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后20年（修訂本）》陳先生學貫中西，文史兼通，學術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潛心學問，不求顯達，深為國內(nèi)外學人敬重。本書根據(jù)大量檔案文獻和**手的采訪資料，詳盡描繪了陳先生生命*后二十年的坎坷經(jīng)歷，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本書為讀者打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從陳先生的生存狀態(tài)和人際關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內(nèi)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詮釋了陳先生晚年作品的內(nèi)涵，提出了不少頗有說服力的見解。這部也許沉重的作品，能給讀者許多啟示�！蛾愐〉�*后20年（修訂本）》本書1996年初版。此次修訂再版，作者參考了近年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時代與人”的一些節(jié)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學的思考與心得，并補入當年尚未知曉的一些重要史跡。本書簡介：
《陳寅恪的最后20年》1996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很快在全國讀書界引發(fā)了“陳寅恪熱”，并帶出許多話題：關于傳統(tǒng)文化、關于人文精神、關于學人風骨……還有陳寅恪可歌可泣的傳奇人生。此書遂成為90年代三聯(lián)的“標志性讀物”之一。
《陳寅恪的最后20年（修訂本）》這本書的一個好處在于作者翻閱了很多檔案，找到了原始文件，根據(jù)大量珍貴的檔案、訪談和文獻等第一手資料，在書里澄清了很多歷史疑問。第二個好處在于，作者抱著“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寫作，從20世紀中國文化的傳承角度來理解陳寅恪，寫出一部以揭示傳主生存狀態(tài)、探索其內(nèi)心世界為主題的個性鮮明的學人傳記。書中一大批與傳主有交往的各色知識分子之命運也有明晰的描寫。
十六七年過去，此次再版，作者對全書做了全面修訂，在訂正訛誤之外，特別針對近年發(fā)現(xiàn)的新資料、新研究，做了幾十處的增補刪改，也增加了作者本人對一些問題的深入開掘。
作者簡介：
陸鍵東，廣東南�？h人，廣州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研究院專業(yè)作家、學者。主要致力于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嶺南文化演進史等課題的研究。2007年，受邀為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
2010年，獲聘為法國人文科學之家、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陳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縣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廣州，中國現(xiàn)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其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曾任湖南巡撫。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陳先生學貫中西，文史兼通，學術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潛心學問，不求顯達，深為國內(nèi)外學人敬重。本書根據(jù)大量檔案文獻和第一手的采訪資料，詳盡描繪了陳先生陸鍵東，廣東南�？h人，廣州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研究院專業(yè)作家、學者。主要致力于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嶺南文化演進史等課題的研究。2007年，受邀為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
2010年，獲聘為法國人文科學之家、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陳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縣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廣州，中國現(xiàn)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其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曾任湖南巡撫。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陳先生學貫中西，文史兼通，學術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潛心學問，不求顯達，深為國內(nèi)外學人敬重。本書根據(jù)大量檔案文獻和第一手的采訪資料，詳盡描繪了陳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經(jīng)歷，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本書為讀者打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從陳先生的生存狀態(tài)和人際關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內(nèi)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詮釋了陳先生晚年作品的內(nèi)涵，提出了不少頗有說服力的見解。這部也許沉重的作品，能給讀者許多啟示。本書1996年初版。此次修訂再版，作者參考了近年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時代與人”的一些節(jié)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學的思考與心得，并補入當年尚未知曉的一些重要史跡。
目錄：
新版前言
前言
序南遷
第一章陸沉下的抉擇
第二章南土的溫情與生命的積淀
第三章晚年人生的第一輪勃發(fā)
第四章向北京關上了大門
第五章磨難終于啟幕
第六章年：一個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歡樂走到了盡頭
第八章風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今日吾儕皆茍活”
第十章哭泣的年
第十一章劫后余緒
第十二章草間偷生新版前言
前言
序南遷
第一章陸沉下的抉擇
第二章南土的溫情與生命的積淀
第三章晚年人生的第一輪勃發(fā)
第四章向北京關上了大門
第五章磨難終于啟幕
第六章年：一個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歡樂走到了盡頭
第八章風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今日吾儕皆茍活”
第十章哭泣的年
第十一章劫后余緒
第十二章草間偷生
第十三章今宵相逢
第十四章中國學人的悲歌
第十五章一段曇花一現(xiàn)的日子
第十六章暮年“臏足”
第十七章今生所剩無幾日
第十八章挽歌已隱約可聞
第十九章長夜
第二十章陳寅恪之死
第二十一章身后是非誰管得
第二十二章絕響
主要參考書目前言新版前言新版前言
這是一部特定歷史時期的著述，時代的不平，一代人的感奮，俱在書中歷歷可將近二十年過去，重讀陳寅恪生平出處以及悲喜交織的故事，仍感震動，思緒難無聲的歷史一直在遵循著古樸的法則，百年中國，貌似幾番陵谷，人世代謝，然的憂愁恰如川上逝水，無盡無涯。實際上我們一直活在自以為已成陳跡的歷史中，從來未能割斷與往昔的恩怨。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依然活在歷史中。今天，相隔十七年，這部著作有緣重新刊布，它整體呈現(xiàn)的不僅是一個歷史文本，它還在“時代與人”的一些節(jié)骨眼上，新注入筆者近年治學一些思考與心得，可見出一些新的學術積累。十數(shù)年來，陳寅恪已成為中國文化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有關陳寅恪的史料不斷被發(fā)掘，本書這次重新出版，在一些史料的引用與訂正上參考了這些新材料，即使沒有引用，也作了相關的提示與說明。只是任何一部著作都無法包羅萬象地概括歷史的全部內(nèi)容，限于本書固有的體例，著述的初衷，全書的結(jié)構(gòu)一仍其初�！蛾愐〉淖詈蠖辍芬延辛俗约邯毺氐纳�，它已與一個歷史時期緊緊相依，書中揭示的陳寅恪晚年的遭遇，乃是陳氏一生完備的關鍵部分。聊可告慰的是，任十余載風雨的摧折，書中所書寫的歷史，歷歲月消磨，初步經(jīng)受住了人世間的檢驗。這次新刊，增補之余，尚對原版一些冗詞與錯訛作了刪削，個別尚有忌諱的史實，作了迫不得已的避諱；另又新加了史料圖片若干。私心以為，新本尚有可觀之處。至于本書是否仍合時宜，知我責我，則留待讀者了。十數(shù)年來治學，可以這樣說，吾儕將終身受益于陳寅恪。為著這次修訂，再次打開陳氏文集，重溫那些仿佛隔世的文字。這次閱讀，卻似能從字里行間看出一幕幕鮮活的歷史，讀出一段段感人的人生——既是陳氏自己的，也是他所論述歷史的。很為這種感覺而驚訝，這是以往所沒有的。忽然就醒悟，陳寅恪是用精血澆鑄他的文字的。文字里包含著歷史，包含著從古通今的史識；同樣，也包含著他良善的天性與豐富的情感——這些都直接決定了他對歷史與
人物的評價。也就是，在這樣的文字里，閃耀著“史心”與“人心”。史心者，才學、通識、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憫、豁達。對于人文學者來說，兩者得其一，已屬難能可貴；而兩者兼而有之，則是百年一遇了。“關河累年，死生契闊�！被匾暼松羧栈菸覙O多的前輩師長，大都零落殆盡。豐神疑在，人已云亡。他們已不及見修訂后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而其中的一些長者，曾以慈愛傾囊相授陳氏生平功業(yè)。靈光巋然，昭示來者。二十年間，筆者就這樣感受著中
