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眾多“朝天錄”作品為研究文本，以比較文學形象學、比較文化學及考據(jù)學的理論為指導，對“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人形象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闡述和論證了高麗末期和朝鮮朝的外部形象和內(nèi)部形象，為研究明代中國人形象奠定了立論基礎(chǔ)；分別對使臣出使中國時接觸最頻繁的、最有代表性的明代中國的平民形象、明代中國的儒生形象、明代中國的官員形象以及明代中國的皇帝形象進行了全面和詳細的分析；闡述了“自我”對“他者”的塑造過程；闡述了“朝天錄”中明代中國人的“負面特征”；探討了“朝天錄”多方面的研究價值。本書對“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人形象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闡述和論證了高麗末期和朝鮮朝的外部形象和內(nèi)部形象，為研究明代中國人形象奠定了立論基礎(chǔ)；對使臣出使中國時接觸最頻繁的、最有代表性的明代中國的平民形象、明代中國的儒生形象、明代中國的官員形象以及明代中國的皇帝形象進行了全面和詳細的分析；闡述了“自我”對“他者”的塑造過程；闡述了“朝天錄”中明代中國人的“負面特征”；探討了“朝天錄”多方面的研究價值。
作者簡介：
楊昕，男，漢族，1974年出生，吉林省東遼縣人。副編審，碩士生導師，師從中央民族大學李巖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學術(shù)研究方向為中朝比較文學。現(xiàn)工作于延邊大學校報編輯部。
目錄：
緒論
第一章“注視者”的形象及特征
第一節(jié)14～17世紀朝鮮半島的社會狀況
第二節(jié)“注視者”的思想理論體系
第三節(jié)“注視者”的觀察載體——朝天使臣
第二章“朝天錄”中的中國人
第一節(jié)“他者”的基石——平民
第二節(jié)“他者”的智庫——儒生
第三節(jié)“他者”的支柱——官員
第四節(jié)“他者”的主宰——皇帝
第三章“注視者”對“他者”的塑造
第一節(jié)朝鮮對明朝的社會集體想象
第二節(jié)“自我”對“他者”的塑造過程
第三節(jié)“注視者”眼中“他者”的“負面”特征
第四章“朝天錄”的價值緒論
第一章“注視者”的形象及特征
第一節(jié)14～17世紀朝鮮半島的社會狀況
第二節(jié)“注視者”的思想理論體系
第三節(jié)“注視者”的觀察載體——朝天使臣
第二章“朝天錄”中的中國人
第一節(jié)“他者”的基石——平民
第二節(jié)“他者”的智庫——儒生
第三節(jié)“他者”的支柱——官員
第四節(jié)“他者”的主宰——皇帝
第三章“注視者”對“他者”的塑造
第一節(jié)朝鮮對明朝的社會集體想象
第二節(jié)“自我”對“他者”的塑造過程
第三節(jié)“注視者”眼中“他者”的“負面”特征
第四章“朝天錄”的價值
主要參考文獻前言前言
縱觀整個亞洲的古代歷史，在中國的諸多鄰國中，朝鮮無疑是與中國交往最為密切的國家。朝鮮與中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兩國典籍中關(guān)于彼此間交流交往的記載汗牛前言
縱觀整個亞洲的古代歷史，在中國的諸多鄰國中，朝鮮無疑是與中國交往最為密切的國家。朝鮮與中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兩國典籍中關(guān)于彼此間交流交往的記載汗牛充棟，俯拾皆是。朝鮮通曉漢文，熟習朱禮，以“海外小中華”自稱，在長時間接受漢文化熏陶的同時，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思維和民族文化。經(jīng)過幾千年的接觸和碰撞，受特殊的政治、歷史、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響，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朝鮮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朝鮮王朝第十四代君主宣祖李昖甚至以父子來形容兩國之間的關(guān)系：“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
在兩國長時間的交往交流過程中，朝鮮不同職業(yè)、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在游歷中國的時候都留下了為數(shù)眾多的描寫中國的文字。他們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根據(jù)自己的想象、體驗和需要，描述各自眼中的中國，塑造著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演變的中國形象。德國學者狄澤林克認為：“我們必須強調(diào)的最后一點是，文學世界中產(chǎn)生的形象作用于人類一般生活乃至社會和政治活動。”特別是14世紀以降，相比亞洲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而言，朝鮮可以說是中國形象最為活躍的塑造者。朝鮮留下的紀行中國的文字蔚為大觀，這些數(shù)量龐大的敘事來源于不同的視角，采用不同的敘事策略，被不同身份和階層的人物所書寫，因而彼此之間呈現(xiàn)出相當大的差異，從而導致了朝鮮眼中中國形象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深刻地影響了朝鮮社會發(fā)展的方方面面。
