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我們作證
舒蕪
有好些寫反右擴大化題材的文藝作品，似乎可以歸納為這樣的公式：某單位的領(lǐng)導人一向是“左”氏之徒，運動一來，大“左”特“左”，他那里一切平日不贊成他的人和他看不慣的人于是大遭其殃�；蛘吣硞�領(lǐng)導人品質(zhì)極端惡劣，與他領(lǐng)導之下的一位正直之士曾有舊仇，多半是情場失利之仇，他借著運動公報私仇，甚至作為戰(zhàn)利品，搶到了當年情場角逐未能搶到的美人。而被“擴大”的本人，則是始終清醒堅定地相信自己完全正確，至少是相信自己的無辜。他的妻子“劃清界限”而去，甚至如上所說，投入當年情場角逐中她腳下的失敗者而今日政海風濤中她頭上的勝利者的懷抱。最后當然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特別是那個背叛的妻子覆水難收，只好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我不是說所有寫到這個題材的文藝作品都是這個公式，我只是說其中有些是這個公式。我也不敢說這個公式完全不符事實，我只是說它不大符合我所親歷親見的事實，也不足以說明當時人所共知的一般情況。
當時人所共知，全國上下，除了工農(nóng)兵群眾和中小學生之外，各行各業(yè)各級機構(gòu)和團體里都要開展反右運動，都要按規(guī)定的百分比揪出右派。當時百分比都完成了，二十一年之后重新審查，幾乎都是百分之百的“擴大化”了。難道當時各單位領(lǐng)導反右的，全是“左”氏之徒，惡劣之輩？肯定不是。絕大多數(shù)都是有著那個時代的朝氣，勤勤懇懇地做著工作的好干部。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巨大成績，是在他們具體領(lǐng)一萬之一下取得的。一次比一次“左”的政治運動，也是在他們具體領(lǐng)導之下進行的。他們在工作中曾經(jīng)檢討過“左”的錯誤，更多的恐怕還是檢討過“右”的錯誤，并不是一貫的“左”氏之徒。為什么到了反右運動，他們幾乎都搞了百分之百的“擴大化”，這才是值得深長思之的問題。至于“左”氏之徒，惡劣之輩，當然也有，甚至還有雙料的，但總歸是極少數(shù)。他們領(lǐng)導的單位里的反右運動，哪怕是超額“擴大化”，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二百三百，全國加起來又能占多大比例？整個反右運動如果只在這極少數(shù)單位擴大化了，那就不能說整個運動“擴大化”了。
這些其實也不用多說，我想還是談?wù)勎矣H歷親見的事。
我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被“擴大”的。當時社長兼總編輯是馮雪峰同志，1957年“向黨提意見幫助整風”的階段還是他在領(lǐng)導；反右一開始，他自己成了文藝界大右派，出版社的反右運動便由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王任叔（巴人）同志領(lǐng)導了。王任叔同志是文藝界的老前輩，從20年代起，他在文藝上政治上后來還在外交戰(zhàn)線上為黨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這些已經(jīng)有好幾位同志寫文章紀念過。我所知道的是，他1951年冬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以后，成績也很突出，有干勁，有氣魄，有想象力，有組織能力，并且一般來說也還算內(nèi)行。但是他工作作風和思想意識上的缺點也相當突出，這里當然不需要具體列舉了�？傊梢哉f，全出版社的大多數(shù)同志平日對他這些缺點的意見就很大；他分工管理我們中國占典文學編輯室，更是常常在種種工作問題上同我們發(fā)生很激烈的矛盾，他也不一定都是錯的，總之矛盾很多就是了。中國古典文學編輯室的主任，原由副總編輯聶紺弩同志兼任。王任叔同志是后來的，不知為什么又派王任叔同志來具體掌握古典文學編輯室，弄成了一位副總編輯來領(lǐng)導另一位副總編輯的局面。上級領(lǐng)導這樣不平常的安排總該有什么深意吧，可是我們不知道，只覺得工作難做，王任叔同志也覺得領(lǐng)導我們很不順手，大家都別扭。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肅反運動，就是由王任叔同志領(lǐng)導，聶紺弩同志被“隔離審查”，古典文學編輯室的許多人要檢查“擁護反革命分子聶紺弩搞獨立王國”的錯誤；我和張友鸞同志據(jù)說是“獨立王國”的“左丞右相”，尤其要作重點檢查。