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分為清史、史學理論、其他史學論文和書評四部分，其中清史和史學理論為主體部分。清史部分主要研究了清入關前的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兩朝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及清代遼寧流人文化和清朝參務管理制度；在史學理論部分，作者重點研究了清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和方志學家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
作者簡介：
廖曉晴，1958年9月生于遼寧省沈陽市，祖籍四川省成都市。出身史學世家，受家庭影響，自幼立志史學事業(yè)。1983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1990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文獻學專業(yè)，獲碩士學位。現(xiàn)任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遼寧省重點學科——明清史學術(shù)帶頭人，院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院學術(shù)帶頭人。長期以來，主要從事清史和史學理論方面的研究。主要社會兼職：中國史學會理事、遼寧省史學會副理事長、遼寧省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學科評審組專家、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審組專家、遼寧省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基金項目學科評審組成員和成果評審組專家、沈陽市歷史學會副理事長。
目錄：
清史篇
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見／3
清代前期文化領域里的復古主義傾向／11
清代碑學的崛起／21
任職勤勉、持己清潔的“賢相”吳琠／34
清代科舉制之“館閣體”／38
清初考據(jù)學與“四王”畫派／68
清代考據(jù)學與篆刻藝術(shù)的復興／86
入關前清統(tǒng)治者的文化政策／98
滿族崛起的文化因素／101
試論清初統(tǒng)治者的重武輕文意識／111
清代遼寧流人與流人文化述論／122
遼寧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護開發(fā)／135
試析清代東北流人文化的內(nèi)涵／140
清初著名愛國文化流人——函可和尚／149清史篇
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見／3
清代前期文化領域里的復古主義傾向／11
清代碑學的崛起／21
任職勤勉、持己清潔的“賢相”吳琠／34
清代科舉制之“館閣體”／38
清初考據(jù)學與“四王”畫派／68
清代考據(jù)學與篆刻藝術(shù)的復興／86
入關前清統(tǒng)治者的文化政策／98
滿族崛起的文化因素／101
試論清初統(tǒng)治者的重武輕文意識／111
清代遼寧流人與流人文化述論／122
遼寧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護開發(fā)／135
試析清代東北流人文化的內(nèi)涵／140
清初著名愛國文化流人——函可和尚／149
郝浴及其銀岡書院／154
清入關前實行科舉制考論／164
清代盛京、吉林、寧古塔官參局設立時間考／177
清朝參務管理制度的嬗變／179
乾隆五十九年參務案／198
急功近利的清朝參務／219
清代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參事略／223
清朝在東北地區(qū)實行的參務政策／227
清朝對偷參活動的懲治／232
論龔鼎孳／246
史學理論篇
杜佑與《通典》／259
劉知幾與章學誠／267
民國時期方志學理論述評／295
論章學誠的“貴專家之學”／311
章學誠“史意”說考辨／318
其他史論篇
兩漢“任子”問題之探討／341
抗日戰(zhàn)爭的起點與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上限應當分開／348
“不抵抗”政策是蔣家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359
沈陽審判與紐倫堡、東京、南京審判比較研究／371
日本在東北地區(qū)實施的鴉片侵略政策
