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過程，實際上就是佛教中國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至今仍在進行。近代以來，高僧大德和學界順應社會發(fā)展，提出了“實踐佛學”“日用佛學”“實用佛教”乃至“人間佛教”，并進行佛理的探討和具體內容的闡釋。本書即是這種探討和闡釋的一個新成果。
本書簡介：
本書分析和揭示應用佛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和實踐價值，以此為基礎考察佛教與家庭生活、孝道倫理、儒家文化、身心健康、臨終關懷、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和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闡明佛教對中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正確的、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作者簡介：
陳堅，浙江臨海人，哲學博士，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宗教學教研室主任，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佛教、中國哲學、中西宗教比較方面的研究。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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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緣起“道在屎尿”
第一章作為一門學科的“應用佛學”
第二章作為“應用佛學”場景的日常生活
第三章作為“應用佛學”實例的譚嗣同
第四章作為“應用佛學”實例的“生活禪”
第五章佛教之于家庭生活
第六章佛教之于中國孝道
第七章佛教之于儒家文化
第八章佛教之于身心健康
第九章佛教之于臨終關懷
第十章佛教之于社會文明
第十一章佛教之于生態(tài)文明
目錄：
�。鹤� 序 緣 起“道在屎尿”第一章 作為一門學科的“應用佛學”第二章作為“應用佛學”場景的日常生活第三章作為“應用佛學”實例的譚嗣同第四章作為“應用佛學”實例的“生活禪”第五章佛教之于家庭生活第六章佛教之于中國孝道第七章佛教之于儒家文化第八章佛教之于身心健康第九章佛教之于臨終關懷第十章佛教之于社會文明第十一章佛教之于生態(tài)文明第十二章佛教之于倫理道德三、生命的涅槃雖然譚嗣同有很好的以佛教為思想基礎的維新變法思想，但維新變法最后畢竟還是以失敗告終，譚嗣同本人也在維新變法失敗后被清政府逮捕刑殺。對于譚嗣同之死，歷史學家的評論如出一轍，皆謂譚嗣同具有為救國救民而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茲舉兩則評論如下：譚嗣同拒絕逃亡國外的勸告，并聲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一起被頑固派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譚嗣同臨刑前憤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是他給自己走改良主義道路得出的結論，但也反映了為革新不怕犧牲的精神。又：9月28日，是一個值得人們紀念的悲壯日子。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劉光第、楊銳、林旭，在北京菜市口為變法而流血。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在臨刑前，面不改色，大聲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現了資產階級維新志士為維新變法不惜殺頭犧牲的愛國精神。不可否認，面對死亡，譚嗣同視死如歸，心如止水，毫無畏懼之色，“君既系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jiān)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方！’剛去不聽，乃從容就義。”行將被斬的譚嗣同輕松自若，倒是監(jiān)斬的軍機大臣剛毅怕起來了，真是對比鮮明，事有顛倒！可見，譚嗣同的不怕死是個事實，然而，我們現在要探討的不是譚嗣同如何不怕死或不怕死的表現如何，而是譚嗣同何以不怕死。筆者以為，譚嗣同之所以不怕死，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革命的，二是佛教的。就革命方面言，誠如剛才兩則評論中所揭示的，譚嗣同為救國救民而甘愿犧牲自己的生命，他說“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在譚嗣同看來，只有流血才有變法成功的希望，才有國運之復興，而要流血，“請自嗣同始”，只有這樣的流血而死，才是“死得其所”。