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看大字報 高秋福/文 在歐美國家,大字報可以稱作是點綴西方政治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大字報在世界上之緣起,實難考稽。但大字報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十分泛濫,作用惡劣,恐怕為其最“鼎盛”之時。現(xiàn)在,大字報在中國已被禁絕?墒,這幾年到國外訪問 ,我發(fā)現(xiàn)它在歐美一些地方仍在流行。每當看到,總不免喚起昔日的記憶,心頭一陣震顫。但細讀之下,又總覺得其中隱含一些問題,令人思索。 我第一次在國外看到大字報是在烏克蘭首都基輔。那是蘇聯(lián)剛剛解體的時候。友人帶我去市中心的十月廣場瞻仰列寧塑像。廣場雖然難同我們天安門廣場相比,倒也還算寬闊。廣場四周大廈林立,中央有五彩的瀑布流瀉。列寧的塑像在廣場一端,高大雄偉。廣場上游人如鯽,但他們似乎對那里的景物都不大感興趣,而是涌向廣場的東北角去觀看什么。友人帶我也走上前去。透過人墻,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他們原來在圍觀我們已久違了的那種大字報。一張張白色的新聞紙,有的擺在地上,有的貼在木板墻上。紙上用黑墨水或藍墨水寫滿俄羅斯文字或烏克蘭文字。兩種文字的字母差不多都是核桃大小。按照我們“文革” 中的分類,這些洋大字報嚴格地說也許可稱為中字報。貼在墻上的最長的一份用了19張紙。精通俄文的友人告訴我,那是十幾位參加過蘇聯(lián)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老紅軍戰(zhàn)士所寫,講他們的光榮歷史,陳述他們對目前政治與生活待遇的不滿。記得其中有這樣的話:我們胸前的軍功章今天竟成了一堆廢金屬,我們存在銀行的盧布成了一疊廢紙。對此,有誰給我們解釋,我們又該到哪里去討個公道?顯然,字里行間充滿激忿。這是蘇聯(lián)解體之初在一些原加盟共和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們向身邊的一位看來是當?shù)氐睦先嗽儐査麑Υ笞謭蟮姆磻K麚u搖頭,什么也不說。他用手有力地指點了一下大字報,扭頭就走了。那意思好象是說,還說什么呢,都寫在大字報上面了。 我們于是轉到廣場上另一個人聲鼎沸的地方。只見幾十個人圍著鋪在地上的一張大字報,旁邊站著兩個中年婦女大著噪門在激動地講話。原來,她們是大字報的作者,正在宣講她們作品的內(nèi)容。大意是說:她們是一所學校的老師,新上任的校長“政治上很反動”,“經(jīng)濟上又很不干凈”,“弄得老師們既沒法工作又沒法生活”。她們曾告到有關當局,但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自己反而丟了飯碗。她們要求社會輿論主持公道,給有關人員以應有的譴責。事情的真相如何,我們當然無法判斷。但可以理解的是,在社會大變動的年月,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一點都不奇怪。她們自己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據(jù)友人后來告訴我,她們在答觀眾問時就曾說,過去有不平事,憋在心中不敢說;現(xiàn)在敢說了,但說了又有何用!看來,她們是在萬般無奈的的情況下,才把大字報當成一種武器來使用的。但這種武器能否解決她們的問題,也只有天曉得了。 我又一次看到大字報是在北美。去北美之前,我聽說美國一些圖書館收藏有我國“文革”期間的大量文字材料,包括大字報。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參觀時,我看到“文革”期間我國各地出版的一些小報,但沒有看到大字報,不免有些遺憾。后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這種遺憾得到一點補償,因為我在那里看到了美洲式的大字報。 那是在參觀加拿大國會大廈時。大廈位于水流湍急的渥太華河畔。在那片被稱為國會山的高地上,有一群雄偉的哥特式建筑,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都在那里。國會大廈南邊,是群眾經(jīng)常聚會的聯(lián)邦廣場。那一天,聽說國會在開會辯論講法語的魁北克地區(qū)能不能獨立的問題。大廈內(nèi)在辯論,大廈外的廣場上則有一幫青年人在示威。他們來自魁北克,有男有女,三四個人一組,每組都抬著一塊大木牌,上面用法文詳細地寫著他們要求獨立的主張和理由。