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三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翁一個=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代文宗、兩袖清風、三起三落、千古史家復旦大學中文系首席教授、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王水照先生及其學生同濟大學崔銘博士歷史十年，三易其，稿精心撰寫出*全面、*權威的歐陽修傳記。于傳記中解讀歐詞、歐詩、歐文，這將是多么大的喜悅、快意！本書簡介：
本書以詩入傳，細致入微地詳述了宋代大文豪歐陽修六十六年的傳奇人生。在他漫長而又短暫的六十六年中，紛爭，是他人生樂章的主旋律：自我心靈的沖突，朝政斗爭的糾葛，至愛親朋的分合�？勺屪x者為他堅定的信念和達觀的情懷而感動不已。
作者簡介：
王水照，男，浙江余姚人，1934年生。1960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即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現任復旦大學文科特聘資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并擔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出版有《蘇軾傳》、《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王水照卷》、《王水照自選集》、《唐宋文學論集》、《宋代文學通論》（合著）、《蘇軾研究》、《鱗爪文輯》等著作，編有《歷代文話》、《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復旦宋代文學研究書系》等。
崔銘，女，湖南南縣人，1964年生。1986年畢業(yè)于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2000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2000年至2002年在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研究。現任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曾發(fā)表多篇學術論文，并出版《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合著）等著作。
目錄：
第一章一代文宗出孤寒
第二章伊洛群英開新聲
第三章廬陵事業(yè)起夷陵
第四章力振斯文扶新政
第五章與民同樂醉翁情
第六章文壇始自嘉
第七章德隆位高責愈重
第八章潁水西畔六一居
結束語風神奕奕立當朝，德業(yè)煌煌傳萬世
附錄一歐陽修生平創(chuàng)作年表
附錄二歐陽修著作重要版本
后記
幾年前我們寫完了《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后，就開始從事這部《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的寫作了，這是順理成章的。歐陽修是蘇軾的恩師，是蘇軾成長道路上一位影響深遠、舉足輕重的人物；而蘇軾則是歐陽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壇領袖。從“歐門”到“蘇門”，不僅保持著文學發(fā)展的連續(xù)性和一貫性，而且是北宋文學高潮的集中表現。歐、蘇二人都是統攝兼擅各個文化領域的綜合性人才，是北宋文化高度發(fā)達繁榮的結晶和代表。蘇軾的“全才”特征實導源于歐，歐才是北宋文化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第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星。南宋楊萬里之子楊伯子（東山）說：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并駕。作四六，便一洗昆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fā)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二這里提出一個頗有興味的問題，即歐蘇比較。楊伯子認為，第一，二人都是“全才”。