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清代江西進士叢考》新著中，作者立足于古籍整理研究，從社會史和人才學的角度，對清代自順治四年(1647)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259年的時間里江西進士的籍貫、姓名、科年、甲次等信息進行勘誤與補正，對清代各朝的江西進士人數(shù)進行詳細的考訂與統(tǒng)計。在書中，作者敢于對進士研究界公認的權威工具書大膽存疑、去偽存真，其整體性理論反思價值在當今的進士研究中頗具新意。從明清進士群體社會史研究這一視角來看，本書為進士的家族背景、時空分布、階層流動，進士的姓氏分布、仕宦狀況、文化創(chuàng)造、社會作為等多個綜合論題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
作者簡介：
毛曉陽，江西新余人，浙江大學文學博士、廈門大學教育學博士后，主持完成國家社科、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等課題十余項，其中國家社科項目《社會公益視野下的清代科舉賓興研究》獲國家社科結(jié)題優(yōu)秀成果。近年來，作者還在《清史研究》《臺灣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廈門大學學報》《中國文化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出版《清代科舉賓興史》《清代賓興公益基金組織管理制度研究》兩部專著，顯示出深厚的學術功力。
目錄：
《清代近士叢考》
目錄：
序緒論將文獻考據(jù)引入進士群體社會史研究第一節(jié)四種清代進士名錄、索引的編纂及目前利用狀況第二節(jié)四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的對校與考訂第二節(jié)四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的對校與考訂第四節(jié)相關方志及其他征引材料的考據(jù)第一章文獻考據(jù)與清代進士的量化統(tǒng)計第一節(jié)清代文進士總數(shù)考訂第二節(jié)明清江西進士人數(shù)統(tǒng)計與相關考據(jù)第二章四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進士籍貫訂誤與訂補第一節(jié)四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進士籍貫訂誤第二節(jié)清代江西省內(nèi)雙籍進士籍貫訂補第三節(jié)清代江西鄉(xiāng)貫外省戶籍進士訂補第三節(jié)清代江西鄉(xiāng)貫外省戶籍進士訂補第三章四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進士人名訂誤與訂補第三章四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進士人名訂誤與訂補第二節(jié)清代江西雙名、多名進士訂補第三節(jié)清代江西雙姓進士訂補第四節(jié)《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進士人名失載訂補第四章《光緒江西通志·選舉表》清代進士考辨第一節(jié)進士籍貫標注問題第二節(jié)進士人名刊誤問題第三節(jié)明通進士與欽賜進士第四節(jié)進士中式時間刊誤第五節(jié)疑似進士第五章其他相關文獻刊載清代江西進士考辨第一節(jié)《民國江西通志稿·選舉志》清代進士考辨第二節(jié)各府、縣志清代江西進士摭考第三節(jié)其他相關文獻中江西進士雜考附表清代江西進士總表主要征引文獻后記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科舉被廢至今，100多年的光陰已然過去。百年中，對科舉的歷史反思、現(xiàn)實借鑒都已有很多論著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何忠禮先生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科舉史研究》一文，分“科舉制度起源”“隋唐科舉制度研究”“宋遼金元科舉制度研究”“明清科舉制度研究”“對科舉制度的歷史評價”五大部分，對科舉廢除后產(chǎn)生的相關研究專著與論文進行了全面的述評。之后，陳高華先生又有《〈二十世紀的中國科舉史研究〉的一點補充》一文，對何文中未加詳細考察的元代科舉研究加以補充評述。這兩篇文章將20世紀的科舉研究狀況作了詳細的綜述，雖然并非巨細無遺，極盡細微，但對于從事科舉研究的后繼者們來說，確實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進入21世紀以來，科舉研究更加蓬勃發(fā)展，自2000年至今，僅新發(fā)表的學術論文就達400余篇，出版的專著亦層出不窮。
在這種研究形勢下，建立“科舉學”、為科舉制度“平反”的倡議被提出并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們的響應①。事實上，回顧百年來的科舉研究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建立“科舉學”有其事實根據(jù)與學科背景。從研究門類來說，科舉的研究對象包含了科舉制度史研究、科舉與古代政治制度、科舉與古代教育制度、科舉與傳統(tǒng)文化、科舉與歷代文學、科舉與傳統(tǒng)社會世風民習、科舉對朝鮮、越南、日本等東亞各國政治制度的影響、科舉與西方文官制度、科舉與現(xiàn)代公務員考試制度、科舉與當今自學考試及高考制度等諸多領域，其研究方法也日漸突破歷史學的范圍，轉(zhuǎn)而擴展到政治學、行政學、教育學、社會學及文獻學等各學科綜合考察的研究思路。可以說，21世紀中，“科舉學”確實是一門方興未艾的新興學科。
在科舉學的各種研究門類中，進士群體社會史之量化統(tǒng)計研究是其中一支新枝。以進士的分省、分地區(qū)量化統(tǒng)計為基礎，這一研究門類將研究視角從以往的科舉制度史考辨、教育學評價、政治學對比、考試學反思等角度轉(zhuǎn)向社會史的中觀考察，試圖通過觀照科舉社會的具體參與者和最成功者——進士群體，尋找科舉制度下更細微的傳統(tǒng)社會的原生態(tài)，并進而為當今社會的教育、考試、政治等提供有益的借鑒。
