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提著錄音機完成的傲人“口述史傳工程”，自傳和他傳之間，了解胡適其人其學的入門書——海外史學界盛稱本書：“先看德剛，后看胡適。”不讀胡適口述自傳的唐德剛注釋，實在是一大遺憾。史家楊天石贊曰：“可以說，沒有唐德剛，就沒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史項目，也就沒有《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煌煌巨著。唐德剛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口述史開創(chuàng)者，是這一領(lǐng)域的大家、巨匠。”“開卷八分鐘”梁文道推薦。2.唐德剛“民國通史計劃”精裝出版，幾乎封塵的遺稿，暢銷數(shù)十年的經(jīng)典——從“晚清導(dǎo)論篇”開始，緊接著“北京政府篇”《袁氏當國》，晚年唐德剛潛心撰寫“民國通史計劃”，因病中斷。幸有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整理遺稿、書信等資料，終使“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quán)》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簡體精裝版“唐德剛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等經(jīng)典史著，每冊均以胡適手跡集字書名，以歷史照片還原現(xiàn)場。本書簡介：
《胡適口述自傳》，介于自傳和他傳之間，是了解胡適其人其學的最好入門書。20世紀50年代，胡適應(yīng)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之請，受唐德剛采訪，以英文口述生平，于1958年完成十六次正式錄音。本書即是由唐德剛根據(jù)錄音，對照參考、綜合譯出，并于1959年經(jīng)胡適手訂而成。這也是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親身交往、提著錄音機完成的一項傲人的“口述史傳工程”。在這里，胡適回顧了自己一生學術(shù)研究的歷程，從投身文學革命、到審視中國哲學史，重新發(fā)現(xiàn)禪宗的歷史，再到批判性地研究白話小說，憶及文學、史學、哲學等方面主要思想，是一本包羅了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唐德剛將胡適的英文口述譯為中文后所作的注釋評論，更是不可不讀的好文章，一方面，胡適口述中出現(xiàn)的一些記憶誤差、難言之隱透過唐注得到復(fù)原；另一方面，唐注又拓展和深化了口述的內(nèi)容和觀點，針對正文所提出的問題也闡發(fā)了自己對胡適本人及相關(guān)人物、事件的評論，使讀者得以更清晰地理解胡適和他所在的時代。本書“傳”與“注”已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就學術(shù)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注釋部分的分量，恐怕還在傳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學界盛稱本書：“先看德剛，后看胡適�！�
作者簡介：
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后任職于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并對口述歷史的發(fā)展貢獻良多。著有《袁氏當國》、《段祺瑞政權(quán)》、《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五十年代的塵埃》、《戰(zhàn)爭與愛情》等，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shù)百篇。唐德剛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歲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做一個倔強的單干戶，單打獨斗地寫晚清、民國史，在八十歲中風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當國》、《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著作。這些書出版后大受歡迎，居然還有盜版！唐教授當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勢力”雖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無疾而終，但他所寫的史書在普通讀者“民國史閱讀書單”上，卻恐怕是排在“第一”。歷史學家必須公正，必須敢言，否則歷史學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剛教授是一位讓人敬重的歷史學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見稱。
目錄：
編譯說明寫在書前的譯后感第一章故鄉(xiāng)和家庭第二章我的父親第三章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生活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訓(xùn)練第五章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威第六章青年期逐漸領(lǐng)悟的治學方法第七章文學革命的結(jié)胎時期第八章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fù)興第九章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第十章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第十一章從舊小說到新紅學第十二章現(xiàn)代學術(shù)與個人收獲胡適之先生是現(xiàn)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今后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后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的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后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歷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涂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
——唐德剛
大概在大學時代，我已聞唐先生的大名，并拜讀了他的《李宗仁回憶錄》等著作。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因研究胡適早期政治思想，唐先生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自然成了我案頭的常備著作。。
——歐陽哲生
