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撰寫《史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有二：一是為理政者治國安邦提供鏡鑒，一是為實現其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本書采取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研究視角，以“一家之言”為中心，結合西漢思想文化傳播語境和司馬遷的人生際遇，對司馬遷的理政思想進行縱向和橫向的比較研究，著重分析、闡述司馬遷理政思想的“基點”——尊漢和尊奉儒家古史觀，司馬遷的理想政治，以及司馬遷理政思想產生矛盾的主客觀原因。
作者簡介：
許抄珍，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北京印刷學院副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新聞出版?zhèn)鞑W。出版過《古代文學的表達技巧》、《中國現代文學大師與名家——魯迅》（合著）、《北京出版史圖鑒》（合著）、《李贄全集校注?莊子》（合著）等。
目錄：
序論／001
一“一家之言”研究史回顧／002
二本書的構想與主要內容／015
第一章西漢傳播語境與司馬遷“發(fā)憤著書”／018
一較為寬松自由的學術文化傳播語境／018
二矛盾叢生而又頗具活力的現實語境／039
三“發(fā)憤著書”的內涵及其對司馬遷思想的影響／045
第二章“一家之言”理政思想的基點／058
一尊奉儒家古史觀／058
二秦漢傳播語境中的“五帝”／064
三宣揚、維護漢統(tǒng)治／079
第三章“一家之言”的黃老理政思想／090
一西漢傳播語境中的“無為”／091
二西漢傳播語境中黃老理政思想的內涵與司馬遷黃老理政思想的實質／096
三司馬遷黃老理政思想對老子理政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120序論／001
一“一家之言”研究史回顧／002
二本書的構想與主要內容／015
第一章西漢傳播語境與司馬遷“發(fā)憤著書”／018
一較為寬松自由的學術文化傳播語境／018
二矛盾叢生而又頗具活力的現實語境／039
三“發(fā)憤著書”的內涵及其對司馬遷思想的影響／045
第二章“一家之言”理政思想的基點／058
一尊奉儒家古史觀／058
二秦漢傳播語境中的“五帝”／064
三宣揚、維護漢統(tǒng)治／079
第三章“一家之言”的黃老理政思想／090
一西漢傳播語境中的“無為”／091
二西漢傳播語境中黃老理政思想的內涵與司馬遷黃老理政思想的實質／096
三司馬遷黃老理政思想對老子理政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120
四司馬遷認為法家思想源于黃老學說分析／128
第四章“一家之言”的德治思想／138
一司馬遷對武帝“多欲”與重“法”理政思想的反思與批判／139
二從西漢傳播語境看司馬遷對“德”的理解／149
三司馬遷之德治思想的內涵和特點／157
第五章“一家之言”理政思想產生矛盾的原因／176
余論／188
參考文獻／193前言序論
《史記》是一部杰出的歷史著作，千百年來，它豐富的文化內涵哺育、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妒酚洝吩谥袊幕飞系闹匾饬x是有目共睹的，但凡研究中國文化、歷史、文序論
《史記》是一部杰出的歷史著作，千百年來，它豐富的文化內涵哺育、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妒酚洝吩谥袊幕飞系闹匾饬x是有目共睹的，但凡研究中國文化、歷史、文學、政治、經濟、民族等思想，都離不開它，其在中國文化的意義及地位，絕不亞于六經，正如鄭樵所說，“六經以后，惟有此作”�！妒酚洝返难芯繗v史悠久，且方興未艾，已經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史記》學。歷代研究《史記》者，不乏其人，也取得了可喜的、豐碩的成果。
“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自己提出的其撰寫《史記》的指導思想�！短饭孕颉氛f：“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huán)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允斑z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報任少卿書》又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边@表明了司馬遷著《史記》的目的是要發(fā)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如今，“一家之言”已成為《史記》研究者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下面將按時代順序對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研究史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一“一家之言”研究史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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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現在一些序言、隨筆、札記和批注里，大多評論者往往是有感而發(fā)，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系統(tǒng)的研究。盡管如此，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見，它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資借鑒的東西。由于這一段的時間跨度很長，研究者眾多，而且對一些焦點問題的探討所產生的觀點在不同的階段有因襲重復，也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所以，對這一段的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研究史，我采用按觀點分類的方式進行綜述。
1.雜而不純說