很顯然，一種強烈的革命家的愛國情懷在支撐著譚嗣同，使他不怕死并企圖以自己的死來警醒國民實現變法——關于這一點，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看到了。為革命而不怕死，應該說并不足以反映譚嗣同的特色，因為歷史上的許多革命家都有此種情結，古今中外皆有許多實例。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斐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即是明證。實際上，歷來革命家之不怕死，都可用孟子的下面這段話以為解釋，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在革命家的眼中，有比生更可愛的東西（“所欲有甚于生者”），也有比死更可惡的東西（“所惡有甚于死者”），因此，為了革命理想，他們可以舍生，可以不避死，“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大凡革命家莫不有此人生邏輯。然而，譚嗣同之不怕死，除了遵循此一人生邏輯外，還有其獨特的原因，那么，這種獨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譚嗣同之不怕死，其特色究竟何在呢？或者說，譚嗣同之不怕死，與歷史上其它革命家之不怕死，究有何別？答曰：譚嗣同之不怕死，更有深層的佛教原因，即譚嗣同之死無疑是佛教的涅盤，何也？試以三點明之：（一）譚嗣同有兩次能夠安全逃走的機會，但他都主動放棄了。一次是象康有為、梁啟超那樣，在日本公使的幫助下逃走；一次是他的好友、俠客大刀王五想幫助他逃走，他亦不從。面臨被捕殺頭的危險，能逃卻不逃，對于譚嗣同的這種“傻瓜”行為，單單從革命英雄主義角度來解釋，似乎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因為歷來的革命家被殺，都是因為實在逃不脫了才被抓住，唯獨譚嗣同，能逃卻不逃。譚嗣同的這種可以免死卻靜待死亡的不怕死與其它革命家不得已而死的不怕死，顯然不可同日而語。譚嗣同的不怕死，其背后有其獨特的精神境界以為支持，這種境界便是佛教的境界。(二)前文已言，譚嗣同賦予維新運動以佛教的意義，將維新運動看作是佛教普度眾生的一個實例。在被賦予了佛教意義的維新活動中，譚嗣同常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獻身精神自勉，勇猛精進大無畏，因此，一旦遇到真的要“入地獄”而獻身時，亦無動于衷矣。更重要的是，(三)譚嗣同自接受佛教后，其整個生命便為佛教的精神所浸染，斷我執(zhí)，空生死，入于涅盤之境界。在譚嗣同看來，“今夫眾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見存。有我之見存，則因私利而生計較，因計較而生罣礙，因罣礙而生恐怖，馴至一事不敢辦，一言不敢發(fā)。……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類，初有生物，乃至前此無量劫，后此無量劫，如此其長；我之一身，數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質，如此其復雜；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質中之各質組織而成，如此其虛幻，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愛之有？既無可私，既無可愛，則毋寧舍其身以為眾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又“既無凈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凈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分明可以看出，譚嗣同已完全進入了佛教涅盤無我的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生死已無分別，生死已全放下，生即死，死即生，于生不執(zhí)著，于死亦不執(zhí)著，生死皆成虛空，于是乎，出生入死,“游行自在”，既然如此，而對死亡，譚嗣同還會怕嗎？這是譚嗣同靜待死亡不怕死的深層原因。綜上所述，譚嗣同之不怕死，既是革命英雄主義的表現，也是佛教涅盤境界的結果，兩者璧合于譚嗣同之一身。革命英雄主義使譚嗣同的死具有壯烈之美，而佛教涅盤境界則使譚嗣同之死顯示寧靜之美。以比喻言之，譚嗣同之死就象波濤滾滾的大海，表面壯烈，底下寧靜。盡管譚嗣同之不怕死體現了佛教的涅槃境界，但我們畢竟還不能將其看成是一名佛教徒，猶如他的《仁學》一書充滿佛學思想但我們卻不能將其看成是一部佛學著作一樣。郭沫若曾寫過一首新詩，叫《鳳凰涅槃》，說鳳凰屆五百歲時，自銜香木，堆積自焚，在烈火中涅盤永生；譚嗣同亦是自愿赴死，在刑場上涅槃永生也。再者，如果我們綜合用前文提到的孟子“舍生取義”的儒家精神和佛教的涅盤境界來審視譚嗣同之不怕死，那么譚嗣同的死無疑乃是儒佛境界相互融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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