遵循著這一思路的指引，本文的最初選題被定為《清代江西進士研究》。選題的初衷，是希望考察清代江西進士在江西省境內(nèi)的時空分布，分析清代江西士人的科舉成績，對比與討論清代江西進士的為官經(jīng)歷與文化成就，探尋清代江西進士的生產(chǎn)機制即進士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系，研究清代江西進士相互間及其與全國各地進士的文化交流與家族聯(lián)姻，勾畫清末江西進士在歷史轉(zhuǎn)型期的眾生相以及相應時期內(nèi)江西人才種類的轉(zhuǎn)變與活動。
然而，研究歷史問題，離不開史料的辨別與取舍。不管是從哪個角度切入科舉研究，“科舉”已成為歷史，科舉的研究也必須首重科舉史料的辨別與取舍�？疾烨宕鬟M士亦不外乎此。
有關進士的資料記載可以有4種系統(tǒng)。第一種系統(tǒng)是進士題名錄。這個系統(tǒng)記載清代進士有5個階段，即場內(nèi)繕寫本“進士登科錄”、場外刊刻本“進士登科錄”、國子監(jiān)“進士題名碑”、民間刊印“進士題名碑錄”以及現(xiàn)代出版物《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和《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第二種系統(tǒng)是私人文集、筆記，其中也包括家族譜牒的相關記載。第三種系統(tǒng)是官書，也就是各種“縉紳全書”，它們有著大量的進士職官履歷的記載。第四種系統(tǒng)是方志。作為進士家鄉(xiāng)或為官地的地方志，常有較詳細的考訂，或征引私人文集、筆記乃至家譜的材料。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好的方志是可以涵蓋第二個系統(tǒng)的。
限于科研條件及個人的學識學力，本文查閱并利用到的文獻主要有三類。一是有關清代進士的“進士題名碑錄”及其索引，主要有《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4種，其中又以后3種為主；二是專門記載清代江西進士的方志材料，包括《光緒江西通志》《民國江西通志稿》及清代及民國時期修纂的江西各府志、縣志中的選舉表與人物傳記，間亦涉及到外省的清代或民國方志；三是其他涉及清代江西進士的有關材料，包括幾種“縉紳全書”“職官錄”，顧廷龍的《清代朱卷集成》以及少量文集、筆記等。由于進士在清代是一個相當難以到達的社會身份，因此，據(jù)筆者的經(jīng)驗，從私人所撰寫的筆記或文集中很難得到相對集中的進士材料。
在查閱與清代江西進士相關的資料的過程中，存在于各類資料中的刊誤現(xiàn)象被逐步發(fā)現(xiàn)，這些刊誤，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本文借用學界的相關研究理論與方法對清代江西進士進行統(tǒng)計與分析的最后結(jié)論。為此，本文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對所查閱的相關史料進行了詳細的考訂，并最終以之作為博士學位論文。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也許只是《清代江西進士研究》的文獻考據(jù)部分，正文內(nèi)容也都只是辨析有關文獻中收錄清代江西進士狀況所進行的對校、考訂、訂誤與訂補；但從明清進士群體社會史研究這一研究視角來說，本論文的整體性理論反思價值也許能超越預期的設想。筆者在文中試圖突破的方面有五點：
一、通過訂正學界常用進士名錄、索引及方志中的進士籍貫刊誤，提醒人們慎用這些文獻統(tǒng)計全國以及各省、各地區(qū)進士人數(shù)。
二、通過訂補各種進士名錄、索引中的雙籍進士，為進士群體的社會史研究拓展進士與古代移民、進士與人才流動的研究思路。
三、通過訂補各種進士名錄、索引的雙名（姓）進士，為相關古代姓名學研究提供眾多的例證。
四、通過考訂相關方志對清代科舉制度的誤解，如錯誤地將明通榜進士、欽賜進士和疑似進士收錄到進士表中，提醒人們慎重考辨方志的相關記載。
五、嘗試將進士群體的社會史研究所利用的文本擴展到其他文獻，如《清代朱卷集成》《大清縉紳全書》《最近官紳履歷彙錄》等，并同樣重視文獻考據(jù)的功夫。
需要在篇首交代的一個問題是，從歷史地理沿革的概念上講，清代江西和今天的江西在地域上雖然基本一致，但并不完全重合。除了歷史地名的變更和行政區(qū)劃級別的升降，地域范圍也出現(xiàn)了變化。這主要是指建國以后婺源縣從安徽省劃歸江西省管轄。本文在行文的過程中，盡量做到尊重歷史，如在統(tǒng)計清代江西進士總數(shù)時，沒有將婺源縣的進士人數(shù)加進去；同時也兼顧到行政區(qū)劃的現(xiàn)狀，在具體考證的時候，以及文末的進士全表中，也將婺源縣進士編入其中，但都注明為“徽州府婺源縣人”。
本文所參考與引用的四種有關清代進士的專門資料匯編，都是專門的清代或明清進士名錄、索引。其中，《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以下簡稱《初集》）和《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以下簡稱《碑錄》）屬于以“進士題名碑錄”形式出現(xiàn)的專門的明清進士名錄，《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以下簡稱《引得》）和《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以下簡稱《索引》）則屬于專門的清朝和明清進士人名索引。
在四種名錄、索引中，前兩種內(nèi)容相近，但《初集》為線裝書，屬于古籍，《碑錄》則是古籍的影印版，界乎古籍與現(xiàn)代出版物之間；后兩種為今人利用古籍材料重新加以整理編纂而成，屬于現(xiàn)代出版物。
一、《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的編纂與目前利用狀況
