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fā)生里氏9級地震，隨之而來的大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fā)生7級核泄漏事故，堪比“切爾諾貝利”。地震發(fā)生兩天后，大前研一即上傳解說視頻，在YouTube上的點擊率超過180萬次，廣受好評。在本書中，作者從國家智囊的角度出發(fā)，根據(jù)專業(yè)知識對復興資金來源、能源及外交政策等問題發(fā)表見解。
大前研一是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jīng)濟評論家。早稻田大學理工系畢業(yè)，東京工業(yè)大學研究生院核工碩士，麻省理工大學研究生院核工博士。曾進日立制作所參與核反應堆設計工作。此次日本地震后不久，即通過私人衛(wèi)星廣播“大前研一現(xiàn)場播報”等方式，第一時間發(fā)表對于震災、核爆炸事故的評價、觀察及分析。通過本書，作者分析了日本政府及東電應對失措的原因，更進一步揭示震災發(fā)生前便已在日本存在長達20年的危機的實態(tài)，同時對日本復興之路提出建言。
作者簡介：
大前研一（1943-），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jīng)濟評論家。福岡人，早稻田大學理工系畢業(yè)，東京工業(yè)大學研究生院核工碩士，麻省理工大學研究生院核工博士。曾進日立制作所參與核反應堆設計工作。1972年進入麥肯錫公司，歷任日本分公司總經(jīng)理、亞太地區(qū)首席代表等職。1992年創(chuàng)建“平成維新會”，在此之前就已開始提出個人的日本設計方案。此次日本地震后不久，即通過私人衛(wèi)星廣播“大前研一現(xiàn)場播報”等方式，第一時間發(fā)表對于震災、核爆炸事故的評價、觀察及分析。通過本書，作者分析了日本政府及東電應對失措的原因，更進一步揭示震災發(fā)生前便已在日本存在長達20年的危機的實態(tài)，同時對日本復興之路提出建言。
目錄：
引言翟新前言第一章核能時代至此告終
引自震災發(fā)生兩天后的《大前研一直播》，上傳至YouTube后，點擊播放率達70萬次以上。核反應堆的“三保險”設計理念為何沒能發(fā)揮作用？為什么說日本的核電產(chǎn)業(yè)就此壽終正寢？建議效仿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賑災的例子，限期增收消費稅。第二章縮小三分之一的生活
引自災后一周的《大前研一直播》。日本的核電產(chǎn)業(yè)步入嚴冬，高峰時段的供電削減25%。但計劃停電愚蠢透頂�？傊�，只要高峰時段用電需求不超過供給，就無需停電。此處提出三種解決辦法。第三章日本復興計劃
此次事件動搖了作為核反應堆安全思想根基的“拉斯穆森概率論”。要重新思考科技的哲學理念。為什么說用混凝土封存的石棺計劃是危險的？改革道州制和個人意識。根據(jù)3月11日前業(yè)已實行了20年的日本危機基本指標，思考日本復興的路線。前言 正當日本民眾憑借頑強的意志和高度的智慧從地震、海嘯、核泄漏的三重打擊中挺立而起之際，我們十分欣喜地讀到同濟大學蔡敦達教授精心譯出的大前研一先生《日本復興 正當日本民眾憑借頑強的意志和高度的智慧從地震、海嘯、核泄漏的三重打擊中挺立而起之際，我們十分欣喜地讀到同濟大學蔡敦達教授精心譯出的大前研一先生《日本復興計劃》一書的中文版。筆者相信，無論是就該書的主題，還是作者的適任性而言，這都稱得上是一部為中國各界翹盼已久的作品。