聶紺弩同志被關(guān)了一年多，又說是搞錯了，不是反革命分子了。“獨立王國”一案卻并未撤銷，聶紺弩同志沒有再回來上班，我們這些“獨立王國”的遺民余孽就由王任叔同志直接掌握了。很快到了1957年，黨中央決定整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號召廣大群眾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多數(shù)同志覺得王任叔同志身上這三風都比較明顯，于是對他的批評比較集中，而這中間自然又是古典文學編輯室的同志提得最多，最尖銳。不久，風云突變，反右開始，王任叔同志代替馮雪峰同志領(lǐng)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運動，“右派”紛紛被揪出來。其中以古典文學編輯室的為最多，據(jù)說這是一個以我為首的“右派小集團”，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學編輯室的全部業(yè)務(wù)骨干。我們的目的據(jù)說是要擁護“大右派馮雪峰”，打擊排斥正確體現(xiàn)黨的領(lǐng)導的王任叔同志，奪取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部分的領(lǐng)導權(quán)。在王任叔同志領(lǐng)導之下，對我們一直是按這個口徑反復批判的，我們也一直是按這個口徑反復檢討交代，一次比一次深刻，終于被允許過了關(guān)�？墒�1958年定案時，給我們每個人作的結(jié)論，卻完全不是按照這個口徑寫的，此是后話。
當時把我們打成“右派”，是誰報上去的，誰批準的，事秘外人莫詳，我也不好懸揣。但是，當時說我們“向黨進攻”，主要都是指我們對王任叔同志的批評而言，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我們一再檢討“通過攻擊黨員領(lǐng)導同志來攻擊黨的領(lǐng)導”，這也是大家都看得見的。王任叔同志領(lǐng)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個反右運動非常積極，特別是對于以我為首的“右派小集團”抓緊了來整，這也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反右之后，王任叔同志以“右派所集中攻擊的目標”的身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有著崇高的威信，成為黨的領(lǐng)導的化身，這更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他不止一次在大會上作報告時說：“右派要把我趕出去，可是我還在這里，因為黨要我在這里！”有一位比較公正敢言的同志，在“橫掃五氣”時正式提出：王任叔同志一再這樣說話，“流露出一種個人得意的情緒”。這位同志自己大概也還記得吧。總之，我們當時成為右派，如果說是王任叔同志起了主要決定作用，我迄今還沒有足夠的根據(jù)；但是如果說他起了很大作用，人所共見的根據(jù)是足夠而有余的。
正因此，就有了一件說來人家不信的事情。1958年給我們每個右派寫了結(jié)論，都給本人看了，簽字了。我也看了，簽了字了。當時我并未要求抄下來，也不知道準不準許抄下來。二十年來，我一直記得那上面寫的，就是上述的運動中別人著重批判，自己著重檢討的那些事。直到1978年討論給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簽過字的結(jié)論，才大吃一驚。原來那上面一個字也沒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沒有提“右派小集團”，寫上去的差不多全是當時我自己“挖反動思想”挖出來的，例如對社會主義商品供求關(guān)系的看法之類。顯然是寫結(jié)論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運動中著重批判的那些事，個人之間的沖突的痕跡太明顯了，寫進結(jié)論，將來很可能翻案，不如寫上這些大題目，堂而皇之，難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顯得特別空洞。有些年輕的同志說，真沒有想到當年的“右派”，就是憑這幾條空洞的罪名定的，這又是寫結(jié)論時未能料到的。至于我自己簽過字的結(jié)論，為什么當時就那么看了，后來竟毫不記得，這是什么心理和心情，就不必說了。