《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是清代刊行的一種專門記載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的進士名錄，雍正至光緒年間曾有多種續(xù)刻本，本文所利用過的《初集》有兩部。一為現(xiàn)藏于福建省圖書館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本，為32開本，共14冊。前7冊為清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載清順治三年至光緒十六年各科進士名錄；后7冊為明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載明洪武至崇禎各科進士名錄。該書保存大體完整，但頁內(nèi)多有蟲蛀，雖經(jīng)該館修復，仍有一些地方被蟲蛀毀。印刷也不算精美，字跡模糊處甚多。一為現(xiàn)藏浙江大學圖書館文理分館清光緒六年（1880年）本，為32開本，共14冊（缺1冊）。前7冊為明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后7冊（缺1冊）為清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清代部分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科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科的進士題名碑錄遺缺，在原書中當為合訂之一全冊，即該書14冊中所缺之一冊。書中首頁有館藏印章，內(nèi)容為“浙江師范學院圖書館藏”。
兩書全稱均為《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明洪武至崇禎各科附）》，書中均刊載了4篇序文，一為李周望的“太學進士題名碑錄序”，該序文的撰寫時間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時李周望的官職是“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國子監(jiān)祭酒”；二為孫嘉淦的“續(xù)刻題名碑錄序”，撰寫時間為雍正十年（1732年），時孫家淦的官職為“經(jīng)筵講官、刑部左侍郎、辦理吏部侍郎事、仍兼管順天府府尹、國子監(jiān)祭酒事”。與李周望相同的是，孫家淦撰文時的官職也是國子監(jiān)祭酒；三為德沛的“進士題名碑錄序”，撰寫時間為乾隆丙寅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德沛未署自己的官職，僅題“宗室”，然從序文中的“天子以沛尚讀儒書，以少宰而兼祭酒，且命教習庶�！币痪淇�，他當時的官職應該是吏部侍郎兼國子監(jiān)祭酒，這與李周望、孫家淦是一樣的；四為錢維城、蔣元益、王際華的“題識”，亦撰寫于乾隆十一年。三人的署名方式為“刻是書既成，謹述其顛末如此。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上浣，司事錢維城、蔣元益、王際華仝識”，表明他們是當年刻書的具體負責人亦即“司事”。在錢氏等三人的“題識”之前，附有雍正二年（1724年）清世宗的一道“上諭”。
這4篇序文和1道上諭，其排列順序在兩種《初集》中略有不同。在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六年本《初集》中，李周望的序文被印在該書的最前面，其他3篇序文與雍正上諭則都被印在明代進士名錄之后，清代進士名錄之前。而在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本《初集》中，這4篇序文與雍正上諭都是排印在該書的最前面，在它們后面是清代進士名錄，而明代進士名錄被排印在最后面。這能否說明，這兩種“初集”是根據(jù)不同刻版所刷印的同一書名的書籍呢？
《初集》的作者，浙江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六年印本未作著錄，福建省圖書館藏光緒十六年本的索引卡片上則著錄為“（清）錢維城”。據(jù)考，錢氏乃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狀元，然該書題為“初集”，實始于康熙五十九年李周望。據(jù)李氏“太學進士題名碑錄序”云：
余夙秉庭訓，繼跡科目，承乏司成，濫登宮尹，不敢忘策名所自。謹錄國朝歷科題名碑姓氏為初集。俟次第增益，使多士觀感踴躍，咸知我皇教澤深厚，文治郅隆，以垂示無窮。而元明舊碑之在辟雍者并附錄之，備考鏡焉。[22]（第一冊，“李周望《太學進士題名碑錄序》”）
序文中明白解釋了該書名為《初集》，乃在于待日后“次第增益”，每開新科，建成新碑，能有新的“進士題名碑錄”續(xù)刻本出現(xiàn)。然而，雖然此后的續(xù)刻本確實不斷產(chǎn)生，但書名卻一直采用《初集》舊名。正因為如此，上海圖書館藏3種《初集》所著錄的作者均為“李周望”。
“進士題名碑錄”的刊刻，起因于“進士題名碑”的修建。清代“進士題名碑”是專門記載清代歷科進士姓名及籍貫的碑刻，它源于唐代進士科的“雁塔題名”，取式于元明建碑于國子監(jiān)的制度。據(jù)《初集》所錄清世宗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下達給國子監(jiān)的“上諭”云：
國子監(jiān)進士題名碑，始于唐時新進士榜后于慈恩寺塔下題名立碑。自宋明以至我朝皆建碑于國學，按諸進士甲第先后刻姓名、籍貫于上，所以重科名也。今太學圣廟戟門外所立本朝歷科題名碑，自順治丙戌科至康熙戊戌科止�？肌稌洹�，諸進士釋菜后，禮部題請、工部給銀一百兩交國子監(jiān)立石題名�？滴跞辏o政大臣裁省此典，其后每科皆諸進士捐資立石。我國家振興文教，凡鄉(xiāng)會試動用帑金數(shù)萬。朕即位之始，即開恩科。誠以科目一途，實用人取士之本也。題名之典，豈宜遺缺？著工部動用正項錢糧，令國子監(jiān)將雍正癸卯、甲辰兩科題名碑即行建立，康熙辛丑科亦行補建。嗣后每科禮部仍照舊例題請，庶士子觀覽豐碑，知讀書可以榮名，益勵其自修上達之志爾。該衙門即遵諭行，特諭，欽此。[22]（第一冊，“上諭”）
