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關于各種歷史的歷史，西方兩千五百年文明里的史家和歷史作品，都可以在本書里綜覽，讀者可以看到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李維、塔西佗、比德、弗羅瓦薩爾、克拉倫登、吉本、麥考萊、米什萊、普雷斯科特、帕克曼等西方史學長河里的明星。
在這部氣勢恢宏的史學史巨著中，作者把史學放在文明和社會的框架里來敘述，以饒富文學趣味的精彩筆調詳析史家及其作品，告訴我們史家如何選擇、講述、研究和評斷歷史，使希臘到今日的史家作品再次恢復生氣，向讀者訴說著不同種類“歷史”誕生及衰落的“歷史”，點出“歷史”的核心問題：史家如何處理自身經(jīng)驗和時代問題。
對于想一窺史學堂奧的讀者而言，這是一部深具收藏價值的史學史導讀。本書也希望改變我們對歷史的看法，它驅除了歷久不散的迷思。書中提及史家對自身時代與文明的看法，其觀點不僅出人意表，也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簡介：
約翰·布羅（JohnBurrow，1935—2009）：英國重要的思想史家。1981—1995年，擔任薩塞克斯大學思想史教授，1995—2000年，擔任牛津大學歐洲思想教授。他是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貝里爾學院名譽院士，2008年被麻省威廉斯學院聘為杰出訪問學人。
布羅早期的作品包括《進化與社會：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理論研究》（EvolutionandSociety:AStudyinVictorianSocialTheory,1966）、《自由派的傳承：維多利亞時代的史家與英國的過去》（ALiberalDescent:VictorianHistorianandtheEnglishPast,1981）、《吉本》（Gibbon,1984）與《理性的危機：歐洲思想1848—1914》（TheCrisisofReason:EuropeanThought,1848-1914,2000）�！蹲杂膳傻膫鞒校壕S多利亞時代的史家與英國的過去》一書曾贏得“沃夫森歷史獎”（WolfsonPrizeforHistory）。
目錄：
前言一部關于各種歷史的歷史
序篇保存記錄與留下記述：埃及與巴比倫
第一部希臘
第一章希羅多德：波斯入侵與史家的任務
第二章修昔底德：城邦——權力的運用與濫用
第三章亞洲的希臘人
第二部羅馬
第四章波里比阿：普世歷史、實用歷史與羅馬的興起
第五章薩拉斯特：一座待價而沽的城市
第六章李維：羅馬建城以來
第七章內戰(zhàn)與通往專制政治之路
第八章塔西佗：“人適合為奴”
第九章行省的視角：約瑟夫斯論猶太人的叛亂
第十章阿米亞諾斯?馬塞利努斯：最后一位異教徒史家
第十一章上古史學的一般特征前言 一部關于各種歷史的歷史
序篇 保存記錄與留下記述：埃及與巴比倫
第一部 希臘
第一章 希羅多德：波斯入侵與史家的任務
第二章 修昔底德：城邦——權力的運用與濫用
第三章 亞洲的希臘人
第二部 羅馬
第四章 波里比阿：普世歷史、實用歷史與羅馬的興起
第五章 薩拉斯特：一座待價而沽的城市
第六章 李維：羅馬建城以來
第七章 內戰(zhàn)與通往專制政治之路
第八章 塔西佗：“人適合為奴”
第九章 行省的視角：約瑟夫斯論猶太人的叛亂
第十章 阿米亞諾斯?馬塞利努斯：最后一位異教徒史家
第十一章 上古史學的一般特征
第三部 基督教世界
第十二章 圣經(jīng)與歷史：上帝的子民
第十三章 攸西比烏斯：正教的形成與教會的勝利
第十四章 圖爾的格里高利：國王、主教與其他
第十五章 比德：英格蘭教會與英格蘭人
第四部 世俗史的復興
第十六章 年鑒、編年史與歷史
第十七章 十字軍歷史與騎士歷史
第十八章 從城市編年史到人文主義歷史
第五部 研究過去
第十九章 古物研究、法律史與封建制度的發(fā)現(xiàn)
第二十章 克拉倫登的《叛亂史》：特定人士一意孤行的結果
第二十一章 哲學性的歷史
第二十二章 革命：英格蘭與法國
第二十三章 歷史是自由的故事：立憲自由與個人自治
第二十四章 新世界：美洲經(jīng)驗
第二十五章 專業(yè)共識：德國的影響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世紀
致謝
參考書目
專有名詞中英對照