胡適之先生是現(xiàn)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今后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后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的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后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歷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涂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频聞偞蟾旁诖髮W時代，我已聞唐先生的大名，并拜讀了他的《李宗仁回憶錄》等著作。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因研究胡適早期政治思想，唐先生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自然成了我案頭的常備著作。�！獨W陽哲生唐德剛先生，他最有名或者很多人認為是他的學術(shù)基本功，或者他最重要的學術(shù)領(lǐng)域范圍，就是他做口述史。而我們昨天也說過口述史并不是一個那么簡單的，只是人家口述你錄下來就是了，這么簡單的一個東西。而唐德剛他有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做任何歷史的時候，不管是做口述史，或者是在寫他的東西的時候，他都很放肆自己的文筆。他看起來不像是一個嚴謹?shù)囊粋�，我們對學者的那種要求，寫東西古古板板的。不，他反而有點像誰呢？像他的老師，哥倫比亞大學有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大師級人物，法國裔但是美國界學者叫巴贊。巴贊寫東西格調(diào)就有點像唐德剛，唐德剛比他的老師可能更放肆，就是說不只隨時發(fā)表自己的意見，而且文筆特別好，那種文筆，是半白半文，然后有時候又夾雜一些俗話，那么他的性格又很詼諧，所以寫出來就很好玩兒。常常看得讓人覺得非常吸引，因此他才會有那么多的讀者。于是就拿我們今天講這本《胡適口述自傳》來說吧，這本書，對很多大陸的讀者來講是很重要的一本書，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胡適口述自傳》這本書，在當年剛剛被大陸讀者發(fā)現(xiàn)，或者看到，或者知道的時候，其實是大陸讀者從新開始接受胡適的時候——我們知道胡適曾經(jīng)一度是被禁止的。其實哪怕就算是在臺灣，雖然很多人讀胡適，也不見得情況會好一點。因為胡適他的很多民主思想，對當時的國民黨也是有沖擊的。因此這本口述自傳就對很多人來說，是個重新認識胡適的一個窗口。而在這個認識過程里面，他們發(fā)現(xiàn)這本書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我們這位作者唐德剛先生，身為胡適晚年最后一批學生之一，深得胡適的信任。跟他談了這么半天，然后用英文寫出原述，后來再用中文發(fā)表的時候，他還夾雜了大量的甚至比原書還要厚的注。——梁文道“開卷八分鐘”作為胡老夫子的關(guān)門弟子，唐德剛所有關(guān)于胡適的著作中沒有粉飾老師為“圣人”，反而客觀中肯，毫無隱晦之意，在今天漫天飛的傳記里，怕是少有的極品了�！芘嘣啤咎频聞偂秾懺跁暗淖g后感》】在動手翻譯這本小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dǎo)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里糊涂地寫了十余萬言；結(jié)果自成一部小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志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小書的英文原稿已經(jīng)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只有在《雜憶》脫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nèi)容根本沒有什么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么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小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術(shù)性的自傳”。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diào)的還是這三點�？墒亲罱荒陙恚覍ξ乙郧暗目捶ǎ瑵u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發(fā)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fā)生了什么“今日”對“昨日”的挑戰(zhàn)；只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小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卻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面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xiàn)象，有感而發(fā)：最近一兩年來，由于報章雜志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guān)系，“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shù)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里，我也在無意中發(fā)現(xiàn)，那些自港臺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guān)系，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于什么“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么“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傊菢踊钌囊晃弧疤煜潞稳瞬蛔R”的“我的朋友”，現(xiàn)在已漸次被歷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guān)“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才，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同一個人，也發(fā)生了疑問！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后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的“身后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的胡適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后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么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嘗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于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閑文、閑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Ｑ嗎？