他們繞著廣場一邊走,一邊不時停下來,讓四周的觀眾仔細閱讀大木牌上的文字。他們一聲不吭,讀者也一聲不響。即使有不同意或反對他們的主張者,也不過一笑了之,掉頭走開,并不象我們“文革”時期那樣,跳出來高聲辯論或加以指責。雙方的認識和感情就這樣在無聲中交流。觀眾讀罷,他們又繼續(xù)往前走。他們轉了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勞地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可以稱為“流動的大字報”。 看完這種群體性的流動大字報,我又看到一種個體性的流動大字報。那是我從聯(lián)邦廣場來到國會大廈正前方的時候。我舉起相機正想拍照,只見一位滿頭白發(fā)的老人闖入我的鏡頭。他獨自一人,步履蹣跚,胸前掛著個硬紙板做的牌子,上面寫著兩個英文大字:NO ABORTION(反對墮胎)。加拿大是個英、法雙語制的國家。這個老人據(jù)說是講英語的愛爾蘭裔的天主教徒。他對由民族和文化差異引發(fā)的魁北克問題顯然毫無興趣,但出于宗教熱情卻對墮胎問題情有獨鐘。其時,國會并未辯論墮胎問題,他不過是在主動宣傳自己的主張而已。只見他在國會大廈前面的臺階上從東向西、又從西向東走來走去,表情嚴肅,目不斜視。他不同任何人說話,也沒有什么人打擾他。據(jù)說,他這樣每天獨自示威5個小時,已進行七八天了。不管你贊成不贊成他的主張,他表現(xiàn)的那種執(zhí)著精神卻實在令人欽佩。與我同行的朋友將這一獨特的場景,戲稱為加拿大“活的大字報廣告”。他說,這就是西方一些政治家所宣揚的“尊重少數(shù)原則”的展示。只要不危及現(xiàn)存的社會政治制度,任何人都可自由地表明自己的主張。至于有關當局聽不聽,那就另當別論了。 當然,最讓我難忘的大字報是在德國的科隆市看到的。那是前年秋天的一個周末。周末的工作活動不便安排,朋友們就建議我去參觀科隆大教堂?坡∥挥诘聡形鞑康娜R茵河畔,有悠久的歷史,又有濃厚的現(xiàn)代化氣息。德國人說,不去科隆,就等于沒有到過德國。而到科隆,必得參觀科隆大教堂,因為大教堂向來被稱為科隆的標志。遠遠望去,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高達157.38米的雙塔,顯得威武而壯觀。大教堂內(nèi)部,金碧輝煌,壁畫精美。據(jù)說一周七天,來這里祈禱或參觀的人,天天如潮涌。奇怪的是,我們來到教堂時,里面卻很空曠。原來,我們進的是旁門。待走出正門,我才不由一驚,那里人群熙攘,簡直象個鬧市。有的人在拍照,有的人在嬉戲,但更多的人卻簇擁在門口左邊的臺階上觀看什么。 好奇心驅使我走上前去。啊,原來那里是一堵琳瑯滿目的大字報墻。幾根木桿子豎立著,上面拉著一道道鐵絲,鐵絲上掛著一塊塊規(guī)格一致的硬紙片,紙片上寫著不同文種的文字。這是德國式的大字報。我后來數(shù)了一下,書寫大字報的文字主要有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蘭文、俄文、中文、日文、朝鮮文,作者恐怕來自幾十個國家。這簡直也可以說是“聯(lián)合國大字報墻了”。仔細瞧,各種文字書寫得大小不一,大者如拳頭,小者如紅棗。我粗略地數(shù)了一遍,大字報共有三百多張。那么,上面寫了些什么呢?就我所能看懂的中文、英文以及勉強能懂的法文瀏覽了一下,內(nèi)容大致可分四類:一是議論時政的,如“新納粹該死”、“法國必須立即停止核試驗”;二是祈禱和平與吉祥的,如“人人獻愛心,個個是兄弟”、“天下太平,永久和平”;三是感戴上帝和向上帝懺悔的,如“感謝萬能上帝,我們夫妻和好如初”、“我犯了罪,請我主饒恕”;四是抒發(fā)個人感受的,如“今天的陽光明亮又溫暖,讓我們盡情享受吧!”另外,還有向親友祝賀或問候的,也有給游伴留下游蹤的,如“施特勞斯,明天早班飛機去柏林”。單就中文的大字報而言,作者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有來自臺灣、香港、澳門的,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他們大多贊揚中國的發(fā)展和進步,但也有少數(shù)反華、反共的。許多德國人和外國旅游者聚集在大字報墻前面,認真地閱讀,有的還在抄錄。 德國報刊將科隆大教堂門前這堵大字報墻稱為“和平墻”。為什么有這樣一個稱呼,說法不一。一種說法是:60年代,在首都柏林東西部之間修了一道大墻,世稱“柏林墻”。那實際上是一堵“戰(zhàn)爭墻”,因為它是東西方之間“冷戰(zhàn)”的產(chǎn)物。而科隆這道墻是90年代人們乞求和祝禱和平的產(chǎn)物,因而稱為 “和平墻”。還有一種說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科隆市同其他德國大城市一樣,被盟軍炸得一塌糊涂,90%以上的建筑毀于炮火?