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作家來說，寫作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逃避；而對另一些作家來說，探險般的生活卻是對枯燥寫作的逃避。英國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顯然屬于后者。這也正是這本《逃避之路(格雷厄姆·格林文集)(精)》的來由。生于二十世紀初，死于九十年代，格雷屬于一個逝去的世紀；作為一個經(jīng)歷了二戰(zhàn)倫敦空襲、戰(zhàn)后原殖民地獨立浪潮、中東戰(zhàn)爭、地區(qū)沖突的人，生活中最不缺少的應該就是危險了。但與常人的思維相反，格林的逃避恰恰是逃向最危險、最動蕩、最戰(zhàn)火紛飛的地方，而且很多時候都是親臨火線。他曾經(jīng)在奠邊府戰(zhàn)役前夕在危如累卵的法國軍營里呆了一整天（此后不久奠邊府即被炮火吞沒，法軍全軍覆沒），曾經(jīng)在中東戰(zhàn)爭時期的蘇伊士運河沿岸意外遭受炮擊，整整四小時伏在沙地上一動不動，聽著暴風驟雨般的炮彈從頭頂劃過，在身后爆炸。二戰(zhàn)期間，他擔任英國情報機構的特工人員，在西非塞拉利昂從事反間諜工作整整兩年。這些傳奇般的經(jīng)歷當然為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小說素材，但這并不是他為寫作而淘金的功利之舉。他個性的魔咒使他無法停下尋找危險的腳步——顯然，無趣、單調(diào)、安寧的生活比死亡的陰影要更可怕。在這一次次可能有去無回的旅程中，他究竟在逃避什么？格雷沒有明說，但從他的個性來看，他最害怕重復生活、重復寫作、重復自我。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又有多少人能自信地說自己不是既定命運的囚徒呢？毫無疑問，格雷是個勇敢的人，而且有自己的正義準則；他一次次的逃避之路不單單是獵奇的冒險，而且是在以他的方式進行戰(zhàn)斗。格雷宣稱自己沒有政治傾向——這當然不完全是事實——但他確實在很多時候不以政治上的左與右來劃分心中的壞蛋與英雄，而這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美蘇對立、非敵即友的政治劃分下尤為珍貴。總得來說，他能在并不熟悉的異國他鄉(xiāng)看到一個普通人遭受的政治苦難，不論他所屬的陣營與黨派，而且能感同身受并愿意冒個人危險為他們提供幫助。最重要的是，他能看穿當時在第三世界國家相繼掌權的那一個個政治強人令人眼花繚亂的華美說辭與主義理想，看清他們給現(xiàn)實國度中的個體帶來的真實痛苦，并且不畏恐嚇，以筆為劍，抨擊強者，聲援弱者。從這個角度看，《逃避之路(格雷厄姆·格林文集)(精)》作者還有點云游騎士的俠肝義膽。
作者簡介：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國大師級小說家。他悲觀厭世到極點，卻又最關注靈魂的掙扎和救贖；他作品中“惡”無處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墮落比比皆是，可最驚心動魄的卻是個人內(nèi)心的道德和精神斗爭；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瑣、絕望至頂點，可是污泥中卻能綻放人性的光彩；他稱得上是20世紀最嚴肅最悲觀最具宗教意識的作家，可同時又是講故事的圣于，是20世紀整個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應的大師級作家之一、英國20世紀讀者最多的小說家之一。
目錄：