大前先生1943年生于日本福岡縣，在東京工業(yè)大學拿到核工程學碩士學位后，隨即留學麻省理工學院，繼續(xù)專攻核工程學，最終獲該校工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他于1969年進入著名的日立制作所工作，其間參與過核電站重要設備高速增殖爐的設計工作。就是說，本書作者自20世紀70年代初轉身致力于經(jīng)營學研究以前，曾長期駐足核工程學領域，有堅實精深的核工程基礎知識和研發(fā)經(jīng)驗。大前先生寫作本書的另一別人無法取代的優(yōu)勢，則是他長年在經(jīng)營學研究領域耕耘，累積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而關于社會變革，既有宏遠超凡的視野，更不乏系統(tǒng)而個性化的經(jīng)營理念和操作技能。至今為止，大前先生在經(jīng)營和社會變革領域已出版了《企業(yè)參謀》等70余種書籍，其中《創(chuàng)業(yè)圣經(jīng)》等10余種已被譯成中文在我國出版；他還積極參與經(jīng)營學理論的實踐和該領域人才的培養(yǎng)，不僅主辦了非營利組織“一新塾”，而且以校長和教授的身份經(jīng)營著日本唯一一所以企業(yè)方式經(jīng)營的專事研究生培養(yǎng)的商業(yè)突破大學，同時還出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政策學院的教授。本書初版2011年4月由日本文藝春秋社付梓。也許是因出版日期距災害發(fā)生不足兩月之故，書中大半篇幅所論并非圍繞一般意義上的復興計劃展開，而是基于作者所稱“整體的冷靜思考”，對福島核事故及原子能利用管理上的問題所做的分析和展望，在此基礎上，作者在本書最后以一章的篇幅聚焦于主題，即就日本如何復興這一旨意展開宏論。這樣的結構安排，乍讀可能會生出些不解，但如念及本書的寫作和出版主要是為在多重災害突襲下的人們指點迷津的功用，自然也有其必要和合理的一面。而頭兩章的述論中，予人深刻印象的內(nèi)容并不少見。比如，在解說事故原因及消除問題的處理時，大前先生首先便入木三分痛陳東京電力公司和日本政府部門的不作為與消極態(tài)度，其次也對急救現(xiàn)場所暴露的不得要領的舉措和學者同人中理論脫離實際及麻木不仁之輩的言說施以抨擊。如此左右開弓后的大前先生，還把批評對象擴展到日本在核能利用的體制和國策上的問題，并對國家一面標榜“無核三原則”，一面通過保存大量核燃料來儲備核武裝力量的做法呈示了疑慮。與此同時，他也從行家的立場出發(fā)，提出應增消費稅，不宜計劃停電，數(shù)年內(nèi)以混凝土永久封存核電站設施等應急措施。由于這些言論都出自大前先生對日本災民直播的網(wǎng)絡視頻節(jié)目，由此我們也可看到，作者雖為一介學者，卻能在國家突遇重大災變和危機之際，堅決站在社會良心和民眾的一邊，從而對世間尤其是權勢者始終保持直言的姿態(tài)，并恪守著責任意識的底線。這一點雖說理應為知識分子的擔當，但在現(xiàn)實世界依然是可敬佩和值得倡導的所為。
東日本大地震使日本這個國家經(jīng)受了嚴峻考驗。一年來，日本官民采取種種對策，致列島擺脫了滅頂?shù)奈C。即便如此，至今未至可樂觀甚至松懈的狀況，全國上下依舊面臨諸如
災后重建、事故核電站廢棄物處理、災區(qū)清污、復蘇斷裂的國內(nèi)產(chǎn)業(yè)鏈乃至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等急待處理的課題。在這樣的過程中，民主黨政權雖在救災考驗中以其誠意和努力在民眾中勉強獲得了合格分數(shù)，但如以更高標準衡量，其執(zhí)政能力遭到普遍質(zhì)疑，也是事實。大前先生正是基于這種民眾對政府甚不信任的社會背景，提出他的復興日本計劃：“第一，實施道州制，讓地方繁榮起來；第二，改變?nèi)毡救说木衩婷�。�?br/> 大前先生提起的道州制，實質(zhì)上就是把現(xiàn)在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變?yōu)榈乐萋?lián)邦制國家，通過這個國家統(tǒng)治機制的改變，使國家今后不再由中央政府掌舵，而是讓各個道州組成的聯(lián)合體來決定日本的走向，同時增進國家進步的活力，從根本上避免因中央政府的不作為和無能引致的風險。顯然，大前先生所提示的道州制，并非公共管理學范疇的小政府大社會，不
