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白壽彝傳世之作,中國通史經典讀本,大師畢生精華奉獻! 大家的觀點,通俗的闡釋,一部精要的中國通史,一部精略的中國史學史!栋讐垡褪穼W二十講(全十一冊)》本套書既是一部精要的中國通史,又是一部精略的中國史學史。這是白壽彝先生畢生治史的集精,在白壽彝先生的中國通史研究脈絡中貫通著眾多名家的觀點和心血。把中國通史斷分11個歷史時期,每個歷史時期分為20講。開篇以精略的幾講簡述這一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使讀者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發(fā)展文脈,隨后主講這一時期的歷史發(fā)展軌跡,既主題明確又涵蓋了這一時期的基本的歷史事件,同時脈絡相承,咬合緊密。每一冊都可以作為一部斷代史來讀,11冊集合起來就是一部完整精要的中國通史。本套書特點通俗、易讀、易懂,同時又兼具科學性、趣味性。 作者簡介: 白壽彝,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杰出的民族理論工作者;刈,河南開封人,早年就讀于中州大學、文治大學和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生。曾為云南大學、重慶中央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1949年,為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代表,并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此后,為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并與侯外廬等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員;同郭沫若、范文瀾等創(chuàng)辦了新中國史學會;創(chuàng)辦了《光明日報》的《歷史教學》半月刊,與劉大年等發(fā)起創(chuàng)辦了《歷史研究》雜志;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關懷下,主持了《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 改革開放后,任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創(chuàng)辦了史學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任所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guī)劃小組成員、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白壽彝,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杰出的民族理論工作者。回族,河南開封人,早年就讀于中州大學、文治大學和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生。曾為云南大學、重慶中央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1949年,為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代表,并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此后,為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并與侯外廬等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員;同郭沫若、范文瀾等創(chuàng)辦了新中國史學會;創(chuàng)辦了《光明日報》的《歷史教學》半月刊,與劉大年等發(fā)起創(chuàng)辦了《歷史研究》雜志;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關懷下,主持了《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 改革開放后,任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創(chuàng)辦了史學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任所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guī)劃小組成員、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族史學會會長等。國家教育部稱他“年高德劭,學識淵博,教書育人,譽滿學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贊他“為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和高層次人才的培養(yǎng)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史學會認為他“學術的追求,是創(chuàng)新的意識,批判繼承祖國文學遺產,成自得之學;學術求索的理念,是通古今之變,關注祖國歷史的興衰,思考民族的未來! 他的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史學概論》、《史學論集》、((中國史學史》、《中國交通史》、《中國通史綱要》、《民族宗教論集》、《回族人物志》、《中國回族史》等,由他總主編的《中國通史》12卷22冊全部出版,江澤民總書記親筆致信祝賀,對《中國通史》給予高度評價,認為《中國通史》的出版,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大喜事,一定會有益于推動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學習歷史的濃厚風氣。 目錄: 。他重視學術流別,把校定的古籍分為六類,38種。他和任宏等校定的書達13000多篇,亦即13000多卷。劉向的兒子劉歆,按著書的分類,概括為《七略》一書,而劉向為各書所作敘錄,則匯為《別錄》。劉向等人的工作,開創(chuàng)了大規(guī)模校書的范例、大規(guī)?槍懚ū镜姆独。這對于后來的“校讎學”、“ 目錄: 學”有很大的影響。可以說,劉向是q-國歷史文獻學的創(chuàng)始者。他在中國歷史文獻學史上的地位,有類于《史記》、《漢書》在中國史學編纂史上的地位。 2.從秦始皇焚書到漢武帝尊儒 在這時期,歷史觀有前后階段性上的不同。從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滅六國、建帝制時起,他就露骨地表現(xiàn)出來害怕真實的歷史記載,他要抓緊歷史陣地為他的統(tǒng)治服務。第一,他要宣揚統(tǒng)一的功績是超越自古以來的帝王,不止一次地刻石頌德。第二,他的皇朝是應五德之運而生,是以水德勝周之火德,衣物尚黑,不惜讓朝堂之上黑壓壓的一大片。第三,焚《詩》、《書》、百家語和一切非秦國所記的歷史。第四,他要永保封建統(tǒng)治,并建立封建的永恒秩序。這就是所謂“二世、三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就是“遠近畢理,咸承圣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秦曾經在過去奉行過的變革思想,這時因歷史條件的變化,秦始皇一腳把它踢開,在刻石頌德時就說:“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后世,順承勿革!鼻厥蓟适褂帽┝θネ菩兴闹饔^愿望,焚書坑儒是他采用暴力控制思想的最明顯的形式。他的這種辦法并不能實現(xiàn)他的愿望。但他的愿望和他采取的手段,卻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這表明了史學跟政治聯(lián)系的新的階段的開始。一般對于秦始皇跟史學的關系,沒有足夠的注意,未免是一種疏忽。 秦亡漢興,歷史實踐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秦累代經營,滅六國而成帝業(yè),但陳涉揭竿而起,秦一下就垮了。劉邦無尺寸之封,起兵討秦,又經過對楚的戰(zhàn)爭,五年而建立漢朝。秦何以亡得這樣快?漢何以興得這樣暴?這些問題,是秦始皇時候的人所遇不到的,但卻正是漢代前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所共同關心的。關心的原因,不只是要了解這種重大變化的原因,還為的是要觀察漢朝的統(tǒng)治是否可以鞏固下去。當時人對問題的答案,或歸之于民心的向背,或歸之于歷史的條件,而司馬遷則由當時所提出的這個問題而提高到“通古今之變”,以考察悠久的歷史過程。顯然,民心向背的觀點是在秦末農民大起義影響下的看法。漢人遇到了新問題,卻并沒有解決老問題。統(tǒng)一問題,五德之運問題,思想控制問題,永保統(tǒng)治和永恒的封建秩序問題,在漢仍是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但漢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跟秦始皇不一樣,效果要好得多。 漢代秦后,在政策上要比秦寬得多,在思想領域里也是如此。在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擺出了重視學術文化的樣子。他又表示尊崇儒術,“以經術緣飾吏事”。就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出現(xiàn)了董仲舒和司馬遷這兩位大師。董仲舒是代表儒學正宗的大師,他發(fā)揮了春秋公羊學大一統(tǒng)的論點為漢皇朝的統(tǒng)一事業(yè)服務,宣揚了三綱的論點為穩(wěn)定封建統(tǒng)治秩序辯護。他于五行說之外,又宣揚三統(tǒng)說,以補五行說之不足。他倡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強調封建統(tǒng)治的永恒秩序。 董仲舒在歷史觀上,有他自成體系的理論,對于后來的正宗史學有很久的影響。司馬遷曾從董仲舒問春秋公羊學,他也擁護漢的統(tǒng)一,尊重孔子在歷史上的成就,也有歷史循環(huán)論的觀點,但他的歷史觀中有不少的唯物主義因素和樸素的辯證觀點,這跟董仲舒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是有區(qū)別的。在維護漢家統(tǒng)治利益上,兩人是一致的,而在如何維護這一具體問題上兩人有不同的看法。董仲舒和司馬遷的思想分歧,決定了二人在史學發(fā)展上的不同地位。但從漢武帝控制思想的效果說,在這兩人身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從秦始皇抓史學領域的失敗,到漢武帝尊崇儒術,以至宣帝石渠閣奏議以前,這可說是秦漢時期史學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是秦漢時期史學與封建政治結合的新形式之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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