——以撫順千金寨地區(qū)鴉片毒品販賣活動為中心／384
遼海文化之我見／395
東北人觀念落后的歷史成因／398
書評篇
中國區(qū)域史的一部扛鼎之作——評《中國東北史》／405
清代東北滿族史的一部拓荒之作——《清代東北邊疆的滿族》評介／409
一部亞文化專題史的填補空白之作——評曲彥斌著《中國乞丐史》／414
人書俱老德藝雙馨——記我的書法老師祁毓麟先生／419前言自序
我出生在書香門第，今生能夠與史學結(jié)緣，主要受家庭影響。父親廖德清，成都人，早年畢業(yè)于四川大學史地系，曾聽過徐中舒教授講授的課程。新中國成立后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生班，導師是尚鉞，輔導員是戴逸。畢業(yè)后到遼寧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的基礎課程是《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專業(yè)課程是《中國古代思想史》。曾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職稱。母親劉敏潔，畢業(yè)于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在遼寧大學歷史系任資料員，職稱是副研究館員。
記得小時候家里的書架上擺滿了微微泛黃的古書，或是清末的線裝書，或是大部頭的《四部備要》，或是王云五編輯的薄薄的小書，父親經(jīng)常翻閱這些書。出于好奇，我也偶爾自序
我出生在書香門第，今生能夠與史學結(jié)緣，主要受家庭影響。父親廖德清，成都人，早年畢業(yè)于四川大學史地系，曾聽過徐中舒教授講授的課程。新中國成立后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生班，導師是尚鉞，輔導員是戴逸。畢業(yè)后到遼寧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的基礎課程是《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專業(yè)課程是《中國古代思想史》。曾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職稱。母親劉敏潔，畢業(yè)于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在遼寧大學歷史系任資料員，職稱是副研究館員。
記得小時候家里的書架上擺滿了微微泛黃的古書，或是清末的線裝書，或是大部頭的《四部備要》，或是王云五編輯的薄薄的小書，父親經(jīng)常翻閱這些書。出于好奇，我也偶爾偷看，然而當時根本看不懂，好似天書一般，有些書的內(nèi)封上還繪有古人射箭的圖案，更覺神秘。正因為感覺神秘，心里反而十分向往，很想知道里面究竟寫些什么！既然這些古書暫時看不懂，我就轉(zhuǎn)而看一些歷史故事，如蔡東藩撰寫的《前漢演義》《后漢演義》，以及明清小說《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當時讀這些歷史故事書也不是很順利的，主要是不認識繁體字，但經(jīng)過一番艱苦的磨煉之后，在小學畢業(yè)之前基本過了這一關。
我小學是在沈陽市寧山路小學就讀的，班主任老師鄭玉琦，這是我要一生銘記的**位老師。記得在小學四年級一次作文中，鄭老師批改后唯獨沒有把作文本返還給我，我正困惑間，鄭老師卻把我的作文作為范文在全班宣讀，此后我信心倍增，益加努力，作文在全班乃至全年級宣讀成為常例，于是在同學間便有了個綽號——“大學生”。家中尚未來得及翻看的《寫作知識》一書，因此也被同學的家長借去，錯失閱讀機會�，F(xiàn)在看來，小學作文毛病多多，與其說我在小學四年級時開始顯露了一些寫作方面的天賦，不如說受到老師的激勵作用更大。我至今認為，孩子教育不但需要批評，更需要鼓勵。
上了中學之后，我開始自學古詩詞，當時能夠見到的就是《毛主席詩詞》。在一次作文中，我就模仿毛主席的《西江月》詞律寫了一首，結(jié)果被年級組長老師叫到辦公室，問我是在哪兒抄的，我說是我自己寫的，年級組長老師竟然說我不誠實，認為這樣的詩詞不是這個年齡段孩子能寫的。我有口難辯，心里是又好氣又好笑。還有一次在儒法斗爭宣講會上，我因偷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簡本）》，被老師發(fā)現(xiàn)，說我是走“白�！钡缆�，入團時間延緩一期，說是考驗。在中學期間**能令我聊以自慰的是，在母親工作的資料室找到了王力撰寫的《古代漢語》，得到這部書真是如獲至寶，我當時想這是讀懂家中古書的津梁，因此每天早上都反復背誦，終于在中學畢業(yè)之前，我背熟了四冊中的前三冊，這為我日后閱讀古文獻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1977年8月9日，作為*后一批知青，我來到遼寧省開原縣三家子公社南英城子大隊插隊。知青的勞動和生活是十分艱苦的，為了好好干，早日抽調(diào)回城，晚上收割歸來之后，經(jīng)常都顧不上洗腳，便去磨鐮刀，鐮刀磨得飛快，甚至可以刮胡子，以便明天收割時不落后。冬天要戴著棉帽子睡覺，第二天清晨起來，眉毛上都結(jié)了白霜。對于這段經(jīng)歷，我現(xiàn)在的看法是：它是用多少金錢也買不來的，因為這使我真正認識了社會，使我有了思考問題的深度，在后來的治學和社會交往中皆受益匪淺，然而再回到農(nóng)村的那個日子里也是不肯的，因為畢竟是學非所用。