國文化火盡薪傳之道。行走在孤寂的問學路上，心中�？M繞著溫暖，由此總對歷史懷著敬畏，對前賢充滿了感恩。很可惜，在內(nèi)，限于資質(zhì)；在外，困于世道，先哲們身后將墜之業(yè)竟接不得一二�？粗禽吶藵u漸遠去，一代儀刑將成絕響，不由人欲效古人，嗷嗷痛哭！同樣是在這十數(shù)年間，一直得到同道者的關懷與注視。長年來三聯(lián)書店對筆者愛護有加，在一段風雨同路的日子里，它甚至提供
庇蔭。這次本書新刊，尤其得到書店總編輯李昕先生、責任編輯潘振平先生的鼓勵與支持，書店的孫曉林女士則從旁施以可貴的援手。此外，在嶺南的陳寅恪女兒陳美延、陳氏的親朋好友以及他們的后代，與昔年一樣，無私地給予了許多幫助。二十年來，與這些長輩師友的交往，已成為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與他們的緣分，益見純粹。作為后學，在這奇變的世局，猶能領悟古書中所云“故家”
的余緒，并從中體味著于今已稀的“風誼”、“操守”等古義，這實在讓人嘆息不已。深而言之，因了陳寅恪，在人生一段重要的歲月里，猶能從古及今、從故紙堆到身歷的時代，親身體驗何謂“故國喬木”，何謂文化靈魂，實為平生幸事。
自然，在知天命之際，能寫下以上感受，這是讀者對筆者的厚愛，也是歷史的眷顧。為此，本人感愧之銘將以長懷！
陸鍵東撰于廣州梅花書屋
2013年2月23日
前言
陳寅恪，一個對于當代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并非耳熟能詳?shù)拿�，在世紀末回眸之際，卻留下了無盡的話題：關于傳統(tǒng)文化、關于人文精神、關于學人風骨……，還有那可歌可泣的傳奇人生。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歷史。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歷史。三年前，我徘徊于美麗的清華園與康樂園，欲尋覓曾深深扎根于這片沃土上那些先哲的偉岸身影，可惜一切都變得是多么的遙遠。短短三四十年，歷史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悠悠數(shù)十載，無論遠觀近看，人生的評說，仍是那樣的朦朧，驀然回首，恍如隔世。不過，有些人死了，但依然活著。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陳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爾不群的著作之中；作為一個文化大師，陳寅恪的靈魂已鑄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胺惨环N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陳氏此言，道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百年動蕩的大環(huán)境，也道盡在此環(huán)境下每一個有文化良知的學人那不可逃避的命運。每每誦讀，歷史猶歷歷如昨。百年前先哲們在世紀之變經(jīng)歷著種種的文化苦痛；百年后滄海桑田，新的一個世紀又將降臨，然焉知今日吾儕寧不感受著與前賢相似的苦困？數(shù)年間，我在寂靜的書房里和檔案館感受著窗外春秋數(shù)易。當近千個枯燥的日子在筆下輕輕地滑了過去，當全書最后一個感嘆號重重地劃下時，止不住眼角流下了一行清淚。我不知我這樣描述是否無愧于歷史，是否對得起一位終身呵護文化若生命的學者。我只感覺到我一直活在這兩者濃濃的慨嘆之中幾不能自拔……
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最后，藉此機會向給予我很大幫助的陳寅恪先生生前的親朋好友、出版社編輯、熱心人士，以及中山大學陳寅恪紀念室、中山大
學檔案館等部門致以衷心感謝！沒有他們的關心和支持，本書不可能成稿和付梓。
陸鍵東
1995年4月7日“以后你不要隨便寫東西，若沒有超過《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你就不要寫，你要對得起陳先生，你要對得起歷史”。 王貴忱序南遷
北平的冬日，依舊蕭瑟、落寞。寒風中的皇城默然沉寂。對于凝聚了千年燕云皇氣的帝都來說，即使是世紀之變，也不過是在它厚厚的城墻上刻下了幾縷風霜。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冬季。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氣度，無聲地目睹著一場改朝換代的世局嬗變。事實上，外面的世界要躁動得多。西山的紅葉剛剛落盡，11月剛過去九天，東北地區(qū)四十七萬國民黨軍隊便被共產(chǎn)黨全部殲滅。而在此之前，這三十多個師的精銳部隊還被當局倚為“興黨興國”的棟梁。幾乎是與此同時，另一場同樣規(guī)模的大決戰(zhàn)，在中國的華中大平原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當很多人尚未來得及思考這場生死大決戰(zhàn)對人生會帶來什么影響時，時局已如決堤洪流，一瀉千里。11月，被稱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匆匆赴美，欲重溫六年前在美國國會大放東方第一夫人異彩的舊夢，以求美國對蔣介石援手，無奈今非昔比，竟一無所獲。12月底，國民黨另一精銳主力杜聿明集團被圍在河南永城一帶小小的陳官莊。被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壓制了半生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后通電，乘機要求蔣下野。在接著到來的新年元旦，蔣介石極不情愿地發(fā)表文告，放出愿與共產(chǎn)黨商討恢復和平具體方法的空氣。誰料話猶在耳，陳官莊陣地在元月10日便被攻陷，徐州“剿總”指揮官杜聿明被俘。至此，五十五萬國民黨精銳之師永遠消失。十一天后，蔣介石含淚再發(fā)“引退”文告，并于當天飛離南京，隨即返抵老家溪口。短短兩個多月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歷史在高度濃縮后的瞬間釋放，顯得分外輝煌！在北平，則缺少這類戲劇性的場面。甚至槍炮的硝煙也無法驅(qū)散那無形的、無所不在的文化氛圍。其實，在1948年的11月下旬，數(shù)十萬共產(chǎn)黨東北野戰(zhàn)軍已完成進攻平津等地的部署。12月上旬，便包圍了平津一線國民黨華北“剿總”轄下的五十萬大軍。“圍而不打，耐心等待”，與其說這是當時北平真實的態(tài)勢，倒不如說這是決戰(zhàn)雙方出于對文化的一種敬畏。在這個不平常的冬季，北平西北郊美麗的清華園，老早就隱約可聞槍炮聲，但實際上直到12月13日，這所中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學才作出自即日起正式停課的決定。15日，清華園一帶，已成為共產(chǎn)黨的天下。所以，清華大學成為北平最早迎接另一個時代的地區(qū)之一。“國共”雙方對北平的爭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文化的競爭。在“戡亂剿共”的數(shù)年間，國民黨軍隊幾乎場場大仗皆敗北，但有兩場“戰(zhàn)役”蔣介石卻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權臨近崩潰時，蔣介石如愿地搶運出大量的黃金白銀及外匯，將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單位的文物精品遷移臺灣；另外將一批在學術上已有建樹的知識分子接出大陸。有史可查，光是1949年初經(jīng)當時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搶運出的黃金便達數(shù)百萬兩之巨[1]。也許靠了這一批硬通貨，臺灣在五六十年代的經(jīng)濟才得以立穩(wěn)根基。故臺灣國民黨人視俞鴻鈞為對臺灣經(jīng)濟建設有重大貢獻的人物。比起黃金白銀的搶運，“兩院”[1]文物的大搬遷與“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則要早得多。遠在“國共”兩黨在東北及華中等地大決戰(zhàn)之時，受蔣介石旨意，傅斯年、王世杰、朱家驊、杭立武等人以“兩院理事會”名義，決定將“兩院”的文物精品悉數(shù)裝箱遷運臺灣。究竟裝了多少箱？籠統(tǒng)的說法為五千多箱，光是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即達二十多萬件[2]。千里長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損，也堪稱世界文物搬遷史上的一個奇跡。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開放，成千上萬件文物精品重現(xiàn)世人眼前。重點在北平的“搶運學人”計劃，悲壯的色彩要濃一些。當時的北平，國內(nèi)的一流大學云集，時局的動蕩，對于不少標榜“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學府影響不大。直到兵臨城下，危城被圍得鐵桶一般時，才出現(xiàn)了這樣的一幕：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飛機冒險在北平南苑機場降落，集學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匆忙登機，從而拉開了“搶運學人”的序幕。胡適登機十分匆忙，在他城內(nèi)東廠胡同的家中遺落了他數(shù)十年來與友朋間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記。他大概沒有料到，二十年后，其中的一些信竟成為他早年得意的學生吳晗的一大罪證。胡適匆匆永別北平，可見當時局勢之緊張。胡適的作用也許太大了。飛機在當天下午六時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飛機場，當時國民黨內(nèi)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驊、傅斯年、蔣經(jīng)國、杭立武等人親到機場迎接胡適，握手寒暄，致以慰問。胡適的風頭，令人容易忽略了這樣一個細節(jié)。這一天與胡適一同登機抵達南京的，還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以及他的一家。這位并非熱點人物的教授，竟是在這樣的局勢與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適之后作為社會新聞公諸眾。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在國民黨“搶運學人”的計劃中，陳寅恪足有資格第一批離開北平。和胡適一樣，陳寅恪在這個冬日離別北平，以后便再也沒有回到這塊一直令他魂牽夢縈的土地。這一年他五十八歲。距他經(jīng)過八年抗戰(zhàn)顛沛流離生活后重返清華園不到三年。從此，陳寅恪開始經(jīng)歷另一個時代的漫長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摯友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里的昆明湖，他曾為王國維撰寫紀念碑文。正是在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國維的生命在陳寅恪的筆下獲得了超越——“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1]。十九年后，陳寅恪離別北平，他將用