索引了解史學的入門書，讓讀者知道我們?yōu)槭裁匆约叭绾沃v述過去�！l(wèi)報TheGuardian
約翰布羅這本書本身就是歷史該如何被書寫的一個典范。——英國泰晤士報TheTimes
這本書無與倫比，結合了寬廣的歷史幅度、深遠的知識，以及文學藝術�！瞧谌针娪峉undayTelegraph前言 一部關于各種歷史的歷史
為什么是“一部關于各種歷史的歷史”（AHistoryofHistories）？或者更明確地說，為什么不是“關于一種歷史的歷史”（TheHistoryofHistory）？即使從最廣義的角度，我們接受說歷史是單一種類的活動，但歷史仍有著高度多樣的內容。瘟疫，侵略，遷徙；憲政安排和政治體系的建立、運作與發(fā)展；戰(zhàn)爭，內憂與外患，革命，漸進或突然的宗教與文化變遷，信仰、民族與意識形態(tài)等各種集體認同的形成，神人交往意義下的神意史觀：所有這些主題連同其他內容，都可以被適當?shù)匾暈闅v史。有些歷史實際上是純粹敘事的；有些幾乎是毫無時間內容的純粹分析，本質上屬于結構或文化的調查。歷史同其他許多研究類別與領域相關，從史詩與起源神話到各種社會科學；歷史也觸及傳記、戲劇、政治與道德爭論、民族志、小說、審訊與司法調查。就我們所知，最早以historia（探究）一詞來指涉我們所謂的歷史的人是希羅多德（Herodotus）。在荷馬史詩中，histor是指以調查的事實為根據(jù)來下判斷的人，由此可知，歷史與探究之間的聯(lián)結相當古老。
歷史的多樣性如何轉變成單一的歷史敘事“關于一種歷史的歷史”？答案很明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這對敘事來說是必要的。那就是建立一個終點，使故事的各個插曲在某種意義上都從屬并促成這個終點，如此一來插曲就成為進程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以歷史書寫這個直到二十世紀才出現(xiàn)的文類所描繪的歷史為例，在時代及其史學文化的影響下，把主題的現(xiàn)狀（或人們以為的主題現(xiàn)狀）當成終點，不可避免是一種最普遍也最簡單的做法。到了二十世紀初，這個現(xiàn)狀被賦予各種特征，但仍有著相當程度的共識，它成了純粹的或“科學的”或（心照不宣的）“專業(yè)的”歷史，這些特性或許與“歷史的觀念”或“為歷史而歷史”有關。特別是專業(yè)的歷史，一般認為這種歷史顯然聯(lián)結著系統(tǒng)性的檔案研究與史料考證，而檔案研究與史料考證又被認定是一切嚴謹歷史的構成條件。在這個一般性的共識下，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意見，例如伯利（J.B.Bury）與屈維廉（G.M.Trevelyan）曾爭論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以及如果歷史學家追求的是“科學”，那么他追求“科學”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建立法則。（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在他的經(jīng)典之作《歷史的觀念》〔TheIdeaofHistory,1946〕中提到，法則是他憎惡的東西。）盡管存在這些差異，共識仍足以作為史學史大敘事的選擇基礎，二十世紀史家可以以自身的觀點和彼此認可的研究方式為基準，強調并評估過去的史家在史學的一般進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這些角色必然失之片面，他們可能協(xié)助史學向前推進，也可能讓史學返歸原點。從這個意義來看，要寫出“關于一種歷史的歷史”是可能的。
我不想被理解成是以貶抑的方式在談論這項可能性背后的假定，仿佛我談的是一種過去的文化插曲。無論如何，歷史訴說的是真實，至少就理想層面而言，歷史可以擺脫偏見。這種核心關懷非常久遠，雖然逐漸動搖，但就某種意義來說仍是我們的信條，因為對我們而言，歷史與想象虛構的區(qū)別還是相當重要。由此觀之，希羅多德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因為他將自己寫的《歷史》（Histories）與詩人的作品區(qū)別開來；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則提出相關的判準，并且語帶輕蔑地認為希羅多德屬于那群把娛樂大眾看得比探求真理來得重要的作者，盡管他的判斷并不公允。尋求歷史理解跟只是情感或論證上具影響力的書寫，其間的差異仍是歷史專業(yè)的自我形象與意圖的一部分。當然，史學史上對真理的熱忱是光譜而非絕對，顯然波里比阿（Polybius）就比李維（Livy）更重視真理。但也有人完全甚或故意落在對真理缺乏熱忱的那一端，如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ofMonmouth，此處我們暫不討論個案），與其說他是史家，不如說他是歷史的戲仿者或模仿者。