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歷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只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guān)于“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志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余酒后——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因而就“看胡適”（HuShihwatchin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其“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致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么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這就是50年代里，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jīng)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適是老幾”；所以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著太平洋，大叫其“胡適算老幾”了。大家對“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寫起打差文章來，也就容易繳卷了。60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臺兩地皆哭的現(xiàn)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云際會五十年；最后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咸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fā)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歷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nèi)，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zhuǎn)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爿后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么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zhuǎn)而愈來愈模糊了。記得筆者在1970年冬季至臺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nèi)，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里？”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余，我心里也在想，工商業(yè)社會的變動多大啊！“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后永遠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它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后世學人還會去繼續(xù)研究它的。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什么“民主”、“自由”、“實驗哲學”、“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fā)明，但是當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于“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chǎn)，而胡適也當仁不讓地據(jù)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后，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jié)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尸還魂，又成為后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的模糊的“歷史形象”（historical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涵義呢？“后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只有求之于“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禍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老實說，這些巨著都會使“后世青年”愈看愈糊涂，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什么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只是一本簡單明了、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于時代轉(zhuǎn)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么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所編撰的最后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一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一般遣興讀者，工余飯后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于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并沒有“自賣自夸”，他只是“據(jù)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后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未曾想到的�，F(xiàn)在筆者既然有感于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寫一點譯后的感想。還有我想在譯后補充說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這本自述，從頭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說給我一個人聽的。他那時想象中的“將來讀者”，則是美國大學里治漢學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從他的意思，在章目結(jié)構(gòu)、材料取舍上，以“美國研究生”為對象。同時我自覺我對這些可能的讀者，漢文底子和學習風尚，所知較深，因而在編稿時，有許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后才由適之先生查閱認可的。所以在那十余萬言原稿的背后，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須的美國學生，轉(zhuǎn)變成黑發(fā)無須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后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本來，“對話”（dialogue）比“講課”（lecture）更有價值，原是世界學術(shù)史上的通例。