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素養(yǎng)三書》(套裝)系列,包括《中國人的品格》《中國人的修養(yǎng)》《中華史綱》三種書。若三冊共讀研習、互相參照、融會貫通,則對培養(yǎng)自身健全人格、修養(yǎng)心智、塑造良善的人生觀念等領(lǐng)域意味深遠。. ◎《中國人的修養(yǎng)》蔡元培著 公民素質(zhì)的進步,是一個民族富強與文明的必備條件。當下的我國社會,物質(zhì)文明已經(jīng)相當發(fā)達,但人們的精神道德體系卻幾盡崩潰。民眾個人道德素養(yǎng)的普遍缺失,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極大擔憂。面向大眾的基礎道德修養(yǎng)的有力引導,已經(jīng)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本書是蔡元培公民道德修養(yǎng)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收錄他最為重要的道德思想代表作品《華工學校講義》和《中學修身教科書》,并收錄他其他幾篇有關(guān)道德修養(yǎng)的文章,充分體現(xiàn)了蔡元培先生對于現(xiàn)代中國人應具有的道德素養(yǎng)的總體構(gòu)想。 從形式上看,本書原是普通學生所用的教科書,乃是通俗的指導實踐之書,而非學術(shù)理論著作。它完美結(jié)合了中華傳統(tǒng)修身與現(xiàn)代公民教育的觀念,以具體的行為實踐為出發(fā)點,用淺顯的思想、易操作的方法來直接引導讀者,是一部值得所有國人閱讀體會的道德進修手冊。◎《中國人的品格》羅家倫著 《中國人的品格》是對羅家倫先生關(guān)于人生哲學的散文、演講、論文等的重新發(fā)掘、收集和整理,多數(shù)文章出自作者的《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等代表作,是羅先生道德文章的集大成之作。此作品文字流暢、感情激昂,對人生、民族、國家飽含熱情,風格大氣而不做作,字里行間洋溢著一股積極、樂觀、向上的氣息。難得的是,書中沒有陳腐的說教和嚴厲的訓導,倒像是一位有著豐富經(jīng)歷的朋友在分享生命的感悟,極為適合讀者細細品讀,慢慢體悟。 一個人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基本品格?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何在?對于這些讓人困惑不已的問題,羅家倫先生提供了一份有力的答案。在《中國人的品格》中,羅家倫先生不但闡釋了生命的本質(zhì)和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倡導一種新的人生觀、世界觀,呼喚人們用一種積極、負責、正直的人生態(tài)度來善待生命與為人處世,并深入到現(xiàn)實生活中,對一些實際問題如求學、寫作等做出指導。另外,先生還以客觀而又不失熱情的態(tài)度對教育、文化、民族、國家等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展示了一個理想的中國人所應該具有的真正品格。 ◎《中華史綱》李定一 著 《中華史綱》(李定一著),是著名歷史學家李定一教授的代表作,也是港臺近幾十年來最為嚴謹?shù)膰分髦。書中獨特思辨的史觀,簡潔樸實的語言,相比一般故作高深、枯燥乏味的歷史書,令人耳目一新。 本書內(nèi)容跨度從史前傳說時期直到辛亥革命為止,記敘了幾千年來中華世界的政治和文明之變遷。李定一教授的出發(fā)點,是要創(chuàng)作一部“針對當代現(xiàn)實,適合普通讀者”的通俗歷史讀物,使讀者可以快速、清晰地了解本民族之國史,以略盡國民之文化義務。 作者簡介: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近代革命家、教育家、倫理學家。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紹興。光緒二十年(1894)晉階翰林,四年后棄官回鄉(xiāng)從教。1912年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28年任新成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1937年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民國時期現(xiàn)代教育制度的主要締造者,其一生主張教育救國,認為唯有思想文化的革命,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蔡元培先生為人寬厚溫良,曾兩度游學歐洲,對中國社會的弊端有透徹的認識,因此在國內(nèi)大力提倡民主、自由與人權(quán)思想,致力于改良社會風氣,且尤其重視公民道德教育及相應的世界觀、人生觀、美學教育。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浙江紹興人,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1917年入北京大學,受教于蔡元培、胡適等先生,在校內(nèi)創(chuàng)辦《新潮》月刊,與《新青年》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近代革命家、教育家、倫理學家。