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許紀霖，１９５７年生，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及思想史。代表著作有：《無窮的困惑：近代中國兩個知識分子的歷史生涯》、《智者的尊嚴：知識分子與近代文化》、《中國現代化史》（主編）、《尋求意義：現代化變遷與文化批判》等。
朱自清與現代中國的民粹主義
·許紀霖·
朱自清留給歷史的，似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形像，一個是寫了《背影》、《菏塘月色》這樣經典名作的白話散文大家，另一個是毛澤東親定的“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１］的“現代伯夷”。我知道，這兩重形像一個代表著朱自清的早年，另一個象征著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們之間的巨大反差所疑惑。我總是想尋找兩者之間的某種關聯，不想以習以為常的“轉變”二字簡單地搪塞過去。在他去世前八個月，朱自清曾經寫過一篇《論不滿現狀》的雜文，在最后談到像他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現實境遇：［２］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里。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
象牙塔與十字街頭，在現代中國話語中，是兩個眾所周知的隱喻。朱自清當了二十年的清華資深教授，是標準的塔中之人，像他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歷史潮流，推動著他走向十字街頭，加入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內在驅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覺地從“知識階級的立場”到“人民的立場”？以前的研究多是從時代的外部因素分析朱自清的“轉變”，但我以為，朱自清的“轉變”是內在的，有其自身的思想背景，那就是從五四時期播下的民粹主義種子。理解了朱自清的民粹主義思想背景，就理解了他的“轉變”并非突如其來，也就可以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會變得日趨激進，理解為什么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實際上從四十年代末就已經悄悄地開始。
五四時期的民粹洗禮
在現代中國知識群體之中，有兩類影響比較大的知識分子，一類是自由知識分子，另一類是民粹知識分子。這兩類知識分子，并非實際意義上的思想或政治派別的劃分，而僅僅是一種粗線條的類型學意義上的區(qū)別。顧名思義，他們分別受到了現代中國兩種極有勢力的社會思潮的影響，一種是自由主義，另一種就是民粹主義。這兩種思潮，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就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深刻地影響著知識界的思想政治取向，主導著知識群體的分化。
民粹主義思潮在中國雖然不象俄國那樣有比較獨立的、充份的發(fā)展，但依然有其不可忽視的潛在動能。民粹主義（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亦可翻譯為平民主義，從廣義的角度看，是指“與農村小生產者在現代化中面臨的問題相關的眾多運動和理論。這類運動常常把農村生活中的社會傳統(tǒng)理想化，想在大規(guī)模的資本主義和官僚社會主義兩極之間走一條溫和的中堅道路�！保郏常莅凑疹欔康难芯�，中國的民粹主義，與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一樣，具有知識龐雜性的特征，有無政府主義的勞動主義、盧梭人民主權論式的民主思想以及俄國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民粹主義者們尋求通過社會改造，以建設一個社會公正與平等的新秩序。中國的馬列主義在誕生之時也受到了民粹主義的知識滋養(yǎng)。［４］不過，民粹主義在中國始終沒有發(fā)展成一種獨立的、有著自己鮮明旗幟和主張的社會思潮，而是作為一種隱性的、又相當普遍化的精神要素，深深地滲透到除自由主義之外的眾多流派與群體之中，比如李大釗、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魯迅、郭沫若等左翼激進知識分子，梁漱溟、陶行知、黃炎培等鄉(xiāng)村改革派，以及一大批溫和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平民知識分子。
朱自清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民粹知識分子，比較確切地說，他應該屬于具有民粹傾向的自由知識分子。朱自清出身北大，他是新潮社的成員。
五四時期北大的兩大學生社團新潮社和國民社，前者比較具有自由主義色彩，后者更多民粹主義傾向，但在當時這兩大思潮都是屬于西方的新學，一般知識分子都同時經受了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雙重洗禮，他們暫時沒有能力將二者加以選擇和區(qū)別，因此新潮社的成員在五四時期也往往具有朦朧的民粹傾向。比如在《新潮》第一期上，羅家倫就發(fā)表文章，認為二十世紀的浪潮將是俄國式的社會革命，它將使民主戰(zhàn)勝帝王、平民戰(zhàn)勝軍閥、勞工戰(zhàn)勝資本家。［５］朱自清也是這樣。因為對新文學、新文化的興趣，朱自清參加了新潮社，但他與國民社的成員尤其是鄧中夏的關系也不錯。在民粹主義的思潮鼓蕩下，１９２０年３月北大成立了以國民社為骨干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新潮社的一些成員也參加了，朱自清更是成為其中的活躍分子，擔任講演團的第四組書記，到城里和郊縣四處作講演，向平民大眾解釋“平民教育是什么”、“我們?yōu)槭裁匆o念勞動節(jié)”、“我們?yōu)槭裁匆笾R”等等。［６］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是激進的，新潮社的激進表現在文化變革上，而國民社的激進表現在社會改造上。但朱自清卻是溫和的。與他一起編過《新潮》稿件的孫伏園后來回憶說：［７］佩弦（朱自清的字號——引者）有一個和平中正的性格，他從來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詞，也從來沒有感情沖動的語調。雖然那時我們都在二十歲的年齡。他的這種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對于事業(yè)的成功有實際的裨益，對于紛歧的異見有調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學問實業(yè)也奠基在這種性格。