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以敘錄的著述方式，以明代276年間200部（篇）志怪傳奇小說為整體研究對象，以文獻學、版本學、傳播學、文體學、考據(jù)學等學科為敘錄基礎(chǔ)，以多重證據(jù)為研究法則，從作者生平、作品存佚、版本嬗變、文獻著錄、成書時間、基本內(nèi)容、文本源流、傳播影響、地位評價等方面，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勾稽資料，條疏源流，辨證真?zhèn)危l(fā)明得失，以期總結(jié)出能夠驗證、定位準確、不容鋪敘的理性評鑒，歸納出作品在不同語境下的文化、歷史、文學等方面的一些規(guī)律性要素，有較強的學術(shù)價值和社會價值。
本書簡介：
《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以敘錄的著述方式，以明代276年間200部（篇）志怪傳奇小說為整體研究對象，以文獻學、版本學、傳播學、文體學、考據(jù)學等學科為敘錄基礎(chǔ)，以多重證據(jù)為研究法則，從作者生平、作品存佚、版本嬗變、文獻著錄、成書時間、基本內(nèi)容、文本源流、傳播影響、地位評價等方面，對明代志怪傳奇小說勾稽資料，條疏源流，辨證真?zhèn)�，發(fā)明得失，以期總結(jié)出能夠驗證、定位準確、不容鋪敘的理性評鑒，歸納出作品在不同語境下的文化、歷史、文學等方面的一些規(guī)律性要素，有較強的學術(shù)價值和社會價值。
作者簡介：
陳國軍，男，1965年生，安徽壽縣人。畢業(yè)于南開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碩士、博士學位，現(xiàn)為中國武警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小說史、明清文學與文化研究。出版專著《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趙弼及其〈效顰集〉研究》，在《文學遺產(chǎn)》《紅樓夢學刊》《中華文史論叢》《明清小說研究》等國內(nèi)外學術(shù)刊物發(fā)表論文六十余篇。
目錄：
學奠基人、著名學者劉向。據(jù)《漢書•藝文志序》和《成帝紀》的記載，河平三年（前26）漢成帝派謁者陳農(nóng)到全 序言李劍國敘錄這種獨特的著作形式，始于西漢
目錄：
學的著作名稱，敘錄并非敘事。顧炎武云：“劉向以校書為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為雅馴矣。”（《日知錄》卷一九）他把劉向的敘錄叫作序，這是他臨時拿來講序的，并不是通稱。不過，“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所謂序也和敘錄有相通處。劉向敘錄的體制，從《漢書•藝文志》的記述和敘錄遺文來分析，一是“條其篇目”——即疏理考證該書的書名、篇目，說明訛誤情況和校讎過程等；二是“撮其旨意”——即說明該書的宗旨大意，價值、意義，自然還有介紹作者生平等�？梢妱⑾虻臄洸皇菍σ徊繒暮唵谓榻B，而是包含著相當豐富的內(nèi)容。拿《戰(zhàn)國策》敘錄來看，全文1200字左右，說它是一篇極有學術(shù)價值的學術(shù)論文殊不為過。乾隆年間設(shè)四庫全書館編《四庫全書》，亦用劉向故事，即每校寫一書畢即由館臣寫一篇提要置于書前進上，后匯編為《四庫全書總目》，或稱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之名當本韓愈《進學解》“記事者必提其要”，但并不是概述書的大意。據(jù)《四庫全書總目•凡例》的說明，提要是對“作者之爵里”、“本書之得失”、“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實際和劉向敘錄差不多。余嘉錫對《四庫提要》評議說：“今《四庫提要》敘作者之爵里，詳?shù)浼戳�，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別，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于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shù)，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才有此書，非過論也。”