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紹興。光緒二十年(1894)晉階翰林,四年后棄官回鄉(xiāng)從教。1912年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28年任新成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1937年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民國時期現(xiàn)代教育制度的主要締造者,其一生主張教育救國,認為唯有思想文化的革命,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蔡元培先生為人寬厚溫良,曾兩度游學歐洲,對中國社會的弊端有透徹的認識,因此在國內(nèi)大力提倡民主、自由與人權(quán)思想,致力于改良社會風氣,且尤其重視公民道德教育及相應的世界觀、人生觀、美學教育。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浙江紹興人,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1917年入北京大學,受教于蔡元培、胡適等先生,在校內(nèi)創(chuàng)辦《新潮》月刊,與《新青年》齊名。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lǐng)袖之一,《五四運動宣言》的撰寫者,后來游學歐美七年,專治歷史與哲學;貒髤⒓颖狈,192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將清華大學由留美預備學校轉(zhuǎn)變成一所高水平的國立大學。1930年后,又陸續(xù)擔任了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學院教育長、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中華民國駐印度大使等職,1949年去臺灣,1969年病逝于臺北。 羅家倫一生著述頗多,然其主要精力在于文化教育方面,對于青年人的人格培養(yǎng)尤其關(guān)注。其著作有《新人生觀》《新民族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疾風》《耕罷集》《西北行吟》等!缎氯松^》一書對抗戰(zhàn)時期的青年影響極大,幾乎人手一冊;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臺灣,該書再次風行,被視為必讀之書,很多青年學生拿來作為送給朋友和愛人的禮物。 羅家倫極力呼吁青年建立一種積極、健康、向上的人生觀,號召青年人對自己負責,對國家負責,承擔起改革時弊、建設國家的重任。除了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對學生作演講,他還專門著述多篇文章來闡釋人生的真正的本質(zhì)和做人的道理。在工作和生活中,他同樣以身作則,嚴格地以一個中國人所應該具有的品格來要求自己。終其一生,在為人、治學、從政等各個方面,都能做到知行合一,堪為青年的楷模。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慶銅梁人。臺灣當代知名歷史學家,早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1946年赴歐美研究,1953年在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1963年赴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1975年返臺,任教于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所。 著、譯、編有《中國近代史》《中美早期外交史》《中美外交史》《中國近代史論叢》(與吳相湘、包遵彭合輯)《俄羅斯源流考》《世界史綱》《中華史綱》等。 目錄: ◎《中國人的修養(yǎng)》 第一部分華工學校講義 德育三十篇 合群 舍己為群 注意公眾衛(wèi)生 愛護公共之建筑及器物 盡力于公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責己重而責人輕 勿畏強而侮弱 …… 智育十篇 文字 圖畫◎《中國人的修養(yǎng)》第一部分華工學校講義德育三十篇合群舍己為群注意公眾衛(wèi)生愛護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盡力于公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責己重而責人輕勿畏強而侮弱……智育十篇文字圖畫音樂……第二部分中學修身教科書例言上篇第一章修己第一節(jié)總論第二節(jié)體育第三節(jié)習慣第四節(jié)勤勉第五節(jié)自制 ……第二章家族第三章社會第四章國家下篇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良心論第三章理想論第四章本務論第五章德論第六章結(jié)論第三部分蔡元培國民修養(yǎng)散論世界觀與人生觀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思想自由科學之修養(yǎng)義務與權(quán)力我的新生活觀怎樣才配做一個現(xiàn)代學生美育與人生◎《中國人的品格》代序第一部分:人生生命的意義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做人的道理現(xiàn)代青年修養(yǎng)的要素建立新人生觀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第二部分:知識學問與智慧學術(shù)獨立與新清華軍事訓練的意義和使命學問、經(jīng)驗、人格……第四部分:附錄◎《中華史綱》☆第一編中華民族文化形成時期第一章蒙昧時期第一節(jié)神話——先民心目中的“歷史”第二節(jié)五帝——傳說時期第二章三代——歷史的肇始第三章春秋時代(前770-前481)第四章戰(zhàn)國時代(前469-前221)☆第二編中華世界之創(chuàng)始與發(fā)展——秦漢三國與魏晉(前221-316)第五章“中華世界”的創(chuàng)始第四節(jié)復古與維新的斗爭(前209-前202)第六章中華世界的確立與發(fā)展第五節(jié)王莽時代——一個理想的破滅第七章衰頹時期(25-220)第八章大分裂的序幕第九章中華文化概述☆第三編新陳代謝時期——“五胡亂華”與南北朝(316-589)第十章大動亂局勢(306-439)第十一章江南的開發(fā)與繁榮——東晉第十二章舊文化的再生☆第四編中華文化之定型——隋唐與兩宋(589-1276)第十三章輝煌的唐代第十四章唐代的經(jīng)濟社會與文化第十五章國勢式微時期第十六章兩宋的經(jīng)濟社會與文化☆第五編中華文化之發(fā)展——元明清之長期統(tǒng)一(1276-1842)第十七章元明兩代之大勢第十八章大清帝國☆第六編中華世界的沒落——從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1842-1911)第十九章西方勢力的入侵第二十一章自強運動第二十二章救亡運動◎《中國人的修養(yǎng)》蔡元培著 蔡先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一個人成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個人成為君子,大概由于“學”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養(yǎng)成底理想人格,由此方面說,我們可以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xiàn)。 ——馮友蘭著名哲學家 若問蔡先生何以能有這種種成功?我可以告訴你:此無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惡。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偉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 ——梁漱溟現(xiàn)代著名學者 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tǒng)圣賢之修養(yǎng),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zhèn)溆炔豢捎M。先生歿后,此兩種偉大文化在中國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復古之論,歐化之談,皆皮毛渣滓,不足論也。 ——傅斯年著名史學家、教育家◎《中國人的修養(yǎng)》蔡元培著 蔡先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一個人成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個人成為君子,大概由于“學”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養(yǎng)成底理想人格,由此方面說,我們可以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xiàn)。 ——馮友蘭著名哲學家 若問蔡先生何以能有這種種成功?我可以告訴你:此無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惡。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偉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 ——梁漱溟現(xiàn)代著名學者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tǒng)圣賢之修養(yǎng),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zhèn)溆炔豢捎M。先生歿后,此兩種偉大文化在中國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復古之論,歐化之談,皆皮毛渣滓,不足論也。 ——傅斯年著名史學家、教育家 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偉大。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么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并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jīng)驗?