過為旨在進行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再配分的弱中央強地方模式。誠然，道州制的道也好，州也好，其名均起源于中國西漢與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它的基本意思是將現(xiàn)行的一級行政區(qū)劃都道府縣改為道州，并使道州成為比都道府縣更為廣域的新行政區(qū)劃。而在日本史上關于道州制的議論實由來已久。較早的道州制論甚至可推至明治時代，當初在北海道地區(qū)廢三縣而
設道廳的行政機構改革就是道州制論的很好實踐例。至昭和年間，田中義一內(nèi)閣傘下的行政制度審議會曾提出將全國分設為6州的“州廳設置方案”。二次大戰(zhàn)結束以來，圍繞道州制的議論越發(fā)盛行。2006年，作為內(nèi)閣總理大臣咨詢機構的地方制度調(diào)查會就施行道州制，提出“9道州”、“11道州”、“13道州”三種方案，即通過把現(xiàn)有的47個都道府縣的一級行政區(qū)劃的地位讓位于9至13個道州，使得中央政府除外交和軍事以外，向地方政府讓渡更多的行政權，實現(xiàn)強化地方自治和增進國家整體活力的目標。但這些充其量還只是構想中的方案。并且，從日本輿論動向來看，雖然公眾多數(shù)贊同強化地方分權，但反對施行道州制的意見也占了六成以上。在這里，似乎道州制和地方分權分別成了名與實的象征，而日本多數(shù)民眾在取名還是取實這一問題上，似和大前先生的價值取向尚存一定的差異。
大前先生構想的日本復興計劃的另一支柱，則是前述之改變民眾的精神面貌。實際是指培植國民的自立性。而這個自立性又被單純明快地解釋為不依賴政府，因為“國家的不作為已經(jīng)是明擺著的事”，所以只有“改變個人的精神面貌，通過自我復興和自救來獲得生存”。也許這才是大前先生為日本復興所尋覓的根本路徑和精神基礎。然而，日本經(jīng)天災核禍的
慘重打擊，已大傷元氣，此話雖不假，但問題是，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否果如大前先生所言，已淪為喪失自信心和奮斗意志的國民了？從不久前內(nèi)外媒體傳遞給我們的日本抗震救災圖像，筆者以為恐難以茍同。因為映入世人眼簾的多數(shù)，是在困境下懷持愿景，并以世所罕見的自立自律精神艱難抗爭著的日本人群像。而當下日本所遇的災難再重再大，相較于
這個民族在公元6世紀的大化改新、19世紀中葉的明治維新和二次大戰(zhàn)后重建列島前夕所遇的危機，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因此，看了大前先生為日本復興所開的處方簽，自然會憶起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先生那句評論日本的話：作為均質(zhì)社會的日本，最為缺乏的就是開放性。平心而論，拜讀本書后最想與大前先生議論的話題，也正是這一點。以筆者淺見，對日本這樣的人均年齡已達51歲的成熟社會而言，首先于人的精神領域徒增開放性，從而源源釋放內(nèi)部的社會活力，也不斷引入外部的積極要素，豈非話語短期乃至中長期復興計劃之際最不可無視的要義？
翟新
2012年初夏于上海交通大學新建樓我從兩個方面思考日本復興計劃，即：
①實施道州制，讓地方繁榮起來；
�、诟淖�?nèi)毡救说木衩婷病?br/> 假如說前者是地方整體的課題，那么后者就是每一個個人的主題。這兩個方面不分先后，必須同步推進。以下按序加以說明。
首先，在①的前期階段應該考慮與三全總（第三次全國綜合開發(fā)規(guī)劃）訣別。1977年內(nèi)閣會議決定的三全總設想，是把東京的繁榮照搬到新潟的、田中角榮式的構想。把繁榮均等地分攤到全國去吧！——這個辦法已告失敗。發(fā)行赤字國債導致國家財政崩潰，要問整個日本是否靠自己的力量達到了繁榮，回答是否定的。現(xiàn)今自治體的狀況是吸納補助金就像吸氧氣，只要還有補助金就還能湊合，一旦停止供氧就要猝死。不徹底告別這一狀況，不幸的地方依然還會增加。應該拋棄國土均衡發(fā)展的幻想，如本文所述，東北的振興由東北自身去描繪未來藍圖，關東由關東，關西由關西，各自朝著發(fā)展的目標前進。各地都應該朝這樣的方向去努力。