（《四庫提要辨證•序錄》）王堯臣的《崇文總目》、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對各書的介紹一般都很簡單，所以余嘉錫獨舉《四庫提要》，把它和劉向《別錄》相提并論。敘錄之書和一般書目——只著錄書名、卷數(shù)、作者、版本等或亦有簡單評述——在內(nèi)容、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它是深度研究的學術(shù)成果，是一種研究性專著。當今學者的許多研究成果采用了敘錄的著作形式，如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萬曼《唐集敘錄》等，都是影響極大的重要學術(shù)著作。我曾在《書品》1998年第4期上發(fā)表《敘錄與個案研究——關(guān)于我的兩部唐宋小說敘錄》一文，表述了上文講的意思。文章開章明義說：“敘錄是一種體現(xiàn)著特定研究目的和具有特殊操作方式的著作形式，它要求對于作為研究對象的群體對象（作品）逐個進行個別研究，因此這是一種有別于整體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打個比方說，就是把森林中每棵樹的基本狀況都一棵棵琢磨透。在此過程中，自然胸中須有森林，由森林以觀樹木，最后則由樹木以觀森林，對森林的認識也就更為透徹全面。拿我的《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和《宋代志怪傳奇敘錄》來說，這兩部著作對于唐宋五百余種志怪傳奇小說作品逐一進行考證，內(nèi)容包括著錄、作者、書名、卷帙、篇目、佚文、版本、流傳、影響及故事源流等，也對其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特點等略有評論。顯然，搞清家底是敘錄的主要目的�！抖鼗凸偶當洝贰ⅰ短萍瘮洝分皇歉闱宥鼗凸偶吞萍募业�，而唐五代小說及宋小說乃是共生在一起的統(tǒng)一體，因此搞清每部作品的家底其實更重要的目的是搞清這一代小說的家底。這樣來研究唐五代小說及宋小說，是以事實考據(jù)為中心，和專門研究小說史、小說理論史或研究小說的文化、藝術(shù)、文體等等就很不一樣——雖然也不能不有許多共同的方面。敘錄主要提供事實，提供可以利用的材料、可以發(fā)揮的基礎(chǔ)。顯然，敘錄屬于基礎(chǔ)研究。 本來我最初進行的是唐前志怪小說史的研究，在繼續(xù)進行唐五代小說研究時卻轉(zhuǎn)而采取了敘錄的形式，就是基于敘錄有著摸清家底的特別功用，它可以逼著你在搜集資料時努力窮盡一切，竭澤而漁，要求你悉心考辨，不放過每一個細節(jié)。我在那篇文章中曾說：“做這樣的鉤稽、考證、輯佚、辨?zhèn)问呛芷D難的，既需要學識和功力，也需要時間和毅力。因此我把自己做這樣的研究叫作‘自討苦吃’、‘自尋煩惱’，但無疑是極有價值、極有意義的。”也正是基于同樣的認識，我的學生占驍勇、陳國軍、張振國三位博士在分別出版了各自的博士論文《清代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晚清民國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之后又進而各自整理撰寫自己的小說敘錄。事實上，在他們各自的斷代文言小說研究過程中已經(jīng)對每部作品的基本狀況做過考證，他們的小說史研究正是建立在這個非常扎實的基礎(chǔ)上的。自然由于時間的原因，資料的搜集和考證不可能盡善，需要不斷做出補充修正。如今國軍的《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經(jīng)過十余年的努力已經(jīng)殺青，即將出版，誠為可喜可賀之事。國軍在《凡例》中說明了此書的內(nèi)容和體例，其中敘錄對象為明代志怪小說、傳奇小說及其專集；敘錄事項包括作品存佚、作者事跡、文獻著錄、版本嬗變、篇目內(nèi)容、創(chuàng)編時間、藝術(shù)水準、源流影響等，而作品的影響主要是指在小說領(lǐng)域的諸如本事、來源、素材、內(nèi)容以及國內(nèi)轉(zhuǎn)播、域外流傳等方面的影響，偶涉對詩文、戲曲等方面的影響。全書正是著力于對明代單篇或單本傳奇小說及志怪、傳奇小說集（包括選集、匯編等）的諸多事項的考證。翻看國軍對各書的考證，可以看出考證非常詳實，有可靠的、充分的文獻資料作為依據(jù)。拿瞿佑《剪燈錄》四十卷的敘錄為例，此書是志怪傳奇小說匯編，編于洪武十一年前。