從這道“上諭”中，我們可以知道，清順治年間，進士題名碑是國家撥專款（禮部題請，工部給銀）由國子監(jiān)建立的。康熙年間除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科外，其余20科題名碑均由各科新進士捐資建立。雍正二年，朝廷重新確立了由國家撥款修建題名碑的制度。從雍正上諭得知，康熙六十年辛丑科的進士題名碑遲至雍正二年才予補刻，我們似可推知康熙年間其余二十科的進士題名碑也應該有一部分非殿試當年修建而是延期到更晚年份才予以補建。據(jù)《欽定國子監(jiān)志》，順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和四年（1647年）丁亥科的進士題名碑修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順治六年（1649年）己丑科的進士題名碑則修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此3碑當為私人捐資修建。另據(jù)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清末光緒二十九（1903年）癸卯科、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進士題名碑因為國子監(jiān)被裁，禮部沒有題請工部撥給建碑的銀兩，因此這兩科的題名碑也都是由新進士捐資補建。[43]（頁123）總計清代112科進士考試共修建了114通進士題名碑②，其中官府修建的共89通，私人修建的共25通。
有了“進士題名碑”的建立，才能有“進士題名碑錄”的刊刻�？滴跷迨拍昀钪芡摹疤珜W進士題名碑錄序”對此事道之甚詳。從該序文中我們知道，在李氏之前，并無此類集中刊載歷科進士名錄的“題名碑錄”，因此李氏才會將他刊刻的這本題名碑錄命名為“初集”。而自李周望以降，刊刻進士題名碑錄則成了慣例。據(jù)錢維城等所撰“題識”有云：
太學進士題名碑，自庚戌續(xù)刻后，率二年一修，以甲第最高者董其役，藏其刻板于教習庶常館，遞相流傳。[22]（第一冊，“題識”）
從中可以得知，刊刻進士題名碑錄的慣例，主要內(nèi)容有兩點，一是每兩年刊刻一次，二是主持續(xù)刻題名碑錄者，是該科殿試甲次最高的進士。從乾隆十一年續(xù)刻的情況看，主事者為狀元錢維城、探花王際華和二甲第八名蔣元益（蔣元益也是該科會試會元）。乾隆十一年續(xù)刻的題名碑錄與此前的續(xù)刻還出現(xiàn)了些許變化，即除了乾隆十年乙丑科的進士姓名、籍貫外，這次續(xù)刻還“敬錄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上諭一道，冠之簡端。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科鴻博姓氏亦依次補刊。又得《明貢舉考》于錢塘王君蓀蕓，自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樂甲申、丙戌、甲辰凡九科皆舊碑所無也，悉為編入，而有明之甲榜始全”。也就是說此次續(xù)刻不僅補全了以前各次刊刻所無的明代9科進士名錄，還新辟體例，將博學鴻詞科的名單也予以刊刻。這樣，從某種意義上講，乾隆十一年的進士題名碑錄就從科舉常科的最高級別——進士科而擴充到了制科。
目前對《初集》的利用尚不多見。據(jù)查找，近十年間曾參考或提到過該書的研究論文僅有5篇：1.何炳棣.明清進士與東南人文.中國東南地區(qū)人才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1993：216~221；2.劉興祥.對李潢出生年代的考證.中國科技史料，1994（3）；3.何慶先.“玉泉韓昂”考.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8（2）；4.陳長文.《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校誤.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01（2）；5.王興亞.明代殿試管理制度及其作用.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4（1）。
在這5篇文章中，何炳棣利用《初集》統(tǒng)計明代全國及各省進士人數(shù)，劉興祥利用《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推測李潢出生年月，何慶先則直接引用了書中對明成化十四年進士韓昂的記載，王興亞引《初集》以證明明代殿試制度中的題名立碑與編制登科錄制度。何文與王文對該書版本的標注略有區(qū)別。何文轉(zhuǎn)引該書時，稱其為《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附明洪武至崇禎各科》，并注為“清·李周望編”，則當是以其版本為康熙五十九年；而王文則在文章尾注中稱“注：孫嘉淦.續(xù)刻題名碑錄序[A].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M].嘉慶四年(1799年)”，似可推斷其所征引的《初集》為嘉慶四年本。陳長文只簡單提到《初集》，并未對該書有所征引。
二、《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的編纂與目前利用狀況
本文所引《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現(xiàn)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該書版權頁署出版年為1969年，出版者署“臺灣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fā)行人”為“薛頌留”。全書32開本，共4冊，其中前2冊為明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后2冊為清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
書前有署名“本局編輯部”的《景印〈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緣起》一文，簡要介紹了該書的出版過程。據(jù)“緣起”，我們知道它是根據(jù)原藏于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圖書館的線裝古籍《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影印出版的。但據(jù)影印內(nèi)容，該書原名實應為《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明洪武至崇禎各科附》，當時是由王爾敏教授向該校亞洲研究計劃主任郭穎頤教授及東西文化中心圖書館主任芮特小姐商借，交給臺灣華文書局影印出版。這本書的最早出版地應在中國，清末世亂，輾轉(zhuǎn)流落到國外，等到再版時，反要向外國商借，令人不勝感慨嘆息。