他列舉了歐氏在詩歌、碑志文、史書、駢文、經學、奏議和詞七個方面的成就，推為“得文章之全者”。第二，蘇不及歐。蘇詩雖佳，但或有不如人意者，而且他不曾作“史”，不像歐有《新五代史》（其實歐還主持《新唐書》的編撰），即使作史，也未必能達到歐的史學境界。楊伯子的第一條意見人們都能認同，第二條意見卻會引起爭論。他可能是有某種針對性的。蘇軾在世時，就有人認為蘇高于歐，蘇軾堅決予以拒絕。他的《答舒堯夫》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有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為似之，或至以為過之，非狂則愚而已。歐蘇并稱，這已是經過歷史檢驗的稱謂，強予軒輊并無必要，楊伯子的抑蘇揚歐疑有崇尚鄉(xiāng)賢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楊也是江西廬陵人）；蘇軾認為歐氏是天才，是千百年難得一現的天人，有人若以為可與他并肩甚或超過，那簡直是狂妄與愚蠢，“非狂則愚”了，蘇軾尊師的態(tài)度，終生未變。歐蘇年齡相差正好三十歲，整整一“世”，是兩代之人，各自承擔并出色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文化使命。若要勉強相較，則從開創(chuàng)性而論，歐氏始終處于“既開風氣又為師”的崇高地位，他于“宋學…‘金石學…‘詩話學”等方面均允稱第一人，于宋代文學包括文、詩、詞、賦，都是居于文壇前沿、引領風尚的偉大作家。蘇軾則在文學的成熟性與藝術造詣上具有非凡的成績，甚或超越乃師。然而他又是在歐氏奠定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前行的。人們說：“名師出高徒”，也可以反過來說：“高徒出名師”，這在他們二人身上尤為適用。要之，北宋出現的歐、蘇二人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光榮，他們后先輝映，融為一體，具有深刻的內在一致性和連續(xù)性，因此，我們寫的這兩部傳記自然地成了同一系列的“姐妹篇”。
這部《歐陽修傳》在寫作原則與方法上，一仍舊章，都依照《蘇軾傳》。我們仍堅持兩個原則：即遵循“無一‘事’無來歷”的“信史”宗旨，卻不主張“無一‘字’無來歷”。也就是說，既追求敘事的文獻根據，而又允許作適度的想象和推演，此其一。同時注意傳主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介紹，采取類似“以譯代注”的方式予以闡釋，注意敘述的一氣呵成的文脈，也把著者對文本的一份理解和體悟與讀者交流。除了這兩點相同外，在敘述風格、章節(jié)結構上也都沒有太多變化。讀者如有興趣，不妨兩傳連讀，不僅能讀出歐、蘇二人的同異，也能在時間和空間上對北宋社會、政治、文化面貌有更多的了解。當然，我們在寫作歐傳時，也對傳記寫作問題另有一些體會。
形神兼?zhèn)洌孕蝹魃�，應是傳記作者追求的最高目標。為歐陽修立傳，也就是為他畫像，應該包括外貌形象和內在特質。歐氏任揚州知州時曾請畫家來嵩為梅堯臣畫像。梅氏詩云：“廣陵太守歐陽公，令爾（來嵩）畫我憔悴容，便傳仿佛在縑素，只欠勁直藏心胸”（《畫真來嵩》）；同時來嵩也為歐氏畫像，梅氏《觀永叔畫真》云：“良金美玉不可畫，可畫惟應色與形，除卻堅明盡非寶，世人何得重丹青？”看來梅堯臣對肖像畫評價不高：畫像只能大致描摹出外在的“色與形”，對于內在的“勁直”或“良金美玉”般的品節(jié)卻無能為力。梅氏的看法有些偏頗，優(yōu)秀的畫師是能夠以形傳神，即以“寫照”達到“傳神”，從而臻至形神。兼?zhèn)涞木辰�，只是需要艱苦磨礪而已。人物傳記的寫作也是如此。
細節(jié)的選擇和描繪在為傳主傳神寫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這一點西方傳記更顯優(yōu)長。近讀四川學者劉咸（18961932）寫于上世紀20年代的《文學述林》，他說：“匯傳多以輔史乘，止載大端；小說止以供燕閑，惟取奇事。余亦大抵詳于高行，而略于庸德；詳于國政，而略于家常。”在我國舊時圖書分類“經史子集”四部中，各類傳敘文屬于史部，作為正史的輔助史料，因而著眼于“高行”，傾力于“國政”，而對“日常生活”忽視或輕視。劉咸忻認為這一傳記觀念造成兩大缺失：“一則蔽于習見，以為瑣事不足稱；一則不知記錄，久而忘之也�！彼岢鰬蛭鞣絺饔泴W習：“以西方文較吾華描寫之作，此不及彼，固不可為諱也。”這位僻處邊陲、聲名頗寂的飽學之士，他的識見和勇氣，至今仍是對我們的切實提醒。
