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東潤：中國現(xiàn)代傳記文學(xué)的開拓者；鐵骨錚錚的一代學(xué)術(shù)宗師！
2.開創(chuàng)了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范式！
3.明朝著名改革家激勵人心的政經(jīng)改革，破解帝國結(jié)構(gòu)性難題。
4.拙于出身，工于謀國，一代能臣張居正勾心斗智力使明朝中興。更多名家經(jīng)典傳記請點擊這里：武則天傳
朱元璋傳梁啟超傳曾國藩傳李鴻章傳蘇東坡傳
本書簡介：
張居正是明朝后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國歷史上六大改革家之一。他從荊州一個普通家庭起步，最終位極人臣，其政治生涯經(jīng)歷了從失意困挫到忍耐蟄伏再到春風得意的曲折過程。張居正對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扭轉(zhuǎn)了明朝后期持續(xù)頹靡的局勢，將大明帝國的傾覆后延了七十多年，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張居正大傳》是硬漢教授朱東潤由傳記理論研究轉(zhuǎn)入傳記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程碑式作品。朱先生憑借其深厚的古典文學(xué)研究功底，力主傳記創(chuàng)作“有來歷、有證據(jù)、不忌煩瑣、不事頌揚”，寫就了這部波瀾壯闊、氣魄宏大、議論縱恣的作品。
作者簡介：
朱東潤（1896—1988）
原名朱世溱，江蘇泰興人，明代福建巡撫、督師抗擊荷蘭侵略者朱一馮之裔孫。當代著名傳記文學(xué)家、文藝批評家、文學(xué)史家、教育家和書法家。曾留學(xué)英國倫敦，對西方傳記文學(xué)有深入的研究。
朱東潤治學(xué)嚴謹，著作等身，先后撰寫了《張居正大傳》《王守仁大傳》《陸游傳》《梅堯臣傳》等具有重大影響的傳記作品。他不僅通過作品描寫了一位位歷史名人的一生，也通過這些人物展現(xiàn)出一段段歷史和一個個時代的變遷，因此被稱為真正開拓中國現(xiàn)代傳記文學(xué)領(lǐng)域的第一人。
目錄：
001/序言
001/第一章“荊州張秀才”
011/第二章政治生活的開始
029/第三章休假三年
041/第四章再投入政治旋渦
057/第五章內(nèi)閣中的混斗（上）
085/第六章內(nèi)閣中的混斗（下）
目錄：
001/序言
001/第一章“荊州張秀才”
011/第二章政治生活的開始
029/第三章休假三年
041/第四章再投入政治旋渦
057/第五章內(nèi)閣中的混斗（上）
085/第六章內(nèi)閣中的混斗（下）
109/第七章大政變
135/第八章初步的建設(shè)（上）
163/第九章初步的建設(shè)（下）
191/第十章第一次打擊以后
229/第十一章從奪情到歸葬
267/第十二章元老的成功
315/第十三章鞠躬盡瘁
335/第十四章尾聲
345/附錄隆慶、萬歷十六年間內(nèi)閣七卿年表
前言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于傳記文學(xué)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對于文學(xué)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只是1939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于傳記文學(xué)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上對于這類文學(xué)有什么進展，于是決定替中國文學(xué)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jīng)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于西方文學(xué)，在傳記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xiàn)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只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圍內(nèi)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nèi)，陸續(xù)寫成的《中國傳記文學(xué)之進展》《傳記文學(xué)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xué)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fā)表了，沒有發(fā)表的也有幾篇。除了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于傳記文學(xué)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對于文學(xué)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只是1939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于傳記文學(xué)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上對于這類文學(xué)有什么進展，于是決定替中國文學(xué)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jīng)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于西方文學(xué)，在傳記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xiàn)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只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圍內(nèi)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nèi)，陸續(xù)寫成的《中國傳記文學(xué)之進展》《傳記文學(xué)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xué)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fā)表了，沒有發(fā)表的也有幾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xué)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只能寫定一些綱領(lǐng)，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傳記文學(xué)述論》一本十余萬字的著作。
對于中國傳記文學(xué)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dǎo)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xué)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jié)果只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是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xué)如此，傳記文學(xué)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于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xiàn)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shù)某删湍兀?br/>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xué)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xué)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后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幹《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xué)的進展。我們對于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但是我們絕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xué)經(jīng)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nèi)容方面，起了不小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采取哪一種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這里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xué)，討論政治，乃至于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xué)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guān)系，而后才有敘述的機會。至于作者文學(xué)上的修養(yǎng)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現(xiàn)代傳記文學(xué)”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里面，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里。這里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只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里面。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煩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shù)十萬字，一部《狄士萊里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chǔ)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歷，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jù)。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個堅固的基礎(chǔ)上面。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決計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只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zhuǎn)變的次數(shù)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yǎng)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jīng)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于文學(xué)，沒有經(jīng)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jīng)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種作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么唯有談到第三個作法了。