經(jīng)與浙江大學圖書館及福建省圖書館藏兩種《初集》進行對校，我們發(fā)現(xiàn)《碑錄》實際上是一部完整記載了明清兩代全部201科進士題名碑進士名錄的《初集》。經(jīng)過對比，發(fā)現(xiàn)三書對清代光緒六年以前的各科進士的記載基本一致。從整體上看，三書不同的地方有兩點：第一，是《碑錄》中所載4篇序文、雍正上諭及明代、清代進士的位置與順序均與浙江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六年本《初集》相同，即首刊李周望的序文，然后是明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接下來是其他3篇序文及雍正上諭，最后是清代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但與福建省圖書館藏光緒十六年本則不相一致。第二，是這3部名錄中刊載清代進士的最后科次。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本所刊載的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緒六年庚辰科，福建省圖書館藏本所刊載的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而《碑錄》則完整刊刻了清代全部112科殿試的進士題名碑錄，即其清代最后科次是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較前兩種《初集》分別多刊載了10科和6科進士題名碑錄，即光緒九年癸未、光緒十二年丙戌、光緒十五年己丑、光緒十八年壬辰、光緒二十年甲午、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和光緒三十年甲辰科。
《碑錄》雖然是精裝本，但因為是影印出版，因此基本保留了線裝時的原貌。該書線裝本版式應是32開，大黑口，雙魚尾（光緒九年癸未科后改為單魚尾）。版心內(nèi)容有三，最上刻“題名碑錄”四字，中間刻該科科年，格式如“康熙庚辰”“乾隆丙辰”等（嘉慶六年后加一“科”字，如“嘉慶辛酉科”“同治甲戌科”等），最下刻頁碼。每頁2面，每面10列，每列上下各刻1名進士的姓名、籍貫。計每面刻20名進士，每頁刻40名進士。進士姓名以網(wǎng)格線隔開，惟每列2名進士間不隔線。進士籍貫字體較進士姓名字體為小，一般在該列中被分為兩直行刊刻，所占寬度與進士姓名的寬度相同。各科均于起始處貫以該科名稱，如“大清雍正十一年進士題名碑錄癸丑科”（“癸丑科”三字字號較小，字寬僅占半列），次書“賜進士及第第一甲三名”，列狀元、榜眼、探花之姓名、籍貫，次書“賜進士出身第二甲□□名”，依次列二甲進士姓名、籍貫，次書“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名”，亦依次列三甲進士姓名、籍貫。在某些科份，則還在三甲進士名單的后面刻“未殿試□□人”，按照刊刻進士的體例列各貢士姓名、籍貫。試以乾隆二年（1737年）丁巳恩科[33]（頁1891~1908）為例：
大清乾隆二年進士題名碑錄丁巳科
賜進士及第第一甲三名：
……
賜進士出身第二甲八十名：
……
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二百四十一名：
……
未殿試十二人：
……
《碑錄》本質(zhì)上也是一部《初集》。對照這三種《初集》，我們認為，從整體上看，各種《初集》刊載清代歷科進士名錄在體例上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對未參加殿試的貢士的刊載�！冻跫份d清代首科殿試即順治三年丙戌科進士題名碑錄時，刊載了會試已經(jīng)中式但是未參加殿試的30名貢士，除貫以“未經(jīng)殿試三十名”的標題外，這30名貢士的姓名、籍貫的刊載格式與進士完全相同。這些未經(jīng)殿試的貢士，除了少數(shù)人此后再未補殿試成進士，大部分人的姓名、籍貫都能在此后的一科或二、三科進士題名碑錄中找到。這就開創(chuàng)了該書刊載未經(jīng)殿試貢士的體例。但是，《初集》此后各科卻沒有按照這一體例繼續(xù)刊載未經(jīng)殿試貢士，直至雍正元年（1723年）庚戌科才恢復舊例，這期間缺載未經(jīng)殿試貢士達到了28科。自雍正元年庚戌科至嘉慶十四年（1809年）己巳科共經(jīng)39科，其中有25科的進士題名碑錄在進士名錄之后附有當年未經(jīng)殿試貢士，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科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科則連續(xù)13科都有相關內(nèi)容。但是，在接下來的50多年里，除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科，自嘉慶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至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又是連續(xù)14科和12科共計26科沒有相關記載。
《初集》刊載未經(jīng)殿試貢士的體例的變化出現(xiàn)在清末同治、光緒的各科進士題名碑錄中，即未經(jīng)殿試貢士姓名不再附載在各科進士題名碑錄的后面，而是在每位補殿試而成進士者的姓名前，加注“補殿試”字樣。同治七年戊辰科、同治十年辛未科是《初集》附載未經(jīng)殿試貢士名單的最后兩科，同時也是在補殿試的進士姓名前加注“補殿試”的最早兩科。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沒有附錄未經(jīng)殿試貢士，也沒有在補殿試進士姓名前加注。從光緒二年丙子恩科至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則除了光緒九年癸未科外均按加注“補殿試”之體例刊載各科進士題名碑錄。