墒堑搅顺鎏幋蠊(jié),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 ——陳西瀅著名文學家、教育家 蔡先生的精神:“(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蔡先生這精神,是那里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 ——蔣夢麟著名教育家 論資格,他是我們的長輩;論思想精神,他也許比我們年輕;論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論啟發(fā)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 ——林語堂著名文化學者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之必然的產(chǎn)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陳獨秀五四新文化運動領(lǐng)袖 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lǐng)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zhuǎn)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杜威美國哲學家、教育家 蔡元培比梁啟超視野更寬闊,不囿于孔子學說,而是著眼于現(xiàn)代國民人格的培養(yǎng),將古今中外的道德修養(yǎng)資源冶于一爐,勾劃出現(xiàn)代中國人修身進德的具體綱要。 ——張汝倫當代著名學者 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毛澤東 ◎《中國人的品格》羅家倫著 我不知道有多少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漫天炮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于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后才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guān)心公共事務,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龍應臺著名文化人、作家 前輩學者的國學造詣往往表現(xiàn)于詩詞唱和或?qū)I(yè)論著之中,不易讓人入窺堂奧。羅家倫先生卻讓大家分享他的造詣。我們在快樂的分享之中,感覺一股提升的力量,仿佛羅先生的意志在前方向我們招手,我們須快步趕上,接連棒子,共同開創(chuàng)一個充滿意義的人生。 ——傅佩榮臺灣著名學者 馬英九先生非常推崇羅家倫,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羅家倫對他的影響。他最喜歡的一本書是羅家倫的《新人生觀》,上大學的時候,還專門寫過一篇6000多字的讀羅家倫文章的閱讀心得。在走出校門后,無論何時何地,他總是嚴格按照羅先生要求的原則行事,將羅家倫的教誨奉為立身之本。 ——本書編者◎《中華史綱》李定一 著 《中華史綱》:穿過我人格與性格的好書 文/楊公博 二十多年來,歷史書看了不少,讀的不多。從小學到大學畢業(yè),一直沒有離開過史書。1995年寫作十幾萬字的《近現(xiàn)代中外歷史大事》交付與浙江人民出版社,接觸的史書面更廣。然而沒有那一本給過我深刻印象。 直到1998年買到《中華史綱》為止。 我還在穿開襠褲的時候,我的爺爺就給我講歷史故事。劉邦與韓信的故事言猶在耳,而他老人家作古已十多年,墓木拱矣,不孝孫猶在外鄉(xiāng)漂泊獨處!連每年清明祭掃都不能參加,亦人生一大哀也! 多少年來,看了太多的“官”史書,從范文瀾、郭沫若、周谷城、翦伯贊等老一輩泰山之作,到如今的白壽彝、張傳璽、朱紹侯、吳雁南等等,種種著作、教材,資料可能更新,方法可能變化,而觀念一仍其舊,讀者既提不起興趣,又學不到新思想,怠矣!當今大學中國歷史教材可說是死氣沉沉,完全擺脫不了馬克思主義的約束! 《中華史綱》乃李定一教授離開講壇后的一家之作,從成書到出版歷史十年之久!可見,雖貴為名校之教授,其思想一旦與宣傳部大綱有忤,亦難以面世! 嚴格來講,此書并沒有提供一種成系統(tǒng)的新思想或者新體系。然而通觀全書,作者是以一顆閱歷豐富的心、一顆認真的心來寫作中國史的,他并沒有用太多的新材料,也沒有嘩眾取寵地用什么西方新方法,而是象長者一樣娓娓道來,夾敘夾議,時不時有思想的火花閃耀在字里行間,發(fā)人深思。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有不少問題和事實被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掩蓋了,是李定一為我揭開了這個蓋子,看到了許多我甚至不曾想到過的史實! 歷史系的教育教給了我什么呢??沒有! 歷史系的宗旨應該是什么呢?難道學生在這里所應該學到的不是淵博的知識、豐富的人文情感、寬仁睿智的人格精神嗎?難道大學歷史系現(xiàn)在只有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歷史分期法可以出售?只有階級斗爭和經(jīng)濟基礎可以轉(zhuǎn)讓?