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自在紅
第1章 文從憂患出（代序）
一
拙著《張居正》出版后，獲得過一些好評。許多同道稱贊這部小說的成功，得益于我的舊學(xué)功底。古典文學(xué)，無論小說散文，還是詩詞歌賦，對于我來講，都屬于“童子功”，在這一點我還有些自信。但是，就其小說的結(jié)構(gòu)，也就是說講故事的方式而言，盡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說體，我仍要說《張居正》受到外國小說的影響頗大。有一次，我與《張居正》的責(zé)任編輯、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周百義先生論及此事，我說在寫作《張居正》的過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法國的雨果，他笑著回答說：“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說都可以�！毖韵轮�，他不相信。我告訴他，雨果對我的影響是漫長的。
三十年前，我在縣文化館工作。那時，縣文化館與圖書館沒有分家，全縣藏書最為豐富的，就該是縣文化館的圖書室了。但這些藏書，因為牽扯到封、資、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讀者開放。束之高閣，積滿塵垢。我因占了館員之便宜，更因為館長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給了我一把書庫的鑰匙。每天一大早，我開門進庫，帶一瓶水，一個饅頭（中間夾二分錢的咸菜）權(quán)充午餐，在書庫里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這小書庫的藏書，可能還沒有我個人的藏書多，但在當(dāng)時，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寶的山洞。大約有兩年時間，我獨占了這間光線昏暗、蛛網(wǎng)蒙窗的書庫。
庫內(nèi)的十幾架書，中國古典多，而外國文學(xué)，大約有兩三架吧，雖然不多，但都是精典。在那兩三年里，我讀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果戈理的《死魂靈》、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槍手》、小仲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與�！�、狄更斯的《雙城記》、肖霍洛夫的《靜靜的頓河》、喬萬尼奧尼的《斯巴達克斯》、顯克微支的《十字軍騎士》等等。除以上所述，書屋里所藏的巴爾扎克與雨果這兩位法國作家的作品最多，幾乎他們作品中所有的中譯本都庋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讀完。
當(dāng)然，除了小說外，還有戲劇與詩歌、散文，像荷馬、但丁、莎士比亞、雪萊、拜倫、普希金、萊蒙托夫、濟慈、裴多菲、波特萊爾與聶魯達等等，我亦通讀，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學(xué)的星空，但因我這篇文章以談小說為主，所以，暫時不能顧及他們。
二
今年十月，我曾應(yīng)中國海洋大學(xué)之邀，去青島參加一次由科學(xué)家與作家組成的人文與科技的對話。在會上，有一位久負盛名的海洋物理學(xué)家，中國科學(xué)院院士劉先生直言不諱的說，他非常喜歡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讀了三遍，現(xiàn)正在讀第四遍。
一個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夠被人通讀四遍，這個作家沒有理由不自豪。對金庸的作品，文學(xué)界同仁褒貶不一，但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華人社會中，金庸的武俠小說享有盛譽并經(jīng)久不衰，這是不爭的事實。
談外國小說，忽然說起金庸來，似乎跑題了，其實并沒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國大仲馬。我記得第一次讀大仲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不記得是怎樣翻出這本書來的，加之我身處偏僻的山區(qū)縣城，又非書香門弟，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馬何許人也，但當(dāng)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讀完第一章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過去了，書庫里是不準(zhǔn)開電燈的。為了防范，甚至連電線也剪掉了。