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學者作家：鳳凰衛(wèi)視特約專家、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周作人成為身陷囹圄的“文化漢奸”，遭遇個人命運的轉(zhuǎn)折點，從此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此后的20多年里，這位“五四”時期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以戴罪之身，從事著寫作和翻譯，且成果頗豐。
本書敘述了晚年周作人的生活、遭際和命運，在一種更開闊、更復雜的歷史和文化視野下，剖析了周作人晚年的情感和內(nèi)心。
作者簡介：
耿傳明:1963年生，山東省菏澤市人，學者、歷史傳記作家，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9年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和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海內(nèi)外學術(shù)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獨行人蹤——無名氏傳》《輕逸與沉重之間——“現(xiàn)代性”問題視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學》《周作人的最后22年》《決絕與眷戀——清末民初社會心態(tài)與文學轉(zhuǎn)型》《魯迅與魯門弟子》等。
目錄：
1945年是中國農(nóng)歷的乙酉年，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開始至此進入了第8個年頭，而這年也正是出生于1885（乙酉）年的周作人的60歲的本命年，這時距他1939年附逆出任偽職也已有6年之久。
此時，周作人擔任的偽職主要有汪偽政府的“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以及“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會委員”、“華北綜合調(diào)查研究所副理事長”等，這些雖都是閑職，但他仍是領(lǐng)著偽政府高薪的“特任級”官員，為偽政府裝點門面的人物。其實，早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周作人就預感到日本敗局已定，在1942年曾寫下過這樣的詩句：“大風吹倒墳頭樹，杉葉松毛著地鋪。惆悵跳山山下路，秋光還似舊時無�！�
此詩頗有值得解說的意味：“跳山”是周作人家在紹興的祖墳所在，據(jù)說可以福蔭子孫的“墳頭樹”被大風吹倒，顯然是一種兇兆�！吧既~松毛著地鋪”則給人以一種寥落、衰敗之感，而“秋光還似舊時無”則流露出一種對未來的不祥之感以及對人世無常的憂懼和感傷。該詩頭一句似與宋人“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的俗語有關(guān)，那它也就恰好表現(xiàn)出了周作人附逆之后常持的一種任人評說、我自為之、不屑置辯、強作鎮(zhèn)定、聊以自解的忐忑心態(tài)。但不管他自己如何應對，懸在他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要落下，他所陷入其中的日偽漢奸政權(quán)的末日很快就要來到了。
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5分，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兩分鐘內(nèi)造成廣島市6萬多人死亡。兩天后，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緊接著百萬蘇軍分四路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guān)東軍發(fā)起全線進攻。同時，蘇海軍太平洋艦隊也先后在朝鮮北部、千島群島登陸。8月9日，美國向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就在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的當天，日本政府在天皇皇宮地下室舉行了一整天會議。在內(nèi)閣、軍部中的主和派與主戰(zhàn)派爭執(zhí)不下時，昭和天皇裕仁做出了最后的裁決：本土決戰(zhàn)準備不足，無條件接受美、中、英三個盟國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結(jié)束這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8月14日，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再次確認其“圣斷”，并于當夜錄制了《終戰(zhàn)詔書》。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時整，日本國內(nèi)所有的交通停頓，全體國民屏聲靜氣地在聽他們的天皇以低沉、漠然的語調(diào)宣讀《終戰(zhàn)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轉(zhuǎn)天即8月16日的下午5時，在南京偽政府主席官邸，偽政府部長以上要員聚集在一起開了最后—次“政治會議”。