揚雄《法言·問神》說：“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唬骸s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圣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揚雄站在尊孔宗經的立場，批評司馬遷思想雜糅，認為他撰寫《史記》沒有完全遵循圣人孔子和六藝的標準來取舍材料、評判是非。揚雄還在《法言·問神》中指出，司馬遷思想雜糅的原因是他“多愛不忍”，亦即“愛奇”。其后，批評司馬遷思想雜而不純并探尋其原因的不乏其人。班彪認為，司馬遷的雜而不純是因為他貪多務廣，他說，司馬遷“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司馬貞和歐陽修也持這樣的觀點，司馬貞《史記·附錄·索隱序》說：“錯綜櫽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歐陽文忠公全集?帝王世次圖序》說：“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于是務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蓖跬ê蛣⒅獛讋t從敘事立意方面，批評司馬遷敘事缺乏主旨，褒貶不鮮明，所謂“論繁而志寡”，“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陡”。葉適《習學紀言序目·史記》說：“遷欲出其上，別立新意而成此書，然無異故，盡取諸書而合之耳，如刻偶人，形質具而神明不存矣，書完而義鮮，道德性命益以散微，學者無所統(tǒng)紀，其勢不得不從事于無用之空文，然則人才何由而可成？嗚呼，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者，豈謂是耶！”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持“雜而不純說”者幾乎都批評《史記》的主旨不集中，但對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卻有見仁見智之別，有的學者把原因歸結為司馬遷貪多務廣，有的學者把原因歸結為司馬遷沒有一以貫之地遵循某一種思想。
2.史公三失說
“史公三失”說，發(fā)端于班彪，《后漢書·班彪列傳》說：“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jié)而貴俗功：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卑喙汤^承了其父親的觀點，他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道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班氏父子對司馬遷“先黃老而后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的思想均持否定的態(tài)度，認為司馬遷“是非頗繆于圣人”，也就是說司馬遷沒有遵循孔子和六藝的是非評判標準。這就是后來一直有爭議的“史公三失”說。班氏父子的評價雖然有失公允，但也不無道理，因此有不少人贊同他們的觀點。如蘇軾就認為司馬遷崇功利，甚至視司馬遷為罪人，他說：“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后《六經》，退處士，進奸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但也有不少人對他們的觀點予以駁正，這些人包括魏晉六朝時期的王肅、葛洪、裴松之和范曄，唐宋時期的劉知幾、李廌、秦觀、沈括、晁公武、黃震和鄭樵，明清時期的陳仁錫、李贄、袁文典、徐乾學、沈德潛、王鳴盛、趙翼、章學誠和梁玉繩等。他們的反駁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角度，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司馬遷的思想。如秦觀認為，貶斥司馬遷“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就等于把“高才博洽”的司馬遷當成了“閭里至愚極陋之人”，這是對司馬遷的褻瀆。他認為司馬遷表面看似“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實際上卻是“有見而發(fā)，有激而云”，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又如梁玉繩針對班氏父子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的觀點說，“譏史公是非頗繆于圣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辨之�！堆a筆談》亦云：班固所譏甚不慊。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藝，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儕之世家，老子置之列傳�！边@里梁氏以司馬遷是尊孔宗經來反駁班彪父子的指責。然而，最有力的反駁者當數明代的李贄，他說：“班氏以此（指班固評說‘史公三失’之言）為真足以譏遷也，當也，不知適足以彰遷之不朽而已。使遷而不殘陋，不疏略，不輕信，不是非謬于圣人，何足以為遷乎？而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于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于圣人，則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為是非，則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詞非由于不可遏，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于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為繼麟經而作，后有作者，終不可迫也已�！妒酚洝氛�，遷發(fā)憤之所為作也，其不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為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歟。若責以明哲保身，則死于竇憲之獄，又誰為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謂不明哲歟？”這里李贄顯示了一個大膽而開放的思想家所具有的勇氣和氣魄，他一反前人為“史公三失”辯護找原因或依據的老思路，首先就肯定了司馬遷的“殘陋”“疏略”“輕信”與“是非謬于圣人”，并指出正因為有“史公三失”的存在，司馬遷才沒有成為圣人的傳聲筒，才會寫出“為一人之獨見”的、具有獨特個性與價值的《史記》來，而且他認為這也正是司馬遷思想的價值所在。李贄的反駁很有分量，既擊中了持“史公三失”說者企圖用某一種思想標準來苛求司馬遷的要害，又充分肯定了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獨特價值。
