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講述了：自中西文明發(fā)生碰撞以來，百余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即無可避免地擔負起雙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脈絡，已成為我們理解并提升自身要義的借鏡，整理和傳承中國文明的傳統(tǒng)，更是我們實現(xiàn)并弘揚自身價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匯，乃是塑造現(xiàn)代中國之精神品格的必由進路。世紀出版集團傾力編輯世紀人文系列叢書之宗旨亦在于此。世紀人文系列叢書包涵“世紀文庫”、“世紀前沿”、“袖珍經典”、“大學經黃”及“開放人文”五個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袄迩逦鞣剿枷朊}絡，更新中國學術傳統(tǒng)”，為“世紀文庫”之編輯指針。文庫分為中西兩大系統(tǒng)。中學書系由清末民初開始，全面整理中國近現(xiàn)代以來的學術著作，以期為今人反思現(xiàn)代中國的社會精神處境鋪建思考的進階；西學書系旨在從西方文明的整體進程出發(fā)，系統(tǒng)譯介自古希臘羅馬以降的經典文獻，借此展現(xiàn)西方思想傳統(tǒng)的生發(fā)流變過程，從而我們返回現(xiàn)代中國之核心問題奠定堅實的文本基礎。
作者簡介：
當代國際史學的發(fā)展與法國年鑒派的功績是分不開的，有學者甚至認為它就是法國年鑒
派史學的國際化。如果說19世紀的史學以德國蘭克學派為典型，那么20世紀的史學模式
很大程度上是被法國年鑒派影響和塑造的。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被看作年鑒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但年鑒派第三代
史學家很少自稱為“第三代”，而稱他們自己為新史學派。新史學在繼承年鑒派前輩學
術傳統(tǒng)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其理論與方法，并向歷史人類學和心態(tài)史方向發(fā)展，形成了
自己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從社會經濟到文化心態(tài)的轉變是年鑒派第三代最顯著的特點
。
勒高夫參與主編的《研究歷史》和《新史學》兩本著作，體現(xiàn)了勒高夫等第三代年
鑒派的史學觀念，從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角度，分析了當代法國史學，對國際史學界產生
了重大影響。新史學以“三新”為特點：一曰新認識，即史學認識論上的一次重大轉變
，明確提出歷史研究是經過史學家的主觀意志和認識水平來完成的，在發(fā)生過的與記敘
重構的歷史之間有重大區(qū)別。二曰新角度，即認為史學在方法上要與各種社會科學相互
借鑒，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學的定量分析。三曰新對象，即長期為傳統(tǒng)史學忽視的領域成
為新史學家關注的對象：氣候、民俗、人體、心態(tài)、神話、飲食等。
最初年鑒派前輩們以社會經濟為突破口，極大地開拓了傳統(tǒng)史學研究領域，而年鑒
派第三代向文化心態(tài)的轉型，是對史學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心態(tài)這一概念涉
及范圍很廣，包括社會意識形態(tài)、道德風范、生活態(tài)度、政治觀念、宗教信仰等，是一
定社會文化、心理乃至行為方式的總稱。在法國，心態(tài)史不僅成為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而且與歷史人類學合流，成為史學研究的時尚。勒高夫對此總結說，“把政治史趕下王
位，這是《年鑒》的首要目標，也是新史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雖然一種新的政治史或
政治史觀應在新史學中占一席之地”。而傳統(tǒng)政治史是以三個偶像，即“政治偶像”（
指政治事件）、“個人偶像”（指上層人物）和“年表偶像”為特征的。
年鑒派第三代的另一個特點是學派性在減弱，包容性在增強。勒高夫說，“我們的
學派性越來越弱”，他將新史學視為包容各種史學實踐的一種“運動”，并提出新史學
不僅是法國的產物，不應忘記許多外國人都為新史學的形成作出過貢獻。他特別提到馬
克思，他認為，“新史學先驅者的最卓有成效的觀點無疑是長時段”，“馬克思主義是
一種長時段的理論，在許多方面，如帶著問題研究歷史、跨學科研究、長時段和整體觀
察等，馬克思是新史學的大師之一”。
他指出許多馬克思和新史學的結合點和分歧點，如新史學雖然不接受馬克思的社會
分期學說，但馬克思“通過生產方式的概念，通過奴隸制向封建制、再向資本主義過渡