永樂十九年瞿佑《重校剪燈新話后序》已言其亡，成化時徐伯齡《蟫精雋》卷四《呂城懷古》亦言瞿佑《剪燈錄》等“不可復得”。國軍以為瞿佑所云作品已佚，可能是指自己手頭沒有此書，實際上瞿佑之后仍有流傳，證據(jù)是《文獻匯編》、《寶文堂書目》都著錄了《剪燈錄》。國軍又根據(jù)祁承爜《澹生堂藏書目》子部著錄的瞿佑《存余新話》，推測《存余新話》可能就是《剪燈錄》。清王初桐編《奩史》卷四五收錄瞿佑《剪燈新話》的《詹愛云》、《史彌遠女》兩篇作品，《全閩詩話》卷五收錄《剪燈新話》的《潘用中》。但現(xiàn)存《剪燈新話》并無此三篇，故而國軍以為不無出于《剪燈錄》的可能。按史彌遠女和潘用中都是南宋人，《剪燈錄》所收都是明代以前作品，我以為它們原出《剪燈錄》確有可能，題作《剪燈新話》者殆將《剪燈錄》誤作《新話》，不明瞿佑自有《剪燈錄》一書。再如對周禮及其小說集《秉燭清談》等書的考證。周禮是明代前期著名文言小說家，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中提到周靜軒《秉燭清談》，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也將《剪燈錄》、《秉燭清談》并提，給予極高評價。但周禮并無完備的傳記，其事跡散見諸書。國軍根據(jù)明清多種史料，盡可能詳盡地梳理出他的生平事跡，確定他的生卒年當為景泰八年（1457）前至嘉靖四年（1525）左右。周禮三種小說集均已散佚，《秉燭清談》五卷，國軍從顧起元《說略》卷八和汪廷訥《勸懲故事》卷四輯錄了佚文兩篇�！逗Ｆ媛劶妨恚樵鴱摹队墓衷娮T》輯出《碧玉簪記》、《玉簪傳信》二篇佚文，國軍又自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六六、馮夢龍《古今譚概》譎智部第二一補輯“畫美人”、“胠篋”二條。進而根據(jù)對“畫美人”和《幽怪詩譚》卷五“畫姬送酒”的分析，又考出《幽怪詩譚》和《西樵野記》中50余篇作品亦應為《湖海奇聞集》的佚文。佚書輯佚是敘錄的重要內(nèi)容，非廣搜博覽而莫能辦，僅此一端可見國軍的識見和功夫所在。小說的作者問題也是敘錄的重要內(nèi)容，文獻著錄及作品題署，往往或闕或誤，需要悉心考辨方得其實。在這方面，國軍此書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如《鴛渚志余雪窗談異》，題“釣鴛湖客評述”，學者皆不知為何人，中華書局點校本即署明無名氏撰。國軍根據(jù)《嘉興縣志》卷一八，考為周紹濂撰，并勾稽出他的一些傳記資料。國軍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曾得到著名學者程毅中先生的贊許。再如《張紅橋傳》，最早出現(xiàn)于邵銅所編林鴻《鳴盛集》中，小說中的詩歌多見于《鳴盛集》卷四的《詠懷》十二首，因此明清以來人多認為此傳為林鴻所作。國軍從文獻記載與小說文本的審讀出發(fā)，認為小說中林鴻及其他人物的事跡多有悖于史實，當不是林鴻所著。又如《鐘情麗集》，署名“玉峰主人編輯”，由于所寫為海南事，而丘濬為海南瓊山人，且號玉峰，故而張志淳《南園漫錄》、都穆《聽雨增記》等等皆以為丘濬作，眾口一詞，幾成定論。國軍則分析了成化二十二年南通州樂庵中人和成化二十三年簡庵居士二序，指出作者玉峰生出生于成化初年，然成化二十三年時丘濬已經(jīng)六十七歲，故稱丘濬作不足采信。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漢雜事秘辛》。楊慎跋文稱此本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許多明清人及今之研究者都認為實際是楊慎偽托。國軍在前人辨析基礎(chǔ)上，又進一步提出兩例證據(jù)證偽，一是“五牛旗”乃晉代產(chǎn)物，一是“潛邸”一詞創(chuàng)自北宋，因此本文絕非漢人所作。楊慎因“大禮儀”被貶云南，從嘉靖四年至嘉靖二十六年他寓居于安寧州，《漢雜事秘辛》即作于此間。這樣的考證，就將楊慎偽造《漢雜事秘辛》鑄成鐵案。敘錄按年代編錄小說作品，實際是一種編年體著作，因此要對各書的撰作年代做出考證。而有些作品時代不明，尤須細心考辨，否則可能誤將他朝作品收作本朝，或是相反。存于《國色天香》卷一和《繡谷春容》卷二的《龍會蘭池錄》就是這類作品，其成書時間歷來有元、明之爭。國軍斷為明作，證據(jù)有五：一是文中“草昧叨逢蔣秀才”，“秀才”當是專指入府州縣學的生員，屬于明人的指稱。二是“今之薛氏，亦敢有芳”，是指瞿佑《剪燈新話》中的《聯(lián)芳樓記》。三是“羅襪含羞卸，銀燈帶笑吹”，出自李昌祺《剪燈余話•田洙遇薛濤聯(lián)句記》中田洙與薛濤所制“五十韻”。