19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的煩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歷、有證據(jù)。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19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在這兩點，從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可以學(xué)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只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xué)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xué)，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jù)、不忌煩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guān)作者修養(yǎng)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只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圣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面，我們應(yīng)當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作法既經(jīng)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jīng)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yōu)良的傳記文學(xué)家的手里，都可以成為優(yōu)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xiāng)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xué)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于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xué)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面著手，使讀者對于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只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面，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xué)里面，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的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只能從偉大人物著手。1941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shù)，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的確偉大，但是他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資料方面，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zhàn)期間的圖書館，內(nèi)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zhàn)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困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的時代太遠了，我們對于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面，對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有過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shù)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歷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可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shù)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后數(shù)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tài)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白u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圣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想陶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F(xiàn)代傳記文學(xué)，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于傳主發(fā)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guān)于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筆記里面，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yōu)樯髦仄鹨�，不敢輕易采用，這一個缺憾，幾于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對于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jié)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shù)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么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這是傳記文學(xué)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于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家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的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xué)的大學(xué)生不知道明朝內(nèi)閣的制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xiàn)代，乃至不知和現(xiàn)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長城，而不知現(xiàn)在的長城是楊一清、余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筑的邊墻；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xiàn)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知今的習(xí)氣，使得他們對近代的事態(tài)，發(fā)生一種隔閡。說少了，他們不會明白；說多了，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困難的后面，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睹魇贰贰睹魇芳o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了間見征引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xué)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偽一望即知者以外，對于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guān)于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制：年齡高大，對于早年的回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yè)完成，對于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于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于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只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舛駁矛盾之中，發(fā)現(xiàn)事態(tài)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xué)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數(shù)同。在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guān)，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余年后，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yīng)制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jù)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卷，為文十四卷，①為書牘十五卷，為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詞。余懋學(xué)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出彈劾；②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nèi)”；③《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jīng)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后裔，斥為“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于后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jīng)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jié)果，只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為居正入閣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卷，前十三卷為居正入閣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guān)的書牘；第十五卷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tài)。
