者只是約翰？（1924—1926）
第五章柏林……一個罪惡之地！
我應該投身進去嗎？（1926—1928）
第六章我們想做革命者，
而且要保持革命本色（1928—1930）
第七章現(xiàn)在我們嚴格奉行合法之路，
一直奉行合法之路（1930—1931）
第八章一個世界大戰(zhàn)時的普普通通的二等兵接替了霍亨索倫
和哈布斯堡王朝，這難道不像是一個奇跡？（1931—1933）
目錄：
修訂版前言第一章上帝為何將他造就得遭世人譏笑嘲諷？（1897—1917）第二章我心中的混亂（1917—1921）第三章滾蛋吧懷疑，我要堅強，我要信仰（1921—1923）第四章此人是誰？一半是人一半是神！真就是基督，或者只是約翰？（1924—1926）第五章柏林……一個罪惡之地！我應該投身進去嗎？（1926—1928）第六章我們想做革命者，而且要保持革命本色（1928—1930）第七章現(xiàn)在我們嚴格奉行合法之路，一直奉行合法之路（1930—1931）第八章一個世界大戰(zhàn)時的普普通通的二等兵接替了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王朝，這難道不像是一個奇跡？（1931—1933）第九章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對人做工作，直至他們沉迷于我們（1933）第十章我們在走向自由的路上將經歷種種危機和艱險（1934—1936）第十一章元首發(fā)令，我們執(zhí)行�。�1936—1939）第十二章天佑帝國（1939—1941）第十三章你們想要總體戰(zhàn)嗎？（1941—1944）第十四章復仇是我們的美德，仇恨是我們的義務�。�1944—1945）第十五章根本不值得活在元首和民族社會主義去后的世界里（1945）補遺參考文獻前言修訂版前言
1943年2月,作為對斯大林格勒那場災難的回應，他在柏林體育館的演講中高聲呼喊：“你們想打這場總體戰(zhàn)嗎？”至少在此時他已最終深深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意識修訂版前言1943年2月,作為對斯大林格勒那場災難的回應，他在柏林體育館的演講中高聲呼喊：“你們想打這場總體戰(zhàn)嗎？”至少在此時他已最終深深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意識里——約瑟夫·戈培爾。他被當代史稱為第三帝國的一個“關鍵人物”。毫無疑問他是這樣一個人物，他的名字成為一種宣傳的代名詞，而這種宣傳將整個民族變成了一個一心想征服世界的獨裁者手中馴服的工具。雖然民族社會主義宣傳的各種準則出自希特勒，但其取得決定性成功卻與約瑟夫·戈培爾的本性有著特別的關系。因社會引發(fā)又由自卑情結滋養(yǎng)的刻骨之恨、源于其天主教出身而且不受任何誘惑的信仰需求以及大才大智在他身上混合成一種用以影響民眾的獨一無二的武器。這個跛腳之人是對希特勒的災難性補充，是一個后果嚴重的共生體的一部分，這個共生體讓“元首”在絕大多數(shù)德國人的感覺中變成了一個拯救者的形象，人們順從地跟隨著他步入了深淵。這就是這部傳記的主線，在這里戈培爾沒有被理解為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匯聚點，而是一個參與塑造歷史的個體。本書出版于二十多年前，為當時一片混亂的解析戈培爾打開了一個缺口：戰(zhàn)后的維爾訥·施特凡和庫爾特·里斯在他們的傳記里將他妖魔化，試圖以此解釋他們解釋不了的東西。1960年曼弗爾和弗倫克爾將戈培爾闡釋為所得極少但卻在世界觀和元首信仰中尋得補償?shù)娜�。赫爾穆�?middot;海貝爾在其兩年后出版的書中將戈培爾描述為沒有信念的投機主義者和“已呈瘋狂之態(tài)的市儈”，最終使其成了可笑之人，因為他將這位狂熱的宣傳鼓動者“真正的本質”簡化為他永遠也沒有抑制住的青春期狂熱。維克托·賴曼將他闡釋為理性的宣傳鼓動者，約阿希姆·費斯特在一個肖像速寫中將他描述為“最后的馬基雅維里主義者”。而羅爾夫·霍赫胡特則完全不同，他在一篇隨筆中已經相當接近真實地將戈培爾解析為“因被迷倒而又迷倒他人的信徒”。本傳記勾勒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戈培爾的人物全貌，這部已被譯成許多語言的傳記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得益于占有的原始資料比上述著作要豐富許多。在這方面必須首先提及的是僅轉讓給本作者、第一次被使用的戈培爾1924年以前的遺物。這些文件的使用權原本屬于瑞士律師和戈培爾的崇拜者弗朗索瓦·格諾特，因而人們根本無法接觸到這些遺物。付出了許多努力和耐心之后，一個布質舊箱子終于在慕尼黑皮珀爾出版社的會客室里為一個傳記作者打開了，幾百封書信、無數(shù)文學試筆和其它文件、一些包在棉紙中的約瑟夫·戈培爾大學時代的褪色照片展現(xiàn)在他面前。