有明一代，朝鮮十分重視發(fā)展與明的友好關(guān)系，往來于朝鮮半島和中國之間的朝鮮使節(jié)絡繹于路。根據(jù)統(tǒng)計，僅朝鮮太祖、太宗時期，朝鮮前往明朝的使行次數(shù)就分別為57次和137次，年平均出使次數(shù)達到8次和7.6次。在1368年明朝建立至1637年朝鮮朝屈服于清政權(quán)、解除與明政權(quán)宗藩關(guān)系的這一時期，朝鮮使臣留下的大量的紀行中國的文字統(tǒng)稱為“朝天錄”。其體裁包括詩歌、日記、雜錄、記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鮮派往中國的正、副使和書狀官，以及使節(jié)團中的隨行人員；其記載內(nèi)容包括有明一代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交通、地理、市井風情等諸多方面的內(nèi)容。它具有記錄年代跨度大、體裁多種多樣、作者成分復雜、行文風格直筆直言等特點。它是學界研究朝鮮眼中明代中國形象的巨大寶庫，也是數(shù)量眾多的域外漢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朝天錄”這一稱謂，集中反映出朝鮮對明朝的心態(tài)，反映出了明與朝鮮的總體關(guān)系。朝鮮使臣認同明朝的正統(tǒng)性質(zhì)，在游歷中國的過程中，他們炫目于明代中國發(fā)達的社會經(jīng)濟，驚嘆明代中國強大的軍事力量，艷羨明代中國燦爛的社會文化，并將這一切訴諸筆下，“誠心事大”成了這一時期朝鮮對明外交的主旋律。特別是朝鮮在遭受日本入侵的危急關(guān)頭，明朝出兵援助，使朝鮮避免了亡國滅種的重大危機，更使朝鮮的“事大”之意達到巔峰。有明一代，許多朝鮮使臣直接將紀行中國的文字命名為“朝天錄”，一個“天”字，準確地概括了這一時期朝鮮對明代中國的總體社會集體想象。目前，在國內(nèi)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關(guān)于明代朝鮮使臣紀行中國文字的提法還沒有完全統(tǒng)一，有人稱之為“使行錄”，有人統(tǒng)稱為“燕行錄”，還有人稱之為“華行錄”。實際上，這些說法要么是單純著眼于朝鮮的政治外交行為，要么是無視朝鮮眼中明清中國形象差異的籠統(tǒng)概括，要么是單純著眼于朝鮮外交的目的地，都忽視了朝鮮對明代中國的社會集體想象和朝鮮眼中明代中國的真正形象，所以這些提法都是不準確、不全面的。朝鮮使明的“朝天錄”和使清的“燕行錄”應該截然分開，這是不同范疇的概念。概念的明確區(qū)分可以直接體現(xiàn)出朝鮮眼中的明代中國形象和清代中國更為復雜的形象的巨大差異。關(guān)于這一點，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清入主中原后，受中國傳統(tǒng)“華夷觀”的深遠影響，出于對明漢人政權(quán)的懷念和對清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厭惡，朝鮮使臣們不約而同地將紀行明代中國時幾乎統(tǒng)一使用的“朝天錄”一詞以“燕行錄”替代。在朝鮮使臣心中，朝鮮才是漢文化最正宗的繼承者和守護者，其自身的文明已經(jīng)遠遠高于其他的異邦和異族，是名副其實的“小中華”。而取代明政權(quán)統(tǒng)治中國的清政權(quán)，其文明程度遠遠落后于朝鮮，是真正意義上的“夷”，與正統(tǒng)漢人性質(zhì)的明政權(quán)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更遑論以“天”尊之。再加上清在與明的戰(zhàn)爭中，曾幾次攻打朝鮮，最后朝鮮被迫與其簽訂城下之盟，俯首稱臣。戰(zhàn)爭為朝鮮帶來了巨大的物質(zhì)損失，而屈服于清政權(quán)的武力壓迫，又給朝鮮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創(chuàng)傷。所以有清一代的朝鮮紀行中國的文字由“朝天錄”轉(zhuǎn)變?yōu)?ldquo;燕行錄”，取北京古稱為燕京，記入燕行跡之意。紀行文本用詞的集體轉(zhuǎn)變，體現(xiàn)了朝鮮鮮明的“華夷觀”。當前，在學界研究中，“朝天錄”的研究熱度遠遠低于“燕行錄”的研究，而明清中國形象的研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因此，以朝鮮古代漢籍“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人形象研究為主要切入點，對“朝天錄”中反映出的明代中國形象進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本書以眾多“朝天錄”作品為研究文本，以比較文學形象學、比較文化學及考據(jù)學的理論為指導，對“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人形象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闡述和論證了高麗末期和朝鮮朝的外部形象和內(nèi)部形象，為研究明代中國人形象奠定了立論基礎(chǔ)；分別對朝鮮使臣出使中國時接觸最頻繁的、最有代表性的明代中國的平民形象、明代中國的儒生形象、明代中國的官員形象以及明代中國的皇帝形象進行了全面和詳細的分析；闡述了“自我”對“他者”的塑造過程；闡述了“朝天錄”中明代中國人的“負面特征”；探討了“朝天錄”多方面的研究價值。
筆者力求最大可能地探討朝鮮使臣對明代各階層人物的形象塑造，在探討明代中國人形象的同時，對朝鮮使臣在形象塑造過程中折射出的內(nèi)心情感的變化和若隱若現(xiàn)的自我鏡像中的朝鮮形象進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期使我們了解持續(xù)幾千年的中朝關(guān)系的某些特性，理解朝鮮對中國復雜的民族心理；以期為我國對朝鮮半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維護東北亞和諧局面做出文學研究上的努力。
在本書的形成過程中，筆者先后對明代朝鮮使臣的使行路線進行了兩次踏查，分別考察了遼寧境內(nèi)、河北境內(nèi)以及北京、南京市內(nèi)的眾多歷史遺跡，設(shè)身處地，尋找歷史感覺，以期本課題研究能夠更加客觀和真實。
本書是以筆者在中央民族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形象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朝鮮古代漢籍‘朝天錄’中的明代中國人形象”（10XZW016）為基礎(chǔ)，擴展修改而來。
本書付梓之際，筆者要感謝資助本書出版的延邊大學朝鮮半島研究院；感謝樸文一教授、李巖教授、金柄珉教授、韓國首爾大學尹汝卓教授；感謝金洪培先生、樸成日與趙妍伉儷、朱美花與石吉梅女士、樸政君先生；感謝妻子樸蓮順女士！
筆者后學，水平有限，經(jīng)驗欠缺，書中舛誤之處肯定不少，懇請讀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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