統(tǒng)計《碑錄》中所載清代各科進士題名碑錄中，只有40科在其最后附錄了該科未殿試貢士的名單或加注了“補殿試”字樣，而其他72科的進士題名碑錄中都沒有相關記載。是否這72科中便真的沒有此類貢士呢？經(jīng)考證，事實并非如此。如順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該科會元程可則是廣東南海縣人，他在該年沒有參加殿試，此后也再未補應殿試。據(jù)《清史稿》卷四八四《程可則傳》載：“可則，字周量，順治九年會試第一，以磨勘停殿試歸。益恣探經(jīng)史。十七年，始應閣試，授內(nèi)閣中書。”[77]（頁13332）兩種《初集》及《碑錄》中順治九年進士題名碑錄的最后乃至于全書都沒有刊載該科程可則的名字。又如清代古文家方苞，他是康熙四十五年的貢士，但沒有參加殿試。據(jù)《清史稿》卷二九○《方苞傳》載：“方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滴跞四昱e人，四十五年會試中式，將應殿試，聞母病，歸侍�！盵77]（頁10270）后來方苞因“《南山集》案”受牽連被遣戍黑龍江，雖然最終被赦免放回，且官至禮部侍郎，但此后再未補應殿試成進士。在兩種《初集》及《碑錄》中的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題名碑錄的后面，也沒有該科未經(jīng)殿試貢士的名單。
其二是進士籍貫項刊載體例的變化。書中刊載清代各科進士之籍貫，基本采取省、府（直隸州）、縣（廳、州）三級制，且一般格式均為“□□（省）□□府□□縣人”。如清順治三年丙戌科狀元傅以漸的籍貫載為“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但書中也偶爾有個別科年未遵此體例。體例變化的第一種情況是，有的科年采取省、縣二級制敘述進士的籍貫。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甲辰科即是如此，該科狀元茹棻、榜眼邵瑛、探花邵玉清之籍貫即分別載為“浙江會稽縣人”“浙江余姚縣人”和“直隸天津縣人”。[33]（頁2155）除了乾隆四十九年，該書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光緒三十年甲辰科進士題名碑錄的進士籍貫也是采用省、縣二級制。需要指出的是，書中有些采用三級制的科年中有個別進士的籍貫也用省、縣或省、府二級制刊載，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三甲69名進士作“王洪序，江西金溪縣人”[33]（頁2141），同治十三年（1874年）第三甲81名進士作“劉粲，江西吉安府人”[33]（頁2684），但這都是標注失范現(xiàn)象，不屬于籍貫標注體例的改變①。體例變化的第二種情況是，有些科年還注明各進士之戶籍種類，主要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丙戌3科。如乾隆二十六年狀元王杰作“陜西同州府韓城縣民籍”[33]（頁2049），乾隆二十八年第三甲11名進士白麟作“正白旗滿洲恩特和莫佐領下”[33]（頁2064），第三甲126名進士蘭懷璣作“山西朔平府左云縣軍籍”[33]（頁2070），乾隆三十一年第二甲26名進士查瑩作“山東武定府海豐縣商籍”[33]（頁2074），第二甲29名進士福保作“正白旗滿洲包衣人”[33]（頁2074），第二甲41名進士朱琰為“浙江嘉興府海鹽縣灶籍”[33]（頁2075）。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碑錄》清末最后兩科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光緒三十年甲辰科的進士題名碑錄的刊刻體例與全書體例有較大的變化。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恩科題名碑錄最為粗糙，表現(xiàn)為：1.雖保留了單魚尾，但版心不刻“題名碑錄”及“光緒癸卯科”，改刻“一甲”“二甲”“三甲”字樣；2.雖每頁仍20列，進士之間分隔以網(wǎng)格線，但每列僅刻1名進士；3.統(tǒng)一采用宋體字刻版，字號沒有大小變化，且字跡粗糙；4.于起始處未按全書體例刻印“光緒二十九年進士題名碑錄癸卯恩科”的標題；5.每甲小標題均只刻“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不反映各甲人數(shù)；6.每名進士之前則增刻了甲次編號；7.進士籍貫采取省、縣二級制標注；8.補應殿試的進士不加注“補殿試”；9.第二甲進士后面多了從“第一百二十九名縣人”到“第一百五十名縣人”共22個缺口，第三甲進士后面多了從“第一百七十五名縣人”到“第一百七十九名縣人”共5個缺口，表明該科題名碑錄在新進士名單尚未公布之前就已經(jīng)預先刻版，只等新進士名單一予公布，便只需依次填刻各甲進士姓名、籍貫。由于事先并不知道會錄取多少進士，因此才多刻了一些預備的空格。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進士題名碑錄雖版心內(nèi)容與全書各科相同，但已經(jīng)沒有黑口、魚尾，各頁面也沒有網(wǎng)格線分隔進士姓名；每頁仍刊刻40名進士，但字體已經(jīng)非宋體及仿宋體，而是手寫楷體。這兩科進士題名碑錄，反映了清末人們?nèi)找婺暱婆e的社會心態(tài)，刊刻《初集》也更體現(xiàn)其供街談巷論、坊刻牟利的本質(zhì)，不再像從前那樣體例謹嚴。
目前學界對《碑錄》的利用也未十分廣泛。據(jù)筆者粗略統(tǒng)計，近10年來曾參考、征引過該書的研究論文有8篇，分別為：1.劉海峰.科舉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1）；2.阮明道.關于清代行人司的考察.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3.劉路生.《袁世凱家書》考偽.廣東社會科學，1998（5）；4.文廷海.關于《明史紀事》的作者問題.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1）；5.謝宏維.論明清時期江西進士的數(shù)量變化與地區(qū)分布.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6.文廷海.南充新發(fā)現(xiàn)《任瀚墓志碑》考釋.四川文物，2001（3）；7.馬育秀.春夏榜與明初北方儒學的復興.江西社會科學，2003（2）；8.林拓.明清時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變.中國史研究，2003（4）。