3.“謗書”說和“紀實”說
據班固《典引·序》稱，永平十七年漢明帝在詔問班固時，批評司馬遷，說：“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泵鞯蹚膫�人人品和道德的角度指責司馬遷著《史記》的目的不純，認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是為了“刺譏”和“貶損當世”，也就是說，他認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是發(fā)泄私憤。這就是后世“謗書”說（與“謗書”說相對應的是“諫書”說）的源頭。直接提出“謗書”說的是東漢王允，他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不可否認，在《史記》中，司馬遷記載和敘寫了漢代統(tǒng)治者，特別是漢武帝的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之所以會對這些記載產生不同理解，其根源主要是人們對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原因和目的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如果把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目的理解為發(fā)泄私憤，自然就會視《史記》為“謗書”。如李晚芳說：“……獨惜其立意措詞，多有憤忿不平之過，或謂其遇使然，亦由其立心褊蔽，未聞圣人之大道也�！瓏L觀其《報任少卿》一書，懟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無一言反己內咎，所謂自是而不知其過者，非歟？其褊蔽也甚矣！操是心而修國史，大本已失，故《平準》、《封禪》，盡屬謗書，諸傳諸贊，半借以抒其憤忿不平之氣，如是而欲上繼知我罪我之心法，愚未敢輕信也�！比绻阉抉R遷成“一家之言”的目的理解為“務為治”，亦即是為了給統(tǒng)治者為政提供借鑒，則會視《史記》為諫書，而寫作諫書往往是出于愛，而不是恨。另外，作為史官，司馬遷記載和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包括記載統(tǒng)治者的過失也是應盡之職責，這也是一個有史德和有良知的史學家所應該堅持的。因為只有“紀實”才可能真正讓史書起到“鑒古知今”的作用。錢大昕對謗書說給予了澄清，他說：“……或又以謗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在尊漢，近黯暴秦，遠承三代，于諸表微見其旨。秦雖并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為良，美惡不掩，各從其實，何名為謗？且使遷誠謗，則光武賢主，賈、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偏心，元非通論。但去圣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有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為之諱也�！庇终f：“史公著書，上繼《春秋》，予奪稱謂之間具有深意，讀者可于言外得之。即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旨，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卞X大昕提到的“紀實”說源于揚雄，揚雄說：“或問……‘太史遷’。曰：‘實錄�！边@里實錄的實質就是紀實。后來，裴松之用“不隱”與“直書其事”來說明《史記》的紀實特點，并依次駁斥了“謗書”說。他說“史遷紀傳，博有奇功于世……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若虛則針對一些持謗書說者對司馬遷道德人品的指責，為司馬遷進行了辯白，他指出，司馬遷之“發(fā)憤”不是發(fā)泄私憤，而是在遭遇重大挫折之后，決心發(fā)憤圖強，有所作為，因此，他認為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信史”，目的是“為法于萬世”，絕非發(fā)泄私憤的“一己之書”。
總的說來，清代以前的“一家之言”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①注意到了《史記》的獨特性。研究者大多注重研究《史記》與眾不同的、獨特的方面；換言之，大部分研究者都把《史記》當成司馬遷表達獨特思想和個性情感的著作進行研究，且能有意識地針對“一家之言”發(fā)表觀點。（這方面在宋明理學盛行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些觀點中雖然不乏獨具只眼的精辟見解，有些觀點甚至到今天仍是學術界探討的熱點話題，但遺憾的是缺乏整體的、系統(tǒng)的研究，大多是零碎的，有時只是只言片語的心得體會。②“雜而不純說”、“史公三失”說、“謗書”說和“紀實”說之爭論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論題，這些論題被長期爭論不休，反映了這一時期學者們對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原因和目的在認識上存在分歧，也反映了這一時期部分學者缺乏大度的學術氣魄和寬容的學術精神。③過于注重微觀的研究，立場觀點有失偏頗。研究者大多不能從宏觀的角度對“一家之言”進行整體的、系統(tǒng)的研究，他們或者針對“一家之言”中的某一點，甚至是某一句話進行評論，或者站在維護一家一派學術地位的立場，以一管之見，攻擊一點，不顧其他。這就難免產生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弊端，這樣一來，他們的觀點也就很難讓人信服。④研究者過于注重形而下的研究，這主要表現在研究者過于將《史記》“一家之言”與自己所處時代的現實政治相結合，而沒有將它放在人類歷史和思想發(fā)展的長河中進行審視，這就很難從客觀的角度和歷史的高度對“一家之言”的思想內涵乃至司馬遷本人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判。