會議由偽行政院長周佛海主持。他望著臺下一張張沮喪、黯淡的面孔，有氣無力地說：“現(xiàn)在開會，先請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陳公博先生講話。”
作為“散伙掌柜”，陳的發(fā)言頗為低調(diào)：
“從今天起，諸位不要再稱我陳主席了。這一切都已經(jīng)成為過去，以后就叫我陳先生吧！”“日本已經(jīng)宣布投降。既然如此，我們政府理應解散！現(xiàn)在，我宣布三項決議：解散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改為臨時政務委員會，我任委員長，周先生任副委員長；中央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
說完，陳公博朝臺下掃了一眼，只見所有人都像霜打了一般，面無表情。所謂“樹倒猢猻散”，已經(jīng)沒有什么好說的啦。
陳公博叫周佛海宣讀偽政府的解散宣言。后者起身朝臺下一鞠躬，又重復了一遍自欺欺人的“曲線救國”的老調(diào)：
“……吾人目睹祖國半壁河山被日軍侵占，億萬同胞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而惴惴不安，故迫于時會，以一種特殊方式救亡圖存，以不得已之手段早日結(jié)束中日戰(zhàn)爭，茲于五年前在南京組建國民政府。今則日本政府已投降，世界已恢復和平，而國家之獨立自由，與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卻無異致。今日國家應復統(tǒng)一，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終，自即日起宣告解散南京國民政府�！�
周佛海念完后，眾人又是一片沉默。接著，就舉手通過了。
陳公博轉(zhuǎn)臉又對周佛海說：“是不是讓諸位分組討論一下會議精神？”
此時早有打算、已另外找好靠山的周佛海臉上露出嘲笑的表情，說：“還討論什么？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說完，一拂袖子，揚長而去。
陳公博遭到搶白，臉被氣得鐵青，也無可奈何，望著周佛海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一眼，隨后轉(zhuǎn)身朝眾人道：“散會！”
從1940年3月30日建立到1945年8月16日宣告解散，這個漢奸政權(quán)前后經(jīng)歷五年零四個月又十七天，至此終于壽終正寢。
名義上接受汪偽南京政府領(lǐng)導、實則具有半獨立狀態(tài)的華北偽政權(quán)——也就是周作人所在的“華北政務委員會”，比南京偽政府提前一天、于日本投降的當日就已宣布解散，等待國民政府接收。從1937年12月14日“華北臨時政府”成立到其解散，華北偽政權(quán)存在的時間達七年零八個月之久。
1945年10月6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通知軍統(tǒng)局局長戴笠，逮捕華北高級漢奸。戴當日在北京東城北兵馬司汪時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將華北“特任級”漢奸予以逮捕。
日本投降時，住在北京的“特任級”漢奸有偽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偽司法委員會委員長董康，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王蔭泰，偽最高顧問咨詢委員曹汝霖，偽治安總署督辦齊燮元、杜錫鈞，偽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文元謨，偽財務總署督辦汪時璟，偽農(nóng)務總署督辦陳曾拭，偽工務總署督辦唐仰杜，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北京特別市市長劉玉書，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總務廳次長祝書元，偽最高顧問咨詢委員兼北京物價處理局局長湯薌銘。此外，還有偽內(nèi)務總署署長吳甌、偽憲兵司令黃南鵬等。這些人除王揖唐和董康托病住在醫(yī)院、祝書元因辦理交代“有功”被李宗仁從名單中銷除、吳甌先期逃避、湯薌銘因汽車發(fā)生障礙未能到來外，其余都參加了汪宅的宴會。
宴會所備的酒席極為豐盛。但這些赴宴的漢奸，因院內(nèi)軍警戒備森嚴，都意識到酒無好酒、宴無好宴。戴笠在他們匆匆吃完后，拿出一份名單，向這些人宣布：“從現(xiàn)在起，你們都是被捕的人犯，我們準備把大家送往監(jiān)獄。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張�！�
周作人沒參加戴笠的鴻門宴。
大概是因為周作人在日本戰(zhàn)敗后就想完全恢復自己的學者、教授形象，不愿再跟昔日的漢奸同僚醬在一起了。但這也只是他的一廂情愿——當晚，他就在八道灣家中被捕了。當槍口對準周作人時，他只站起來平靜地說了一句：“我是讀書人，用不著這樣子。”隨后，就跟著軍警走了。周作人后來說，執(zhí)行逮捕任務的軍警在抄家時，偷走了他刻有“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黃石章一枚、摩伐陀牌鋼表一塊，總價值七八百元。
對于被捕，周作人是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的，只是沒料到會來得這么快。