在這8篇文章中，系統(tǒng)而大量參考過《碑錄》的只有3篇，即劉海峰、謝宏維及林拓3人的論文。劉海峰據(jù)《碑錄》統(tǒng)計宣德二年（1427年）至正統(tǒng)七年（1442年）間6榜進士，說明在明代科舉考試中，文化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高的東南省份占上風。林拓據(jù)《碑錄》統(tǒng)計明清福建各主要區(qū)域的進士人數(shù)，據(jù)以說明其間的人文盛衰變化。謝宏維逐頁查找了《碑錄》所載之明清兩代江西進士，并分科分府縣對不同時期與地域的進士數(shù)量作了統(tǒng)計，從中得出明清進士在數(shù)量與地區(qū)分布上的規(guī)律性認識。該書出版于臺灣，相信海外尤其是臺灣地區(qū)對該書的利用頻率會比大陸學界更高一些。
三、《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的編纂與目前利用狀況
《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是房兆楹、杜聯(lián)喆伉儷旅美期間，頗費心力整理國故的成果，是研究中國古代進士與科舉的重要工具書。該書由北平哈佛燕京學社作為該社“引得特刊第十九號”于1941年6月出版發(fā)行。房、杜夫婦編纂《引得》，是為了“增校清朝《歷科進士題名碑錄》，所據(jù)之本自順治三年丙戌科起迄同治十年辛未科”[89]（“敘例”，頁1），用來增校的文獻資料，主要有清代歷科進士題名碑的拓片，間以各類相關典籍。書前列著者“敘例”“清代進士翰林統(tǒng)計表”等14表以及清代歷次刊刻題名碑錄之原序。正文分兩大部分，一為“題名碑錄”部分，按時間順序刊載清代歷科進士姓名，每科首列該科名稱，次列一、二、三甲，每甲各名分別用阿拉伯數(shù)字編序，每名進士為一條，每條內(nèi)容包括名次、姓名、籍貫。遇到名字、籍貫各處記載有不同者，用圓括號加以說明。二為進士“人名索引”部分，按“中國字庋擷法”編排進士姓名，并附有拼音及部首檢字法。
與《初集》《碑錄》及《索引》等三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相比，《引得》有三大特點。
首先是對進士入館選者的標注。明清進士，首重館選。這是因為進入館選的進士比其他進士有更多、更便捷的升遷機會。通過殿試成為進士以后，在朝考中脫穎而出被選為庶吉士，是清代進士夢寐以求的目標。與其他進士名錄或索引不同的是，《引得》依據(jù)《國朝館選錄》《皇朝詞林典故》《詞林輯略》等，在每個曾入館選的進士姓名后面都加上了標注符號“*”。在書首的“清代進士翰林統(tǒng)計表”中，直接反映了清代各科的館選人數(shù)。如果說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前進士中式名額為分北、南、中卷取中，康熙五十二年及以后的進士中式為分省取中，其間都相對體現(xiàn)了對全國各地舉子的公平選拔；而庶吉士的選取，則更多地具有偶然性、人為性因素。當進士參加朝考必須要有本省京官保舉的制度推行開來以后，各省庶吉士的人數(shù)就不可避免地與該省仕宦形成了正比關系。依據(jù)《引得》，我們可以進行相關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從中得到某些方面的結(jié)論。下表系分朝代進行分省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本文附錄部分還有“清代歷科館選分省、分科統(tǒng)計一覽表”，并附有相關考訂，可供參考。
其次是對清乾隆間6次“翻譯科”進士的考據(jù)與刊刻。據(jù)《光緒欽定科場條例》，清代在文武兩種進士考試之外，還有翻譯科鄉(xiāng)會試�！胺g科鄉(xiāng)會試，三年舉行一次，鄉(xiāng)試一場、會試兩場。鄉(xiāng)試及會試頭場均于文闈揭曉后二日點名入場，會試第二場于文會試揭曉后五日點名入場，如恭遇恩科，亦一體加恩”[40]（卷六十“翻譯·翻譯鄉(xiāng)會試下·歷科翻譯鄉(xiāng)會試中額”，頁4471~4472）；翻譯科“會試中式后毋庸殿試，禮部奏請賜進士出身，得旨將該進士等造具名冊送吏部帶領引見”[40]（卷六十“翻譯·翻譯鄉(xiāng)會試下，頁4498~4499）。其中翻譯科鄉(xiāng)試始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翻譯科會試則始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此后照文科鄉(xiāng)會試之例，亦每三年舉行一次，直至光緒末年。據(jù)《光緒欽定科場條例》統(tǒng)計，自乾隆四年至光緒十二年共曾取翻譯科進士252名。[40]（卷六十“翻譯·翻譯鄉(xiāng)會試下·歷科翻譯鄉(xiāng)會試中額”，頁4609~4633）目前未見有專門記載清代全部翻譯科進士的名錄或索引。其中，乾隆年間共開6次翻譯科考試，錄取宗室、滿洲、蒙古、漢軍進士99名�！兑谩吩诰幾霘v科進士題名碑錄時，也按照時間順序編列了這6科翻譯科進士的姓名、籍貫。相比而言，《初集》與《碑錄》中都沒有記載這6科翻譯科進士，《索引》雖然也刊載了這6科翻譯科進士，但《引得》則于進士題名碑錄之末尾“附錄三”中，更列表作清代“翻譯進士館選錄”，記錄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曾入館選的翻譯科進士，這就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至今未見之清乾隆以后歷科翻譯進士的缺憾。即使是建國以后，研究清代翻譯科進士的專著依然沒有出現(xiàn)，而單篇論文也僅見發(fā)表于《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王麗的《清代翻譯科述論》一文①。
其三是有關清末游學畢業(yè)進士的考據(jù)與刊刻�！兑谩犯鶕�(jù)《宣統(tǒng)政紀》《學部官報》《政治官報》及《東方雜志》等材料編成附錄，其中記載了自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tǒng)三年國外游學及國內(nèi)畢業(yè)而考授之進士。于學界研究科舉制度廢除后之余觴，實有莫大之裨益。這一點，不僅是《初集》與《碑錄》難以企及，《索引》亦當望而興嘆。
