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三四月間沈兼士先生來叫我到輔仁大學去講演。說話本來非我所長，況且又是學術(shù)講演的性質(zhì)，更使我覺得為難，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實在也不好推辭，所以硬起頭皮去講了幾次，所講的題目從頭就沒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關(guān)于新文學的什么之類，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lǐng)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到了講完之后，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這頗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反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同時北平有一家書店愿意印行這本小冊，和鄧先生接洽，我便贊成他們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來也好。就勸鄧先生這樣辦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