自己的生命實踐，對人生與文化作一種獨特的闡釋。而這種闡釋，在他身后益發(fā)見其意義。六天后，也即1948年12月21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飛離北平抵達南京。與梅氏同機抵達的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江文錦等人。對著記者，梅貽琦說“市內(nèi)新機場跑道太軟，只能載重三千磅”[2]。言下之意不勝唏噓。第三日，梅貽琦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長。不久，梅辭謝教育部長一職，說是未能將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運出，感到有愧
云云。到此，國民黨大規(guī)模搶運北平學人的計劃擱淺。梅貽琦不愿意正視這樣的現(xiàn)實：相當部分學人并不愿意搭乘國民黨的飛機逃離北平。陳寅恪也不愿意。據(jù)曾受業(yè)于陳氏門下的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回憶[3]，北平被圍之初，曾任過北京大學教授的陳雪屏，受教育部的委托數(shù)次請陳寅恪乘專機離開北平，為陳堅拒。理由倒很簡單，其時陳雪屏已任國民黨的青年部長，官方政治味道甚濃。陳寅恪之所以愿意和胡適一起離平，首先與胡適更像個學人這一點有關。六年后，胡適的思想在大陸受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無法知道這位與胡適同一時代的人對胡的臧否，但從陳寅恪愿與胡適同機離平這一點，則大致可窺知陳寅恪對胡適的印象。陳寅恪離開北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將大女兒帶離北平，他不愿意愛女更深卷入其時在北平高校學生中已成時尚的“學生運動”[1]。陳寅恪一生羈旅漂泊，幼年起便隨家人輾轉(zhuǎn)于武漢、長沙、南昌等地，十二歲便東渡日本游歷，隨后十數(shù)年漂泊于美國、德國及北歐等國家地區(qū)，直到三十六歲才棲身于清華園。但安穩(wěn)的書齋生活不過十一年，四十七歲時便因抗日的烽火再次飽受生命遷移之苦。短短八年間，他或攜妻帶兒或與友朋流離于長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國等地。所有的流離之苦，已轉(zhuǎn)化為興亡之嘆，其體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蘊。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即將來臨的前夕，陳寅恪寫下《憶故居》一詩[2]，有句云：“破碎山河迎勝利，殘余歲月送凄涼。松門松菊何年夢，且認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痹娋鋵︻嵟媪麟x的人生際遇表達了無限的悵然與蒼涼。再一次流離，不僅僅是一次生存的選擇，還是一次政治環(huán)境與文化環(huán)境的選擇！所以，雖然帶著弱質(zhì)妻女，自己又是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但陳寅恪這永別北平，相較于一些被“搶運”者，走得還是相對從容。例如比起胡適，陳寅恪不僅能將全家?guī)С鯷3]，還能將托運書籍等瑣事安排妥當，一些已經(jīng)寫成的手稿還能安然帶走無遺落。這顯示了陳的一家早已慣于漂泊。“臨老三回值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狈鞘俏娜说年愐�，竟在匆匆乘飛機的途中迸發(fā)出這樣如杜鵑泣血般的詩句，可見當時陳寅恪心頭悲鳴之深！飛離北平的陳寅恪，究竟想在何處棲身？永遠不甘寂寞的胡適，一離開機場便與陳寅恪告別。第三天，胡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慶�！氨贝蟆蔽迨c的會議，聲淚俱下地痛說自己“乃一不名譽之逃兵”，傅斯年則慷慨云“共產(chǎn)黨決不至支持長久，在其之后必有一偉大之‘朝代’”[1]。同一天晚上，在南京的蔣介石夫婦便把胡適招去，以祝賀胡適生日為名與胡作了長談。二十九天后，胡適被聘為“總統(tǒng)資政”。其間，胡適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地。書生縱有獻策安邦志，怎奈梟雄如蔣氏者也回天乏
術，無法抹掉依附性質(zhì)的一介書生又能怎樣！4月6日，懷有萬般心事的胡適，在上海登上客輪，奔赴美國，開始了將近十年客寓美國的生活。在茫茫汪洋大海之中，和著海浪的輕搖，胡適揮筆寫下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內(nèi)中“共產(chǎn)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即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等句[1]。五年后大陸開展猛烈的“批判胡適派”運動，遠在美國的胡適且羞且怒且自傲。也許包括胡適在內(nèi)，世人大抵都忘記了1949年的太平洋上有一個書生在奮筆疾書。歷史的淵源，有時總是簡單地歸結(jié)為通俗的因果循環(huán)相報。另一位與陳寅恪有著數(shù)十年生死相知的老友吳宓（雨僧），此時正在武漢大學任教。這位與清華大學有著二十年情分的著名教授，在1946年清華在北平復校后，卻棄舍了他最熟悉的生存環(huán)境——清華園，而受聘于武漢大學。四年后在共產(chǎn)黨軍隊挺進江南地區(qū)的進軍聲中又西飛重慶，并在那里度過了坎坷曲折的三十年。川蜀的萬重山嶺銷蝕了這位文學才華非凡的教授的才氣，更銷蝕了他的名氣，以至他以后三十年是在屈辱、卑微與痛苦中度過，實為人生的一大悲哀。1948年的吳宓，雖然遠在千里外的武昌，但他仍一如既往關心著陳寅恪。此時的吳宓，有機會到西安、廣州等地講學，一介書
生，對時局的觀察，亦大體能辨一二。故在這年的秋天，他向南國名校中山大學舉薦陳寅恪到該校教書。吳宓此舉，并非隨手拈來之作，而是別有深意。盡管當時東北決戰(zhàn)“國共”兩方勝負尚未定局，但北國遲早將成共產(chǎn)黨的天下這一點，任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生，也能看出。由此，也可知陳寅恪晚年的一個重大抉擇，即使密友如吳雨僧事前也不知曉。陳寅恪一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趕往上海。從此，這位學術大師的晚年，便與一個人緊緊地連結(jié)在一起。這個人，便是研治東南亞歷史的學者、前西南聯(lián)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時為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jīng)博士。作為中國享有盛名的教會大學之一的嶺南大學，其創(chuàng)辦比清華大學還要早。1888年，廣州出現(xiàn)了一家“格致書院”，由兩個中文名為香便文、哈巴的美國傳教士籌辦。它就是嶺南大學的前身。1900年，書院遷往澳門，改名為嶺南學校。1904年學校從澳門遷回廣州，選址在康樂村。嶺南校園又稱康樂園便由此而來[1]。1921年，學校升格為大學。在中國高等學校的歷史上，嶺南大學有幾件事恐怕是可以載入史冊的。其一，嶺南學校最早實行男女學生同校[2]；其二，在1913年至1916年，時任嶺南學校中國教務長的鐘榮光，遍走南北美洲各埠，在美洲各地成立嶺南學校共進會共三十多處，在華僑中為嶺南學�；I款。一分一元集腋成裘，共籌得美元將近一萬，開嶺南學校接受華僑資助的先例。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教會學校，嶺南大學保持著更濃厚的華人特色。1927年，鐘榮光任嶺大校長，實為中國教會大學中的第一位華人校長[3]。這樣的背景，使嶺南大學在二十世紀那些風起云涌的歲月里，能一定程度上置身于現(xiàn)實社會之外并遠離政治�？箲�(zhàn)前夕，嶺大校風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在精神上標榜有四大自由——尊重個人思想、信仰、言論與學術的自由，絕不允許介入政治爭斗；提倡嶺南一家親的合作與互存互助的風氣。這在經(jīng)年飽受軍閥勢力你爭我奪及戰(zhàn)爭摧殘的廣州，不失為一塊能放得下一張書桌的綠洲。這也是一塊名符其實的綠洲。向有康樂園之稱的嶺南大學，位于廣州南郊，依傍著滾滾東流的珠江。歷四十余年的建設，校園占地面積近一平方公里，校內(nèi)綠樹成蔭，規(guī)劃井然，數(shù)十幢歐式別墅和紅墻綠瓦的教學大樓點綴其間。遠在二十年代，學校已專門請來美國的建筑師對校園的建設作出統(tǒng)一的規(guī)劃。故康樂園具有美國大
學的某些風格。踏入校園，無人不為其優(yōu)雅寧靜的環(huán)境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半生走南闖北、十歲便遠走南洋、二十二歲便赴美國留學的陳序經(jīng)，也對母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1948年這個多事之秋，他幾乎沒有什么考慮便答應了嶺大美國基金會的聘請，執(zhí)掌這所南國著名的私立大學。時為1948年的七八月間。