古代的圣哲如孔子、孟子、蘇格拉底、釋迦、耶穌、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們的哲學和教義，多半是當時聽眾和弟子們，從對話中筆記或默記下來的。蘇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對話錄》傳于后世，而儒教“經(jīng)書”中的《論語》、《檀弓》等著作，又何嘗不是孔子的“對話錄”呢？而這些對話錄就遠比其他“經(jīng)書”更有價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對話錄”所記的往往都是些脫口而出的老實話，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講學”、“說教”等的官腔官調(diào)也。適之先生和我們的“對話”還不是一樣的嗎？例如在胡氏著作里，我們就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但是在“對話”里，他卻說做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又如談?wù)瘟T。他曾一再公開地說：“ＣＣ反對我！”意思是說國民黨里ＣＣ系的領(lǐng)袖們，曾經(jīng)反對他做總統(tǒng)。可是后來他又私下告訴我說：“ＣＣ在擁護我！”（筆者自己的1958年8月8日“日記”所載）這句話我就未嘗聽他在公共場所說過。其他的例子還多著呢�？上М敃r我未留意把它們?nèi)坑浵聛�，以后大半也都忘記了�？墒敲慨斘疑钜躬氉�，回譯胡氏自述時，昔年與胡老師的對話，往往又重浮腦海。想起來了，我就隨手在譯稿上寫個小眉批。等到一章譯完，我就把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釋”的一部分。有時下筆不能自已，就寫得老長老長的，簡直變成胡適春秋里的《公羊傳》、《榖梁傳》了。當然一個人的記憶是很容易發(fā)生錯誤的，甚至本稿的錄音和繕校都會有錯誤。朱熹就說過，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里，我也就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切的“口述歷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難免。《禮記》的《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來孔夫子曾說過一句“死欲速朽”（“死后就趕快爛掉算了”）的話。曾子聽到了，便以為老師在喪葬的傳統(tǒng)觀念上，發(fā)生了“修正主義”。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喪”的教義，這一下來個早死早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所以諸弟子對曾參這位學長的“口述歷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說：“我是聽老師親口說的��！”（“參也，聞諸夫子也！”）大家還是不相信。曾子又舉出人證，說：“我是和老同學子游一道聽老師說的啊！”（“參也，與子游聞之！”）大家最后又去追問子游，才發(fā)現(xiàn)實在不是曾子在說謊，而是他的“錄音機”，出了毛病。原來當孔子在宋國逃難時，聽到那位蓄意想謀殺他的貪官污吏司馬桓魋，在訂制一套預(yù)備將來“蒙主恩召”時自用的石頭棺材。這個石棺的制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廠鑿了三年還沒有鑿成�？桌戏蜃勇牭竭@故事，氣得胡子直飄，所以才說：“死后趕快爛掉算了！（還造什么石頭棺材呢？）”他老夫子這句氣話，幾乎被曾子在“口述歷史”里，錄錯了音。如不經(jīng)眾人臨時發(fā)覺加以改正，那么儒家兩千年來的教條，便大大地不一樣了。后世的孝子賢孫們，不用說要省掉多少事；訂制玻璃棺材，也就犯不著了。所以在這本小書里，我也不敢說，“吾聞諸夫子也”，是絕對正確的�？v使我能找出個“子游”來人證一番，我還是不敢說，我的記錄是沒有錯誤的。好在現(xiàn)在還去古未遠，適之先生的門生故舊，筆者的賢師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實在是感盼不盡的。至于我自己的譯文，我也不敢說絕對沒有錯誤。這本小書上的文字，事實上是“復(fù)原”重于“翻譯”。在我們當初編撰英文原稿時，為顧慮到洋學生的漢學程度，所以對中國古籍的征引，一般都是“削足適履”的。如今既然“復(fù)原”給中國讀者們看，就得重新“量腳做鞋”才對。對著英文原稿，按照英語結(jié)構(gòu)，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為著使譯文讀起來比較順口，并使古籍引證上比較明確易解，筆者乃于譯文上酌添字句；然為求盡量忠實于原稿，凡是譯文中為英文原稿所沒有的，我一概加個“方括號”［］以標明之；或在腳注上加以說明，務(wù)使魚目不致混珠�？v使如此，筆者還是不敢說譯文與原文絕對一致也。再者，筆者謀生海外，平時實在忙亂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務(wù)的紐約市立大學，由于紐約市幾度面臨破產(chǎn)而動蕩不安。日常課務(wù)與正規(guī)研究之外，雜務(wù)也多如牛毛，無法抽暇做太多的額外工作。晚間和周末雖可忙里偷閑，略事翻譯，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勞的情況之下執(zhí)筆的，因而對譯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過且過了。偶然誤譯，亦或難免。所以當拙譯在《傳記文學》上連載結(jié)束之時，筆者原打算把譯文與原稿再逐字對校一遍。無奈俗務(wù)太忙，夜對熒光幕校書，往往也頭昏目眩，力難從心；一拖數(shù)月，還未能終篇。然竊思譯文中雖小誤多有，大錯應(yīng)不會太多，甚或沒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后，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罷了。讀者賢達，如發(fā)現(xiàn)譯文有欠妥之處，至乞不遺在遠，隨時惠教為幸。總之，胡適之先生是現(xiàn)代中國最了不起的大學者和思想家。他對我們這一代，乃至今后若干代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和他同時代的后學，耳濡目染之間，對他的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后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適”大名一天天地向歷史的海洋下沉之時，我們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識的人，乘大家記憶猶新之時，寫一點對他的觀察和感想，實在是義不容辭的。這也是筆者近兩年來，信手涂鴉，寫了幾十萬字的主要動機。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時賢各抒己見，把我們大家都認識的胡適之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將盡之時，提出來公開討論討論，使他的學術(shù)地位，將來在中國文化史上，益得其平；這樣，則筆者不學，寫這兩本小書，就是拋磚引玉了。1979年冬于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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