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為何能從“造翻者”轉身變?yōu)楹戏ǖ摹皥?zhí)政者”？
雍正為什么能夠打破“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的魔咒？
曾國藩的出現(xiàn)對晚清政局的轉折具有怎樣的影響？
“洋務運動”的30多年給帝國帶來怎樣的命運？
備受精英階層推崇的憲政，為什么使帝國從亢奮走向撕裂？
既得利益集團為什么引爆了激進的“革命”？
……
所有的根源只在于改革。
透過清帝國改革中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主義”，還原技術層面的“問題”，清代改革從揚帆起航到打轉回旋，在搖搖晃晃中被一個不經(jīng)意間的浪潮而掀落。改革紅利淪落為“黑利”，失衡的利益格局難以承載改革的成本，最終的落水結局突然亦必然。以清為鏡，當下已經(jīng)進入深水區(qū)的中國改革又該如何兼顧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尋求最適合的平衡點？
作者簡介：
雪珥
澳大利亞華人，職業(yè)商人，中國改革史窺探者�，F(xiàn)兼任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京華財經(jīng)智庫、同明德國學館等機構顧問，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約研究員、海南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新浪、搜狐等各大門戶網(wǎng)站的風云博主。
《中國經(jīng)營報》《新京報》《國家人文歷史》《南方都市報》、搜狐網(wǎng)等媒體專欄作家。
著有《國運1909》《帝國政改》《絕版恭親王》《辛亥計劃外革命》等。
目錄：
自序改革紅利與國運嬗變
引子開國63年：大歷史的切片
國祚幾何？
夭折的帝國們
無奈的漢武帝
驅(qū)走餓狼，又來猛虎
寡頭政治下的均衡
武則天的新時代
被誤解的掌舵人
誰逼瘋了宋光宗？
遲到的“魯班天子”
“促織天子”的鐵手腕
第一章三大法寶：馬背政權的溫情轉身自序改革紅利與國運嬗變
引子開國63年：大歷史的切片
國祚幾何？
夭折的帝國們
無奈的漢武帝
驅(qū)走餓狼，又來猛虎
寡頭政治下的均衡
武則天的新時代
被誤解的掌舵人
誰逼瘋了宋光宗？
遲到的“魯班天子”
“促織天子”的鐵手腕
第一章三大法寶：馬背政權的溫情轉身
被“綁架”的讀書人
誰同化了誰？
最后的皇家“身份證”
百年宿命大逆轉
第二章接班人：暗箱里的皇冠
西暖閣講話
皇家的父子關系
康熙的兩次訓話
第三章軍機處：清代“國安委”的制度創(chuàng)新
從“軍委”到“政委”
皇上的編外“智庫”
相權的終結
皇權的“和平演變”
扁平高效的“小政府”
第四章民心工程：被逼無奈的自我療傷
仁政下的尋租空間
動了誰的奶酪？
難以承受的潛規(guī)則
灰色收入的集體漂白
“黃宗羲定律”的陷阱
第五章彈性反腐：一位財務“副省長”的死刑
不怕“鞋濕”的布政使
40兩銀子的死刑線
雍正的“網(wǎng)開一面”
乾隆震怒
最終還是被“潛”了
第六章行賄基金：貪腐走向資本化
皇上的小金庫
皇恩浩蕩下的“利益均沾”
無處可逃的行商們
“公所基金”的秘密
鴉片貿(mào)易進入“伶仃洋時代”
第七章圣諭宣講：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設”
張樹聲的直隸新政
朱元璋的“大棒”與“胡蘿卜”
將“全民教育”進行到底
“宣講”好飯碗
第八章第四代難題：乾隆遭遇大革命
與英帝國的第一次對視
法國大革命的陰云
從北京到凡爾賽
英國使團的中國印象
一位法國老傳教士的來信
第九章資本盲流：上海地產(chǎn)首次大崩盤
上海灘第一代地王：徐潤
房地產(chǎn)市場的“法制化”
維穩(wěn)的紅利
即將破滅的地產(chǎn)泡沫
被擱淺的地產(chǎn)大鱷
第十章帝國出軌：鐵路總公司之路
國字號慘敗
錢從哪里來？
一份“互惠互利”的奏折
“利權回收”的真相
第十一章戊戌變法：衰老帝國的激情一跳
變法詔令滿天飛
無謂樹敵要不得
虛弱的改革班子
一個謠傳引發(fā)的政變
第十二章張之洞：走向軍機的惆悵
廣東“賭王”的生意經(jīng)
誰是“連仲三”？
軍機處大門外的張望
后院起火
第十三章剛毅整頓：失控的大清財政
財權下放后的惡果
地方政府成為“車匪路霸”
“永不加賦”過期作廢
貪官污吏搶搭便車
剛毅揮棒下江南
錯失最后一根稻草
第十四章庚子年危機：爐火上的群雄博弈
一份假情報惹來的滔天大禍
紅頂賭王：劉學詢
“總統(tǒng)”李鴻章
張之洞的帝王夢
孫中山的“另一面”
第十五章貨幣之亂：鑄幣機上的憲政
突然失寵的銀子
孔方兄的逆襲
瘋狂的銅元
美國方案與中國難題
第十六章丁未政潮：無處不在的權爭
撲朔迷離的“性賄”案
躺著中槍的段芝貴
桃色反腐案的背后
被引爆的“反腐炸彈”
第一回合：兩敗俱傷
北洋派的致命一擊
第十七章民變之變：誰來做最后的埋單人？
清式特色的“民變”
零和游戲
風起云涌的抗捐事件
集體失控的代價
第十八章流亡生意：康有為的黨產(chǎn)
�；庶h下海
師徒反目的背后
海外華商的“背叛”
第十九章投機風暴：機會主義大革命
失信天下的清政府
靠口號牟利的保皇黨
革命機會主義
尾聲激進的懸崖：通往死亡的快車道
吳樾的那顆炸彈
遲來的改革共識
激進主義的狂飆突進
一起跌落激進的懸崖
后記中國曾經(jīng)跌倒在哪里？