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大半年時間，周作人在北平的日子過得還是比較平靜的。應該說，周作人對日本的戰(zhàn)敗是有所預感的，但他既然將自己的命運跟日本侵略者連在了一起，此時也便無可奈何而只能聽天由命了。
1月的時候，周作人連著寫了好幾篇小文章，都是在講年輕人應該學點國史，讀點佛經(jīng)，知道點動、植物方面的知識，了解點民俗學，總之還是強調(diào)年輕人要沉得住氣，要懂得“人情物理”。比較重要的一篇文章是《關(guān)于寬容》，發(fā)表在2月12日的《新民聲》報上，文中說：“在抱大志謀大事的人，往往能容忍較小的榮辱，這與一般所謂大度的人以自己的品格作衡量容忍小人物，雖然情形稍有不同，但是同樣的以我慢為基本，那是無可疑的。”句中的“我慢”一詞，本是佛教用語，在日語中有“自高”、“忍耐”等多重語義。在這里，周作人顯然是話中有話，也就是仍然要以“傲慢”的、“不辯解”的態(tài)度來對待人們對他可能有的種種指責。
到了2月，周作人開始編輯他在入獄前的最后一本文集《立春以前》，這也是他生前在大陸出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并寫下了這樣的后記：“《立春以前》是我的散文集之第二十二冊，自民國十二年《自己的園地》出版以后，至今亦已有二十二年，算是每年出書一冊，也還不多�！庇终f：“我寫文章也已不少，內(nèi)容雜得可以，所以只得以雜文自居，但是自己反省一下，近幾年來可以找出兩個段落，由此可看得出我的文章與思想的軌道。其一，民國二十九年冬我寫一篇日本之再認識，正式聲明日本研究店的關(guān)門，以后對于不懂得的外國事情不敢多開口，實行儒家的不知為不知的教訓。其二，民國卅一年冬我寫一篇中國的思想問題，離開文學的范圍，關(guān)心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如顧亭林致黃梨洲書中所說，本國的事當然關(guān)切，而且也知道的較多，此也可以說是對于知之為知之這一句話有了做起講之意吧。我對于中國民族前途向來感覺一種憂懼，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為已亦在人中，有淪胥及溺之感，也覺得個人捐棄其心力以至身命，為眾生謀利益至少也為之有所計議，乃是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凡智識階級均應以此為準則，如經(jīng)傳所廣說。”仍然是在強調(diào)一種“生存第一”的哲學。
這時，周作人所擔任的都是閑職，并無實權(quán)，日本即將戰(zhàn)敗前的1945年3月，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改組，南京汪偽政府特派王蔭泰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周作人仍被任命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4月16日下午，汪偽政府的代理主席陳公博及隨行人員褚民誼、趙尊岳、丁默邨、周隆庠等到北平來視察，周作人曾趕到往中南海迎賓館迎接。
同月，周作人在1943年南游時于蘇州結(jié)識的朋友王予（徐淦）來到北平謀生，寫信給他，請他介紹進北平圖書館和琉璃廠舊書店工作，他回信說：“鄙人退位以來已無力向圖書館薦人，廠甸舊書業(yè)蕭條，當伙計維持不了生活，似不如當家庭教師，在古城比較有機會，也適合足下的情形�！敝茏魅舜藭r雖還掛著幾個閑職，錢不少拿，但已經(jīng)沒實權(quán)了。此前，他當偽督辦時，確實曾安插一些人在其所屬的機關(guān)、學校任職，有的還是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人員。王予到北平的第四天，就忽然看見哈德門門外的德國飯店灰溜溜地降下納粹旗幟，電臺廣播說盟軍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殺了。他預感到時局要有重大轉(zhuǎn)變，掛念南方的妻兒，便匆匆南歸了。
納粹德國的覆滅想必也給周作人帶來了相當?shù)目只鸥�，道理很簡單：德國敗了，日本也不會支撐太久。世事如此，周作人只好將自己埋進書堆里，聊以消遣和解憂。6月份，他編了《北京竹枝詞集》，寫了《北京的風俗詩》的短文，介紹了北京竹枝詞中以詠風俗人情為主的風俗詩，認為“這一類竹枝詞說大抵是諷刺詩并無不可，不過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書的一路，須得有識諧的風趣貫串其中，這才辛辣而仍有點蜜味”，但“中國的風俗詩或諧詩”，“未曾有發(fā)達的歷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6月30日，他寫了《無生老母的信息》一文，這是他自己一直很看重的一篇文章。與五四時期頗有“浮躁凌厲之氣”的周作人不同，與上世紀30年代閑適、唯美、以“吃苦茶”來品味人生的“苦茶庵主”也有別，此時的周作人開始沉入到國民中去，對民間的生存狀態(tài)、宗教信仰有了濃厚的興趣和同情。
此時的周作人，就不再是像以往那樣將這種愚夫愚婦的信仰簡單地視之為“蠻性的遺留”了，因為他也和這些愚夫愚婦一樣深切感受到了那種“失鄉(xiāng)迷路，流落在外”的精神上的孤獨與無助。周作人此刻不僅在“政治”上步入歧途、陷入泥沼、無力自拔，而且在精神上也陷入了極度的惶恐和迷惘中�！兑住吩唬骸奥乃瑘员痢�，年屆花甲的知堂老人生命中的秋冬季節(jié)就此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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