本書在傳述歐陽修時，一方面注重其政治大節(jié)、學術業(yè)績和文學藝術創(chuàng)造等，另一方面也注重人物的細節(jié)，用細節(jié)描寫來揭示人物內心的深層結構。比如說他的身體狀況。歐陽修的文化偉人身份和他體弱多病的狀況是個強烈的對比。從他自己筆下，我們已知他早年白發(fā)，目疾嚴重，后又患有糖尿病等多種疾病。他在參加進士考試時，給主考官晏殊的第一印象是“一目吒瘦弱少年獨至簾前”，尤其是一頭白發(fā)，成了他詩詞吟詠的最常用的題材。本書中引及的有“白發(fā)新年出”（三十歲）、“今日逢春頭已白”（三十一歲）、“四十白發(fā)猶青衫”（實為三十五歲）、“自然須與鬢，未老先蒼蒼”（三十九歲）、“到今年才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發(fā)”，四十歲以后更是連篇累牘，不絕于口：“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須皆白，眼目昏暗。”他的一頭銀發(fā)引起宋仁宗的“惻然”：“怪公鬢發(fā)之白”；也屢屢逗引起蘇軾的感慨：“謂公（歐陽修）方壯須似雪�！薄岸鄳n發(fā)早白，不見六一翁！”他年四十而以“醉翁”自稱，更是具有標識性意義之舉。富弼曾調侃他“公年四十號翁早”，他自己也說：“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本唧w年齡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遲暮心理，一種人生姿態(tài)。這與蘇軾在黃州貶居時期自號“東坡居士”是相似的。
透過歐陽修的體贏早衰的外形，可以探求與其思想性格形成之間的因果之鏈。這對他的精神世界的塑造產生了相輔相成的作用：對生命有限性的無盡悲哀和對事功永恒性的不懈追求。這似乎是潛在的、隱性的，卻又是深刻的、無法抹去的。他說過：“春寒、秋熱、老健，如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對青春不駐、英華難留的感受深深地烙在他的內心，“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xiāng)物態(tài)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备┭鼋裎簟⑽锸侨朔堑母袊@，在他的一生中時時涌上心頭。這份生命體驗，是他散文中“六一風神”獨特情韻的最主要的構成要素，也是他未到退官年齡而提前一再要求致仕的內驅力。但情況并非只有一個向度，贏弱的身體又刺激他追求生的永恒，抓住有限生命建立不朽事功，才能化有限為無限：“生而為英，死而為靈”（《祭石曼卿文》），“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送徐無黨南歸序》）。因而他立朝的偉度峻節(jié)，治民的鞠躬盡瘁，因贏弱的身體而顯得富有悲情色彩，也更凸顯他對生命的一種歷經滄桑的超常了悟。本書的副標題“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其含義即此。他是一位超越政治險境、同時超越自身困境而堅守自得的“達者”，若能聯系他的身體狀況來理解，不失為一個新穎的視角。
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敘寫，如無大量的經過選擇、提煉的細節(jié)，極易概念化和抽象化。好在有關歐陽修的資料遺存十分豐富，不僅有他自己的文集（《歐陽文忠公文集》是宋人文集中編輯最好的一種），各種正史，更有其他宋人數量眾多的筆記、書簡、題跋、詩話、詞話、文話等，足供我們采擇。然而我們對待這些遺聞逸事，似不能停留在趣味性上，而應深入發(fā)掘其更深的內蘊。例如眾所周知的他母親教他識字的故事，就頗堪玩味。沙灘畫荻識字始，這個童年時代的難忘經歷，成為歐陽修一生文字生涯的起點。但人們往往不大留意，這一孤貧力學的異樣形式，促使他對筆、紙、墨、書特別珍重和愛惜。他幼年在鄰家與一群兒童玩耍，只有他一人在破筐中發(fā)現了韓愈文集；青年時代兩次結伴游玩嵩山，也是他對古碑石刻情有獨鐘。前者是他終身學習、服膺韓愈的契機，后者是他編撰金石學巨著《集古錄》的誘因，兩件事都在偶然中存在一種必然，即對書籍、字畫的極度敏感和敬畏，我們將之與幼年畫荻識字的經歷作一點聯想，恐怕不算過分穿鑿吧？至少能增加我們閱讀的興趣。
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近年已成熱點，亟須加強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我們愿意繼續(x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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