四是“兩斧伐孤樹，君自為之；鉤月帶三星，吾不忍也”，前者“兩斧伐孤樹”出自宋濂等修《元史》卷一三六“阿實克布哈”，后者“鉤月帶三星”，出諸玉峰主人《鐘情麗集》辜生所撰《法駕引》。五是蔣世隆所撰“風花雪月四詞”，實乃唐寅所作。因此此錄為明人所撰無疑，當作于弘治十六年至嘉靖三年間。國軍的考證可謂燭隱發(fā)微，語語中的。此書在編排上也有可稱道者，就是分期編輯，每編有目，概括該期小說創(chuàng)作的整體特征。第一編為《明初傳奇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振和新變（1368—1435）》，第二編為《低落與蕭條：志怪傳奇小說的時代性消沉（1436—1487）》，第三編為《志怪傳奇小說的全面復興（1488—1521）》，第四編為《志怪傳奇小說的興盛前期（1522—1566）》，第五編為《志怪傳奇小說的全盛（1567—1620）》，第六編為《志怪傳奇小說的式微（1621—1643）》。如此編排，足以見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演進嬗變的清晰軌跡，使《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具有了小說史的品格。 國軍此書敘錄作品近200種，相當完備，一編在握，全豹盡睹。而其窮搜博采，深考廣證，功力見焉。以上所舉諸例，雖未必能盡其佳處，但嘗一臠而知鼎味，全書風范亦可見矣。要之，國軍此書是一部研究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的力作，值得治明稗者高度關(guān)注。若能配合他的《明代志怪傳奇小說研究》閱讀，收益會更大。國軍博士是我的學生，他在1989—1992年間跟我讀碩士，2001—2004年間又跟我讀博士，現(xiàn)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教授。我研究文言小說，洎于宋遼金而止，明清只有幾篇論文而已。得諸弟子賡續(xù)術(shù)業(yè)，實是幸事。劉夢得曰：“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后波生。”（《浪淘沙》）韓退之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shù)業(yè)有專攻，如是而已。”（《師說》）信哉斯言！
寫于南開大學文學院釣雪齋紀夢一卷存。朱元璋撰。傳奇小說。朱元璋（1328—1398），原名朱重八，字國瑞，明代開國皇帝，史稱明太祖。元璋先祖原住沛國相地（今江蘇沛縣），后遷句容朱家巷、泗州等地。至元代，其父朱五四（世珍），始遷居濠州鐘離東鄉(xiāng)（今安徽鳳陽），再遷鐘離之西鄉(xiāng)以及太平鄉(xiāng)之孤莊村。十七歲，父親、長兄卒，入皇覺寺為僧，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給，遂為游方僧。后加入義軍，創(chuàng)建大明王朝。生平事跡見《太祖實錄》，及張廷玉《明史》卷一至四《太祖本紀》等。本文又名《御制紀夢》，《澹生堂藏書目》著錄。主要版本有《明太祖文集》卷一六本、明無名氏《天潢玉牒》本、《紀錄匯編》卷五本、《國朝謨烈輯遺》本等。其文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王綱解紐，天下紛紜”時的至正十二年（1352）的“天下第一卦”，二是“江南已定，臣民推戴”的洪武元年（1368）的“三清大夢”。其中，前者表明揭竿而起、解民倒懸的“神示”正義，后者則是“君權(quán)神授”的自我政治神話。本文因出自“御制”，因此，《太祖實錄》對這兩大事件均有詳盡的記載。卜卦起義，事在《太祖實錄》卷一“壬辰春二月”，其文曰：辛丑，亂兵焚皇覺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日暮，上歸，念無所逃難，甚憂之，乃禱于神，曰：“今兵難如此，吾欲出避兵，志無所定，愿于神卜之，出與處孰吉，明以告我。”祝已，投卜，凡三俱不吉。上曰：“出與處既不吉，無乃欲吾從雄而后昌乎？”一投卜而吉。上自念曰：“今豪杰紛紛，孰堪與御亂者？況從雄，非易事。”乃復祝曰：“兵，兇事；從雄，吾甚恐，盍許以避兵？”復投卜，珓躍而立。上知神意必欲從雄也�！秾嶄洝匪鶎懳淖峙c本文雖有所不同，但所敘事為一，當源出本文。“三清大夢”，《太祖實錄》洪武元年二月記載，其文云：上退朝，御東合，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侍。