改革紅利與國運嬗變1改革紅利與國運的關系，其實一直都是串聯(lián)起中國歷史的潛在主線索。無論是《呂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醫(y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保ā恫旖瘛罚┻�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保ā端问�?王安石傳》）都說明在“時不與法俱在”的情況下，應該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千古猶行秦王政。通過對中國歷史上自秦代以來12個統(tǒng)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統(tǒng)計意義上，顯示著改革紅利與國運存在著某種正相關關系。2012年的秋天，我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統(tǒng)計分析，對比12個統(tǒng)一王朝的開國第63年。在開國第63年，3個王朝已經(jīng)夭折（秦、西晉、隋），3個王朝則一地雞毛（東晉、南宋、元），余下的6個王朝（西漢、東漢、唐、北宋、明、清），都表現(xiàn)出了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在各種艱難中的堅定變革。這種變革，有的出自最高領導人本身（西漢、明、清），有的出自攝政的皇太后（東漢、北宋），有的出自擅權的皇后（唐），但無論是誰主導了變革，這些王朝都因獲得了改革的紅利而延年益壽。2在這12個王朝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一、這個王朝離我們當下的距離最為接近，其在晚期開始所經(jīng)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1872年語），至今仍未終結，歷史學家唐德剛形象地稱之為“歷史三峽”。同在這個“三峽”中，我們當下所經(jīng)歷的沖擊、應對、變革，或許可以從晚清的類似經(jīng)歷中，發(fā)掘出更多的可資鏡鑒之處。二、這個在1644年以異文化、異種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成功地戰(zhàn)勝了“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的歷史宿命，克服了元朝所經(jīng)歷的強烈排異現(xiàn)象，政權延續(xù)了足足267年（自入關的1644年算起，至1911年），從而在自秦以來的12個統(tǒng)一王朝中，占據(jù)了最長壽王朝的季軍寶座，僅僅次于唐朝（289年）和明朝（276年）。考慮到晚清時還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這個無論先天條件還是外部環(huán)境似乎都不占優(yōu)勢的政權，居然能夠如此長壽，原因何在？3擺脫成王敗寇和階級斗爭這兩個慣性思維，放棄將失敗的前朝臉譜式地妖魔化為笨蛋（所謂“愚昧顢頇”）與壞蛋（所謂“反動腐朽”）的宣傳式歷史判斷，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造就清政權長壽的基因，正是其入關之后不斷與時俱進的改革、不斷積累的改革紅利。這些改革紅利，在鞏固執(zhí)政合法性、擴大執(zhí)政基礎、推進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等方面，成為清政權的巨大“正資產(chǎn)”，甚至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深重的內(nèi)憂（太平天國戰(zhàn)爭）外患（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下，大多數(shù)西方媒體和外交官已經(jīng)悲觀地計劃如何面對“中國崩潰”后的殘局和亂局時，這個政權卻出人意料地締造了“同光中興”的數(shù)十年輝煌，并延續(xù)了足足半個多世紀的壽命。同樣，也是因為改革紅利釋放的進退失據(jù)，令晚清的最后一輪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團既直接綁架了改革，也間接綁架了革命，改革紅利反而成為“負資產(chǎn)”，甚至“黑利”，最后顛覆了改革、顛覆了政權，也顛覆了社會。4貫穿清代歷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始于順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觸及根本的政治變革，即通過科舉擴大執(zhí)政基礎、通過祭孔宣示普世價值、通過祭朱承接中原道統(tǒng)。這場改革，對于清政權來說，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轉型，是從“造翻者”轉型為“執(zhí)政者”的關鍵改革；也是大清憑借槍桿子里出政權之外，能夠迅速奪取并鞏固全國勝利的三大法寶。清代第二階段的改革，主要發(fā)生于第三代領導核心雍正的治下。開國百年后的這一輪改革，焦點不再如第一階段那般涉及政權合法性的建設，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的“技術”層面上。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重大的舉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將延續(xù)千年的嫡長子公開立儲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儲制；二是建立了軍機處，并在實際上取代了內(nèi)閣，成為最高行政機構。同時，“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這兩項改革，是典型的政改影響到經(jīng)濟和民生，推動了經(jīng)濟和民生的重大變革，影響極其深遠。但是，這兩項改革更像是應急式的維穩(wěn)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掉入了“黃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發(fā)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階段改革，面廣點多，雍正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改革皇帝。