這些前不久在美國進行過拍賣的文件讓人震驚地看到了一個遭社會排斥的殘疾人的貧困生活，猶如教育劇本一樣清楚地表明這樣一個人如何因一個又一個希望的破滅變成了一個仇恨者。除了這些能讓人觸摸到戈培爾個人特性核心的遺物之外，本書作者是能夠使用大量與那個時代密切相關的約瑟夫·戈培爾日記的第一人。這些日記表露出自負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欺騙，使用這樣的原始資料須具備特殊的批判眼光，然而它們卻使人深入進約瑟夫·戈培爾的生活，而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當時本傳記作者還不得不追溯多種版本和各種庫藏檔案，這促成作者依據一切所得于1992年出版了一部當時可供使用的戈培爾日記五卷本選集并附有評注，到了2008年終于有了一部全集版。這部三十二卷本的戈培爾日記全集是埃爾克·弗勒利希受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委托出版的，它的出版歷時近二十年，其間得到了俄羅斯國家檔案機構的幫助，遺憾的是沒有評注。這部全集依據的是存于莫斯科的1945年用玻璃板攝影法拍攝的日記，不過另有其源的部分原稿也是其依據之一。因而此項目幾乎囊括了約瑟夫·戈培爾的所有日記，只是缺少4月最后那些日子的，戈培爾的同僚維爾訥·瑙曼自稱在逃離地下堡壘時將那部分日記弄丟了。聯(lián)邦檔案館的庫藏檔案，宣傳部長的眾多著作和報刊文章，首次因撰寫一部戈培爾傳記而系統(tǒng)查閱的在所謂的“戰(zhàn)斗年代”里法院審理的大量戈培爾案的材料（其中一部分是作者在柏林莫亞比特州法院檢察機關的閣樓上翻找出來的），它們構成了本書所依據的原始資料的另一個支柱。國內外一些檔案館的小批量庫藏檔案使本書的資料更加完善，其中就包括能夠說明這位柏林黨區(qū)領導人影響力的霍斯特·威塞爾的政治筆記，這些筆記存于波蘭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圖書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下落不明。自本書出版以來戈培爾研究領域還有什么新成果？除了一些重要的、確證了本書的見解的細節(jié)研究之外，例如關于戈培爾思想形成、他1943年2月在柏林體育館發(fā)表的那次演講的意義以及他與猶太人關系的研究，這里必須提及兩部戈培爾傳記：一部是托比·撒克之作，他將重點放在作為個人和作為政治家的戈培爾之間的相互作用，他不愿該書視為一部面面俱到的傳記；另一部應提及的傳記出自彼得·隆格里希之手，出版社為該書做廣告時稱它是未來年代里闡釋戈培爾的權威之作——即使不是數(shù)十年。隆格里希這本九百多頁的書至少在闡釋這位宣傳鼓動家的早期階段時基本依照本傳記，它在總體上認可本傳記對戈培爾這一人物的闡釋，盡管它與本傳記有一些細小差異。本傳記使用的是以人為中心的傳統(tǒng)切入點，而這位倫敦社會歷史學家的著作則完全不同，確切地說它是一個側重宣傳活動的、傳記和民族社會主義通史的混合體。與所有戈培爾傳記作者一樣，隆格里希首先依據的也是日記。雖說作為原始資料的日記不可或缺，但認真探究日記的背景情況也十分必要，因為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是寫給后人看的。顯然傳記作者隆格里希并非總能避開這種宣傳意圖，而學術界也一致認為他與戈培爾日記未保持足夠的距離，對原始資料未保持批判的眼光。對隆格里希那部傳記的認可也促成皮珀爾出版社將這部經全面修訂的傳記作為學術版重新出版，為此理應致謝。這次修訂的中心是考慮使用完整的日記。然而這并不是用日記摘錄“擴充”之前的文本。確切地說，在本傳記1990年版未能使用的日記中，我只使用了能進一步說明事實真相的部分，例如戈培爾對猶太人的仇恨的形成，而如有必要則修改之前的文本。出自第三帝國時期出版的部分日記（《從凱撒霍夫到總理府》）的引文在合理的范圍內由原始記錄所取代。除了錄入最重要的新文獻和修訂附錄之外，還補入了個別注釋。本傳記一如既往沒有采用此間在當代史寫作中流行的道德評價，然而約瑟夫·戈培爾的人生經歷，尤其是他在第三帝國扮演的角色則自然而然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 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2012年夏于柏林 羅伊特的《戈培爾傳》是我讀過的史料來源最豐富的一本書，除了《戈培爾日記全集》，他還參考了大量其他文獻，如檔案、法院卷宗、同時代人的回憶錄和遺稿等。全書語言流暢、清晰、生動。約瑟夫·戈培爾，他的名字成為一種宣傳的代名詞，而這種宣傳將整個民族變成了一個一心想征服世界的獨裁者手中馴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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