但我還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貓抓，館長早就與我約法三章，我可以躲進書庫看書，但決不能把任何一本書攜出門外。但書中曲折多變的情節(jié)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書本等到第二天再接著讀，那天晚上我肯定會徹夜失眼。于是，我走出書屋硬著頭皮找館長，希望他允許我把《基督山伯爵》帶回寢室里挑燈夜讀，館長一口回絕。我于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讓我夜里呆在書庫里，他說書庫內(nèi)不準(zhǔn)開電燈，我說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電筒，買兩節(jié)新電池。館長終于答應(yīng)，為了防盜，也為了掩人耳目，館長把我送進書屋后，就在外面把門反鎖了。
斯時正值盛夏，窗戶緊閉的書屋悶熱如蒸籠，我進去不到五分鐘就全身濕透。更有數(shù)不清的蚊蟲永無休止地向我偷襲叮咬，但因為我急于想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復(fù)仇結(jié)果，我已經(jīng)對悶熱與叮咬沒有感覺了，我撳亮手電筒，開始了愉悅與緊張的閱讀。
我原本打算讀到某一處，也就是說某一個情節(jié)結(jié)束時，就放下書本瞇一覺。但我的這一計劃落空。大仲馬的小說，情節(jié)復(fù)雜多變，懸念跌起，不一口氣讀完，你就會覺得非常難受。大約天快亮?xí)r，我讀完第二本，手電筒電池耗盡，我再也無法讀下去，也無法瞇一覺，我靠著書架，滿腦子都是書中的人物與事件，并猜想在以后的篇章里，情節(jié)將如何發(fā)展……
多少年過去了，我還記得那個悶熱的夏夜。此前，我也有過徹夜閱讀的經(jīng)歷，那是我在農(nóng)村當(dāng)知識青年的時候。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讀線裝本的《封神榜》。老實說，這本書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徹夜讀它，乃是因為第二天我就要把這本書還給人家。這一夜的經(jīng)歷也很有趣，值得記述：那時鄉(xiāng)村還沒有電燈，農(nóng)民照明用梓油燈、松明、煤油燈三種。用煤油燈者，是人們羨慕的“貴族”，我擁用一盞煤油燈，所有的長夜便都溫馨而幸福。那天讀到半夜，沒有了煤油，真正地油盡燈枯。我尋找解決的辦法，發(fā)現(xiàn)了小半瓶菜油。我試著把菜油加一點到燈壺里，居然也能點亮燈捻，于是閱讀又進行了下去。這一夜，《封神榜》是讀完了，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半個月沒有吃到一點油水。當(dāng)時物資緊缺，農(nóng)村中每人每月供應(yīng)四兩菜油，我拿來作為照明之用，就只能吃清水煮蘿卜了。
兩次徹底不眠的讀書感受，就其本身的閱讀快感而言，后者強于前者。
一部作品給人的閱讀快感，因人而異。我想，《基督山伯爵》能讓我手不釋卷并產(chǎn)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為在那萬馬齊喑的時代，整個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上備受煎熬，我們無法讀到純粹的文學(xué)；二是因為大仲馬不同于別的作家，他特別會講故事。他的小說之所以引人入勝，在于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在這一點上，金庸先生與大仲馬庶幾近之。
三
年輕時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學(xué)的花季。可以說，我讀過的小說，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歲之前完成的。我從十二歲就開始讀小說，二十歲之前，主要是閱讀蘇聯(lián)及新中國的小說，二十歲至三十歲這十年，閱讀了大量西方名著。
我的青年時代，內(nèi)心充滿渴望與向往，而世界則顯得呆板而冷酷。在這種業(yè)界里生活是極不愉快的，它壓制了你的許多騷動，也扭曲了你的許多人性。但也有一個好處，你無法在現(xiàn)實中找到誘惑，你的時間不會被咖啡屋、美國大片、網(wǎng)球場、QQ與八卦新聞等等奇異的小資文化分割成無法拼攏的碎片。那時，你雖然不擁有完整的白天，但至少你擁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從十五歲開始，我似乎將所有的夜晚都用在閱讀上。古人有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注腳。照此讀書，便有極端的功利性。我當(dāng)時讀如此之多的外國小說，并沒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 我只是覺得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我個人的嗜好，喜歡情節(jié)生動曲折的小說，冗長的心理描寫和節(jié)奏緩慢的敘述，會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時代，我都是在故鄉(xiāng)讀過，由于娛樂生活的缺乏，鼓書藝人成為受人歡迎的職業(yè)。