照本宣科的老師們也讓我失望!。而許多學生的表現(xiàn)與表演更令人惡心,一個個很狗屁地以保守派自居,以傳統(tǒng)文化的蛀蟲自炫!嗚呼,長此以往,史將不史矣! 在“史”、“屎”不分的汪洋中,我取了一瓢飲,那就是李定一先生的《中華史綱》。一本講了許多真話的書,一本不乏一個智慧老人些許牢騷的書,一本讓我恢復對中國歷史的信心的有益的好書。◎《中國人的修養(yǎng)》 【第一部分華工學校講義】 。*1916年3月,華法教育會為籌備廣設華工學校,推廣對在法華工的教育,先招收教師24人,開設師資班。是年4月3日開學,由蔡元培考驗新生,并為該班編寫德育、智育講義,名曰《華工學校講義》,親自講授,以便于這些師資轉(zhuǎn)授華工。同年8月起,將此講義分篇在《旅歐雜志》連續(xù)發(fā)表。1919年8月,在巴黎印成專書。1920年9月,北京大學新潮社將些講義輯入《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下冊,作為“附錄”。此后,全國通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均選取其中若干篇為課文,如《舍己為群》、《理信與迷信》、《責己重而責人輕》、《文明與奢侈》等。) 德育三十篇 合群 我們的課堂,有四面墻壁,可以遮擋風雨塵土;有書案座椅,可供閱讀寫作。墻壁,是由磚塊壘起來的;書案與座椅,是由木板拼起來的。如果把它們拆散,就不能再發(fā)揮其原有的功能。此外,我們都穿著衣服來抵御寒冷,多是由絲線或棉線、毛線織成?扇绻阉鼈儾鹕⒊梢桓木條,那么它們就會失去衣服的效用了。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身體,實在是集合了耳、目、手、足等各種器官而成的。這些器官,又是由無數(shù)細胞集合而成。如果使這些器官各自分散獨立,甚至于分散為各自獨立的細胞,那么這些器官又怎么能夠有視聽及行動的作用呢? 我們生活的世界也是這樣。個人孤立奮斗,就是挨餓受凍也是在所難免的;集合眾人的力量去奮斗,才可以去談幸福的生活、文明的事業(yè)。比如我們的工業(yè)社會,開始固然是一個人的手工勞動罷了。但集合眾人來教徒弟,就會生產(chǎn)出更多的產(chǎn)品來。故而,集合很多人來做大工廠,然后才能使用機械,擴大利益。集合多數(shù)工廠里的工人,組織起工會,才能逐漸擺脫資本家的壓迫,從而思考并避免自己所受的苦難,為將來的幸福做打算。這難道不是集合眾人之力的效果嗎? 我們最普通的群體,是從一個家庭開始的。有了家庭,然后才有撫育兒女、贍養(yǎng)老人、分擔勞動、伺候病人之類的事情。集合一鄉(xiāng)之人組成一個群體,然后才有互相看護的幫助,才有學校的建設。集合一省或一國之人作為一個群體,然后才有便利的交通和高深的教育。假如集合全世界的人們作為一個群體,互通有無,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是有土地貧瘠、偶然遭遇天災的地方,都不難補救,而且戰(zhàn)爭、商業(yè)競爭等慘禍,也能夠在世界上絕跡了。 舍己為群 集合眾人而成為群體。群體,是用來謀求每個人都需要享有的公共利益的。但是,如果群體遇到危險,而又沒有人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來保護它,那么這個群體將會滅亡。于是,由因迫不得已,我們就有了舍己而為群體的義務了。 舍己而為群體的理由有兩個:一是身在群體中,如果群體滅亡,那么自己也會隨之滅亡,F(xiàn)在舍己而救群體,群體果真不亡的話,那么自己也就未必會滅亡;即使是群體不滅亡,而自己先滅亡,那也比群體和自己都消亡要強。這種對生存的看法,包含了個人的考慮。二是處在群體當中,來看群體中的一個人,個人的價值必然小于群體的價值。犧牲一個人而可以救眾人,為什么不去做呢?一個人這樣想,那么就會有舍棄自己而為群體的一個人;每個人都這樣想,那么就會有舍自己而為群體的眾人。這種對生存的看法,沒有包含個人的考慮。前后兩種看法,雖出發(fā)點不同,但舍己而為群體的決心則是一樣的。 我們以事實來證明這一點。一是從軍。戰(zhàn)爭是罪惡的,然而有時候受到敵人的野蠻進攻,為自衛(wèi)而戰(zhàn),這是不得已的事情。例如比利時受到德國的攻擊,奮起而抗敵,即使戰(zhàn)死也在所不惜,誰說不應該呢?二是革命。革命沒有不流血的。不革命,而忍受殘暴政府的奴役,那么即使活著也跟死了差不多。所以人們才會不怕流血而去革命。例如,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國這些年來的革命,在革命前由于倡導革命而逮捕、殺害了不少人;在革命戰(zhàn)爭中,因戰(zhàn)斗而死傷的也有很多人,他們都是出于舍己為群的考慮才這樣做的。三是暗殺。暗殺,是實行革命最簡單的手段。消滅罪魁禍首而原諒從犯,殺一儆百,流血不超過五步。古代的如荊軻行刺秦王嬴政;最近的如索菲亞暗殺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這都是其中的事例。四是為真理而犧牲。真理,是體現(xiàn)和平精神的,然而卻被教會、君主、政黨、貴族所忌諱,所以沒有舍己為群的精神就不敢公開談論真理。比如蘇格拉底對哲學進行了創(chuàng)新,結(jié)果被捕入獄而后被殺害;哥白尼創(chuàng)造了新的天文學說,結(jié)果被教皇所仇視;巴枯寧主張無政府主義,結(jié)果被囚禁、放逐,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其他的如進行飛機試驗、南北極探險等,在今天看來,仍是需要敢于做出犧牲的事業(yè)。