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_點評_推薦詞 本書簡介: 本書收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寫的已刊或未刊論文,表現(xiàn)了作者在1949年前對哲學的探索與思考,以及在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極左思潮影響,一個中國學人從想當“哲學家”而最終只能做一個“哲學工作者”的歷程。 作者簡介: 湯一介先生(1927—2014),湖北省黃梅縣人,生于天津。當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思想家、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1951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從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曾創(chuàng)辦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書院、什剎海書院等學術(shù)研究機構(gòu)。代表著作有《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佛教與中國文化》等。大部分著作與論文已結(jié)集為十卷本《湯一介集》出版。主編有《湯用彤全集》、《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九卷本《中國儒學史》(與李中華共同主編)、十一卷本《中華佛教史》(與季羨林共同主編)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華編)的編纂,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和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貢獻。 目錄: 談魏晉玄學:當時的玄學家怎樣調(diào)和自然與名教的爭論 ——魏晉玄學的第一個目的 讀《莊子序》書后 讀歐陽堅石《言盡意論》書后 我所認識的玄學 對維也納學派分析命題的一點懷疑 論內(nèi)在關(guān)系與外在關(guān)系 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學習總結(jié)報告(一) ——論洛克哲學 英國經(jīng)驗主義學習報告(二) ——論巴克萊的立場、觀點、方法 談談哲學遺產(chǎn)的繼承問題 以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為綱改革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nèi)容 略談我國人民公社的分配問題 關(guān)于研究中國哲學史特點的一點意見談魏晉玄學:當時的玄學家怎樣調(diào)和自然與名教的爭論 ——魏晉玄學的第一個目的 讀《莊子序》書后 讀歐陽堅石《言盡意論》書后 我所認識的玄學 對維也納學派分析命題的一點懷疑 論內(nèi)在關(guān)系與外在關(guān)系 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學習總結(jié)報告(一) ——論洛克哲學 英國經(jīng)驗主義學習報告(二) ——論巴克萊的立場、觀點、方法 談談哲學遺產(chǎn)的繼承問題 以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為綱改革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nèi)容 略談我國人民公社的分配問題 關(guān)于研究中國哲學史特點的一點意見 先秦的天道觀與階級斗爭 老子思想的階級本質(zhì) 老子宇宙觀的唯物主義本質(zhì) 關(guān)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與轉(zhuǎn)化問題 關(guān)于柳宗元哲學思想的評價 孔子思想在春秋末期的作用 研究朱熹哲學的幾個問題 寇謙之的著作與思想 ——道教史雜論之一 孟子的哲學思想 略論郭象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 中國古代哲學家孔子 關(guān)于墨子思想的核心問題 對墨子哲學思想的一點看法 關(guān)于莊子哲學思想的幾個問題 嵇康和阮籍的哲學思想 論裴的《崇有論》 略論王弼與魏晉玄學 董仲舒的哲學思想及其歷史評價 論“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 略論魏晉玄學的發(fā)展(上) 略論魏晉玄學的發(fā)展(下)前言序言評論自序 20世紀5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我國哲學界存在一種說法: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革命領袖才能稱為哲學家,而研究哲學的學者只是“哲學工作者”。這種說法,雖未見諸文件,但在歷次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中,卻實際體現(xiàn)出這一說法的力量。