他的這些改革措施，在隨后的乾隆朝得到了鞏固和深化，成為國家制度。乾隆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和富國，依托的正是此前100多年來乃祖、乃父在政、經(jīng)兩方面改革紅利的積累。但是，乾隆朝本身的變革，乏善可陳，反倒進入了鋪張浪費的拜金時代。到嘉慶、道光時期，因循守舊吃老本成為主流，改革幾乎從中國官方舞臺上徹底退場。從嘉慶徹底掌握中樞權力（1800年）開始，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僅僅相距40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僅僅50年，其間不僅毫無改革，而且貪腐橫行，將前幾次的改革紅利迅速耗盡，最后迎來了內(nèi)憂外患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國運也因此與世界發(fā)展方向呈現(xiàn)了完全相反的走勢。在改革停滯的同時，“制度腐敗化”與“腐敗制度化”卻因為缺乏改革的沖刷和蕩滌而越演越烈。最為典型的，是在國力最為輝煌的1770年，“腐敗化的制度”催生了行賄基金這種“制度化的腐敗”工具，如此制度“創(chuàng)新”，加速了整個體制乃至整個社會的腐敗和沉淪，而在這整體腐敗與沉淪中，原本可以發(fā)揮自我矯正功能的改革，卻缺位了。5在太平天國的風暴中，清代開始了第三階段的改革。當狂飆席卷大半個中國之時，無論在軍事還是財政上都已經(jīng)捉襟見肘的帝國中央，剩下的唯一資源就是權力了。這個資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員和縉紳受到鼓勵，自行招募并訓練軍隊這在中國歷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義鼓勵和支持地方練兵，是極為罕見的。以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軍政兩用人才”，迅速崛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中央雖然下放了軍權，卻堅持將財權抓在手上，通過餉銀來調(diào)控和制衡曾國藩等坐擁雄兵的將領。其具體的體現(xiàn)，就是堅決不任命曾國藩等人兼任地方行政職務，將“軍”“政”嚴格分開。軍隊的糧餉供應，必須仰賴行政體系的支持。這一對槍桿子設防的政策，在局勢復雜的戰(zhàn)區(qū)，實際上難以執(zhí)行，造成前線將領十分被動，曾國藩曾感慨說“無土無財，無位無民”，“武不能補千把外委之實，文不能轄府廳州縣之官”，籌糧籌餉處處受到地方掣肘，甚至在一怒之下，干脆借奔喪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靜觀局勢。直到局勢日益糜爛，中央不得不同意賦予其地方實權，他才出來工作。咸豐皇帝死后，恭親王和兩宮太后發(fā)動“祺祥政變”，打倒了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令曾國藩大感意外的是，政變后18天，新的中央就發(fā)布上諭，命令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統(tǒng)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軍務，還命令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以一個漢人總督而節(jié)制四省，并且明確駐防將軍只能做副手，這一放權力度之大，創(chuàng)下大清國歷史記錄。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s）認為，曾國藩被授予兩江總督，“這是內(nèi)戰(zhàn)的一個轉折點，就許多方面說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強大的保守聯(lián)盟，才使王朝得以茍延到20世紀，并對整個共和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機制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辈痪�，劉長佑、左宗棠、李鴻章等，也紛紛出任封疆大吏。這一改革當然是被動的，但其紅利比較豐厚。這是八旗入關推行“科舉”之后，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擴大執(zhí)政基礎”的實踐，也標志著清政權執(zhí)政集團身上的“全民黨”色彩更為濃郁，標志著在“異端邪教”的挑戰(zhàn)下，道統(tǒng)再度超越了種族，成為凝聚體制內(nèi)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劑。湘軍、淮軍、楚勇等，與其說是“勤王”之師，不如說是“衛(wèi)道”之師，這個政權的合法性，通過道統(tǒng)而得到了加強。但是，這一被動改革的成本也極大，那就是中央權威的日益喪失。在戰(zhàn)爭中下放的軍權，戰(zhàn)后卻難以回收。雖然曾國藩兄弟主動解甲交權，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鴻章等以同樣的方式帶兵軍隊成為將領的子弟兵，而將領則成為中國近代軍閥的發(fā)端。對政局有著更大影響的，是戰(zhàn)時財權的下放，在戰(zhàn)后也難以回收。傳統(tǒng)的“奏銷”制度實際上名存實亡，更為致命的，為了確保財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guī)定了“京餉”定額，硬性攤派給地方。這種“改革”措施，看似強悍，實際上色厲內(nèi)荏，等于變相承認：地方只要足額繳納“京餉”，就可以自由支配其余的財政收入，而且，中央根本就不問“京餉”的餉源稅種，只要真金白銀�？