在這個前途難卜的盛夏，很多人在惶惶不安中注視著時局的發(fā)展，這位評價自己一生“只是一個教書的”學者，此時卻以十二分的熱情，獻身于他所鐘情的教育事業(yè)。其開拓進取、絲毫不理會時局變幻而努力辦學，于今想來仍是不可思議的。受聘嶺大之前，陳序經(jīng)為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被張伯苓倚為左右
手。張伯苓自然不愿意放走這位難得的人才，多次協(xié)商下，張伯苓松了口，答應只借給嶺南大學兩年。這一借，使陳序經(jīng)留在廣東十六年，為廣東當年擁有一支國內(nèi)外都享有盛名的高級知識分子隊伍立下了汗馬功勞。陳序經(jīng)走馬上任那一年才四十五歲，他并沒有先到學校，而是在北平、香港等地走了一圈。這一走，改
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在北平，陳序經(jīng)拜會了很多學者與教授。這位前西南聯(lián)大的院長，其舊雨新知遍北平。拜會的內(nèi)容有兩個：一是互通信息加強聯(lián)系；二是誠聘愿意離平者南下到嶺南大學任教。陳序經(jīng)的夢想是在廣東建設一所類似清華大學那樣一流的名校。五十年代陳序經(jīng)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成為朋友后曾無限感慨地對陶說，“當初嶺南大學聘請到十數(shù)名一流的教授，每個人都是
我親自去請的�！贝嗽挷患�。正是在這個時候，陳序經(jīng)拜會了陳寅恪，并發(fā)出了邀請。但此時的北平，尚遠離戰(zhàn)火，陳寅恪自然沒有馬上答應陳序經(jīng)。但以后
的事實證明，陳序經(jīng)這個盛夏的北平之行，為陳寅恪晚年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伏筆。半年后，陳寅恪與一批平津地區(qū)的高級知識分子投奔嶺南大學，至此人們才懂得陳序經(jīng)有著深遠的眼光。北平與香港之行，很能體現(xiàn)陳序經(jīng)的辦學特點：一手抓教授，一手抓經(jīng)費。香港之行，陳序經(jīng)滿載而歸，一個商人慷慨地給了陳校長二十萬元港幣作學校的經(jīng)費，這數(shù)目在當時絕非尋常。再加上其他的資助，這位在東南亞學界有相當影響的校長便開始大展拳腳了。8月，陳序經(jīng)正式到校。9月，新學年開始。新任校長第一次對全校師生作訓詞，內(nèi)云，“嶺南雖是一個基督教大學，但對于學術的發(fā)展，它并無宗派之分，而注重于自由討論的精神，也許是有了這種精神，嶺南才愿意去找一位沒有受過洗禮的人來主持校務，這又是中國教會大學的創(chuàng)舉，這是兄弟所覺為榮幸的�！盵1]從這段發(fā)自內(nèi)心的訓詞，大體可以探知陳序經(jīng)的辦學思想，那就是“注重自由討論的精神”。九年后，中國大地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時為中山大學副校長的陳序經(jīng)撰《我的幾點意見》，認為搞學術“要有優(yōu)容雅量，否則學術就很難有顯著的進步”，“假使我們把高等學校的生活，完全當為政治生活來看待，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2]。從實質(zhì)看，陳序經(jīng)的幾點意見不過是他一貫“注重自由討論的精神”的繼續(xù)，論調(diào)很持平。但隨后在“反右”中受到?jīng)_擊。倒是“優(yōu)容雅量”一詞，正是他一生為人辦事的真實寫照。陳序經(jīng)的到來，為遭受經(jīng)費困擾、師資疲軟的嶺南大學，注入了一股生機。9月，畢業(yè)于巴黎大學，曾任西南聯(lián)大以及中山大學教授的語言學專家王力（了一），受聘到嶺南大學教授音韻學并兼文學院院長。王力在嶺大一直服務到1952年的院系調(diào)整為止。這里有一段內(nèi)幕小故事：王力是在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的任上受聘到嶺大的。時國立中山大學的教授薪水低微，王力受薪只有一百多元，而陳序經(jīng)聘王力的薪水據(jù)說達四百多元，每月還有特別津貼，相差何止四倍。此事一時成為學界的談資。10月，第一批離平南下的高級知識分子抵達嶺南大學，陳序經(jīng)盛夏的北平之行開始見效。第一批學人大部分是北平醫(yī)學界的精英，如謝志光、司徒展、陳國禎、白施恩、秦光煜等。謝志光，北平協(xié)和醫(yī)院放射科主任，是中國臨床放射學的創(chuàng)始人，他對放射學的貢獻，被國際醫(yī)學界命名為“謝氏位”，聲譽卓著。其他四人，全是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畢業(yè)的醫(yī)學博士，俱為北平各科的醫(yī)學專家。正是這一批協(xié)和醫(yī)院的精英，連同后來抵達廣州的幾位醫(yī)學界名教授，共同撐起了在中國醫(yī)學界有相當名聲的中山醫(yī)學院的半邊天。因此，才有后來中山醫(yī)學院有“八大一級教授”的說法。其時，陳序經(jīng)把這批醫(yī)學英才全部安置在嶺南大學醫(yī)學院，并且在當月馬上開課。陳序經(jīng)已打破常規(guī)，何時有學人南下報到，何時就受聘上課。在1948年的秋季，嶺南大學祥氣云集，有如一顆耀眼的明星，在南國地區(qū)眾多院校之中脫穎而出。如果就局部地區(qū)或一所學校而言，若能假以時日，陳序經(jīng)完全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教育事業(yè)上的奇跡。遠在上海的陳寅恪不一定知道嶺南大學這種新氣象，但那里有一個陳序經(jīng)就足以令人放心了。再加上從未涉足嶺南這塊土地的陳寅恪，其實對嶺大并不陌生。
1939年初，英國牛津大學特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邀請陳寅恪前往牛津做研與開講座[1]。其時陳妻唐筼與三個女兒抗戰(zhàn)避難，受困于香港，生活艱辛，陳寅恪遂有舉家赴英倫之念。在陳寅恪漂泊的大半生，此時命運似乎露出些許曙光，它仿佛預示著陳寅恪的中年應該有一個轉(zhuǎn)折點。但有誰知這竟是陳寅恪中年遭受一連串打擊的第一步。這年夏天，陳寅恪暫時結(jié)束西南聯(lián)大的教學工作，從昆明飛抵香港，與妻女團聚，并等候從香港到英國的船期。陳寅恪本與海有緣。他第一次睜開雙眼看世界是十二歲（1902年）那年。這年他隨兄長陳師曾第一次乘船漂洋過海到了東京，是大海將他送往異邦彼岸。這一次對海的體驗是那樣的刻骨銘心，1942年他一家乘難民船從香港回內(nèi)地，在顛簸的海面上，陳寅恪對暈船的大女兒陳流求談到了這“第一次”的感受：開始也是暈船臥倒不能動，以后逐漸鍛煉出能在惡劣的天氣與船上的水手共同進餐。從此，大海便成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據(jù)1956年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填寫的《干部經(jīng)歷表》中本人簡歷一欄所述，1904年陳寅恪第二次赴日本，進入東京巢鴨弘文學院讀高中，次年秋天因腳氣病回國，旋進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攻讀。1909年，陳寅恪在復旦公學畢業(yè)，即再次遠游。191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語言文學。1911年，轉(zhuǎn)瑞士Zürich（蘇黎世）大學繼續(xù)攻讀“語言文學”。1912年陳寅恪歸國，“在上海家中自修文史學”。1913年，陳寅恪第四次遠游，在該年進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jīng)濟部讀書”。1915年，陳寅恪自歐洲歸國，此后三年繼續(xù)“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學”。1918年冬，陳寅恪第五次遠涉重洋求學：頭三年進入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梵文”，至1921年秋；從1921年9月起，轉(zhuǎn)至歐洲“德國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1]。十數(shù)年間，陳寅恪顛簸于海上，又豈止迢迢萬里！但在他四十九歲這一年，大海無情地成為阻隔他生命飛越的一道障礙。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國大舉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香港至歐洲的輪船停航，陳寅恪望海興嘆。遙望香港的洋面，陳寅恪根本想不到這一阻隔首尾竟達六年之久。1939年9月的這場頓挫，給陳寅恪打擊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秋發(fā)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詩中寫下了這樣略帶宿命意味的句子：“人事已窮天更遠，只余未死一悲歌�！奔词故峭ㄟ_的文化大師，面對命運的捉弄，所能感發(fā)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無奈，陳寅恪只好獨自重返昆明，繼續(xù)在西南聯(lián)大授課。第二年的夏季，陳寅恪再一次從昆明抵達香港，渴望著能從這
里踏上奔赴英倫的旅途。但很不幸，陳寅恪這一次趕赴香港仍不能搭上開往英國的海輪。于是陳寅恪決定停留香港，繼續(xù)等候船期。
這一停留，達兩年之久。[1]陳寅恪為何在他五十歲的時候急切希望到英國？首先，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國學人赴英倫研究學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機構(gòu)發(fā)現(xiàn)
了大量在大陸非常罕見的中國文獻，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國文書等等。這些文獻的發(fā)現(xiàn)，為中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學者。敦煌學在三十年代的興起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畢生注重史料的發(fā)現(xiàn)與考證的陳寅恪，在1930年曾在陳垣所著《敦煌劫余錄》序言中飽含感情地寫道：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