的理論，把一些長達數百年的社會經濟制度看作歷史的基本形態(tài)。換句話說，就是把習
俗和精神狀態(tài)當歷史的標尺，把技術、能源形式（由人力、畜力轉變?yōu)闄C械力）以及對
社會基本現(xiàn)象的態(tài)度（如勞動態(tài)度）看作歷史分期的依據”。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力量只有
在長時段中起作用，只有在長時段中被感受到。短時段的歷史不能抓住和說明變與不變
，以王朝和政府更替為準繩的政治史不能說明生活的奧秘：如人體高度的增長與食物營
養(yǎng)和醫(yī)療技術發(fā)展有關，地域關系的變化有賴于運輸方式的革命。
另外，他認為，馬克思“把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這與新史學重視研究一
定社會中生活的普通人也不謀而合”。如新史學“關心所有人的愿望”，尤其注重對下
層民眾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研究。新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一個原因是，人類學主要研
究歐洲以外的“窮人的民俗”或所謂“野蠻人”。雖然他認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概念
不能說明歷史存在不同層次的復雜關系，但他認為這種長時段理論和結構性概念與新史
學有類似之處。勒高夫也反對簡單地將經濟因素作為歷史解釋的首要因素，認為精神狀
態(tài)雖然不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一個基本原因，但在歷史演變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史學既
重視物質的經濟史，又不忽視精神的思想狀態(tài)史，既提供選擇，又不強加于人”�？傊�
，新史學并非與馬克思主義互不相容，歷史學家可以同時是馬克思主義和年鑒派的學者
。勒高夫自己承認，他在對中世紀“煉獄”觀念的研究中就受到馬克思主義整體史學和
問題史學觀念的影響。
有人將新史學概括為計量史學，但勒高夫肯定計量方法促進了史學發(fā)展的同時，提
醒人們注意“迷信數字”的危險，要求歷史學家對此采取審慎的態(tài)度。他指出，“新史
學仍以定性分析為主”，因為定量分析的結果取決于程序的優(yōu)劣，即使計算機提供了計
算結果后，歷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仍未完成。“新史學不應勉強計算機去計算不能計算的
東西或忽視不可計量的素材，不應單靠計算機去‘編制歷史’或重溫實證主義史學家的
舊夢：讓文獻去‘客觀地’制造歷史，自己則袖手旁觀”。
勒高夫認為，新史學不是一種書齋學問，而是一種問題史學，要回答當代的某些重
大問題。他欣賞年鑒派創(chuàng)始人費弗爾的這樣一句話：“我們的任務是要創(chuàng)造歷史，因為
在動蕩不定的當今世界，惟有歷史能使我們面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zhàn)心驚”。并將其引申
為“新史學是最能使我們擺脫恐懼的史學”。
勒高夫在中世紀文化、心態(tài)和感覺表象的研究中有所創(chuàng)新，就方法論而言，沒有離
開年鑒派的軌跡：注重長時段、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濟和社會史等方面。
他的中世紀著作通過對教士、職員、農民、軍人、手工業(yè)者、商人等不同職業(yè)的分
類研究，得出一個新的結論：中世紀既不是迷信盛行的黑暗時代，也不是神話裝飾起來
的光輝時代。當時的社會介于饑餓和擴張、信仰和反抗、戰(zhàn)爭與和平之間。人們?yōu)榱松?br/> 存，伐林開荒，建立村寨、城堡和城市，開始發(fā)明鐘表等機器。勒高夫的著作勾勒出一
幅翔實的中世紀社會生活圖景，這是歐洲各民族形成的準備時期。他還試圖將中世紀與
資本主義產生聯(lián)系起來，他指出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狀態(tài)中，有惰性和活力的矛
盾，這些矛盾通過基督教作為遺產留給其后的文明和社會。
勒高夫訪問過中國，對中國史學界有相當了解。他曾同中國學者說：“中國的歷史
和文明深深地吸引著我們，它在世界歷史和文明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們關注著當
代中國的發(fā)展，關注著你們史學界的發(fā)展�？梢钥隙銈儠谀銈兊牡缆飞先〉镁薮蟮�
成功。不管怎樣，對歷史和文化的反思大概是你們和我們的共同目標”。
稿件來源：中華讀書報
目錄：
在金錢與地獄之間：高利貸與高利貸者
錢袋：高利貸
偷時間的人
高利貸者與死亡
錢袋與永生：煉獄
“心也有淚”
附錄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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