所謂“哲學家”是哲學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造者,而“哲學工作者”則只能是解釋這些哲學家的解釋者,或者是用這些哲學家的理論解釋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的工作者。 我生于1927年,在幼年時代對什么事都好奇,常常提出一些奇怪的問題,如人們常常說的“老天爺”是什么樣子;我是從哪里來的;小妹到哪里去了(那時小妹已病逝);人能不能像小草一樣春天再長出來;我父親為什么喜歡抽那味道很不好聞的紙煙等等。到我上中學的時候(特別是高中階段),我很愛看各種各樣的書,特別是中外哲學、文學書,由于當時處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生活艱苦,前途茫茫,頗為悲觀。我常常想:我為什么而活?人真能逍遙嗎?我真能相信一種宗教嗎?理想和現(xiàn)實必定是矛盾的嗎?人與人之間是否有真正的愛?人與人之間能相互了解嗎?等等。對這些問題,我自己也設想著有自己的回答。這些問題的產(chǎn)生往往和我讀中西方文學書有關(guān),例如,我讀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復活》等等,想到的是“我是否應該有一種宗教信仰”;當我讀了安德烈?紀德的《窄門》后,想到的是“人與人之間之真愛是非常困難的,必須先解決人與神的關(guān)系”。常常聽父親用湖北鄉(xiāng)間口音沉吟《桃花扇》中的《哀江南》,我總是捉摸歷史一代一代是不是總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在讀《莊子》后,我喜歡想象“逍遙于無何有之鄉(xiāng)”是什么樣子,在那里能否真正無憂無慮地快樂生活;我讀陶淵明的詩文,最喜歡他《與子儼等疏》中的“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等等?傊,這一時期,我興趣很廣,東看一點,西看一點,思想雜亂,無所適從。我想,當時也許“懷疑主義”不自覺地在我心中發(fā)生了重要影響。 1945年春,我從重慶南開中學回到昆明,無學可上。有一天,我在父親書架上看到一部《妙法蓮華經(jīng)》,由于好奇,就拿起來翻讀,但全然未能讀懂。問父親,應如何讀懂佛經(jīng),他告訴我,可以先讀懂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釋》,讀后,仍未得要領,作罷。自此以后,我轉(zhuǎn)而去讀一些西方哲學的書,如尼采、叔本華、羅素等人的著作和中國學者對他們的介紹,我甚至還讀了一些與無政府主義有關(guān)的書,如巴枯寧的《互助論》等等,讀這些書,又消化不了,故使我的思想更加混亂和雜亂無章了。但很幸運,在1947年夏天后我進入了北大哲學系,我整理了一下我自己的思想,決定先為學好哲學打下必要的基礎,于是決定先把“邏輯學”學好,于是我先后選修了三門與此有關(guān)的課程:形式邏輯、數(shù)理邏輯、演繹哲學方法論。這三門課,對我大有幫助,使我能較為清楚地分析哲學問題。另外,我還選修了《英國文學史》和《歐洲文學名著選讀》,這兩門課都是用英文講授,并要閱讀大量的英文著作。這就對我在讀英文書方面有非常大的幫助。到現(xiàn)在,我仍然認為,這樣的選擇是對的。 在進入北大哲學系后,我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有創(chuàng)造性的、對哲學發(fā)展有所貢獻的哲學家,因而在讀中外哲學著作時總要寫點讀書筆記,甚至寫成某種形式的論文。在我的讀書筆記和論文中,我喜歡發(fā)一些議論,表達我對某些問題和所讀的書的不同看法。例如,我寫的《我所認識的玄學》和《對維也納學派分析命題的一點懷疑》兩文,是對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和洪謙先生的哲學思想的質(zhì)疑。這是因為在20世紀40年代,馮先生和洪先生在“玄學”(即“形上學”)上有所討論。我認為,兩方面都有可以質(zhì)疑處,所以寫了上述兩文,特別是我對“玄學”的四點看法,說明我確實在獨立地思索著形上學的問題。又如,我讀了新黑格爾學派柏萊得烈的《現(xiàn)象與實在》(AppearanceandReality)后,寫了一篇《論內(nèi)在關(guān)系與外在關(guān)系》,我認為柏萊德烈所說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仍然是一種“外在關(guān)系”,同時也對金岳霖先生對柏萊德烈的批評有所質(zhì)疑。今天來看,上面提到的三篇論文是十分幼稚的、無意義的,甚至是有錯的,但我敢于和中外大哲學家討論一些哲學問題,敢于發(fā)表一些和他們不同的意見。這種勇氣在以后的歲月中漸漸消失了。與此同時(即1947—1949年),我還寫了幾篇有關(guān)魏晉玄學的論文。這一方面是因為我父親在1938—1948年十年間發(fā)表的八篇論魏晉玄學的文章我都讀過,這給了我關(guān)于“魏晉玄學”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特別喜歡陶淵明的詩文,而常常陶醉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境界之中。現(xiàn)在看來,我寫的那幾篇關(guān)于魏晉玄學的文章雖然幼稚,但確有自己的心得和體會,有些論點今天仍有一定價值,如對郭象《莊子序》和歐陽建《言盡意論》的分析都不能說沒有意義,其中《談魏晉玄學》可以說是大體勾畫出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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