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fā)見以來，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今后斯錄既出，國人獲
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nèi)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斯則寅恪受命綴詞所不勝大愿者也。[2]1934年，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一文中曾精辟地談到“足以轉(zhuǎn)移一時之風氣”的近世學術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3]所以，被盜到英國的中國文獻與佚籍，對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來說，當有無限誘人的吸引力。陳寅恪自亦不例外。其次，此時心臟病長久地困擾著唐筼，陳寅恪自己身體也不好，治病療疾，是陳寅恪渴望赴英倫的另一個原因。也許還有別的原因。命運偏不作美，等到1945年秋陳寅恪終于能一了心愿，乘飛機輾轉(zhuǎn)抵達英國時，他的眼睛已經(jīng)失明。英倫名校的漢學講席雖仍虛位以待，但英倫的名醫(yī)卻無力回天。1940年決定暫居香港的陳寅恪，不會預知五年后的人生際遇，他還在一心一意地等待海輪起航。這時，香港大學有幸請到了這位蜚聲海內(nèi)外的學者任客座教授。嶺南大學就這樣走進了陳寅恪的視野。早在1938年10月，日本軍隊在廣東惠陽登陸，不久廣州陷落[1]。嶺南大學搬遷到香港。校方與香港總督協(xié)商，港督同意嶺大暫借香港大學的校舍繼續(xù)上課。正是這一點緣分，八年后陳寅恪以嶺南大學為歸宿也就有了某種內(nèi)在的因素了。陳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進俞大綱家中。俞大綱是俞大維的弟弟，與陳寅恪“姻連中表，誼屬師生”，曾同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同事。陳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學的二女兒陳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陳的一家可算是大團圓了。但社會分裂所帶來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這個多年漂泊、凄苦的家庭里。還在北平時，陳家大女兒已經(jīng)受到“學運”思潮的影響，用當年的話來說是一個要求進步的學生。這一點，與陳寅恪一向所堅持的學術應當保持獨立自由精神的觀點有所沖突。為此，陳寅恪是將他心愛的女兒帶離了北平，但兩代人的心靈并沒有很快得到溝通，時代的裂變?nèi)詫@個家庭產(chǎn)生很深的影響。也許兩代人都有
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復到平靜時，歷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滄桑！從12月16日到第二年的1月16日，剛好整整一個月時間。這一個月除了能享受到很難得的一家團聚所帶來的天倫之樂外，陳寅恪還有比較充裕的時間為未來作安排。首先去信與陳序經(jīng)取得聯(lián)系，待獲得滿意的答復之后，陳寅恪便著手準備南下；其次馬上確定上海至廣州的船期。從以后的發(fā)展來看，還在上海時陳寅恪就開始考慮將廣州作為他一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不但把兩個女兒帶到了廣州，其中二女兒立即轉(zhuǎn)入嶺南大學附屬中學，畢業(yè)后升入嶺大農(nóng)學院園藝系，最小的女兒陳美延則進入嶺大附屬小學[1]。而且，他一抵達嶺南大學便馬上進入角色，兼任中文系與歷史政治學系兩系教授，參加一些活動，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1949年1月16日，陳寅恪一家在上海乘坐招商局的“秋瑾”號客輪向廣州進發(fā)。三天后抵達廣州的漁珠碼頭。陳序經(jīng)派了得力的秘書盧華煥親自到碼頭迎接。盧華煥曾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工作八年，與陳寅恪及夫人熟識，數(shù)年不見，分外親切[2]。廣州給陳寅恪的第一個印象充滿了溫馨與親情。這是一個很好的兆頭。嶺南大學就在珠江邊。江那邊便是廣州市區(qū)，學校連接市區(qū)最便捷的是交通渡船。為接陳寅恪，學校派來一艘交通船，所以陳一家剛下大輪船又坐上了小型交通船。船抵學校碼頭，受到陳序經(jīng)及文學院師生的歡迎。內(nèi)有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滄萍等教授。陳寅恪一家，搬進了校內(nèi)西南區(qū)五十二號宿舍，其所在地又稱“九家村”。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正式開始了。
第一章 陸沉下的抉擇1
陳寅恪的到來，也使陳序經(jīng)“一手抓教授”的計劃達到了高潮。陳序經(jīng)懂得陳寅恪的價值。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該天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登出了“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的消息。該報云陳寅恪“精通十余國文字。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壯年即享盛名……本校王力院長亦出其門下……（一九四二年）由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此為我國罕有之榮譽……陳先生以史學馳名海內(nèi)外……其博學為學術界所公認。去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陳先生榮膺院士之選”云云[1]。這是陳寅恪在嶺南大學第一次正式亮相，評價之高，甚為少見。除了“一九四二年”這個時間及“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這一點與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外，其他的評語很貼切。從陳寅恪抵粵第二天�？吹浅鱿⒋它c去分析，陳寅恪遠在上海時，陳序經(jīng)已周密地安排了一切，他對陳寅恪的行蹤了如指掌。陳序經(jīng)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請陳寅�。繌奈迨甏蹶愐√顚懙挠嘘P表格所反映，陳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達到二千七百分，比很多教授高出二三倍。陳寅恪在嶺大領最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年，嶺大數(shù)學系主任姜立夫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迫交待這樣的“問題”：他自到嶺大之日起便每月領取特別津貼港幣一百元，一直領了兩年多[1]。以此推論，陳寅恪每月所領取的特別津貼也不應少于港幣一百元。至此，在陳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后半生為數(shù)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游離于現(xiàn)實政治的環(huán)境很適合陳寅恪，而陳序經(jīng)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為數(shù)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師邁入第六十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xiàn)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里。看看同一時期珠江對岸廣州市的情形，對此會有更深的感受。1948年底，國民黨在中國的統(tǒng)治分崩離析，各類機關紛紛南遷。廣州雪上加霜，社會動蕩，物價飛漲，多遭受一層大潰退前夕的浩劫；南國各院校的教學秩序接近癱瘓，“反饑餓、反迫害”等罷教罷學風潮迭起。1949年1月13日，以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孔德為首的中大教授，聯(lián)名向當局發(fā)出“因生活悲慘，要求依照最近調(diào)整待遇發(fā)薪，限十五日十二時前清發(fā)兩個月，否則全體罷考（按：即不給學生出考題、批考卷）”的警告。2月2日，因物價上漲，員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學教授會全體教授向當時的教育部負責人陳雪屏請愿，要求一次性透支3至7月份的薪津。3月5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從該天起實行罷教并“總請假”達二十四天。5月中，中大教授會向社會發(fā)出快郵代電云：“懇請代總統(tǒng)、院長、部長準予借支生活費三個月……另每人疏散費二百塊銀元�！�
最令輿論震驚的是，同在該月，中大教授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門前掛起了“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的大字招牌，當街將首飾衣物、圖書字畫等當場拍賣，情景十分之凄涼。時人評之為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聞……”[1]
雖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的景況卻有天淵之別，此為陳寅恪之幸抑是時代之不幸？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嶺表風物的陳寅恪，已開
