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一個歷史上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談起，從歷史記載與文學(xué)書寫的雙重角度，梳理了諸葛亮北伐、空城計、伏甲設(shè)饌等大眾讀者耳熟能詳?shù)娜龂簳x故事，通過對比《三國演義》等小說中文學(xué)描寫與《三國志》等史書中歷史敘事的取舍與真?zhèn)危治隽诵≌f與史書敘事存在的諸多歧異。書中關(guān)于某些制度、名物考證，以及對三國戲曲和民間傳述性語詞的探討，是作者作為拓展研究視野的若干路徑，其實亦是尋繹印證心靈的某種話語方式。書末附錄一篇，是《三國志》閱讀筆記，其中包括關(guān)于三國史的一些知識性概述和作者讀史的心得體會。
與作者的《老讀三國》《三國如何演義》不同，本書主要探討三國建政的政治倫理和歷史機緣，尤其從蜀漢的角度去解析那種歷史活動的合法性敘事。同樣是梳理史家與小說家各自的敘事策略，更有意識地去解讀這些故事作為一種文化存在的歷史含義。歷史也許并不比文學(xué)更真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家比史家也許更懂得國人接受心理、更能夠理解歷史人物心理，也更加準確地把握歷史活動所能承載的自我效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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