梢哉f，在此前幾輪改革給清帝國帶來巨大紅利之后，因征剿太平天國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權為特色的改革，雖在短期內(nèi)挽救了帝國，代價卻是高昂的。帝國在50年后的毀滅，很大程度就是種因于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改革，或者說“被改革”，可以說是飲鴆止渴。6清代最后的50年，是實行近現(xiàn)代意義上“改革開放”的50年。以甲午戰(zhàn)爭為分界，分別構成了清史的第四、第五階段改革。第四階段的改革，從1861年推行“洋務運動”，到1894年甲午戰(zhàn)爭失敗，總共33年。這是一場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改革運動。這場改革的動力，完全來自形勢的倒逼，在內(nèi)憂外患的持續(xù)打擊下，體制內(nèi)的精英奮起變法，學習西方，重點在于經(jīng)濟建設，而尤以國防軍工建設為重。這一輪改革，紅利十分豐厚，締造了“同光中興”。大清國的綜合國力，與改革之前相比，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已經(jīng)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業(yè)的框架輪廓，日漸找回了自鴉片戰(zhàn)爭后久違的大國感覺。甲午戰(zhàn)爭之后，清朝的改革進入了第五階段，即開始于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政權被推翻。這個階段改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推行以憲政為核心的政治改革，并且速度越來越快。甲午戰(zhàn)爭之后，敗于蕞爾小邦日本的恥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改革的中心迅速地轉向政治體制，精英階層試圖尋找某種“主義”的捷徑，這隨即導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這種分裂，表面上看是意識形態(tài)之爭，最初體現(xiàn)為“是否政改”之爭，隨后又體現(xiàn)為“如何政改”之爭，骨子里卻依然是極具中國傳統(tǒng)的利益之爭、權力之爭、黨派之爭。極右而盲動的戊戌變法，極左而同樣盲動的義和團運動，看似針鋒相對，其實都是在甲午戰(zhàn)敗的巨大刺激下而導致的心理失常和行為失范。在亢奮之中，帝國開始推行“新政”。將洋務運動與新政相比，區(qū)別是顯著的：前者側重經(jīng)濟基礎，后者側重上層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現(xiàn)有體制進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對現(xiàn)有體制本身進行改革。這無疑是一種傳承、提升、進步。但是，問題在于，精英階層似乎徹底否定了洋務運動的穩(wěn)健作風，而在新政中試圖進行“大躍進”。他們將絕大多數(shù)精力都投放到了對萬能“主義”的尋找以及試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經(jīng)濟建設被撂在了一邊。這直接導致了帝國大廈的頭重腳輕，最后自行解體。7對于第四、第五兩個階段的改革，我此前已經(jīng)發(fā)表了近百萬字的文章，并將這兩個階段的改革概括總結為兩句話：不改革等死，亂改革找死�；趯Α安桓母锏人馈钡目謶�，才有了洋務運功，并取得了“同光中興”的階段性成果；新政變革，卻在“大躍進”心態(tài)的驅(qū)使下，走上了“亂改革找死”的不歸路。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躍進”，在某種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務運動積累的改革紅利，這與嘉慶、道光兩任皇帝在50年間透支前人的改革紅利，略有區(qū)別：嘉道二帝的問題在于“不作為”，坐吃山空，其衰敗是逐漸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進無序政改，則是“亂作為”，自己折騰，其衰敗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這半個世紀的改革運動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內(nèi)，清帝國幾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過各種攤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改革的成果卻被極少數(shù)既得利益者壟斷。草根階層不甘心，也無法繼續(xù)為不公平的改革埋單，成為清末惡性群體性事件頻發(fā)的基本原因。而既得利益集團，既不忠于政權，更不忠于人民，但是，他們憑借手中的政經(jīng)資源，在面對人民的時候，以公權力的代理人或經(jīng)紀人自居；在面對政權的時候，則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挾官以凌商（民），挾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本質(zhì)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上下其手，所挑動的政府與民眾的對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后遂成燎原。8從清代267年歷史看，改革作為最大的紅利，其對國運的要害在于：一、紅利的獲取，其代價是什么？誰來承受成本？二、紅利的分配，其準則是什么？誰來享受收益？