始將全副身心交給嶺南大學。第一次透露陳寅恪即將授課消息的是1949年4月20日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在“下學期各院系開設科目”中，有這樣兩欄——中國文學系：白居易詩；歷史政治學系：唐史。此兩課程為陳寅恪所開無疑。嶺南大學的歷史專業(yè)一向很弱，沒有獨立的歷史系，故歷史與政治合為一系。有此原故，在陳寅恪的教學生涯中便出現(xiàn)了這樣的現(xiàn)象，選修陳寅恪所開課程的學生很少，有兩個學期甚至只有一個學生在聽他的課。聽課人少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系，總共只有二三十個學生，大部分人選讀的還是政法專業(yè)[2]。所以，五十年代廣東知名的歷史學家杜國庠曾與選修過陳寅恪“唐代樂府”一課的嶺大學生胡守為開玩笑，“你恐怕算是一個最高價的學生了”。意謂領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導個把學生，該學生也可稱“最高價”了[3]。往深一層看，這未嘗不是中國文化在這個裂變時期的一種悲哀。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shù)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陳寅恪前半生涉獵的學術領域繁雜，公認已作出卓越貢獻的便有佛教經(jīng)典研究、中亞古
代碑志及古語言研究，及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這些領域的建樹，已顯現(xiàn)陳氏學術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為嘆息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后人的東西，與他淵博的知識系統(tǒng)相比實在是太少了。這不僅意味著陳寅恪尚可以開掘更多的領域，對歷史與文化有更多精辟獨到的發(fā)見；它還意味著當文化的豐厚與歷史的沉淀因人生機緣凝聚于文化大師一身時，大師身后，后人竟無法繼承其遺
產(chǎn)的幾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過大師這一座碑石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新的碑石不知將在何處出現(xiàn)……實際上，當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經(jīng)感覺到了這一點。在陳寅恪的晚年，順應極“左”思潮，中山大學一直沒有放棄改造陳寅恪“唯
心史觀”的努力，但一個憂慮的問題一直壓在學校決策者的心頭：怎樣才能把陳寅恪的東西學過來。于是才有了以后一連串飽含著淚水的故事。嶺南大學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為陳寅恪提供了一個“世外桃源”，卻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學跟隨文化大師承襲學問與學業(yè)，這是歷史一個深深的遺憾。即使是辦學妙手陳序經(jīng)也無法挽回這個遺憾。遠離“國共”大決戰(zhàn)的中心，偏于南隅的廣州，意
外地出現(xiàn)了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嶺南大學這塊綠洲，卻不能使陳寅恪在這里尋找到更多的后代學術知音，這也是嶺南文化一個深深的遺憾。在未來，后世的嶺南人將會為這一歷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嘆息。而在1949年，沒有誰意識到這一點。陳寅恪似乎很快適應了這塊土地，似乎喜歡上這座康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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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xiàn)實世界并沒有世外桃源。河北岸的廣州，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zhàn)時內(nèi)閣”，其中有兩個學人出身的人物擔任了在此時變得異常重要的兩個職務。一為杭立武任教育部長，一為葉公超代理胡適任外交部長。杭立武，安徽滁縣人，十九歲畢業(yè)于金陵大學，二十二歲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二十八歲任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以后即投身政界，擔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是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與“搶運兩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議者。葉公超，原清華大學及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曾出任過外國語文學系主任一職，陳序經(jīng)和陳寅恪，與葉曾是同事又是熟人。在這段風雨飄搖、很多人都想遠走異鄉(xiāng)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未遺忘在嶺南大學的“二陳”。他曾多次派人勸說陳序經(jīng)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jīng)一直沒有答允。杭立武同樣懂得“二陳”的價值，多次碰釘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勸“二陳”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在解放軍的大炮已震撼南粵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著“戰(zhàn)時內(nèi)閣”的財政部長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向陳序經(jīng)攤牌，要陳序經(jīng)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與姜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jīng)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jīng)當即回答，“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新房子給他們住。”杭立武帶著財政部長一同勸說，大概有即時兌現(xiàn)之意[1]。這一針鋒相對的場面，多年來一直不為世人所知。陳序經(jīng)的回答自然是氣話。他不可能給陳寅恪十五萬港元，他也沒有給陳寅恪蓋新房子。不識時務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最后也不明白，“二陳”兩人人生的價值取向，遠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錢、房子所能衡量。從杭立武多次勸陳序經(jīng)動員陳寅恪出國這一點來看，可知此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jīng)，對陳寅恪有著多么大的影響力。若從忠心對君的角度看，杭立武、葉公超等人對自己所服務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還在為國民黨認為必須要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出境護照。換句話說，直到這時“二陳”若想離開大陸，隨時都有機會。但陳序經(jīng)與陳寅恪，顯然始終都不屑這種機會。10月14日下午5時許，最后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出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藥炸毀了溝通廣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橋，無辜市民死傷近千，在廣州的歷史上留下了罪惡的一頁。一個小時后，共產(chǎn)黨的軍隊開進了廣州市。陳寅恪堅決不出國有著很深刻的原因，這里暫且不提。陳寅恪直到被迫害至死也許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堅決不出國這一點，幫助他渡過了在極“左”路線下面臨的許多次難關。陳寅恪也沒有料到他身后的十多年間，關于他是否想去臺灣這個問題引發(fā)了一場筆墨論戰(zhàn)。當政治浮躁的煙塵漸漸被拂去，陳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便閃現(xiàn)出最樸質(zhì)的文化靈光。難以想象，如果在1948年陳寅恪的生命中沒有陳序經(jīng)的出現(xiàn)，陳寅恪晚年將會漂向何方？
陳序經(jīng)，海南島文昌縣人，1903年生。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1928年獲美國依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嶺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進修，次年重返嶺大。1934年起任南開大學教授，并主持“南開”經(jīng)濟研究所及政治經(jīng)濟學院。到1948年為止，共在南開服務了十四年（內(nèi)含西南聯(lián)大八年）�？v覽其一生，陳序經(jīng)是個永不失厚