與三全總的徹底訣別只是摸到了新腳本的門口，至于接著往前該如何規(guī)劃，將在下文詳細介紹。
每到年底，就會有記者和編輯來問我：“明年的經(jīng)濟預期如何？”過去15年中，其他所有的學者和經(jīng)濟雜志每每都像神諭似的說：“明年年初還不行，到下半年會復蘇。”我卻對記者們說：“不，不會復蘇，弄不好還會像西班牙、葡萄牙那樣停滯四百年呢！”他們便無話可說了。不過——我又補充說，也不全部是壞消息，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四百年漫長的衰退歲月，日本早已經(jīng)度過了20年。這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國家的經(jīng)濟與個人的生活直接相關。不提拔、不加薪、養(yǎng)老金的給付年齡往后提，繳納的金額在提高，領取的金額在減少。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切身問題：當收入不再增長，你將如何改變你的人生？誰都沒有注意到，全球?qū)嶋H上只有日本在這20年里持續(xù)貧窮。看一下這組數(shù)據(jù)，會發(fā)現(xiàn)這20年里國民整體的家庭收入，日本是-12%。你或許以為其他先進國家也差不多，但其實，法國、英國、美國在此期間增長到了2至2.5倍，新興國家甚至增長了大約9倍，實在無法比較�？傊�，國民整體的家庭收入實質(zhì)性減少的先進國家只有日本。因此，在談論日本復興計劃之前，必須先弄明白為什么只有日本在減少的原因。
在此，讓我們來仔細看看日本人的家庭收支情況，恐怕你會對自己的將來不寒而栗吧。現(xiàn)在將消費者進行分類，首先分出“夫妻、有孩子、有房屋貸款”——有家庭、孩子和貸款這三重壓力的人，生活最艱難。夫妻的收入一直在減少，貸款卻不減少，教育費用維持不變。因此，屬于這一類的人群將50%以上的收入用于教育費用和還貸。順便提一下，20年前是30%。在這樣的狀況下，即便有其他消費的想法，恐怕也沒有多余的錢。另一方面，占比最多的是“青年、單身”這一類。這類人群的收入顯著下降，不能消費，也存不了錢。都說日本人的儲蓄率是世界第一，但實際上已經(jīng)被美國超越。在日本，可支配收入的儲蓄率1992年是15%，2008年下降到了2%。美國盡管在2005年跌至2%以下，但在經(jīng)歷黎曼休克之后，已經(jīng)回升到了6%。也就是說，美國已經(jīng)快速地從消費社會轉向了儲蓄社會。
認為“高齡者”是有錢人也是一種錯覺。俗稱“逃脫一代”的下一代，退休金被削減，養(yǎng)老金滿額拿到手的年齡從65歲延長至70歲，家庭收支的困難在增加。從剛退休時的年收支-78萬日元開始減到-9萬日元為止的時間拉長了，也就是說，要過了75歲，才總算能夠松一口氣。與2000年的70歲就能松一口氣相比，殘酷程度顯而易見。因此可想而知，在75歲之前，一生積蓄恐怕已經(jīng)見底。結果，日本的家庭收入減少，導致消費不能增長。所有年齡層的收入和消費都在下降。資產(chǎn)本來在增長，到了這個時期，也出現(xiàn)了滯漲。曾經(jīng)的“一億總人口中產(chǎn)階層”變成了“一億總人口貧窮階層”。唉！說是公平倒也公平的……而資產(chǎn)不增長的一個根本元兇，就是房產(chǎn)價格的下跌。其中問題之一是住宅的使用年限太短。美國是63年，英國是84年，而日本竟只有27年。當然，10年一過，建筑物基本上不再作價評估，而完全取決于銀行的擔保審查。在美國，剛買入時的房屋價格最便宜，只要位置好一點的，隨后的30到50年內(nèi)會持續(xù)上漲。美國人不儲蓄卻買得起住房的原因就在于，轉賣房屋的收益比銀行儲蓄更合算。
為什么日本的房屋使用年限這么短，稅務制度規(guī)定建筑物30年折舊歸零是一個原因。另一個是所處的位置。美國和德國都很看重地區(qū)的“街區(qū)景觀”并肯為之花錢，只要街區(qū)景觀好就一定升值。日本沒有這樣的地方。因為日本的《建筑基準法》找不到一句描述有關街區(qū)景觀的句子。必須改變這樣的做法。假如將《建筑基準法》下放給自治體，街區(qū)景觀定會變得非常美麗，這也是道州制的好處。