�。ǘ┙F代的《史記》“一家之言”研究
近代，梁啟超在繼承錢大昕觀點的基礎上，明確指出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他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史記》中說：
《史記》自是中國第一部史書。但吾儕最當注意者，“為作史而作史”，不過近世史學家之新觀念。從前史家作史，大率別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為其手段。此在各國舊史皆然，而中國為猶甚也。司馬遷實當《春秋》家大師董仲舒之受業(yè)弟子，其作《史記》蓋竊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薄洞呵铩分既と绱耍瑒t竊比《春秋》之《史記》可知。故遷《報任安書》云：“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薄蹲孕颉芬嘣疲骸奥砸允斑z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庇纱擞^之，其著書最大目的，乃在發(fā)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發(fā)表耳。故僅以近世史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
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史記》與子書的性質相同，它所表達的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第二，《史記》與其他各國的古代歷史著作一樣，它不是“近世史學家之新觀念”的歷史著作，而是借史事來表達自己思想的“超史”。這就明確地揭示了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是“借史”來發(fā)表自己的“一家之言”�！俺贰边@一觀點的缺憾是過于偏重“表達”，而淡化了司馬遷“求信”和“紀實”的撰史精神。其后，常乃德繼承并發(fā)揮了梁啟超的觀點，他著專文論述司馬遷“一家之言”，他說：“中國歷史家中懂得史學的意義的恐怕只有司馬遷一人，他的《史記》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一家言，所以他的《史記》，并不是單純的事實記錄，而是和儒、道、墨、法諸家著作同等的系統(tǒng)哲學。不過他不用抽象的玄想，而用實際的事實材料，來建筑他的一家之學，比周秦諸子更進步，可惜后來的歷史學家無人能夠懂得他的意思，所以，盡管出了許多模仿的正史、別史，而卻沒有一部配得上稱為一家言的�！薄八抉R遷的《史記》在中國過去學術界曾備受崇拜，但是推尊他的，不是賞鑒他的文辭，便是夸贊他的史料，還有些莫名其妙的考據家，認為《史記》的記述自相抵觸之處甚多，頗欠正確，照他們的看法，還不如班固的《漢書》。其實太史公根本就不是在寫歷史，他是在寫他的哲學，他著《史記》的動機是想：‘究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背Ｄ说抡J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家中唯一“懂得史學的意義”的人，其寫《史記》的目的是“用事實材料”來表達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哲學。常乃德在把《史記》的主旨提高到歷史哲學高度的同時，又肯定司馬遷是在“用事實材料”的基礎上“成一家之言”的。這就糾正了梁啟超“超史”觀點的一些偏頗。徐浩也持這一觀點，他在《廿五史論綱》中說：“史公《史記》非徒事實記錄之史，其主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w欲完成其史學系統(tǒng)，奠定歷史哲學基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史公亦有載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之論，史實而成一家之學，較周秦諸子實高出一籌，后之史學，只知模仿其體例而修正史，以昧于‘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學’之義矣�！苯鷮λ抉R遷“一家之言”的研究，還有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這就是從文學角度闡釋“一家之言”，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比較注重詮釋“一家之言”的個體生命情感內涵。如：
�。ㄋ抉R遷）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繆辱，傳畸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fā)于情，肆于心而為文。
史遷為紀傳之祖，發(fā)憤著書，辭多寄托。景、武之世，尤著微旨，彼本自成一家之言，體史而義《詩》，貴能言志云耳。
司馬遷的歷史已經能夠探求到人類的心靈。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就可見司馬遷乃是要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之中而尋出若干范疇來了。
魯迅、范文瀾和李長之三人主要從個人情感的表達方面和文學的角度指出了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特點和意義，所謂“無韻之《離騷》”，“體史而義《詩》”與“一種精神史，心靈史”，其意思都是基本一致的。