道與雅量的教書匠。他對東南亞史研究的聲譽，他出國留學的經(jīng)歷，以及他出生的籍貫，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云的機會。在三十年代的廣東，同為“嶺大”校友的林云陔，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數(shù)次勸時在學校教書的陳序經(jīng)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一職，為陳所拒�？箲�(zhàn)勝利后，宋子文在廣東碰到同鄉(xiāng)陳序經(jīng)，力邀陳擔任駐泰國大使，并云“以君之聲望，定能受到暹羅華僑的歡迎”。陳再拒。1949年國民黨組織“戰(zhàn)時內(nèi)閣”，有意讓陳擔任教育部次長，陳三拒。這位一生淡泊官場名利的教授，卻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才能。他有一句口頭禪：“我是為教授服務的�！敝酥�，優(yōu)容雅量，是他從事管理的宗旨。這一點，早在他擔任西南聯(lián)大法商學院院長時便已名聲在外了。當時法律系主任是燕樹棠，其時燕在中國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個特點，甚少當律師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難，燕樹棠只好親自當街擺賣家私雜物，引起轟動。陳序經(jīng)知道后，設法給燕樹棠送去錢，還打恭作揖懇求燕氏“以后不要再當街擺賣了，沒有錢可以告訴我一聲”。一時傳為趣話。正是這種過人的器量與待人摯誠的吸引力，令陳序經(jīng)在1949年前后創(chuàng)下了好幾個值得一書的奇跡。前文提到的中國放射學權威謝志光，其時正去意彷徨，陳序經(jīng)三番相請，結(jié)果謝志光不單自己來了，還帶動了一批醫(yī)學專家南下廣州。前中央研究院數(shù)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驊之命將數(shù)學研究所轉(zhuǎn)移到臺灣，姜立夫本人亦已在臺灣待了半年。當陳序經(jīng)從其家屬處得知姜立夫有離臺意時，即寫信邀姜立夫回大陸，并為此作了一系列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事”為由離臺到達香港，陳序經(jīng)立即請姜到嶺南大學執(zhí)教。自述“一不懂廣東話，二不信基督教，和嶺南環(huán)境不相宜”[1]的姜立夫，就這樣留在了廣東。因為姜立夫的到來，陳序經(jīng)在嶺大新設了數(shù)學系，聘姜為主任。這位公認的中國數(shù)學界現(xiàn)代數(shù)學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播種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國留學，進入著名的哈佛大學研究院。院中有兩位老
導師的經(jīng)歷給了他很深的刺激。這兩位導師年輕的時候美國尚未有高等數(shù)學，他們到德國哥丁根大學留學，立志為美國研究高等數(shù)學。最后用了三十年時間，將高等數(shù)學從德國搬到了美國。姜立夫也立志要將數(shù)學從美國搬回中國。1920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姜立夫回到中國，在南開大學育才二十八年，桃李滿天下[1]。
姜立夫從臺灣返回大陸，影響很大，留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全體同仁聯(lián)名發(fā)來慰問電。五十年代初,國家籌建新的數(shù)研所，所長一職首先考慮姜立夫。時姜立夫已經(jīng)六十歲，他在1950年赴京時以年老力衰親自向郭沫若面辭。姜立夫自臺回大陸，對一個人同樣有重大的影響，這人便是陳寅恪。許是曾經(jīng)同為“西南聯(lián)大”教授，同是終生服膺“超政治、純技術”（姜立夫語），這段時期姜、陳兩人多有來往，交談甚為投契[2]。這就是身處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在1949年能強烈感受到的身邊四周特有的氛圍。它有助于我們探尋陳寅恪與陳序經(jīng)的心路軌跡，
以及這兩個學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礪的撞擊點。僅僅用愛國一詞，已無法概括深植在“二陳”身上的那種特有的文化意蘊。也不足以解釋那種對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戀�？箲�(zhàn)時期，有關當局明令各大學院長都要加入國民黨，陳序經(jīng)堅決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1]。最后還是由張伯苓出面說情，陳序經(jīng)沒有“入黨”，院長還是繼續(xù)當。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陳序經(jīng)還是一名“無黨派人士”。1953年，新加坡醞釀籌辦南洋大學，有意聘請陳序經(jīng)為校長。中共華南分局書記陶鑄知道此事后，贊成陳序經(jīng)赴新加坡辦學，陳序經(jīng)卻搖頭。事后陳序經(jīng)對其子女說，從南洋歸國，其父就告誡他從此要為國家的教育事業(yè)盡心盡力，這段囑咐他銘記終身。南洋大學最后請了當時居住在美國的林語堂出任校長。林語堂舉家去了新加坡，結(jié)果卻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語堂以校長名義籌辦南洋大學，終因與學�！皥�(zhí)委會”意見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辭職。[2]終其一生，中國傳統(tǒng)賢者“恭寬信敏惠”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陳序經(jīng)身上有很鮮明的體現(xiàn)。但正是這位謙謙君子，在三十年代卻
是力倡“全盤西化論”的得力猛將，名字與胡適等風行一時。數(shù)十年來，“全盤西化論”一直遭到社會的痛詆與圍剿，今天已沒有必要“為賢者諱”。陳序經(jīng)很特別的一生與其很復雜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觀與歷史觀，可以說得上是二十世紀中國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義上，這一典型永遠有啟迪與值得探尋的作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學，流傳著這樣幾則無法證實的軼聞：其一，某次陳序經(jīng)與陳寅恪同乘一輛小車進城，恰逢走到某處司機要倒車才能繞行，陳寅恪忽與陳序經(jīng)打趣，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要倒倒車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倒車了。陳序經(jīng)聞言只是笑笑。其二，某日陳序經(jīng)與陳寅恪同席吃飯，陳寅恪知道陳序經(jīng)習慣用筷子，便笑著說，陳校長的“全盤西化”是假的，我
的“全盤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來陳寅恪大半生已養(yǎng)成習慣，喜歡吃牛油、面包、牛奶等，故有此噴飯之語。自然，這都是學者間的幽默趣事，不必當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陳”在個性上的差異及在文化同歸之前殊途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使文化與人這類形而上的話題顯得分外親切與分外有魅力。就性格而言，陳寅恪孤清、倔傲，這與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關系；陳序經(jīng)則謙和、優(yōu)容。一剛一柔似無共通之處。就年齡而言，陳寅恪比陳序經(jīng)大十三歲，亦師亦友；就經(jīng)歷而言，陳寅恪目睹過本世紀之初的社會裂變，與陳序經(jīng)可算是兩代人。陳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學十余年，陳序經(jīng)亦有在東南亞、日本、美國、英國及德國游歷與求學的經(jīng)歷，但在這兩個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濃郁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陳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體字；二三十年代陳寅恪尚年青時，已是終年唐裝長袍，典型的傳統(tǒng)服飾打扮；帶書籍資料上課講學，多用一塊布裹好提著上講壇，此特征已成為清華學子辨認陳寅恪的最好標記。在極“左”年代一直為“全盤西化”罪名所累的陳序經(jīng)，其生活方式與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國式的。最后，最能溝通“二陳”精神世界的，恐怕莫過于靈魂深處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意識。此點，成為二十世紀渴望做一個純粹的學人那一類知識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渦而只好潔身自守最見品格的一個閃光點。今天，人們終于可以發(fā)問，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未來，中國社會是否需要或者說能否容得下這一類純粹的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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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陳序經(jīng)，傅斯年很不走運。
在國民黨政府中，最有可能把陳寅恪“搶運”走的，恐怕只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臺灣的傅斯年，多次致電陳寅恪催其赴臺。