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之后，我知道自己能考上，在鄉(xiāng)下經(jīng)過近兩年的努力，終于在1979年以全省文科第66名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
北京師范大學雖名為“師范”，但實際上是以培養(yǎng)研究人才為宗旨的。入校后，劉家和老師給我們講授世界古代史，開始的**句話便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是培養(yǎng)歷史學家的，而不是一般的歷史教師�！弊屛覀兺瑢W都以成為歷史學家為終身追求目標。黎虎老師講授先秦史，期末考試時，不采取傳統(tǒng)的以背書為主要內(nèi)容的閉卷形式，而是實行撰寫論文的考試方法，著重培養(yǎng)同學們綜合研究能力。唐贊功老師講授秦漢史，期末亦實行撰寫論文的考試方法，他曾說：“大學主要培養(yǎng)同學們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至于歷史知識內(nèi)容，書架上的書寫得*為詳細，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去背�！焙纹澣蠋熓俏覈簳x封建說的代表學者，講授中國經(jīng)濟史，當時還有一些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師來聽課。何老師在課上每人發(fā)一篇《史記?貨殖列傳》的打印稿，要求在閱讀十五分鐘之后，提出問題。何老師解釋說，這主要是考查同學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在同等的時間和同一篇文章中力爭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問題�，F(xiàn)在想起來，真是循循善誘，獲益匪淺。
1983年大學畢業(yè)之后，我被分配到大連遼寧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四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我又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歷史文獻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黃葦教授。
以上這些老師，都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人。父母生育了我身，老師卻塑造了我的靈魂。我平生*敬重的就是我的老師。
1990年研究生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遼寧人民出版社古籍編輯室工作，1992年調(diào)入遼寧社會科學院，先是在黨史研究所工作，1996年又調(diào)入歷史研究所工作。進入歷史研究所工作之后，所長關嘉祿老師積極培養(yǎng)我，使我在政治和學術(shù)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張玉興老師也十分關心我，經(jīng)常鼓勵我要刻苦治學，并給了我很多的清史資料。
時光荏苒，屈指一算，來遼寧社會科學院工作已有23年。這部《文集》就是在這23年期間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從內(nèi)容上看，這部《文集》收錄的40余篇文章可以分為四部分，即清史、史學理論、其他史論和書評。
在清史文章部分中，又可以細分為兩類，即清代東北史和清代文化史。
關于清代東北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入關前清統(tǒng)治者的文化政策》《清入關前實行科舉制考論》《滿族崛起的文化因素》《試論清初統(tǒng)治者的重武輕文意識》《遼寧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護開發(fā)》《清代遼寧流人與流人文化述論》《清初著名愛國文化流人——函可和尚》《郝浴及其銀岡書院》《清代盛京、吉林、寧古塔官參局設立時間考》《清朝參務管理制度的嬗變》《急功近利的清朝參務》《清代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參事略》《乾隆五十九年參務案》《清朝在東北地區(qū)實行的參務政策》和《清朝對偷參活動的懲治》等。