最詫異的是書牘諸篇的標題。嗣修自言：“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攜來，蓋嗣修等遭家難十余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裁答俱無恙也�；蛴信e其官，缺其號，或有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④嗣修認為書牘標題，出于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詞。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范溪書》，其時鄭洛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書》，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后，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尚多。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保存編年的形態(tài)，但是標題方面，還是非常凌亂；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出于事后的追題，至其或出于書記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只給一個先后的順序，并沒有注明某疏、某書作于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的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面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jīng)便利了許多。
要為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于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的文集，對于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了材料的空虛。我感到彷徨了，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于竟把這本傳記寫成。這是為的什么？我認定傳記文學(xué)的寫成，不完全是材料的問題，同時還有寫法的問題。蒙尼辨耐的《狄士萊里傳》寫成六大厚冊，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面，可稱毫發(fā)無憾，但是莫洛亞的《狄士萊里傳》繼此出版，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的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的傳記，已經(jīng)出到五百種以上，并沒有因為材料的不完備而停止�！按髮W(xué)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贝蠹抑烙幸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對于“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于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于國家的關(guān)系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只要傳記文學(xué)的風氣一開，以后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個前驅(qū)，未嘗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
其次關(guān)于文字的方面。我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常時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須運用新的筆調(diào)，才沒有詞不達意的遺憾。后來寫《八代傳記文學(xué)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首先，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的不和諧，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的語匯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匯或另行創(chuàng)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shù)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jīng)成為風氣，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也就覺得無可非議�！昂笾暯瘢嗒q今之視昔�！币苍S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吧。
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對話是傳記文學(xué)的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項羽本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項羽和項梁往觀，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表椓貉谄淇谠唬骸盁o妄言，族矣！”這是兩個人的對話。項羽要殺宋義，他說：“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nèi)而專屬于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這是項羽誓眾的宣言。其后鴻門之宴，項羽、范增、項莊、沛公、張良、樊噲，都有說話，文字非常生動，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項羽按劍說：“客何為者？”這是問樊噲的，偏偏樊噲不答，張良說道：“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表椡醪耪f“壯士，賜之卮酒”，這又是吩咐侍從了。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使人感覺異常的活躍。
這個寫法，在小說家手里，成為最好的工具�，F(xiàn)代傳記文學(xué)家也時常采用這個寫法。但是傳記文學(xué)是文學(xué)，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xué)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yīng)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jié)構(gòu)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點沒有看清，便會把傳記文學(xué)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許生動一些，但是付出的代價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只要是有根據(jù)的對話，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象的話。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難。從前人記對話，往往不用活的言語，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應(yīng)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后，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升等計議的一節(jié)：
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史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毖尤雰�(nèi)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薄叭粍t，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毙祀A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⑤
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升等是這樣說法的。明白一點說，從前人把白話翻成文言，現(xiàn)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翻回白話。這一類翻譯的方法，在經(jīng)史方面有相當?shù)母鶕?jù)�！秷虻洹罚骸暗墼唬骸犠扇魰r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墼唬骸酰瑖淘A，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歡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墼唬骸酰o言庸違，象恭滔天�！边@是一段佶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紀》便完全改過了，我們看到“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瘓蛟唬骸酰B兇，不用�！瘓蛴衷唬骸l可者？’歡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瘓蛟唬骸补ど蒲�，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碧饭鲞^一番翻譯工夫，文字便非常的通暢。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們把谷應(yīng)泰的文言，翻回白話，一定不會感到詫異。
在把文言翻回白話的時候，我們應(yīng)當注意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而不是翻成現(xiàn)代人常用的語言。我們對于明代人的說話，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認為明代人不會用現(xiàn)代特有的語匯張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gòu)的作風，這一文官制度受各種環(huán)境之累，做事缺乏條理。張居正力圖振作，要求過于嚴厲，以至抗拒橫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猶可利用權(quán)勢壓制他的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業(yè)也隨之付諸流水。