歷史還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線索。1948年底陳寅恪自北平飛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1]。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在臺灣正式就職。傅斯年當然知道陳寅恪的價值。遠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創(chuàng)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這一點上，傅斯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當貢獻的。該所云集了一批可算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精英。史語所共設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三個機構(gòu)。三個組的負責人皆一時之俊杰。歷史組負責人是陳寅恪，語言組負責人是趙元任，考古組為李濟。趙元任，現(xiàn)代杰出學者，在語言學等領域有很深的造詣。趙早年已負盛名，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導師之一。李濟，中國現(xiàn)代科學考古發(fā)掘的開
山人之一，領導了被世界稱之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fā)掘之一”的安陽殷墟的發(fā)掘。三組負責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三人都曾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求學，趙、李兩人并獲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人后來都成為各自學科領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們招至麾下時，陳寅恪才三十八歲，趙元任三十六歲，李濟更年輕，只有三十三歲。作為一個管理學人的行政人員，傅斯年亦可算是一個高手。他太了解二十世紀前期像陳寅恪這樣一類知識分子的個性與人生理
想，他極少與所內(nèi)的學人談論實際的政治問題。傅斯年死后二十多年，李濟在回憶文章中尚如是說，“傅斯年知道我們這些人不懂政治，他從不跟我們談政治”[2]。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處。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傅斯年當年在史語所有一硬性規(guī)定，不準所內(nèi)人員兼職。陳寅恪與趙元任時為清華教授，無奈，傅斯年只好特允陳、趙兩人例外，兩頭兼顧。據(jù)說，當年也只有這兩個人是例外。陳寅恪雖是歷史組負責人，卻一直是掛名的，并不負責具體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陳，但對陳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由此可見傅斯年對陳寅恪相知之深。
撇開其將自己的命運與國民黨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實也算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學人。這位生于1896年的山東人，十歲時被譽為神童，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二十三歲赴倫敦大學留學，二十七歲轉(zhuǎn)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哲學。陳寅恪這時正在柏林大學研究比較語言學。若從這個時候算起，直到1948年，陳寅恪與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傅斯年介乎學人與為官治事之間，一生行藏似乎更偏重于后者，二十多年來他先后擔任過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及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1]。但作為學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對明史及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歷史有相當?shù)难芯�。傅為人正直，嫉惡如仇，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位長年與國民黨“同甘共苦”的學人，身前身后獲得了少有的“賢聲”。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識才，懂得珍惜人材。同時他的博學與文化學術思想，也贏得了那個時代一些知識分子的好感。在陳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長、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員，傅斯年恐怕可算是唯一的。1949年傅斯年對陳寅恪“屢電催赴臺”，應有更深的原因。在上一年底傅斯年將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臺灣后，便匆匆出任“臺大”校長。再聯(lián)系1948年12月15日傅在南京親自迎接自平飛寧的胡適與陳寅恪，這期間傅斯年似乎與陳寅恪有一個口頭之約，不然不好解釋馬上成為校長的傅氏為何屢電催陳赴臺。據(jù)說，在臺灣的傅斯年已為陳寅恪準備好數(shù)名助手。傅斯年一直期待著陳寅恪的到來是肯定的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陸一直有這樣的說法，“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贝蟾胚@種說法指的就是傅斯年催陳去臺事。以傅斯年辦事的魄力，只要陳寅恪想走，馬上能派出專機是很有可能的事。令人略為惋惜的是，這樣有才干的人，竟然以悲劇告終。1950年12月20日，五十五歲的傅斯年在臺灣省臨時參議會議上突發(fā)腦溢血倒地不治。其時傅正為“臺大”事接受參議員的質(zhì)詢。故傅死后臺大學生集會示威抗議參議員逼死校長，幾乎釀成一場風波。耐人尋味的是，傅斯年死后陳寅恪曾寫過挽詩，但到目前為止，在已面世的陳詩中未發(fā)現(xiàn)這首挽詩。此詩恐怕將永遠被湮沒。傅斯年直到死，都一直效忠國民黨，這是一個很大的忌諱。五十年代初，陳寅恪顯然曾將該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向達，向達對其他人說過這樣的話：陳寅恪在詩中將傅斯年比作鄭成功[1]。另據(jù)鄧廣銘回憶,陳
寅恪悼傅斯年的詩即1950年所作的《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xù)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备蓄}其后》的七絕。此說尚有待細考。相比于陳序經(jīng)能把姜立夫從臺灣“搶”回來，傅斯年不能“搶運”出陳寅恪，已不是欠缺運氣可解釋。陳序經(jīng)能安陳寅恪，而傅斯年不能，恐怕有更深刻的原因。
兩個同與陳寅恪一樣橫跨三個朝代（清朝、民國、人民共和國）的人，在1949年前后的人生抉擇，可以作為解釋上述問題的注腳。張伯苓，著名的教育家，南開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辦學之初就立下“終身從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經(jīng)不起蔣介石的再三懇請，終于第一次破例答應出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時年七十二歲。結(jié)果半年不到，因無法忍受當局“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現(xiàn)實，憤然回到重慶的寓所深居簡出。共產(chǎn)黨進軍西南前夕，蔣介石兩次親自登門催促張去臺灣或出國，并保證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張伯苓沒有點頭。最后一次由蔣經(jīng)國上門勸說，并云“給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走就幾時走”。張伯苓到最后還是沒有答應。結(jié)果，張伯苓最終還是留在大陸。[1]吳宓，陜西涇陽人，1894年生，前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主任，清華大學教授。吳宓少年時聰敏過人，已有才子之稱。1917年由清華學校派往美國留學，先入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學習文學，后轉(zhuǎn)入哈佛大學師從白璧德教授，研習文學、哲學等。吳宓在哈佛與陳寅恪相識，甚欽佩陳寅恪的學識才華、人品志向，遂結(jié)下一段長達四十余年生死不渝的友情。在1949年，吳宓執(zhí)教于武漢大學。4月20日，“國共和談”破裂，子夜，共產(chǎn)黨第二、第三野戰(zhàn)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國民黨長江防線崩潰，國統(tǒng)區(qū)盛行一時的劃江而治的幻想被硝煙吹散。4月29日，吳宓西飛四川，本欲出家當和尚，后取消此念，入當?shù)卦盒Ｖv學。自云“仍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發(fā)揚光大中國文化為己任”[2]。10月，香港友人函請吳宓赴港共事講學，吳宓謝卻，時年五十五歲。很有意思，1949年前后吳宓聽到了很多關于陳寅恪已離開大陸的傳說，他始終不相信。他太了解陳寅恪了。吳宓之所以飛赴四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想上峨眉山出家。這容易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國維之死�！俺黾摇迸c“死”，生命的形態(tài)雖有不同，但實質(zhì)只有一個：拋棄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國維
與吳宓是相通的，永遠不離開這塊土地——無論活著還是死去。但一念之差，吳宓又降回塵世，他將度過三十年的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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