以上說法或許全都真切，但接下來的觀點也同樣真實：以二十世紀專業(yè)共識為終點來建立一套史學史大敘事，是一種貧乏而狹隘的策略，它剔除或排除許多關于歷史書寫（事實上，這些都是過去曾經(jīng)流行過的所謂的歷史）方式的有趣且具潛在啟發(fā)性的問題。例如，在歷史書寫的背后必定存在著非常多樣的動機，這些動機問題不僅極為廣泛且引人入勝。過去的人覺得“他們的”過去哪里有趣？為什么有趣？哪一種“過去”引起他們的注意，并且形塑了他們呈現(xiàn)過去的方式？為什么他們注意的“過去”與呈現(xiàn)過去的“方式”隨時光流逝而產(chǎn)生變化？這些變化如何進行？在同一個時代里，面對這些問題而產(chǎn)生的不同解答，如何反映與表達出文化的內部差異？為什么會出現(xiàn)新類型的歷史書寫？當然，這不只是或必定是在此之前就已存在的“科學”求知欲延伸的結果，有時候這也是影響“科學”求知欲的因素。
本書的目標在于為這些問題提供解答。這些問題并未完全受到忽視，史學家希望透過文類與方法來對他們的主題進行區(qū)分。但要顧及平衡與誠實。我試圖著眼于人們選擇哪種過去和為什么選擇某種過去，以及人們如何調查和呈現(xiàn)過去的問題。這種做法看起來不具革命性，然而策略的選擇意味著必須有所割舍，特別是以主題來歸類史家時，我有時會無法顧及嚴格的編年規(guī)則，這是當史家舍棄年鑒這種主流形式時學到的一個教訓。例如，在本書中，記述“亞歷山大”歷史的史家被放在希臘人遭遇波斯帝國的敘述中，即使他的作品完成于距亞歷山大相當遙遠的羅馬帝國統(tǒng)治時期。而爭議最大的，或許是我對于圣經(jīng)以及圣經(jīng)對史學的影響所做的論述，我沒有將這個主題依照年代次序放在埃及、巴比倫史家與希羅多德之間，而是放到早期基督教世紀，也就是等到基督教對異邦人世界產(chǎn)生沖擊后才進行討論。
因此，“一部關于各種歷史的歷史”承認“各種歷史”的多樣性以及這些歷史體現(xiàn)的利害關系，同時拒斥以現(xiàn)在作為終點來建構單一大敘事的野心，因為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僅難以置信，也窄化了探索的可能性。然而，本書也帶有一點排除的味道，它的內容并非包羅萬象。本書并未嘗試處理歐洲文化傳統(tǒng)（在此，埃及與巴比倫被視為對歐洲文化傳統(tǒng)有過貢獻）以外的史學史，特別是阿拉伯史學史與中國史學史。這種排除是對空間與時間不足以及作者在知識上的局限的妥協(xié)。另一項排除或許需要更好的理由，因為至少就某方面來說這項排除是獨斷的，而界線的畫定也猶疑不定。“各種歷史”這個詞本身包含甚廣，而我把傳記與回憶錄排除在外。面對一本內容可能過于蕪雜的作品，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必要的，但我必須承認要適用這項標準并不容易：回憶錄顯然類似于親眼目擊的歷史，而“生平傳記”則是混雜了各種文體的文類。
有關個別歷史的處理問題必須先略做說明，個別歷史當然在密度與復雜性上差異極大，而且并不是每一件歷史作品都能為現(xiàn)代讀者所理解。我們可以合理假定絕大多數(shù)讀者從未讀過本書討論的許多或絕大多數(shù)的歷史作品；事實上，本書的存在，有部分理由正是為此。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試著將閱讀這些歷史的經(jīng)驗與趣味傳達給讀者。對許多史家來說，歷史是一項有閑方能從事的技藝，往往需要皓首窮經(jīng)。歷史不完全是敘事，但長久以來敘事一直是歷史的核心。因此，光是傳達史家的意圖和觀點是不夠的：除了敘事的結構外，還必須傳達敘事的條理和性質。從這一點來看，歷史──通常綜合了調查、研究、論證與分析──類似于小說。因此，我試圖恰如其分地在本書表現(xiàn)出一種五花八門、多層次與多調性的濃厚歷史敘事的可能形貌。