上顧謂升等曰：“近觀《周禮》，見有所謂‘六夢’者，因思去秋嘗夢在鄉(xiāng)里，游舍南，仰見群鳥萬余，摩天而下。少近，則類鳩鳥之狀。忽一鶴沖起其中，徐度東南，予回顧，鶴已不見，惟見五色云中，青旛數(shù)行，浮空而過。少頃，天西北擁一朱臺，四周檻欄前立二人，兜鍪金甲，口若宣授之狀。忽臺四轉(zhuǎn)，以左向南，列坐幞頭抹額者數(shù)人。臺又旋北向，以后居南，中立三尊貴人，若道家三清。其中一人，美貌修髯，異常所見，顧我甚至。既而三人西北去，朕亦歸舍，復出門，則景象迥異，非在鄉(xiāng)里時矣。傍有立者，朕問：‘適尊貴何之？’曰：‘還天宮矣。’朕急趨從之，道遇紫衣者數(shù)人，其一人以絳衣授朕，里皆五彩，朕問：‘此何服？’一人曰：‘此真人服。’朕方服之，不覺冠履俱備。又一人授朕劍，光氣燁然。復命朕道東南而行，遇一皂衣短袖者來，露首及兩肱兩股，首戴一灶兩耳，怒目，由西北而去。朕復東南行，度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余間，見朕，長子衣青衣而立，忽然夢覺。若此者其思夢耶？正夢耶？”升對曰：“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誠陛下受命之兆，所謂正夢也。昔黃帝夢游華胥而天下大治，古已有之。蓋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 《實錄》將此事系年于洪武元年二月，并增添了朱元璋、朱升間的對話；而朱升所言正是本文創(chuàng)作的動機與宗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命儒臣將本文制作成有明一代朝廷大宴必奏的《九奏侑食樂章》的內(nèi)容之一。樂章第六奏《金陵之曲》，其中“我皇昔住濠梁屋，神游天錫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胡廣等纂修《太祖實錄》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條。所夸飾的情節(jié)，就是本文的第二部分內(nèi)容。由于本文以史實和朝樂的方式存在于明朝始終，因此，明代文人敘述“龍興”事實，本文成為不可背違的范文。明祝允明《語怪四編》、佚名《秘閣元龜政要》卷四、陳士元《夢占逸旨》卷六，以及屠隆《鴻苞集》卷二六均是如斯。至于屠隆文章所表達的“圣王受命，異夢奇禎，有前代創(chuàng)業(yè)之主所未有者，嗚呼，盛哉！”不過是文人阿諛之言而已；《英烈傳》卷一對本文若干內(nèi)容的祖述，則是本文對民間的一次更通俗式的浸潤。御制周顛仙人傳一卷存。朱元璋撰。傳奇小說。本文又名《周顛仙傳》、《顛人傳》�！段臏Y閣書目》卷一、《萬卷堂書目》卷三、《千頃堂書目》卷一五、《天一閣書目》卷二之一、傅維鱗《明書》卷七五志一七、《鳴野山房書目》卷三子之目、《八千卷樓書目》卷一四子部、《天一閣書目》卷二之一史部等均著錄本文。本文原為朱元璋祭周顛仙而在廬山所立的碑文。此碑立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九月，碑高3?6米，寬1?5米，厚0?25米，碑正面刻《周顛仙人傳》，背面刻《祭四仙文》及《贈四仙詩》�！短鎸嶄洝肪矶庞涊d此事曰：辛未，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祭廬山，為周顛仙立碑。顛仙姓周，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身長壯，貌奇崛，舉止不類常人。年十余，病癲，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于市。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施力于人，夜臥閭檐間，祁寒暑雨自若。嘗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為顛仙。不數(shù)年，天下果亂。陳友諒據(jù)江漢，引兵入南昌，顛仙隱跡不見。及上自將伐友諒，既定南昌將還，顛仙從道左拜謁，潛隨上至金陵。每遇上出輒趨進，曰：“告太平！告太平！”間見或捫虱而談，擊節(jié)而歌，詞多隱語。上頗厭之，特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輟。