據(jù)本文對校各書后發(fā)現(xiàn)，在4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中，刊載進士姓名、籍貫及科年、甲次出現(xiàn)刊誤最少的當屬《引得》，這不僅體現(xiàn)了房、杜伉儷學術功力之深厚，亦可見其治學之謹嚴。但是，由于該書出版于抗戰(zhàn)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學術研究亦遭受沉重打擊，其影響反不如前此刊行之《初集》和后此出版的《碑錄》《索引》等書。據(jù)筆者粗略查找，近10年來曾提及此書的學術論文僅有2篇，即何炳棣的《明清進士與東南人文》；[91]（頁216~221）汪毅夫的《地域歷史人群研究：臺灣進士》。何文利用《引得》統(tǒng)計清代全國及各省進士人數(shù)，并以之對全國各進士人數(shù)最多地區(qū)的府志的記載進行補充。汪文沒有直接征引《引得》的材料，它提及《引得》，是轉(zhuǎn)引臺灣成功大學黃典權教授考據(jù)光緒二年臺灣縣進士施士潔的甲次問題的論述。更早的利用，則要上溯到上世紀60年代張仲禮的《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一書。筆者認為，在科舉研究日益深入拓展的今天，整理并重版《引得》，確實應該被相關的學術出版機構提上議事日程。大陸頗多研究者倡議整理重版《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不過，從清代進士而言，與其整理重版《索引》，倒不如以《引得》為底本重新出版一部專門的清代進士索引工具書。
四、《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的編纂與目前利用狀況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是由朱保炯、謝沛霖合作編著完成的一部進士人名索引工具書。最早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10月出版，1998年4月再版①。據(jù)該書“前言”稱，書中共收入明清兩朝進士人物51624人，涉及兩朝共201科進士考試。全書主要分兩個部分，一為“進士人名索引”部分，將兩朝各科進士按人物名字的四角號碼進行編排，每個人物一條，每條依次記載進士姓名、籍貫、中式科份、中式名次，個別人物依不同來源的資料記載，加以簡單考證；一為“歷科進士題名錄”部分，按年代順序刊載每科進士中式人物，人名刊載順序系根據(jù)其考試名次。
《索引》是為《初集》編纂的人名索引工具書。具體所使用的是《初集》哪年的刻本，則不得而知。據(jù)該書“前言”稱，它是“把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刊行的《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及其所附刊明代諸科，以《進士題名碑》的拓片、《登科錄》、各省方志等校訂增補，重行彚輯”[32]（“前言”，頁2）而成的。但是，清代各個時期刊刻的《初集》都是以《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命名的，且每部《初集》的序也都止于乾隆十一年錢維城的“題識”。因此，各地圖書館著錄該書的卡片或題為“（清）李周望，康熙五十九年”，或題為“（清）錢維城，乾隆十一年”，但內(nèi)容都超出這兩個時間。朱保炯先生是上海圖書館徐匯分館的工作人員。據(jù)查，上海圖書館共藏有3種著錄為“（清）李周望”的《清代歷科題名碑錄》，其中2種是清道光間印本，一種為清同治四年本。這3種書都是《初集》的不同印本，但我們不能肯定朱、謝二先生所據(jù)以編纂《索引》的就是這3種《初集》。
《索引》最初是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工具書來編纂的，其目的是“在于便利明清史的研究者能藉此較為迅捷地檢索到這段時期封建統(tǒng)治集團人物的史料之所在”。[32]（“前言”，頁1）人們可以根據(jù)人物的考中年份，確定進士開始參與當時上層社會活動的主要年份，根據(jù)籍貫可以向相應的地方志等資料追索傳記。不過，隨著科舉研究的深入發(fā)展，《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也開始突破了編纂者的初衷而更顯其重要性。比如通過對該書所記載進士進行統(tǒng)計分析，可以對比研究明清以來各地文化教育發(fā)展的差距，也可以分析兩朝不同時期內(nèi)人才的時間和空間分布，針對其中所揭示的進士籍貫的變化，還可以引入進士與當時社會人口流動的分析研究，針對每個姓氏下進士的數(shù)量，可以引入進士與明清家族的分析研究，結(jié)合其他的相關資料，可以對進士相互之間的交游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對明清社會史的微觀狀態(tài)有更為細部化、清晰化的了解。
相比之下，在4種明清進士名錄、索引中，《索引》是被利用最多的一種。據(jù)筆者粗略統(tǒng)計，僅近10年中曾參考與提及該書的學術論文就有121篇。簡單分類，主要有4種。一是索引編纂研究類，主要是從辭書編纂的角度對《索引》進行研究；二是簡單涉及類，即不以《索引》為主要參考資料，只在文中簡單引用過《索引》中的某條記載。此類文章的數(shù)量最多；三是科舉制度研究類，即引《索引》作明清科舉制度研究；四是進士群體研究類，即利用《索引》對全國進士的集中記載對各省、各地區(qū)進士人數(shù)進行統(tǒng)計，主要用以說明古代人才與科舉、教育的相互關系。
僅僅從文章的數(shù)量，我們就可以看出《索引》是一部被經(jīng)常參考和使用的工具書，對相關的研究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較廣泛的作用和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最權威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的提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