雖然其中不乏好奇者和爭強好勝者所為,但也包含有為了群體謀利益的動機,所以在這里也一并列出來。 注意公眾衛(wèi)生 古語說:“千里不唾井!币馑际钦f,人將要去千里之外的遙遠地方了,雖然不會再從這口井里打水,但也不敢向井里吐唾沫而妨礙別人打水。商朝法律規(guī)定,把灰拋撒到路上的人將受到懲罰,是害怕灰塵、灰燼飛揚而蒙住了路人的眼睛?鬃诱f:“君子不丟棄破舊的帷帳,而用來埋馬;不丟棄破舊的傘蓋,而用來埋狗!边@是說,對已死的狗和馬都要埋掉,不讓它們暴露在外而傳播惡臭之氣。古人注意公共衛(wèi)生的程度便已然如此了。 今天的公共衛(wèi)生設施與古代相比齊備多了,就衛(wèi)生而言,清潔是第一標準。個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洗澡、換衣服、打掃房屋而已。如果周圍的環(huán)境惡劣,污水留滯、廢物堆積、充滿了腐爛的落葉和死獸、空氣中彌漫著傳染病菌,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人人都確保自己的身體、衣服和房屋是潔凈的,但講究衛(wèi)生的目的仍然不能達到。這就是為什么要有公共衛(wèi)生的設備。例如,地上必然有水溝水渠、廁所里必然會滯留污水,而道路的掃除、廢棄物的搬運有專人定時去做;對傳染病的治療,也有專門的醫(yī)院。這都是解決那些個人無力應對的問題的方式。 我們在得益于公共衛(wèi)生環(huán)境的同時,也不能隨意破壞那些公共設施,以免害人害己。不要隨地吐痰、不要把污水潑在溝渠之外、不要把廢棄物亂扔到公共道路上。若不幸患上傳染病,應馬上主動隔離,暫時停止與他人交往。比較嚴重的,須尊醫(yī)囑留院觀察,不要私自混在大庭廣眾之間。這是我們對于公共衛(wèi)生的義務。 愛護公共之建筑及器物 以前,園林亭榭的勝景、花鳥魚蟲的娛樂,是有財力的人自己經(jīng)營、自己欣賞的。而現(xiàn)在,則有公園供普通民眾游玩休閑;有植物園、動物園等,作為欣賞及研究的資源。以前,數(shù)量多且種類全的圖書、雕塑及繪畫、歷史文物、奇珍異寶,有財力的人才能得到并收藏,不會輕易拿出來給人看。而現(xiàn)在,則有圖書館供眾人自由閱覽書籍;有各種博物館,可以培養(yǎng)人們的美感,并從中積累知識。另外,公園之中、大路旁邊,栽樹而成蔭,設置座位供人們休息,一些地方還備有免費飲用的清水。這些公共設施,是我們共同享有的利益。 我們既然有這種共同享有的利益,那么也就有共同愛護它們的義務。我們對公共設施的愛護,要超過對自己的住所及器物的愛護。公共設施一有損害,就很不高興很失望,這是因為把公共設施當自己的東西一樣看待。 所以我們在道路上行走,在公園中游玩,不要因為花木可愛,就輕易地折取它們的枝葉;不要弄臟了座位,也不要踩踏刻畫它們;不要手持木棍去騷擾猛獸,也不要扔石塊驚嚇魚鳥;進入圖書館誦讀文章,如果抄寫,那就要小心地保護書籍,不要使它們有一點損壞臟污;進入博物院,對于所有陳列品,都是可以看,但不可以用手去觸摸。如果有觸摸的舉動,即使僥幸逃脫了守護者的眼睛而沒有遭到責備,但我們良心上受到的譴責,則是不能幸免的。 盡力于公益 凡是我們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我們都有共同愛護它們的責任,這些在《注意公眾衛(wèi)生》及《愛護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等篇里都說過了。對于已建成的公益事業(yè),我們應當倍加珍愛;對于還沒有建成的公益事業(yè),我們尤其要建立。 從古時候起,我們中國人對于建橋、鋪路、建糧倉、設學校之類的事情,大多不等待政府去經(jīng)營,而是私人集資來做。近來,更有以自己的力量建設學校的人,例如浙江的葉澄衷先生,以小販起家,晚年積累了數(shù)百萬資金,于是拿出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來建設澄衷學堂。江蘇的楊錦春先生,以木匠起家,到晚年積累十多萬元資金,于是拿出其中的十分之三,來建設浦東中學。這兩個都是最著名的例子。 雖然例子是這樣,但舉辦公益事業(yè),并非一定要富了之后才去做。山東的武訓先生,討飯來奉養(yǎng)母親,對自己失學而淪為乞丐深感遺憾,立志積累資金來建設一所學校,使孤兒及窮人的孩子能夠接受教育,他堅持不懈十多年,最終實現(xiàn)了自己的志向。像他這種乞丐,都能盡力于公益事業(yè),何況有職業(yè)的人呢? 英國人翰回,是一個商人,自己非常節(jié)儉,但非常樂于做慈善事業(yè),曾經(jīng)鋪設倫敦大道。他感到自己國家的育嬰院不完善,于是到法國、荷蘭等國考察,回國后寫書敘述自己的見聞,使英國的育嬰院得到改良。他死后,遺留的財產(chǎn)不到二千英鎊,都散給了孤兒和窮人。英國的沙伯,是織麻工人,后來成為一個炮廠的書記,立志于解放黑奴。他曾經(jīng)為了給黑奴辯護,研究民法,最終精通;后又與志同道合的人開設了一個解放黑奴公司,黑奴由此而被釋放的有很多人。英國的菜伯,是一個鋼鐵工人,同情被釋放的犯人由于無業(yè)而再次犯罪,于是想對他們進行救助。他一年的收入不到一百鎊,通過細心的分配,一家吃穿費用需要多少,教育子女的費用需要多少,剩余的就用以救助刑滿釋放而沒有工作的那些人。他每天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工作,剩下的業(yè)余時間及休息日,就替被釋放的人謀職業(yè)。這樣做了十年,被他救助的共有三百多人。