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張賢亮上世紀80年代初期所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代表作品：《綠化樹》《龍種》與《河的子孫》。這一時期的張賢亮，其作品不僅關注國家和人民在極左思潮下的歷史悲劇，也著眼于國家和人民在“四化”建設中所經(jīng)歷的艱辛探索。無論是知識分子的苦難與饑渴，還是勞動人民的堅毅與樸實，都躍然紙上；無論是對生產(chǎn)改革的熱情歌頌，還是對官僚主義的大膽揭露，都深入人心。特別是《綠化樹》，以其細膩深刻的心理描寫，飽含深情的語言，極具哲理意味的思想，榮獲1984年全國中篇小說獎。
作者簡介：
張賢亮
1936年生于南京，江蘇盱眙縣人。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即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1955年從北京移民至寧夏，先當農(nóng)民后任教員。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發(fā)表詩歌《大風歌》被劃為“右派分子”，押送農(nóng)場“勞動改造”長達22年。1979年重新執(zhí)筆創(chuàng)作小說、散文、評論、電影劇本，成為中國當代重要作家之一。1993年在寧夏銀川市郊創(chuàng)辦鎮(zhèn)北堡西部影城，現(xiàn)為其董事長。
代表作品有《靈與肉》《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綠化樹》《浪漫的黑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一億六》等。曾三次獲得全國優(yōu)秀小說獎，有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其作品被譯成30種文字在世界各國發(fā)行。
目錄：
第一輯文人參政
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
我的態(tài)度
“三個代表”拓展了中國的未來
參政議政應有一定的前瞻性
加強地方人大、政協(xié)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公務員法”中應增添家庭財產(chǎn)及收入定期申報條款
農(nóng)村產(chǎn)權制度改革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員工）工資應受法律懲罰
建設文化大國
中國文化產(chǎn)業(yè)概談
西部吸引人才應有新思路新辦法
莫讓孔雀東南飛
發(fā)展職業(yè)教育，樹立多途徑成才觀念
關于籌建“文革”博物館的提案第一輯文人參政
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
我的態(tài)度
“三個代表”拓展了中國的未來
參政議政應有一定的前瞻性
加強地方人大、政協(xié)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公務員法”中應增添家庭財產(chǎn)及收入定期申報條款
農(nóng)村產(chǎn)權制度改革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員工）工資應受法律懲罰
建設文化大國
中國文化產(chǎn)業(yè)概談
西部吸引人才應有新思路新辦法
莫讓孔雀東南飛
發(fā)展職業(yè)教育，樹立多途徑成才觀念
關于籌建“文革”博物館的提案
“不可說”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應該是有傳承性的、兼容并蓄包羅萬象的系統(tǒng)
第二輯文人經(jīng)商
“文人下�！�
寧夏有個鎮(zhèn)北堡
出賣“荒涼”
西部企業(yè)管理秘笈
“全盤推出，閃亮登場”
關于文化產(chǎn)業(yè)及寧夏旅游的匯報提綱
第三輯“文革”回想
今日再說《大風歌》
美麗
第四輯文人觀點
也談“小人”
參與、逃避和超越
中國土著的廉政觀
透視中國人的英雄觀
雨·天話語
國際接軌第一功
直到1978年底，我還在銀川市附近的南梁農(nóng)場勞動。職業(yè)是“農(nóng)業(yè)工人”，而身份卻很復雜，頭上戴著好幾頂“帽子”。為什么說“好幾頂”呢？頭上戴著幾頂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嗎？難道我是傻瓜或腦袋麻木？當然不是。但那時我確實不清楚�，F(xiàn)在我們就來算一算：一頂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兩頂帽子是“實”的�！皩崱钡囊馑际怯姓轿募者M個人檔案的�？墒鞘裁唇凶觥罢轿募�，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當我在電腦上輸入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讓現(xiàn)在50歲以下的讀者能夠理解的時候，我突然感到無能為力。這要比寫小說困難得多。雖然小說有想象的、虛構的成分，但我的寫作能力基本還可以勝任，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說為證�？墒牵绻拗莆野l(fā)揮想象力，不加一點虛構地描述那個荒謬的年代，真實地反映那一段歷史，我必須絞盡腦汁字斟句酌，仔細推敲�？墒�，我發(fā)現(xiàn)，這一來，我就陷入了要步步為營的迷魂陣。因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漢語就逐漸被搞亂了，漢語的詞語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而被另一種“嶄新”的意義替換了，更有大量的詞語變得粗糙，變得模糊。其實，我們現(xiàn)在說的“撥亂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詞語上的“撥亂反正”。其中很多我們已經(jīng)“反正”過來了。正因如此，所以現(xiàn)在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達就會讓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系統(tǒng)，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可是其詞義往往不亞于古文和現(xiàn)代語文之間的差別�？鬃诱f了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被質疑了上千年，就因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們”解，而現(xiàn)代漢語只當“女性”和“婦女”講，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覺得寫這篇文章要比寫小說吃力，在我企圖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還要把這個問題所涉及的詞語也加以解釋。
同時，作為一篇個人記錄，我也不想從已經(jīng)披露的歷史材料中搜尋依據(jù)，雖然這已經(jīng)很方便，敲敲鍵盤點點鼠標即可，并能減少難度且更為可靠�？墒悄菢右粊�，文章就成了資料的堆積，失去感覺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F(xiàn)在披露的歷史材料包括種種紅頭文件，在當時都是極其神秘的，只有極少數(shù)人掌握，絕大多數(shù)人只能受其擺布，即使陷入絕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無處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與歷史資料有出入，但它雖非“歷史”卻是“史實”。這是讓歷史學家永遠頭疼的難題：“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
譬如，就拿那時的“正式文件”來說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絕對是非正式的，是個笑話。可是，我說中國人就曾經(jīng)生活在那種“非正式”的“笑話”之中，而且長達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讀者又會把我的話當作笑話。難就難在這里。
且讓我用事實來說話吧。
