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齡為明代大儒，他推崇。篤信陽明致良知之教，在他看來，歷代圣賢對圣人之教的表述雖有不同，實則“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圣后圣，居然一揆”（陶望齡：《歇庵集·圣學宗傳序》），它們在本質上是同一種學問，即**。這種學問至而發(fā)揚光大，所以他說：“古今談道術者不為不盛矣，而未有如陽明先生�！保ㄌ胀g：《歇庵集·招隱篇》）在陽明傳人中，他十分尊崇王龍溪和羅近溪，而尤嗜近溪之語，贊之為“人天之眼，賢圣之腮”（陶望齡：《歇庵集·與何越觀七首》）。在他看來，“新建之道，傳之者為心齋、龍溪”（陶望齡：《歇庵集·旴江要語序》），而羅近溪是心齋之學的傳人，因而是陽明之道的延續(xù)者。為了繼承近溪之學，他精研近溪著作，特輯《近溪語要》一書。由此，陶望齡在思想上便成為心齋、近溪一脈的傳承者。同時，他又與周汝登一道倡道越中，延續(xù)龍溪等人學脈，闡發(fā)王學思想。這使得他在思想上又深受周汝登影響，與其一并成為龍溪一脈在越中的重要傳人。就修養(yǎng)工夫而言，陶望齡既強調本心的無善無惡、無為無染狀態(tài)，反對執(zhí)著用智，又強調本心與百姓日用的合一狀態(tài)，反對道事分離。他解釋“良知”說：“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聞泯睹，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保ㄌ胀g：《歇庵集·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陶望齡的思想不僅體現(xiàn)了兼承“二王”（王心齋、王龍溪）、融會“二溪”（羅近溪、王龍溪）的特點，而且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他經(jīng)常游歷山林、出入寺院、結交僧流、閱讀釋典，尤其與云棲祩宏、湛然圓澄等人交往密切。他修習禪法，參悟“話頭”，是當時有名的佛門居士。這使得他的思想具有融會儒釋、貫通三教的傾向。他認為，三教雖然形跡不同、教法有異，但其歸宿和宗旨卻是相同的，它們都是通往性道的途徑，因而，學者不可執(zhí)著于三教的差異，而應借助三教的教法，實現(xiàn)自我心性的發(fā)明。他說：“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保ㄌ胀g：《歇庵集·與徐魯源先生二首》）由此，他反對理學目前長期以來的辟佛傳統(tǒng)，并認為明道、陽明、龍溪等人對佛教的批判實際上是“名叛而實近”、“陽抑而陰扶”，“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陶望齡：《歇庵集·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十五首》）。他將佛教思想與陽明**相融合，用佛學思想去闡釋陽明的良知之學。
陶望齡在初入翰林時便以詩文著稱于世，其著作受到時人追崇，流傳于士林。嗣后，他任職翰林院，參與編修國史、撰述制誥，作了大量館課、制草等官書公文；又與焦竑、袁宗道、袁宏道、黃輝、董其昌、周汝登等眾多文人名士相交往，或集會結社，作詩作文，或書信往來，辯難酬答，或游覽名勝，記述雅興，寫了大量文字著述；此外，還因他夙有文名，而常為人請托，撰寫碑記、墓銘、贈序、書啟等文章。本書收《歇庵集》、《功臣傳草》、《歇庵制義》、《解老》、《解莊》、《陶石簣評會稽三賦》數(sh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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