由此看來,只要有志于公益事業(yè),那么不論是貧窮還是富有,沒有達不到目標的,只要勤勤懇懇地去做就行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貢問孔子說:“有沒有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句話?”孔子說:“有,那就是寬恕。鹤约翰幌胍,就不要施加給別人!庇钟幸惶欤迂曊f:“我不想讓別人施加給我什么,我也不想施加給別人什么!边@是根據(jù)孔子的告誡而引申的言論。西方的哲學家說:“人人都是自由的,而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界限!边@些話的含義是相同的。比如我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不想受到他人的干涉,那么我也不能干涉他人的思想及言論自由;我有保衛(wèi)身體的自由,不想受到別人的傷害,那么我也不能傷害別人的身體;我有書信秘密的自由,不想讓別人窺視,那么我也要謹慎地不要窺視他人的秘密;我不想受別人的欺騙,那么我就要謹慎地不要欺騙別人;我不想受到別人的欺負怠慢,那么我就要謹慎地不要欺負怠慢別人。事情不管大小,互相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自己與他人的交往,不但有消極的戒律,也有積極的行為。如果由前面孔子說的那句話,而引申這句話:“自己想要的,就施加給別人!笨梢詥?答案是:不完全這樣。人的欲望,有時會因為遺傳和環(huán)境的不良影響,而有不合于道德和法律的地方。如果把一切自己想要的東西強行施加給別人,那么可能不會有好處,反而有壞處。例如腐敗的官僚,喜歡下屬阿諛奉承,于是就對上司阿諛奉承,可以嗎?迷信的鄉(xiāng)下人,喜歡聽傳教士亂說,于是也像傳教士一樣向親人亂說一通,可以嗎?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雖然有時候也會有錯誤,如對不好的名聲、直言等等就不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如果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不直言相勸,而是以婉言代替直言,也還是可以的。 對于積極的行為,孔子固然也說過:“自己想要立業(yè),就要讓別人立業(yè);自己想要成功,就要讓別人成功。”立,就是在社會上站住腳;達,就是使人能夠成功。施加給別人的,一定要以“立”和“達”為原則;不要施加給別人的,則以自己不想要的來概括。如果真的能終身都這樣做,那就沒有什么弊端了。 …… ◎《中國人的品格》 我們?nèi)祟惖纳芏,宇宙間萬物的生命更多。生之現(xiàn)象,非常普遍。但是我們?yōu)槭裁瓷谑郎?這個問題,數(shù)千年來經(jīng)過多少哲學家科學家的研討和追求。如果做了人而對于人生的意義不明了,渾渾噩噩,糊涂一世,那他真是白活了。因為如果對于本身的生命還不明白,我們的行為,就沒有標準;我們的態(tài)度,也無從確定。有許多人覺得生活很是痛苦,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生命毀滅掉。他覺得活在世上,乃是嘗著無窮盡的痛苦;在生命的背后,似乎有一種黑暗的魔力,時刻逼著他向苦難的路上推動,使他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因此他常想設法解除這生命的痛苦。佛教所謂“涅槃”,也就是謀解除生命痛苦的一個方法。不過是否真能解除,乃是另一問題。又有些人認為生命是快樂的,以為世界上一切事物,宇宙間一切創(chuàng)作,都是供我們享受的,遂成為一種絕對的享樂主義。其他對于生命所抱的態(tài)度很多,要皆各有其見解。我們?nèi)羰遣恢郎嬲囊饬x,就會彷徨歧路,感覺生命的空虛,于是一切行動,茫無所措。所以我們對于這個問題,至少應該有一種初步的,也就是基本的反省。第一,在無量數(shù)生命中,人的生命何以有特別意義?如果就“生命”二字來講,它的意義非常廣泛。談到宇宙的生命,其含義更深。這個純粹的哲學問題,此處暫且不講。生命既然很多,人類的生命,不過為宇宙無窮生命之一部分。莊子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背瞅粒螄L沒有生命?大之如“天山龍”,固曾有其生命,小之如微生物,也有生命。但是在這無量數(shù)的生命中,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義?為什么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價值?為什么只有人才對他的生命發(fā)生意義和價值的問題?第二,生命是變動的,物我之問,究竟有什么關(guān)系?生命是變動的。我們身上的細胞,每天有多少新的生出來,多少陳舊的逐漸死去。這種新陳代謝的變動,可說無一刻停止。一方面我們采取動植礦物的滋養(yǎng)成分為食料,以增加我們的新細胞,維持我們的生長;但一旦人死了,身體的有機組織,又漸腐敗分離,為其他動植礦物所吸收。生命之循環(huán),變化無已。我們?nèi)舴治鋈祟惖纳c其他動植物的生命,可以發(fā)生許多哲學上的推論。如近代柏格森、杜里舒等哲學系統(tǒng),都是由此而來的。即梁啟超的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不惜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zhàn)的一段話,也是由于觀察生命不斷變動的現(xiàn)象而來的,不過他得到的是不正確的推論罷了。