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比增進紅利總量更為關鍵。也正是根基于這兩個問題，改革的關鍵，正在于要時時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斷地深化改革，才能創(chuàng)造“紅利中的紅利”避免“紅利”變成“黑利”。貫穿清代歷史的改革，至少證明了一點：改革紅利能惠及整個體制或者大多數(shù)人時，改革就成為政權的長壽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紅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將大多數(shù)人作為改革的墊腳石和沉沒成本（sunkcost），則改革就必然成為奪命基因。一旦紅利異化為“黑利”，社會將被撕裂，政權的大限也就不遠了。9改革的效果究竟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這主要是一個“技術”問題�？v觀整個清史中的各項改革，真正起作用的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非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主義”。撇開眼花繚亂的那些作為幌子的大話套話，一切改革的背后都是利益關系的調(diào)整，都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一切改革也是對“國家機器”的技術調(diào)整而已。當代的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已經(jīng)承認了企業(yè)管理、經(jīng)濟管理是一門科學、一門技術，但是，我們還沒有承認國家管理、政府運營也是一門科學、一門技術，并非一切都與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主義”相關。誠如我在本書后記中所說，“泛意識形態(tài)化”與“既得利益集團”、“‘大躍進’心態(tài)”一起，成為阻礙中國前進步伐的三塊絆腳石，而“泛意識形態(tài)化”正是這些絆腳石的根本所在。走出“泛意識形態(tài)化”，還原到“技術”層面，才能從前人的改革史中，真正地汲取經(jīng)驗教訓，資治通鑒。試圖從國家機器修整的技術層面，通過一些節(jié)點的敘述與分析，來尋找清王朝長壽及崩潰背后的技術邏輯，正是這本書的目的所在。
中國曾經(jīng)跌倒在哪里？
自1861年開始，中國近現(xiàn)代的改革史，綿延至今整整150年。除了中間的68年（19111979年）以“革命”為主旋律之外，此前的晚清50年（18611911年）及此后的32年（19792011年），“改革”都是全民族的主旋律。
時至今日，當代改革開放已經(jīng)走了三十多個年頭。
從歷史上看是一道坎。近代第一輪改革開放的今日，正值1894年的甲午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令晚清的改革開放徹底改道，從“制度”和“主義”層面尋找靈丹妙藥和捷徑，成為精英階層的共同追求，而圍繞器物與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本應繼續(xù)推進和深化，卻在“制度萬能”和“主義萬能”的“大躍進”中被忽略。晚清改革，自此走上了一條“主義”取代“問題”、口號取代實干、旗幟取代行動的歧途，終至政權分崩離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如今，無論從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還是社會利益結構，乃至政治體制框架，同樣走到了堪稱“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時刻。罕見的寬松尺度，顯然是基于對形成全民共識的期盼。讀史可以知興替，從歷史的角度看，當代改革可能還會跌倒在哪里呢？
絆腳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團
導致清政權崩潰的主導力量，并非主張暴力革命、武裝起義的革命黨，這一點史實，基本為各方所認可。推翻清政權的主流，正是所謂的“立憲派”，而這些人的大多數(shù)，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興既得利益集團。
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其主體是官僚、企業(yè)家。在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下，他們往往是“官商一體”的身份，無論其之前出身于官場還是商界，幾乎無一例外地既是官員，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謂的“商辦”（民營）企業(yè)，其領導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轉崗老干部，或者是獲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動“保路運動”、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漢鐵路公司，其高層就是這兩種人的結合。這類企業(yè)，雖然打著民營的旗號，亦幾乎完全依靠公權力的扶持而得以維持和發(fā)展。