這是多么漫長的道路啊！自從我寫了第一部小說《內(nèi)向的人》去尋找出版商以來，半個世紀過去了。開始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25歲，因患闌尾炎動了手術，便向《泰晤士報》請了病假。在伯克姆斯特德我父母家的客廳里放著(說得確切一點，搖搖晃晃地撂著)一張寫字臺，它是那種有數(shù)個鴿籠式文件格和多個小抽屜的小書桌，人們習慣上認為這種書桌只適合女人用；桌子折疊板的寬度只夠放下我的大頁單行稿紙。早餐過后，我母親忙著與客廳女傭討論一個家庭問題�！翱蛷d女傭”這種稱呼如今聽起來多么“過時”！所有其他家庭成員等級森嚴——廚房女傭、配餐女傭、孩子的保姆等等。現(xiàn)在我瞧自己就像是一部歷史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剛剛動筆寫一部歷史小說。如果我與他相隔五十年，那么他與他當時寫的十九世紀頭二十年里發(fā)生的走私分子的故事也只相隔一百年。
我為什么能如此清晰地記得那部小說的開頭一行，而忘記了從那以后我寫的所有其他句子昵？開場白寫得并不好，因為它讀起來像詩歌，不像散文；我一直想把它改了，可那就好像要背叛我那年輕的自我�！白詈蟮墓饬翝u漸消去，他翻過青草覆蓋的丘原坡頂，一見山下的樹林，內(nèi)心一陣輕松，眼淚幾乎奪眶而出�！痹趯戇@句話的時候，我能聽見母親在說，“如果諾拉小姐占了那個最好的空房間，那么我們只好把……先生安置在……”也許，我之所以如此清晰地記得那個場景，其原因就是：對于我來說，那就好像我在一場幾乎輸定的賭局中孤注一擲。此前，兩部小說我試了所有可能的出版商，結(jié)果都被拒絕了。
如果這本書也遭到拒絕，那么我決心放棄當作家的癡心妄想。我可能會安下心來，在《泰晤士報》的第二編輯室里過起助理編輯平凡正常的生活——一年試用期結(jié)束后，我的薪水會升至每周9幾尼的最低工資，到那時，我就勉強有能力結(jié)婚了。那是一種與公務員一樣安寧的生涯——《泰晤士報》從沒解雇任何人，最終我會有一筆養(yǎng)老金，我會獲得一個時鐘，上面鑲著有我姓名的飾板。出乎意料的是，我不必等待那么長時間就得到了那個時鐘——一年后，當我結(jié)婚的時候，我得到了它；離開《泰晤士報》后很長一段時間，每每看見壁爐架上那臺時鐘上的黑體粗字，我就有一種負疚感，心里就會想起維多利亞女王街報社大門上方懸掛著的那口時鐘。它似乎總在提示：下午四點快到了，我應該動身去第二編輯室與同事們在一起。
我猶豫了好幾天才寫下那句開場白——它是一種承諾。此前我不是曾經(jīng)兩次走上那條道路，連續(xù)數(shù)月經(jīng)受一種好似沒完沒了的折磨煎熬？聽天由命、打消所有逃避的念頭會輕松得多。在那些歲月里為什么會想到逃避呢？逃避什么呢？我在《泰晤士報》很快活。
我還在牛津大學的時候就已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說，此前還曾不明智地出版過一本詩集，如今這本詩集已成為一種收藏家爭相收藏的昂貴珍品了。像如此眾多的處女作一樣，我第一部小說的主題也是有關童年和不幸。第一章敘述了男主人公在一棟古老的鄉(xiāng)間別墅里誕生。在我看來，這部小說好似一篇豐富多彩、令人產(chǎn)生共鳴的作品，或者說它力圖達到那種境界，富有沃爾特·德拉·梅爾散文中詹姆斯諧韻風格特色的作品，并非只是我個人經(jīng)歷的敘述。我錯誤運用孟德爾理論，講了一對白人夫婦孕育黑孩子的故事——一種返回某個遙遠祖先的現(xiàn)象。(那時，我還沒有聽說我的曾伯父查爾斯的故事，據(jù)說他身后在圣基茨島留下13個孩子，他19歲時死于黃熱病。)接著，我的小說寫了這個黑孩子孤僻的童年以及孤獨寂寞的、遭受種族隔離的學校生活；不過，即便在當時，我也覺得小說的結(jié)尾似乎很糟糕，就我的某種性格而言，我能察覺這種結(jié)尾過于樂觀，令人不可思議。我讓書中這個年輕人通過在加的夫‘登船當一名黑人水手而獲得某種滿足，借以逃避中產(chǎn)階級，逃避他不能與之融合相處的感覺。又是逃避！我想“逃避”兩字從扉頁起會頻頻出現(xiàn)，貫穿全書。
A·D·彼得斯當時是個文學經(jīng)紀人，是這一行當里的新手；他鼓勵我，要我相信這本書可以出版。幾個月過去了，他來信的語氣從滿懷熱情轉(zhuǎn)變成冷淡的重新考慮，最后希望破滅了；不過，這時候，我的第二部小說已在創(chuàng)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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