眾所周知，清朝崛起于遼寧，即所謂“龍興之地”。為了凸顯地方特色，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自建院和建所以來，一直把清代東北史，或稱清前史，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筆者自1996年進入歷史研究所以來，繼承了本所老一輩學者的學科傳統(tǒng)，從事這一領域的課題研究。上述文章又可分為三個問題，即關于打造遼寧清文化品牌的問題，關于清代遼寧文化流人的問題和關于清朝參務管理制度的問題。
關于清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文章有《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見》《清代碑學的崛起》《清代科舉制之“館閣體”》《清代前期文化領域里的復古主義傾向》《清代考據(jù)學與“四王”畫派》《清代考據(jù)學與篆刻藝術(shù)的復興》等。
選擇這一研究領域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其一，清代文化史是目前中國文化史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亟待加強。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全國范圍內(nèi)興起了文化熱，在史學界也興起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熱。在這場文化史研究的熱潮之中，中國文化通史與各斷代文化史如雨后春筍，紛紛問世。從各斷代文化史的研究來看，迄今為止，幾乎各個朝代的文化史均已出版，唯獨清代文化史尚付闕如。因此筆者亦選擇了這一研究領域，爭取有所建樹。其二，筆者認為：如將清代政治史、經(jīng)濟史、軍事史與文化史聯(lián)系起來，進行綜合性考察，必將推動清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例如，清朝在以武力統(tǒng)一全國之后，為了消除在漢族知識分子中存在的反清復明意識，采取了高壓與懷柔相結(jié)合的兩面政策。一方面搞“文字獄”，以殘酷的手段鎮(zhèn)壓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開“博學鴻詞科”和明史館，編纂《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等大型圖書，吸納知識分子參加，給他們以出路。同時清朝還利用清初啟蒙思想家顧炎武開創(chuàng)的考據(jù)學，泯滅其“經(jīng)世致用”的宗旨，倡導為考據(jù)而考據(jù)的復古主義學風，*終將考據(jù)學派轉(zhuǎn)變成為清朝粉飾太平的工具。對于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做文化領域里的考察，就很難知道清朝統(tǒng)治者實行的高壓與懷柔相結(jié)合的兩面政策是否得到落實？如果確實得到落實，那么落實的程度如何？在落實的過程中，具體情形如何？皆無從得知。本人撰寫的《清代前期文化領域里的復古主義傾向》《清代考據(jù)學與“四王”畫派》和《清代考據(jù)學與篆刻藝術(shù)的復興》三篇文章，便回答了這個問題。通過這三篇文章，我們就會對清朝統(tǒng)治者實行的高壓與懷柔相結(jié)合的兩面政策有了更為具體明確的認識，同時在清代繪畫領域、書法領域、篆刻領域，以及自然科學領域，也找到了影響它們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政治原因，從而深化了這些文化領域的主題，正所謂彼此促進，相得益彰。
關于史學理論部分，有關的文章主要有《章學誠“史意”說考辨》《論章學誠的“貴專家之學”》《劉知幾與章學誠》《杜佑與〈通典〉》《民國時期方志學理論述評》等。