夏夜的禾場、冬夜的火塘邊，都是鼓書藝人獻技的地方，我聽過他們繪聲繪色講述的《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粉樁樓》、《大八義》等等，中國小說最早不叫小說，而稱為話本。這話本，便是說書人的創(chuàng)作。而我故鄉(xiāng)的人，管說書叫“講傳”。我不知道西方有沒有“講傳”這個傳統(tǒng)。但我知道，像《基督山伯爵》、《斯馬達克斯》、《十字軍騎士》這一類小說，與中國的話本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曾把這三部小說當(dāng)作“傳”講給鄉(xiāng)親們聽過。他們聽得屏神靜氣，嘖嘖稱奇。不止一次，鄉(xiāng)親們對我豎起大拇指贊道：“洋傳也好聽�！鞭r(nóng)民的表述總是很精確，外國小說被他們稱之為“洋傳”，雅而貼切。
至今，我寫小說還保持了一個習(xí)慣，就是先把構(gòu)思的情節(jié)講給人聽，如果聽者被吸引，一再追問“下回如何分解”，則這情節(jié)是可行的，否則則要推倒重來。
電影與電視產(chǎn)生之后，給小說的傳播增加了新的途徑。這些年來，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小說名著，大部份都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小說再次成為了“話本”，不過說書人的角色有了改變——導(dǎo)演和演員復(fù)活了“話本”的內(nèi)容。
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是，有的小說被影視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遠保有興趣。而另外一些小說則無法改變紙質(zhì)的命運，影視投資商碰都不肯碰它們一下，這是因為它們的敘事性太差，不具備“話本”的性質(zhì)。
當(dāng)然，我并不認為被影視公司老板看中的小說就一定是好小說，反之，不適宜改編影視劇的小說就是差的小說。對小說的理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位小說家都有權(quán)利根據(jù)自身的美學(xué)追求來寫自己的小說。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讀者群，有的作家讀者群很大，有的則很小。有人認為，通俗作家的讀者群大而精典作家的讀者群小孩子。我不大同意這個說法。精典與通俗，不在于受眾的多寡，而在于自己小說中的敘事方式。把小說當(dāng)作一本哲學(xué)書來讀，則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過小說的人物與情節(jié)讓人悟到一點什么東西，則又另當(dāng)別論了。
記得曾有人把金庸與魯迅拿來作比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學(xué)大師，那魯迅怎以辦？此前，也有學(xué)者把大仲馬與雨果拿來作比較，認為只要一讀作品，兩人的優(yōu)劣便不言自明。這樣的爭論聽多了，我便暗自慶幸，我年輕時幸虧不認識任何學(xué)問大師，否則，我恐怕終生都不會讀到大仲馬了。
我不排斥大仲馬，同時，我也承認，雨果對我的影響更大。
四
讀完一部小說，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歲以后的事。
二十八歲那年，我從縣文化館調(diào)到省作家協(xié)會當(dāng)專業(yè)作家。就在這一年，我認識了徐遲。
自1979年發(fā)表《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學(xué)家立傳，從而在中國文壇掀起了“徐遲旋風(fēng)”。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徐老對我并沒有表現(xiàn)出特別的好感，我想，這大約是他并不欣賞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緣故，徐遲是一個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時是一個惟美主義者，在他看來，詩、音樂與繪畫天生麗質(zhì)，最具美文的表現(xiàn)形式。而我的那首詩劍拔弩張，是憤怒的產(chǎn)物。他不大喜歡憤怒出詩人的說法。后來，他為我的詩集《瘠地上的櫻桃》寫序言，干脆挑明了說“我歷來不同意把詩變化成匕首和大炮。”