這些在晚清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并且先貴起來的一群人，當他們實現(xiàn)了“富+貴”之后，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必須兩線作戰(zhàn)：一方面，他們要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爭奪，在這方面，他們希望利益是流動的；另一方面，他們要回避并切斷“先富帶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義責任，并且為他們的“富+貴”繼續(xù)提供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在這方面，他們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團，以舊貴族為主，在改革中，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卻被稀釋了曾經(jīng)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壟斷地位，因此，他們往往會成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這種反對，盡管會打著意識形態(tài)的旗幟（祖宗家法、中體西用之類），但其實只是出于利益擔憂及心態(tài)失落�？偟膩碚f，這個集團希望的是經(jīng)濟改革“大躍進”、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爭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不存在當家包袱
和維穩(wěn)顧慮，采取的是攻勢，敢于高舉改革，甚至是憲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續(xù)稀釋和解構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與利益。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去考察清末憲政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比如張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絕非“理想”。
這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對付抱有“共同富�！逼谕牟莞A層方面，卻不惜過度地、破壞性地、不擇手段地利用公權力，以圖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財產(chǎn)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階層參與基層政治，以國家專政權力為后盾強行收取集資股本金（“租股”），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階層被他們當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擠的必須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為其“民營”性質(zhì)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監(jiān)管體系，其酷烈和貪婪程度，比國有企業(yè)或“官督商辦”的企業(yè)有過之而無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騰，并非因為政府苛政，而是川漢鐵路公司將全省“公司化”，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羊吃人”的權力資本主義成為主旋律。而這些民怨，又都被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巧妙地轉嫁到了政府頭上，轉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團頭上，異化為政府與民眾的對立，這正與革命黨在川省推行的“離間官民”策略相吻合。兩股力量疊加，再加上政府內(nèi)部已經(jīng)喪失凝聚力和執(zhí)行力，最終導致局勢失控。
這種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可以成為權力的執(zhí)行者，又可以成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瞞下，在兩邊都占盡信息不對稱的絕對優(yōu)勢，成為“改革”異化為“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的催化劑。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如今有沒有？其規(guī)模有多大、能量有多強？他們既
沒有對政權的忠誠，又沒有對民生的責任，卻享受著改革的成果，且不必承擔改革的成本和風險。以大規(guī)模資產(chǎn)外逃為核心的“移民”運動，或許只是證明了“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共同富�！闭叩奶煺�。而囿于跨國移民的配額限制和司法壁壘，這一群體的主流，還必須扎根故土。他們未必會愚蠢到公開反對改革，但為了維持、壯大既得利益，他們一定會運用已經(jīng)獲得的政經(jīng)資源，積極影響改革的路徑、方向、步驟、力度，甚至爭奪下一步改革的主導權。這對下一階段的改革，包括政改，影響極大。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團，從經(jīng)改中大得其利后，積極參與到政改之中，成為所謂“立憲派”的主流，獲得了政改的話語控制權。而他們主導下的政改，上掏空政權，下掏空民眾，即便在形式上獲得成功之后，也淪為既得利益集團內(nèi)部的游樂場，反而進一步刺激了革命清末三年，上千起群體性事件（“民變”），都是因草根階層不滿承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