在嘗試表現(xiàn)各種歷史的特殊性質時，我不只訴諸大量的引文，并且試著設身處地地了解歷史作品產(chǎn)生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傳達其文學性質，而這個文學性質構成我們閱讀歷史作品的主要經(jīng)驗。不過這些評估也可以從內部加以觀察，或許有助于全面理解更一般性的脈絡：史家在特定時期抱持的目標、形塑史家書寫方式的風俗習慣，以及這些目標與習慣又是如何變遷。我提到了史家與史料的關系，沒有史料，史家作品不可能存在，然而史料也對史家作品構成一定限制；我也簡短考察了特定作家的可信度。之所以注意到這些，有部分源自我對史家的理解以及閱讀史家作品的經(jīng)驗；從定義來說，歷史絕對不是純粹的文學作品。然而，我并未有系統(tǒng)地著眼于特定錯誤，無論如何，我缺乏必要的知識來處理這些問題。那是研究各個斷代的現(xiàn)代史家的工作，不需我多事。不過這種錯誤清單總是沉悶得讓人無法忍受，而且難以閱讀。
史學史本身不僅是一種（廣泛的）文類，顯示連續(xù)性、周而復始，以及不斷變動的關注焦點，它也是西方文化整體的一部分，有時具有高度的影響力，甚至是文化的核心；它顯然如同容器一般，可以容納文化關切的一切事物，同時也深受文化波動的影響。歐洲社會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強調調重點，它們認為各種版本的過去與各種歷史發(fā)展的觀念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并且任意從歷史中擷取傳奇、英雄、悲劇與悲慘的主題、詩學論題、戲劇與繪畫（在十八世紀，“歷史”繪畫被視為最上等的畫種），以及最典型的激勵與恫嚇人心的修辭。歷史觀念與過去各種觀念交會并且部分構成了宗教、道德和政治觀。歷史將權威具體化，并且提供挑戰(zhàn)權威所需的手段�；蛟S更重要的是，歷史為種族、國家、宗教、政治、文化與社會集體提供了效忠、自我認同與“記憶”的焦點，以此協(xié)助建構這些集體。各種版本的過去被提供，有時是間接的，但通常帶著可見的焦慮，以作為當代困境或病癥的診斷意見。
我們習慣從哲學史，科學與宗教史，藝術、文學與社會秩序觀念史，以及政治權威史的角度去思考歐洲思想史。但是，過去觀念的歷史，亦即過去的觀念表現(xiàn)在歷史書寫以及現(xiàn)在與過去的關系中，也是歐洲思想史的一部分；本書的目標即在促進這方面的理解。其主要內容為：歐洲文明獨特性的概念，而主要的對照者是亞洲諸帝國；共和國美德的觀念，具體展現(xiàn)于羅馬初期，因征服、奢靡而敗壞；身為世界霸主的永恒羅馬神話，被改換成基督教帝國的觀念。圣經(jīng)促成了集體的犯罪、懲罰與贖罪的觀念。十六世紀以降，得益于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的記載，我們發(fā)現(xiàn)了“日耳曼”民族的早期自由觀念；歐洲國家或許受蠻族“哥特人”（Gothic）入侵的影響，發(fā)現(xiàn)了權威持續(xù)至今的“古代憲政”的存在觀念。十八世紀的歷史書寫吸收了“市民社會”的進步概念（主要聯(lián)結著商業(yè)）與“封建無政府狀態(tài)”的終結（或者，以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說，封建貴族被資產(chǎn)階級霸權所取代）。十九世紀是充斥著民族認同的偉大時代，結合了民族解放的觀念以及作為正常政治形式的民族國家的創(chuàng)建。進入現(xiàn)代之后，被壓抑的少數(shù)族群發(fā)聲的渴望涌現(xiàn)出來。所謂歷史，說穿了，只需指出幾個最重要的影響：共和主義者、基督徒、立憲主義者、社會理念人士、浪漫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每個勢力都被隨后的歷史書寫揚棄而成為殘余；此刻已無任何勢力能支配歷史書寫。
因此，我力求不以孤立的方式處理史學史，并且留意史學史在廣泛文化中的位置、文化與政治對它的影響，以及史學史如何培養(yǎng)、轉變與傳達文化與政治力量�！耙徊筷P于各種歷史的歷史”不會也不該只是史家成就與優(yōu)缺點的記錄，也不是史家所屬學派與傳統(tǒng)的記載。它本身就是個歷史事業(yè)，是我們嘗試了解過去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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