明日復至，上命賜以新衣，視其舊衣帶系菖蒲三寸許，曰：“細嚼，飲水，腹無痛。”又自言入火不熱，乃以巨甕覆之，積蘆薪五尺許，燔甕四旁火盡火滅，發(fā)而視之，端坐如故。如是者，凡三。及寓蔣山寺，月余，寺僧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趨無異平時，因賜之食，乃食。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一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矣。上將幸寺，賜之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上至與之食，乃復飲食如常時。既醉，上將還，顛仙于道側(cè)，以手畫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矣。”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復圍南昌，上欲親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氏已僣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可。”即踴躍持杖搖舞，如壯士揮戈狀，以示必勝之兆。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既而，行不數(shù)里，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前，損人必多。”上曰：“顛者言何妄也！復爾，則棄之江中。”乃自言能入水不濡，遂命投之于江。久之，復來謁見，欲求食。上命賜之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頸，曰：“今可殺矣。”上笑曰：“殺爾何為？”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cè)，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見矣。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上以其虛誕，卻之。至是，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云：“周顛仙遣進藥。”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丹砂之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為文，勒石紀其事，命善應等往祠焉�！秾嶄洝匪洠m在個別詞句上與本文有一定的差異，但從總體上，當是朱元璋碑文的截取和縮寫。此碑位于廬山白鹿升仙臺，洪武期間，僅有碑石，永樂元年八月，修碑亭 張輔等修纂《（明）太宗實錄》卷二二“永樂元年八月”。；宣德七年時，“屋宇皆壞”，且只有二位僧人，故天池寺僧智順奏請修葺、度僧 楊士奇等修纂《（明）宣宗實錄》卷九○“宣德七年五月”。；天順元年，天池萬壽禪寺主持僧慧究因上疏乞修碑亭，英宗“令本僧緣修理之” 孫繼宗等修纂《（明）英宗實錄》卷二八二“天順元年九月”。。此為有明一代，皇家修建碑亭的整個過程。由于本文為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所撰，且立碑文于廬山，因此，本文在明代廣有版本。其主要版本有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明嘉靖嘉趣堂刊《金聲玉振集》第十冊本、《續(xù)百川學�！芬壹谌齼员尽ⅰ都o錄匯編》卷六本、《國朝典故》本、《國朝典匯》卷一三六本、秦汴萬卷樓《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周顛仙人傳》抄本、《續(xù)藏書》卷二《開國名臣》附《建昌周顛仙先生》本等。明清的一些史書、方志、小說等，也多有記載。如佚名《天潢玉牒》、焦竑《熙朝名臣實錄》卷二、《（萬歷）新修南昌府志》卷二三、清毛德琦《（康熙）廬山志》卷二、《高坡異纂》卷上、《明史》卷二九九《方伎傳》等，其主要內(nèi)容大抵包括周顛仙的“告太平”、“入火不死”、“入水不濡”，以及仙藥治疾等神異故事，無非是對朱元璋之得天下的神話的反復渲染，以及臣民對此的信服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