——黃仁宇著名歷史學(xué)家
在國家陷入深重危機、財政入不敷出、流民四處鬧事、政治腐敗不堪的情況下，張居正以他深不可測的心計、陰險無比的手段，奪取了最高領(lǐng)導(dǎo)權(quán)，并發(fā)揮其不世出之奇才，創(chuàng)造性地進行了偉大的政治運動，為明朝迎來了新的生機，無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稱號，堪稱國家之棟梁，民族之驕傲。
——當年明月網(wǎng)絡(luò)超人氣作家
第一章
“荊州張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臨安陷落，皇帝成為俘虜。宋代遺臣，立益王昰為帝，改元景炎，繼續(xù)斗爭；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們再立衛(wèi)王昺為帝，改元祥興。整個的斗爭，開始向南轉(zhuǎn)進，南宋王朝的根據(jù)地，剩得海南島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軍失敗，天祥也成為俘虜。祥興二年，崖山的斗爭又失敗了，陸秀夫抱帝昺投海。張世杰還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爭的火焰，但是驚天動地的風浪，沉滅了這個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爭就這樣慘痛地結(jié)束了，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興起來了。但被壓在底層的廣大貧苦人民，地位并沒有改善，他們過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中國境內(nèi)，仍然是只見到荒淫、暴虐、屠殺和滅亡。部分的統(tǒng)治階級沒落了；曾經(jīng)統(tǒng)治中國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產(chǎn)生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間，也喊不出一個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這一流的詩人，借著“春日田園雜興”的詩題，流露一點改朝換代的嘆息。
整個中國，便隨著上層階級的沒落而沒落，四千年的歷史，從此便成為統(tǒng)治者腳下的灰塵嗎？不會的。和西方傳說中的長命鳥一樣，中國人民正從毀滅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毀的。統(tǒng)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們自己挖掘墳?zāi)�，但是人民大眾不會隨著垂死的統(tǒng)治者走向滅亡，他們要用自己的力量掙斷身上的枷鎖，爭取生存的權(quán)利。他們正準備力量給騎在頭上的統(tǒng)治者以狠狠的打擊，而他們中間，也正在產(chǎn)生領(lǐng)導(dǎo)人物，領(lǐng)導(dǎo)人民作斗爭。這便是元順帝以后中國的情態(tài)。順帝至正十一年販布的徐壽輝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兒子郭子興起兵，十三年販鹽的張士誠起兵，十五年白蓮會的韓林兒稱帝。在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個是皇覺寺的和尚朱元璋，一個是沔陽的漁夫陳友諒。朱元璋把握著最后的勝利，成為明朝的太祖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遠人李善長到了軍門，只是說，“從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陸仲亨才十七歲，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懷著最后的一升麥，躲在草中，唯恐被亂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見了，太祖喊一聲“來呀”，仲亨從此投軍。這里看得到當時的慘狀，和一般人對于這一番動亂的期待。以后善長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為開國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達、湯和是濠州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長、馮國用、馮勝是定遠人，鄧愈、胡大海是虹縣人，常遇春是懷遠人，廖永安是巢縣人，他們以外還有許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領(lǐng)導(dǎo)下，淮水流域出了許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時期，也幸虧淮水流域一個無名英雄的后裔，再從人民中間出來，重新領(lǐng)導(dǎo)國家的事業(yè)，為明王朝的統(tǒng)治，延長了七十二年的存在。①這是明代的大學(xué)士——張居正。
居正出生的時候，明室已經(jīng)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沒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沒有了，接后便是正統(tǒng)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韃靼人包圍，大軍數(shù)十萬遇到殲滅的命運，連皇帝也成了俘虜。在這個困難的階段，幸虧于謙出來，擁立景帝，支持了當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復(fù)辟，于謙被殺，再下便是憲宗即位，全國的政治，看不到清明的時代。憲宗的兒子孝宗，總算是一個賢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宮住膩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厭了，他自稱為“總督軍務(wù)威武大將軍鎮(zhèn)國公朱壽”；太子沒有，東宮也不要了，他有無數(shù)的義子，把積慶坊、鳴玉坊毀去，改建他的義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造翻，十四年寧王宸濠造翻，總算沒有成為大亂，但是明室的元氣，已經(jīng)衰耗了。武宗歿后，他的從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個有名的干才，但是聰明當中帶著癡呆的氣息，盡管一面制禮作樂，處處表現(xiàn)太平盛世的現(xiàn)象，可是建齋興醮，也處處流露荒誕無稽的思想。整個政治的提示是偏執(zhí)和專制；大臣常有的機遇是廷杖和殺戮。因此到處都是諂諛逢迎的風氣。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會的腐化和動搖。這是張居正出生的時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張關(guān)保，鳳陽定遠人。②關(guān)保是太祖初起時的一個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磯，從大將軍徐達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廣東，最后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居正的祖先，只是定遠一個無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廣的軍籍。軍籍是明代的一種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設(shè)所，諸府要害之地設(shè)衛(wèi)，大致五千六百人為衛(wèi)，一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兵士和官長都有世籍，所謂軍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隸軍籍，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許國的夙愿。
關(guān)保在史冊上沒有留下怎樣的功績，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縣許印峰說：“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③大致即指此。關(guān)保的子孫，在居正《先考觀瀾公行略》里，僅僅傳下兩個名字，但是到了關(guān)保的曾孫，便有事跡可考。他名誠，字懷葛，是居正的曾祖。
張誠只是次子，世襲千戶的尊榮，當然與他無關(guān)，因此從歸州遷到江陵，入江陵籍。張誠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謀生，有余的時候，他便施舍窮人，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遠處在困頓之中。張誠有點口吃，江陵人給他起一個外號“張謇子”④。張誠盡管是謇子，但是他的話特別多，江陵人常常引“張謇子”的話，教訓(xùn)子弟。居正自己也引過這樣幾句：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愿以其身為蓐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xiāng)中父老，以自炫其閭里。⑤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⑥
答吳堯山書作于萬歷元年，上溯二十年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歲，正在居正為翰林院編修，大學(xué)士徐階深相期許之后，也正在他以相業(yè)自期的時代。宰相的抱負，直溯到一個“謇子”的教訓(xùn)，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實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為自己的宏愿，這不是蹈襲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個兒子：鉞、鎮(zhèn)、。鎮(zhèn)字東湖，是居正的祖父。鉞長于治產(chǎn)，家道日漸殷實；讀書，補縣學(xué)生；偏偏張鎮(zhèn)既不讀書，又不治產(chǎn)，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遼王府充當護衛(wèi)。⑦從張關(guān)保從軍到張鎮(zhèn)當護衛(wèi)，總算是一線相傳，克紹箕裘。但是中間已隔四代，一切的觀念都改變了，這里沒有慷慨從軍的氣概，沒有英雄事業(yè)的聲譽，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氣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歡他。這不是因為張鎮(zhèn)的可喜，而是因為父母對于不成才的子女，常有特別愛護的意趣。居正稱“謇祖顧獨愛之，逾于伯季遠甚”，⑧其因在此。張鎮(zhèn)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跡：專權(quán)、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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