由于筆者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的研究方向是中國歷史文獻學，因而在這一研究領域亦有所涉獵。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是本領域里研究的重點。章學誠是清代*偉大的史學理論家和方志學家。他的史學理論和方志學理論主要反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文史通義》的內(nèi)容很豐富，但其基本精神是主張“史意”一說。章氏雖然一生力主“史意”之說，但對“史意”的概念從未做過說明，因此引起史學界的紛爭，迄今沒有達成共識。如果概念不明確，便會直接影響對章氏史學理論和方志學理論的理解和解釋。鑒于此，筆者撰寫的《章學誠“史意”說考辨》一文，突破前人就章氏的某段有關語句進行推斷“史意”的辦法，采取認真考察章氏在史學理論和方志學理論上的各項具體主張的方式，諸如：“史意”與歷史編纂學、“史意”與校讎、“史意”與史評和“史意”與修志等各個方面，由下至上地綜合分析出章氏的史意內(nèi)涵與外延，*終得出“史意”乃是探索事物發(fā)展過程中規(guī)律性認識的結(jié)論。應當說這為推動史學理論和方志學理論的研究做出了一點貢獻。
關于其他部分的史學論文主要有《兩漢“任子”問題之探討》《抗日戰(zhàn)爭的起點與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上限應當分開》《“不抵抗”政策是蔣家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沈陽審判與紐倫堡、東京、南京審判比較研究》《日本在東北地區(qū)實施的鴉片侵略政策——以撫順千金寨地區(qū)鴉片毒品販賣活動為中心》《遼海文化之我見》等。在這些論文中，《兩漢“任子”問題之探討》是本人的大學畢業(yè)論文，也是*早發(fā)表的論文。其他幾篇論文都是本人由于特殊機緣而撰寫的論文。
關于書評部分的論文主要有《中國區(qū)域史的一部扛鼎之作——評〈中國東北史〉》《清代東北滿族史的一部拓荒之作——〈清代東北邊疆的滿族〉評介》《一部亞文化專題史的填補空白之作——評曲彥斌著〈中國乞丐史〉》《人書俱老德藝雙馨——記我的書法老師祁毓麟先生》。以上這些書評，大都是受人之邀、應人之請而撰寫的文章，有必要一提的是，*后的一篇文章是為介紹我的書法老師祁毓麟先生而寫的。我平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史學，二是書法。我的史學老師較多，而書法老師只此一位。祁毓麟先生是遼寧省書法界的元老，自1991年初有緣結(jié)識祁老師并成為弟子，至今已有24年矣！是祁老師把我引入學習書法藝術(shù)的正途，使我在書法藝術(shù)上有了很大的進步，故借此文集一角，以銘記師恩。
除了以上收入《文集》的文章之外，筆者還參加了國家清史工程的工作，撰寫了《王鑒傳》《沙爾虎達傳》《尼堪傳》《李國翰傳》《屯齊傳》《羅托傳》《豪格傳》《林起龍傳》《閻應元、陳明遇傳》和《龔鼎孳傳》共10篇傳記，其中《王鑒傳》被列為撰寫畫家傳記的樣稿。因為清史工程至今尚未結(jié)項，故沒有收入《文集》之中。
沒有收入《文集》之中的還有著作。本人共撰寫三部著作，即《史林巨匠——章學誠與史著》（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1997）、《畸形人生——中國歷代宦官》（遼海出版社，2001）、《線條里的神韻——中國歷代書法》（遼海出版社，1998）。主編了三部著作，即《清代帝王》（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清史鑒知錄》（遼海出版社，2010）、《清代文化名人傳略》（遼海出版社，2015）。
值此《文集》出版之際，自己并無太多的欣喜之情，相反更多的是感到汗顏和遺憾，因為這和我年輕時代的期望相去較遠。我是學習清史的，記得當初讀到清代的考據(jù)學風時，認為那個時代的學者實在是太僵化和愚癡了，做了一生舍本逐末的學問。然而我們這一代學者又當如何呢？浮躁之風充斥著整個學術(shù)界，追逐高額利潤的課題成了人們治學的動力和風向標，由此催生了一批擅長課題論證的“專業(yè)戶”，結(jié)項時發(fā)表的成果質(zhì)量卻很差；每年一度的量化打分成了衡量人們科研成果的主要評價體系和評職定級的主要依據(jù)，將學者們的時間一段一段地人為分割開來，結(jié)果只能是出現(xiàn)一大批科研成果的早產(chǎn)兒，庸品多而精品少。有人說：科研就是將白紙變成廢紙的過程，此言雖是調(diào)侃，但并非一點道理沒有。以此與清代的考據(jù)學風相較，考據(jù)尚能得到一些真知，而浮躁則一無可取。筆者生當此世，亦不得不為稻粱謀，面對現(xiàn)實，因此應時之作多而沉潛之作少。不要說與古代學者相比，就是與上一輩學者相比，也是功底淺薄，自愧不如。雖然如此，但這些文章畢竟是自己的一生心血所注和精神軌跡所在。清初畫家王鑒暮年時，曾在自己的畫上題曰：“倘遇知己不鄙棄而收之，余魂魄猶依依于旁也。”我雖不能與王鑒相比，但此刻的心情卻有些許相通之處。值此遼寧社會科學院為本單位學者資助出版文集，亦屬難能可貴之善舉，使我得以借此載體，將幾十年的史學研究所得寄存于世間，也算是心有所寄，意有所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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