那么，王任叔同志是否為一貫的“左”氏之徒呢？不，恰好相反。還在反右之前，他的雜文《況鐘的筆》即已成為傳誦一時的反“左”的名文。到了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他就被揪了出來，定為“反黨分子”，還把他的雜文印成一本小書，名日《王任叔同志的反黨文章》，其實都是反右運動前公開發(fā)表的，如果在反右運動中被揪出來，都應(yīng)該算是“右派言論”中質(zhì)量最高的。只不知道為什么遲揪了兩年，里面是什么奧妙？
王任叔同志是否同我們有什么宿仇呢？誰也沒有。所謂“右派小集團”中的幾個人，都是在他來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認識他的。我們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多數(shù)仍然留在原單位，業(yè)務(wù)上還得到王任叔同志的相當?shù)闹赜谩６嗄曛�，王任叔同志的追悼會上，顧學頡同志送了一副挽聯(lián)，下聯(lián)云：“知我罪我，感君猶有愛才心�！鳖檶W頜同志1957年是我那“右派小集團”的一分子，又同被留用的，我怪他送挽聯(lián)之前沒有通知我，如果通知了，我一定會要求共同署名。
總而言之，像王任叔同志這樣的反右運動的領(lǐng)導人，同那種公式化的情節(jié)里的“左”氏之徒，惡劣之輩，全不一樣。事情過去快三十年了，我對他當年在文學出版社的工作作風和思想意識上的缺點，還是那些意見，并無變化。但是，他畢生的光榮的戰(zhàn)斗歷史，和他在文學上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卻是這幾年看了一些紀念文章和新發(fā)表的他的遺稿，我才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更堅信他決不是那種“左”氏之徒、惡劣之輩了。這里可以稍微來一點“大膽假設(shè)”：大概他平日早就十分反感于我們不好領(lǐng)導，1957年整風初期我們對他的集中尖銳的批評更使他十分惱火，有這兩個“十分”做底子，上面又傳下話來，說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右派，這時他當然堅信上面的話不會錯，同時自然就會首先想到我們正好夠得上這個右派的標準，并且也相信他自己來領(lǐng)導對我們的斗爭，確是為了捍衛(wèi)黨和社會主義的利益了。相信上面?zhèn)飨聛淼亩疾粫e，相信上面發(fā)動的運動都完全必要，相信運動所要整的都是該整的人（整錯了也是難免），這在當時還是相當普遍的信念。包括王任叔同志在內(nèi)的絕大多數(shù)領(lǐng)導反右運動的人都是這樣想的，今天也難以苛責。具體單位里究竟整誰不整誰，領(lǐng)導人平日的好惡當然起很大作用，但只要你的“材料”整理出米以后可以納入那個該整的框框，就不算冤枉了你，一切捍衛(wèi)黨捍衛(wèi)社會主義的人都有義務(wù)起來向你斗爭，難道一個領(lǐng)導人僅僅因為平日對你沒有好感，他就該避嫌不參加斗爭嗎？不，他沒有這個權(quán)利。
這其實也不是今天才這樣“大膽假設(shè)”，當時我就認真地虔誠地反復地想過這些道理，來說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確應(yīng)該被斗爭，來排除對王任叔同志領(lǐng)導斗爭的懷疑。當然，自己從未想過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并且一向還以“左”派自居，忽然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這不是立刻容易想得通的。然而也不是絕對無法想通，好在我相信理論，那時報刊上，批判會上，足供采揮信受的理論多的是。譬如說，黨的領(lǐng)導不是抽象的，而是通過黨員領(lǐng)導干部和各級黨組織來體現(xiàn)的，你說你只反對本單位的領(lǐng)導人，沒有向黨進攻，但是戰(zhàn)場上打的不也是對方一個個有名有姓的官兵，難道此外還另有籠統(tǒng)的整個的“敵人”嗎？這就是一條好理論。又譬如說，是什么階級不決定于主觀意愿，而決定于客觀立場，你說你是“左”派，但在關(guān)鍵時刻你參加了右派向黨大進攻的行列，你怎么解釋？這又是一條好理論。又譬如說，個人主義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核心，堅持個人主義就是堅持資產(chǎn)階級立場，就是抗拒社會主義改造，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抗拒又必然轉(zhuǎn)為進攻，你說你不反社會主義，難道你的個人節(jié)又倒是無產(chǎn)階級的嗎？這又是一條好理論。此外還有不少，但這幾條也就夠了，我的確就是用這幾條反復地說服自己，終于想通了我為什么是“資產(chǎn)階級右派”的道理，心服口服。