可見我們總是想到在生命不斷的變動當中,物我之間究竟有什么關(guān)系這個問題。第三,生命隨著時問容易過去。生命隨著真實的時空不斷地過去。人生上壽,不過百年,轉(zhuǎn)瞬消逝,于是便有“生為堯舜死亦枯骨,生為桀紂死亦枯骨”之感。在悠悠無窮的時間中,人的一生不過一剎那。印度人認為宇宙曾經(jīng)多少劫;每劫若干億萬年。人的生命,在這無數(shù)劫中,還不是一剎那嗎?若僅就生命現(xiàn)在的一剎那看來,時光實在過于短促;生命的價值,如果僅以一剎那之長短來估定,那么人生實在沒有多大意義。堯舜苦心經(jīng)營創(chuàng)制,不過是一剎那的過去;桀紂醉生夢死,作惡殃民,也不過是一剎那的過去。若是把他們的生命價值認為相等,豈非笑話! …… ◎《中華史綱》 神話象征一個民族隱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共通理想與欲望,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夢。中國、印度與西方文化在本質(zhì)上有差異,在這三種迥然不同的神話中,也可略窺端倪。許多學者都異口同聲說,中華文化的特質(zhì)是人文精神,盤古的神話似乎便不是毫無意義了。(見第3頁) 秦始皇順天應人,為天下萬世謀福利,大家理應歌頌他,擁戴他,但剛好相反,當世的人詬罵他為“暴秦”,后世的人更將他視為專制殘酷暴君的代表!厥蓟寿O禍中國最深遠的地方,是他為后世樹立一個行法治便享國不久的惡劣先例,使得中國政治長久厲行人治,而且君主在行人治專制時還振振有辭。ㄒ姷91頁) 漢武帝的“尊崇儒術(shù),罷黜百家”,只是提倡教育,政府不再用公帑去養(yǎng)不重視教化的“學人”而已,他決沒有統(tǒng)制思想,壓迫學術(shù)自由。董仲舒也從未作過如此之建議!武帝十分敬重董仲舒,但并未讓他在中樞任職。(見第107頁) 隨著王莽死亡的不僅只一個個人,而是一個理想。這個理想有三個中心思想:(一)任何朝代都一定滅亡,不可能由一家一姓的人永遠統(tǒng)治下去;(二)政權(quán)的轉(zhuǎn)移,要用和平方式的“禪讓”,不用戰(zhàn)爭來取得政權(quán);(三)任何政權(quán)都要重視天意,天視自我民視,民心即是天意。(見第124頁) 中國農(nóng)民三大敵人:兵禍、天災、剝削。以兵禍最可怕……其次是天災……至于剝削則是司空見慣。如果上述三個敵人同時出現(xiàn),便是野心家利用農(nóng)民鋌而走險的時機。野心家多不是農(nóng)民,只是利用農(nóng)民。野心家多用迷信宗教作為凝聚的力量。所謂的“農(nóng)民起義”,再釀造成連年兵禍,為其他善良的農(nóng)民帶來悲慘的命運。遭大屠殺的仍是農(nóng)民。兵禍天災之后,人口減少,復員安定,若干年后,類似的情況再度發(fā)生,這便是歷史上一治一亂中,中國農(nóng)民命運的循環(huán)。(見第164頁) “五胡亂華”使浮在上層腐敗不堪的魏晉文化,飄到南方去新生,沉淀在中下層的傳統(tǒng)士人,在苦難的情況下,重振自后漢以來即被揚棄的儒術(shù)。不僅在文化上是如此,中華民族經(jīng)過此次長時期的大動亂,各民族相互糅合,亦以一個嶄新的姿態(tài)出現(xiàn)。(見第231頁) 貞觀之治與文景之治完全有別,后者只是皇帝個人有節(jié)儉的美德,但任令豪強橫行,使天下百姓過著牛馬豬犬不如的生活。放棄育民的責任而“無為”,從政治的立場看,他們是不負責任;從人道的觀點看,他們是殘忍。賈誼、董仲舒早已揭發(fā)其罪惡與黑暗。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勵精圖治,為瘡痍滿目、蕭條殘破的社會,作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會繁榮,生民揖讓雍容,達到“古昔未有也”的天堂。這是中國史家提到以往的君主,均以唐太宗為楷模的原因。(見第252頁) 蒙古人征服歐亞其他地方,有如風卷殘云,惟獨征服中原,歷時四十余年,耗竭人力最多。襄陽與釣魚城等地的守將,能不使歐亞各地的將軍們羞愧死?何況南宋是中國歷史上最積弱的時期。(見第337頁) 君主任命宰相主政,故君主不親理庶政,故稱君主專制。明君多有賢相,昏君則多權(quán)奸,但也有不少例外。廢宰相后,皇帝個人直接總理天下庶政,百僚直接對皇帝負責,故稱君主獨裁,與君主專制有別。宰相胡惟庸謀反案,發(fā)生于(明)太祖十三年,自是不設宰相……從此皇帝直轄六部,即自兼宰相之意。清沿襲明制,君主獨裁制在中國推行了五百三十一年(1380-1911)。(見第343頁) 《南京條約》以后四年間中外所訂的條約,都是應該平等,而實質(zhì)上卻極不平等的條約。英國因戰(zhàn)爭得勝,獲得了按照他們的國際法上的國交平等;而中國卻因為根本不知道那些“國際法”的緣故,承受了知識上不平等所加與的損害。(見第446頁) 湘軍與淮軍都是應運而生的新勢力,這種新力量醞釀形成后,便開始創(chuàng)造新局面。這批新嶄露頭角的漢人成為清末的砥柱中流,滿人的實際政權(quán)由是而轉(zhuǎn)入漢人手中,故洪秀全的種族主義雖只是號召口號,但它的影響卻成全了漢人勢力復蘇。(見第492頁) 戊戌政變中新舊派的爭執(zhí),不是法的問題,而是政權(quán)的爭奪問題。戊戌政變不是因變法而引起的政變,而是變?nèi)硕械亩窢帯1M管康、梁等人是為了達成一種救國的理想而以奪取政權(quán)為初步手段,但是反對者卻把保持政權(quán)當作了目的。(見第5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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