首先，是由誰來決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各地各單位揪出的“右派”當然非常之多，因為那時定有指標，上級規(guī)定是按本地本單位人數(shù)的5％來“打”（你看，這個“打”字又須有注釋，但類似的詞語太多，此處只好從略）。因為中國人特殊的政治積極性，“打”出來的“右派”會大大超過這個百分比，所以，最后總應該有個決定性的權威機構。這個決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機構叫做“五人小組”。各地縣、處級以上單位都有這樣的“五人”�？墒沁@“五人”具體姓甚名誰，各地各單位的普通群眾是不知道的。你說是主要負責人吧，可是轉眼間這個主要負責人也成了“右派”，可見，還有更高層次的“五人”。總之，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別問出處，也問不清楚。
這樣一下子，全國就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當時全國可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數(shù)只有550萬～600萬。55萬之說見于后來為“右派”平反的文件，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shù)目；550萬～600萬之說見于1956年公開發(fā)布的統(tǒng)計數(shù)字。
這里，我仍忍不住想說說這個“打”字�！按颉币辉~，在“反右運動”中是政治積極性的褒義詞，我沒看過當時公布有某某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一說，可是后來給“右派分子”平反時，又一律稱為某某人被“錯劃”的說法，其實應稱為“錯打”才對。
好了，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這是最可靠的。
我發(fā)表長詩《大風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人民日報》馬上發(fā)表了一篇嚴厲的批判文章《斥大風歌》�！度嗣袢請蟆方裉烊杂泻芨叩臋嗤�，當時簡直就是“圣旨”，于是我當仁不讓地成了“右派”，受到處理“右派分子”的頂級懲罰：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yǎng)。
“正式文件”是怎樣的呢？當時壓根兒沒給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時，給我平反的有關單位從我的個人檔案里只找到一張21年前押送我到勞改農(nóng)場的小紙片，類似“派送單”這樣的東西。我名字后面，填寫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沒有一份證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據(jù)，更沒有說明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這張紙我見了，只有巴掌大，紙質脆薄，比現(xiàn)在公共廁所里放的最差的廁紙還差。我認識這種紙，那叫“雪蓮紙”，用稻草造的，因為它不經(jīng)磨損，不耐存放，一般只寫個便條，寫信都不用它。而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跡般地在我的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
然而，麻煩也就來了，如果我是“壞分子”，我就不在專門針對“右派分子”而制訂的中央文件的范圍內(nèi)，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壞分子”早就該“甄別”了�？墒�，22年來我明明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怎么辦呢？
幸好，這已經(jīng)是1978年，開始實事求是了。原來我的大麻煩，即當年《人民日報》及地方報紙、文學刊物對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證明，從而讓我有資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安恍摇迸c“幸”的轉換，需要我等待22年。后來，我碰到一位當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領導，問他當年為什么把我訂為“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著說：你只發(fā)表了一首詩，沒有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年紀又輕，我們研究了一下，盡量照顧你的政治前途，就定個“壞分子”算了，“壞分子”總離政治錯誤遠一點吧。我理解他們的寬厚，“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中，看起來只有“壞”沒有政治性。他們哪知道后來“地富反壞右分子”通通在一個菜籃子里，最后“一鍋燴”了。我也笑著告訴他：到了地獄，不分你是吊死鬼還是餓死鬼，都是一律同樣對待的。他卻說：那不是你的一筆財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個“五人小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這樣看來，“五人小組”能網(wǎng)開一面，當然也能指鹿為馬，把不應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樣也說明了，當年報紙雜志上的白紙黑字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眾口鑠金”的功能，都可以作為罪證置人于死地。當年，眾口一詞很快會轉化為約定俗成，大家說你是什么，你就成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為這張薄薄的“雪蓮紙”，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戶口本、身份證上填寫的卻是1938年出生。這也來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勞改釋放，手拿勞改農(nóng)場給我開具的釋放證到分配我去就業(yè)的農(nóng)場報到。這個我去就業(yè)的農(nóng)場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勞改的農(nóng)場。這么說似乎有些繞口，干脆點說，就是我從這里出去勞改一趟又回來了。農(nóng)場政治處干部看看釋放證，丟給我一張紙，那是照例要填的農(nóng)場工人登記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欄，我如實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厲地打量我一眼，說：你明明生在1938年，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問：哪來的1938年？干部指著釋放證說：你看，你看！這上面寫得清清楚楚的，你還耍賴！好像我非爭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釋放證，又是那倒霉的“雪蓮紙”，勞改農(nóng)場干部用蘸水鋼筆寫1936的“6”時可能蘸了一下鋼筆水，6在紙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說是8就是8吧。
這個“正式文件”從此之后減了我兩歲，不知是否能讓我多活兩年。
費了這么多筆墨才大致把當年所謂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這個“明白”也是我自以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讀者能否明白�；貞浲拢３Ｓ谩案羰乐小边@句成語，我想，自古以來沒有哪個時代中的人回憶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國的變化不僅僅是世代之隔，簡直就是兩個世界之隔。由此產(chǎn)生的老少之間的隔閡不止是代溝問題，根本上是陰陽兩界的問題。所以，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在老少之間的交流上有我們中國人這樣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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