當時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們那里別的右派當中，完全自覺冤枉的不知有沒有，至于清醒堅定地始終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誰。我們的政治運動那樣搞法，大會壓，小會追，中會打態(tài)度，日以繼夜，眾口一詞，加上鋪天蓋地的報紙、雜志、大字報，其效力是不可輕怕的。你天天聽說你是向黨進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說，處處都說，會上也說，會下也說，報刊上也說，大字報上也說，說法又千變?nèi)f化，有些還非常精辟精彩，慢慢你會覺得自己確實向黨進攻過，確實是右派，至少也會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國外有人說這是一種“政治催眠術(shù)”，倒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有些文藝作品中，對于“劃清界限”而去的妻子，責備很嚴。有這樣的批評：“她自己的丈夫有沒有向黨進攻，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別人不知道，她還不知道嗎？”我對于這樣的批評非常反感。當時以最高真理的權(quán)威，以全國全民的聲勢，要求人人相信的事情，一個弱女子相信了，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被指為右派的本人都會被催眠而相信了的事情，妻子相信了，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社會、政治評價，對女子、兒童和一切弱小者總是責備特別嚴酷苛細，今天是不是要變一變了呢？全國幾十萬右派的妻子，“劃清界限”而去的，找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人民文學出版社一個也沒有，我見到聽到的范圍內(nèi)也極其個別稀罕，可以想見大概都是有其萬不得已之情。文藝作品中寫到這些不幸的女子，真是應(yīng)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有的作品偏把她們丑化成水性楊花、背寒趨熱、出賣靈魂，甚至反噬無情，落井下石，這樣下筆于心何忍呢？或者沒有那樣壞，但是寫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來只有自怨自艾，自悔自責，一切責任罪過只在她自己，這同祥林嫂額角上的傷疤只成為永恒的恥辱的記號，捐了門檻還是不配擺祭祀的杯箸，又有什么區(qū)別呢？
總之，當年那么一場轟轟烈烈的“擴大化”，如果留在文藝編年史上的，僅僅是幾個“左”氏之徒，惡劣之輩，排除異己，公報私仇，造成幾個淫娃蕩婦的丑行，幾個失足的妻子的永恒的懺悔，也實在太辜負那一段歷史了。當然還不止此。還有我們一直是留在原單位監(jiān)督使用，據(jù)我所知全國好些單位里也都有“留用右派”，這里面的甜酸苦辣，與“牧馬人”、“伐木人”又自不同，我也還沒有看到文藝作品里描寫過。但是這不是我這里要說的，因為讀者只能對作品里已經(jīng)寫的談?wù)動^感，不能責備作品為什么沒有寫這個寫那個，何況我自己是當事人，人家還可以反問一句：你自己為什么不寫呢？我想我是要寫的，文藝作品不會寫，干脆記事也行。好在當年所謂“右派小集團”的人都還健在，張友寫同志八十多歲的高齡，近年來見面不多，但忽而聽說他重游六朝煙水之地，在夫子廟吃干絲，忽而聽說他到了包公的故里，忽而又好像是喝趵突泉的茶去了，何況另外幾位比他年輕。我希望他們都來寫，盡可能多留些真相下來。問題的究竟，我們當然也弄不清，但也不要緊，歷史需要我們作證，我們把證詞留下來就行。
1985年8月28日，于北京碧空樓
�。ㄟx自《未免有情》，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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