徐遲與我產(chǎn)生談話的興趣，是從《楚辭》開始。第二次見他時，他在住院，床邊放了一套線裝的《楚辭》。他問我一個很怪的問題：“魂一夕而九逝”這句詩，這個九逝究竟是不是實指？也就是說，人有沒有可能一個晚上靈魂九次出竅，我回答說，此處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時，九亦是陽極，與之對稱的六，是陰極，靈魂出竅應(yīng)該是至陰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個陽極的數(shù)字呢？這個九，肯定不是實指。老實說，這個回答有狡辯的味道，因為我雖然很早就背誦過《楚辭》中的許多篇章，但對每句詩的細微之處，并沒有像徐老這樣探微索隱。但是，正是這次談話，卻確定了我與徐遲的師生關(guān)系，他開始主動約我談話了，并對我說：“我要花五年的時間，把你改造一下。你現(xiàn)在雖然也在寫作，寫出的東西也能發(fā)表，但你不知道為何而寫作，以及如何寫作�！毙炖系脑捄車绤�，但年輕氣盛的我，還是誠惶誠恐地接受了。這一來是因為他的盛名，二來通過兩次談話，他的深厚的西方文學(xué)修養(yǎng)已深深地把我折服。他給我訂了一個龐大的學(xué)習(xí)計劃，主要是外國文學(xué)。他開了一個書單，大約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頭的第一部，就是《荷馬史詩》。我告訴他，這書單中的許多書，我都已讀過。他聽了很不高興，責(zé)問“你都讀懂了嗎？”他說著從書架上抽出已經(jīng)發(fā)黃的舊版《荷馬史詩》，翻出一段來要我看，是描寫盾牌的，占了幾個頁碼。徐老說：“人家荷馬可以把一個簡單的盾牌寫出兩百多行詩來，而且一點也不枯燥，這種想象力你有嗎？沒有你就要學(xué)習(xí)，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樣產(chǎn)生的，而且能夠在作品中恰當(dāng)?shù)乇憩F(xiàn)出來”，這種責(zé)備對于我無啻于一記棒喝，并開始汗顏。原來，我讀過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沒有“讀”，也就是說，我只是作為一個讀者來消遣，而沒有以作家的眼光來研究。
從此，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隨便說話，而是嚴格按他的要求讀書。從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漢，我每星期必得兩個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匯報讀書心得，然后聽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文化館的書庫里讀書的那兩年，這第二次的五年，我倒真讀懂了許多作家的作品。像雨果，徐遲讓我非常認真地將他的《悲慘世界》、《笑面人》與《巴黎圣母院》各讀兩遍，從故事發(fā)生的歷史背景、情節(jié)的設(shè)置、人物命運的糾葛、場景的合理運用、對話與敘述、隱性的主題與顯性的故事等等都作了細致的分析與探討。
1988年，在經(jīng)過數(shù)年的學(xué)習(xí)后，我產(chǎn)生了強烈地創(chuàng)作小說的沖動，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徐老，他說“你可以試試”�；税肽甑臅r間，我寫出了第一部十六萬字的長篇小說《酒色財氣》，這本書盡管也出版了，但亳無影響，甚至我在給出版社看三校時，已自氣餒，覺得沒有出版的必要了。書還是印了出來，徐老看過后說：“你這書沒有寫好，已不是文學(xué)的修養(yǎng)問題，而是你的生活不夠豐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沒有經(jīng)歷雨果的坎坷與磨難，因此，你也不具備雨果式的憂患。”
怎樣才能獲得雨果式的憂患呢？徐老從要我讀書發(fā)展到要我讀人。這一點倒真是難為了我，因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歲月中，上蒼眷顧，讓我得以有機會嘗到過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讀各式各樣的人，分析研究這些人，并進而研究由這些人組成的社會。不知不覺地，雨果式的憂患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的《張居正》，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產(chǎn)生的。
最后這一番話，表面上看與讀書無關(guān)，其實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如果沒有從漫長的閱讀中，便我的思想具有歷史的滄桑感，分析和判斷現(xiàn)實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發(fā)生謬誤。至少，現(xiàn)在面對生活中眾多的人與事，我知道哪些可以變成文學(xué)，哪些則不能。
2004．12．18匆草于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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