總之，房屋使用年限短、《建筑基準法》、銀行評估時隨意低估二手房的價格，等等，都加速了房屋資產(chǎn)價格的下跌。曾經(jīng)的一代，即使離都心需要80分鐘的路程，也要花6000萬日元購買公寓房，可現(xiàn)在的年輕人卻說上下班單程40分鐘已是所能承受的極限。實際上，40分鐘距離圈內(nèi)也能買到4000萬日元以下的優(yōu)質(zhì)單元。不禁要感嘆現(xiàn)在的男人真是食草族。20年前的日本人充滿野性，可以花上80分鐘坐著搖晃的滿員電車奔赴戰(zhàn)場，因為滿懷升職加薪的幻想。
離都心80分鐘、6000萬日元的房屋現(xiàn)在又如何？拿去置換抵押，銀行的估價是2800萬日元。銀行貸款10年只減少了1000萬日元，欠債還有5000萬日元。如果將房子賣掉，還有2200萬日元的借款需要歸還。這也只對金融機構有利，因為銀行是把還款先抵扣利息后再抵扣借款本金。在美國，有的州法律規(guī)定只要房子脫手，借款也就銷賬了；而在日本，銀行可以跟到地獄來追討。自我標榜站在普通百姓一邊的民主黨政權難道不應該首先去解決這樣的問題嗎？像這種無償債能力的人，全日本甚至多達約700萬人。其中最多的是45歲年齡段的人，也難怪現(xiàn)今日本的壯年人缺乏激情了。
應該由拖輪拉動日本
以上是與地震、核電站無關的話題，但也是在思考日本的復興時繞不開的話題。這些已完全超越了諸如誠實、努力之類的層次。這里所謂的發(fā)奮努力——比如經(jīng)營者想要盡全力削減成本，也不能學蓮舫大臣像削干鰹魚那樣削減預算，那是不行的。必須勾畫全新的藍圖，啟動全新的引擎。這個引擎就是我的復興計劃支柱之一的1道州制。
首先要擁立怪人當領導，在日本設立5個或6個“都”。大阪都、中京都、新潟都、福岡都，還有神奈川都……這里所說的“怪人”是凡人的反義詞，意為具備改革志向和推動能力的人。列舉具體名字的話，有構思大阪都的橋下徹知事、構思中京都的名古屋市長河村高史、構思新潟州的泉田裕彥知事等人。既然名為道州制，那就應該把北海道也算進去，可不知是福還是禍，那里的知事不是個怪人。我對神奈川縣也滿懷期待，很想提議新知事構思一個神奈川都。那里的現(xiàn)狀是，神奈川縣知事的實際作用極其有限，縣內(nèi)有橫濱、川崎、相模原等三個政令指定都市1，神奈川縣知事實質(zhì)上不過是一名“湘南市長”而已。因為政令指定都市的權限與縣的權限究竟哪個優(yōu)先不甚明確。福岡的情況也一樣。除了北九州市和福岡市，也就剩飯冢市和久留米市了，但飯冢市有麻生太郎、久留米市有鳩山邦夫當后臺，所以福岡縣知事麻生渡工作上也不用太費心，完全有閑工夫擔任全國知事會的會長。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胡說什么“日本只要有一個都就夠了”，于是我向橋下知事進言：“那么，把大阪與京都合并后取名‘京都’就行了。要是石原知事的腦袋還轉不過來的話，就改為‘本京都’吧�！泵髦翁旎蔬w都的時候難舍京都這個名稱，所以取名“東面的京都”，這就是東京都的由來。
最近20年間，在日本找不出一個地區(qū)發(fā)展的成功例子。所謂的地區(qū)發(fā)展，聽到的報道不過是建了個巴赫音樂廳，有人來聽音樂會了之類，凈是些小打小鬧，看不到一個從根本上改變?nèi)毡窘?jīng)濟的成功事例。放眼當今世界，繁榮的地域全都在地方上。就是在中國，也是“市”這些點的繁榮，并不是“國”這個面的繁榮。
當初中國決定走改革開放路線時，只有上海和深圳兩個城市進行了資本主義的試點。因為有了這兩個城市持續(xù)十幾年的成功例子，1992年春天“南巡講話”后，才將試點推廣到13個地區(qū)，隨后又擴大到了全國。也就是說，一國兩制并非一下子波及全國。（注：此處可見作者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存在明顯的偏差。——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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