總之，這一時期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①研究的視野較為寬廣，基本上能突破門戶之爭，不拘泥于一家一派學術的爭論，能夠以比較客觀的態(tài)度和求實的精神對“一家之言”進行研究。②研究者大多注意從整體的角度進行把握，因此，這一時期對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寫作宗旨也有了較具深度的認識和闡述。③研究者雖然避免了前輩學者過于注重形而下和過于注重聯系現實政治以及囿于門戶之見的缺陷，但有時似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表現在研究者或者過于強調“一家之言”中個人情感或思想的因素；或者過于偏向形而上的研究，特別突出“一家之言”的哲學意義，因而出現了脫離現實政治意義的偏差，甚至有否定司馬遷是在求真與紀實的基礎上發(fā)表“一家之言”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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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研究，80年代以前，除少數時期外，多數學者緊跟政治風向，主要集中在討論司馬遷的階級立場，即對統(tǒng)治者是無情地揭露還是熱情地歌頌，是否具有人民性，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幾個方面的問題。這一時期，由于出于為我所用的需要，產生了一些誤解甚至是曲解“一家之言”的觀點，有些觀點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這種狀況直到80年代初才有所突破。白壽彝著《史記新論》，他指出，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是一個創(chuàng)舉，說明他“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張”，這是“對正統(tǒng)儒學表示的一種抗議”。并認為其“一家之言”事實是“雜家”，“其主導思想則是道家的思想。而在實際作法上，則傾向于法家和儒家的主張”。這里白先生說司馬遷反對正統(tǒng)儒學，這是極大的誤會；說司馬遷的主導思想屬于道家，則是他沒有把司馬遷當作一個歷史學家來考慮的結果。其后，針對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研究漸漸多了起來。迄今為止，以“一家之言”標題研究的論文有：①張大可《試論司馬遷的一家之言》，②程金造《釋太史公自成一家之言》，③程金造《述史記太史公一家言的實質》，④羅文博《論史記的成一家之言》，⑤白壽彝《論成一家之言》，⑥吳中匡《司馬遷成一家之言論》，⑦高振鐸《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新解》，⑧柳維本、趙忠文《對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探索》，⑨楊燕起《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⑩韓兆琦《關于〈史記〉的性質及其他》，俞樟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試析》，俞樟華、梅新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新論》，《論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論司馬遷寫當代史成一家之言》，鄭振邦、鄭紅娟《也談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左宏閣《論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汪高鑫《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論》，趙明正《論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之界說》，郎震《司馬遷“一家言”之核心》。這些論文大多是圍繞司馬遷是尊漢還是貶漢，是尊黃老還是尊儒術，是反文化專制還是立志創(chuàng)新，以及是代表人民的利益還是代表地主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等問題進行論述。但也有幾篇具有新穎見解的論文，如張大可的《試論司馬遷的一家之言》，文中把司馬遷的“一家之言”簡括為三個層次來評述：①“一家之言”的結構，融會貫通百家學說以建立統(tǒng)一的新思想體系；②“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以志古自鏡；③“一家之言”的表達形式，創(chuàng)立百科全書式的紀傳體通史，奠定了史學的獨立地位。韓兆琦的《關于〈史記〉的性質及其他》指出，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與先秦諸子以及漢代著書者的著書目的一樣，就是“務為治”，不同的是先秦諸子和漢代著書者用“經”的形式，以抽象的方式著書立說，而司馬遷是用具體的、基本符合歷史真實的人物和事件來表達思想。韓兆琦認為造成《史記》中的矛盾或抵牾的原因包括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汪高鑫的《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論》一文重新界定了“家”和“言”，并對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論。他認為：司馬遷自成的是史家，而先秦諸子中沒有史家，司馬遷的學術思想不歸屬于諸子任何一家；司馬遷具有史家特有的強烈的論載歷史、保存史文的歷史責任感并且首次就歷史撰述宗旨和目的、歷史研究要求和對象以及歷史編纂方法等史學理論問題作了系統(tǒng)闡述；司馬遷之史家言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此來“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俞樟華、梅新林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新論》從巫文化、史文化、子文化三個方面闡述了司馬遷“一家之言”形成的原因和特點。文章認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在融合巫文化、史文化、子文化于一體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既有統(tǒng)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司馬遷最大限度地繼承和發(fā)展了上古文化遺產，基于史學又超于子學，達到一種歷史哲學的高度和廣度，并由此達到哲學、史學與文學的統(tǒng)一；由其矛盾的一面，則產生了一種由矛盾雙方而形成的一種別具一格的美感力量和哲理魅力。