坡∈性械150多座教堂,91座被炸毀。作為城市標志的這座雙塔大教堂雖然沒有被炸掉,但也中彈14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直到1965年才修復。后來,有人將包括大教堂被炸的六、七張有關戰(zhàn)爭破壞慘景的圖片貼到大教堂門前的墻上,以期引起人們對昔日戰(zhàn)爭的記憶,從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照片貼出去之后,很多人把自己的想法也寫在紙上貼了上去。這樣,連圖片帶文字滿墻都是譴責戰(zhàn)爭、呼吁和平的紙片,被人稱為“和平墻”。 “和平墻”原來只是教堂門口左側那面墻。墻上的東西越貼越多,越貼越亂。這時,大教堂的管理人員就出面干預。他們?yōu)榱耸勾笞謭蟾兄刃,就用木桿子和鐵絲在教堂門前搭起一道新墻,專供人們貼大字報使用。后來,他們又置備了長約50公分、寬約30公分的硬紙板,供人們寫大字報使用。為防止日曬或雨淋,他們又置備了規(guī)格一致的塑料薄膜,用以套在寫好大字報的紙板上。這樣,大字報就可以長期保存。現(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一排排帶塑料薄膜的大字報非常整齊地掛在墻上。一位管理“和平墻”的神職人員對我說,無論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誰要想寫大字報,只要在他那里登記一下,就可得到幾塊硬紙板和塑料薄膜,還有幾段細鐵絲。大字報寫好,不管什么內(nèi)容,都可以用鐵絲掛到墻上,但要掛整齊。新的大字報無處掛時,就把一些舊的拿下來,騰出一些地方。他帶我到他的儲藏室看了一下,我發(fā)現(xiàn),那兒的確有許多供寫大字報用的硬紙板和已經(jīng)摘下來的大字報。 “和平墻”現(xiàn)在正式由大教堂管理。那么,大教堂對此怎么看呢?那位神職人員對我說,“過去,人們有話不便對他人說,就悄悄來到教堂對上帝說,向神父懺悔。現(xiàn)在,教堂里神父少了,上帝自己也忙,哪能聽那么多人來說話或懺悔呢。給他們一堵墻,讓胸中有話要說的人把話都傾吐到墻上,自己圖個痛快,并和別人交流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這位神職人員的話看來說得很輕松。對一些逢場作戲的外國旅游者來說也許是如此。但對德國人來說,這里邊恐怕還有并不輕松的深層次的原因。友人告訴我,這幾年,德國雖然統(tǒng)一了,陸地上的邊界去掉了,可是,東部和西部人們之間“心理上的邊界”并沒有消失。德國政府為東部的恢復和發(fā)展支付了7000 多億馬克,西部人不滿,說這樣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全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放慢,大約有450多萬人失業(yè),失業(yè)率高達9%,在西歐國家中居首位。同時,有報道說,在每年的16萬適齡青年中,至少有7萬人拒絕或逃避服兵役。從1985 年至1993年,全國7800萬人口中,已有320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放棄任何宗教信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不滿情緒增加。過去心中有事還可以去教堂,向上帝訴說,F(xiàn)在,不信宗教或宗教信仰淡漠了,心中的憤懣情緒無處發(fā)泄,大字報于是就成為一種宣泄的出口。 這種分析雖然不一定完全準確,但恐怕也不是沒有一點兒道理。德國如此,其他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一位丹麥朋友同我談及這種現(xiàn)象時,曾將一些西方國家出現(xiàn)的大字報稱為“規(guī)范化的政治櫥窗”。他說,那其實是一種政治展覽,以顯示西方的民主。人們也許不知道,這種展覽是被有形或無形的手“規(guī)范”過的,因而它的民主就打了折扣。我同意他的見解,因為西方某些政治家對大字報的寬容,就含有其不便明言的深意。少數(shù)人借大字報得到了一點說話的民主,但他們可能不會料到,他們得到的那一點民主,卻在廣泛和深刻得多的層面上被用來掩飾了西方民主虛偽的實質。這樣,歐美國家出現(xiàn)的大字報實質上就成為點綴西方政治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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