在專著方面，安平秋、張大可和俞樟華主編的《史記教程》列專章對司馬遷“成一家之言”進行了論述。他們認為，司馬遷所謂的“成一家之言”，實際上就是指他要繼承子文化，像諸子那樣自我立說，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成一家之言”的真正含義是以“子”作“史”，由“史”而“子”，與子文化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學術宗旨上，《史記》與子書是息息相通的；其次，在著書構架上，《史記》也受到諸子著作的明顯影響；再次，在敘述模式上，《史記》是基于史而趨于子，基于事而趨于道。張大可、俞樟華等撰寫的《司馬遷一家言》一書，從不同的側面對司馬遷的“一家之言”進行了論述，全書分為八個部分：一家言的目的，一家言的核心，一家言的體例，一家言的書法，一家言的文理，一家言的文采，一家言的淵源，一家言的價值。
這一時期對“一家之言”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①學者們比較集中地圍繞司馬遷的“一家之言”進行研究，掀起了司馬遷“一家之言”研究的高潮，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并使之成為司馬遷和《史記》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②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明顯超出以前各個時期，不僅發(fā)表了一系列研究論文，而且還出版了系統(tǒng)論述“一家之言”的研究專著。③研究者雖然在前期走過把《史記》“一家之言”和現實政治及意識形態(tài)緊密結合的彎路，但后期糾正了這一偏向，能夠進行比較客觀的研究。④研究者能夠進行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探討思想與追尋原因結合以及宏觀與微觀結合的研究，糾正了前輩學者的一些偏差和偏見。⑤能夠真正把司馬遷當作歷史學家，把《史記》當作歷史著作來考察“一家之言”的內涵和意義。
二本書的構想與主要內容
前輩學者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給了我很多啟發(fā)，這是我進一步研究司馬遷“一家之言”的基礎。但是學術界對司馬遷“一家之言”是尊漢還是貶漢，是尊儒還是崇道，以及司馬遷黃老思想的內涵等問題的認識，還存在著爭議。我打算在肯定“務為治”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之主要目的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我認為“一家之言”中的“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也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好，都是圍繞“務為治”這一主旨展開的�！短饭孕颉氛f：“‘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蜿庩�、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薄痘袀鳌氛f：“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边@不僅說明在司馬氏父子看來，各家著書立說的目的都是“務為治”，而且也暗指自己撰寫《史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也是“務為治”，因此，是否關系“為治”就成為司馬遷“一家之言”構思、取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最主要的依據�！读艉钍兰摇氛f：“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張丞相列傳》說：“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fā)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北M管這些人位極人臣，由于他們無益于治，所以被舍棄。相反，一些看來不起眼的小人物，如滑稽、佞幸之輩，因為他們的言行關乎政事和治亂，司馬遷也給他們立傳。他在《滑稽列傳》贊中說：“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綜觀《史記》，敘述五帝、三王及至春秋戰(zhàn)國和秦漢的帝王、世家無不留意于“見盛觀衰，原始察終”和興廢之跡，這些都深刻體現了“務為治”是司馬遷“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
鑒于此，本書在吸收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聯系秦漢思想文化的傳播語境，對司馬遷的理政思想進行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既注意考察時代思想文化傳播語境和人生遭遇對司馬遷理政思想的影響，又注意考察司馬遷的古史觀對他的理政思想的影響；既注意考察司馬遷理政思想的內涵和矛盾性，又注意考察其理政思想矛盾產生的原因。本書的主要內容：第一，比較詳細地考察了司馬遷之理政思想產生的文化、學術和現實傳播語境，較為清晰地揭示了時代和學術文化傳播語境對司馬遷之理政思想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第二，分析了司馬遷理政思想的兩個“基點”：尊漢和尊奉儒家古史觀，并認為這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所遵循的基本原則，而且這也是我探討司馬遷理政思想的立足點。第三，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司馬遷之黃老理政思想的內涵和實質，認為黃老理政思想的內核屬于老子思想，其實質是因循、無為，而不是黃帝理政思想加老子理政思想，其內涵不是刑德并用。第四，通過考察司馬遷的古史觀和他所處的現實背景，揭示出司馬遷之所以稱頌黃老理政思想，是由于司馬遷受“所傳聞世”“所聞世”與“所見世”之理政思想或理政實踐交互影響的結果，但司馬遷并不認為僅靠“無為”就可以把國家治理好。實際上，儒家理政思想才是他向往的理想政治。第五，比較全面地分析了司馬遷理政思想產生矛盾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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