溫和的不僅是性格，還有他對各種主義和流派的寬容和兼容并蓄。在這一點上，朱自清很像他的老校長蔡元培先生。無論對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還是西方新文化，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民粹主義，朱自清都以一種開放的姿態(tài)加以吸取。作為一個詩人、散文家和學者，朱自清的知識結構是龐雜、多元的，因而也具有多種發(fā)展的可能。即使以后新文化運動分裂了，知識分子分化成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兩大陣營，朱自清依然與各家各派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這不僅僅因為是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處的雜色——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兼而有之，因此，無論與后來成為激進的革命者鄧中夏，還是與新潮社的其他自由主義成員都可以找到部分共同的語言。他是一個在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邊緣行走的知識分子。
１９２５年，朱自清經新潮社的好友俞平伯的推薦，回到北京，進入清華中文系教書，一直到死都不曾離開過清華。清華、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等學府長期以來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大本營。在這些國立或教會大學里任教的教授們，大都從歐美留學歸來，享受著優(yōu)裕的工資收入，呼吸著自由的學術空氣，很容易形成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想氛圍。這樣的環(huán)境，對于朱自清來說，自然是很感親切的，也對他起到了某種潛移默化的作用。不過，在清華園里，居于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學西洋的“洋教授”，而象朱自清這樣沒有啃過洋面包的“土教授”，即使是北大名牌出身的，也總是有點被人看不起。
反過來說，朱自清他們也看不慣那些“洋教授”身上的貴族味。他的清華中文系同事、東南大學畢業(yè)的浦江清，因為討厭徐志摩一類西化教授的“濫情”與“肉麻”，甚至提議辦一個雜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華人、建設民族獨立文化為目的”，“逆流者，逆歐化之潮流也”。［８］朱自清對此應該也有同感。
雖然身在自由主義的大本營北京，但朱自清的心似乎還是與南方近一些。二十年代初，當他在上海、江浙一帶教書時，認識了一批真正稱得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葉圣陶、鄭振鐸、夏沔尊等。這些朋友都是江浙人，有著江浙知識分子特有的理性和寬容。他們象朱自清一樣，都是新文學的熱心鼓吹者，寫得一手漂亮的白話散文。他們接受過五四新文化的洗禮，但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也很深，無論對中西之學，都取平和的一視同仁態(tài)度。大概都不曾出洋留學，與土地的關系比較密切，他們身上都沒有一般自由知識分子那種精英氣，反而多了一股源于本土的平民氣息。作為民粹知識分子，正如一個葉圣陶的研究者所說：他們“沒有魯迅的深刻與峻急，也沒有魯迅的深廣憂憤與深層苦痛；不像郭沫若那樣熱情奔放慷慨激昂，也不像郭沫若那樣阿從時尚苦心應變�！彼麄兯w現的人格更是一種傳統(tǒng)儒家的君子人格，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自然和諧、個性氣質的恬淡平易、人格建樹的穩(wěn)定完美”。［９］可以說，這是一群溫和的民粹主義者，朱自清無論從文化個性還是精神氣質來說，都與葉圣陶等人十分相契，他與他們幾乎是一見如故，成為終身的摯友，而且在風云變幻的幾十年歲月中，始終保持著差不多同步的人生軌跡。
可謂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朱自清與身邊的那些自由知識分子的距離，要比上海這批溫和的民粹知識分子要隔膜得多。原因無它，就是因為朱自清與葉圣陶等是同一類人。試看他的那些膾炙人口的散文名作，無論是《背影》，還是《荷塘月色》，不都透露出作者那一份對自然與泥土的依戀，以及對平民質樸品格的感嘆？這些都是在胡適、徐志摩等自由知識分子那里所讀不到的，卻與江南的民粹風格十分吻合。身為清華的教授、自由知識群體中的一員，朱自清實在有點與眾不同。他的民粹主義的另一面性格，將成為以后走向激進化的最重要潛因。
【注釋】
�。郏保菝珴蓶|：《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４３２頁。
�。郏玻葜熳郧澹骸墩摬粷M現狀》，《朱自清散文》，中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５頁。
�。郏常荨栋倏迫珪�，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８９頁。
［４］參見顧昕：《民粹主義與五四激進思潮（１９１８－１９２１）》，《東方》，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郏担輩⒁娏_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卷１，１期，１９１９年１月１日。
［６］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９頁。
�。郏罚輰O伏園：《悼佩弦》，《大公報》副刊《大公園地》，第３０５期，１９４８年８月３１日。
�。郏福荨镀纸迦沼洝罚本┤摃辏保梗福纺臧�，第６９頁。
�。郏梗輨⒃鋈耍骸度~圣陶傳》前言，江蘇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風暴前后的“那里走”現代中國是個不斷激進化的年代，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總是在象牙塔與十字街頭之間苦苦掙扎。朱自清本來的夢想是為人生而文學和教育救國，但時勢卻讓他在書齋中無法坐穩(wěn)，艱難地一步步逼出象牙塔，來到街頭。
在朱自清的一生中，曾經有兩次走上街頭。第一次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期間，他被濺了一身血，驚恐地逃回了塔中。第二次是１９４５年以后，他再也沒有回去過，一直到死。這一變化基本符合大多數同道的人生軌跡——中國知識分子的民粹化與激進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期間起起伏伏，直至四十年代后半期才得以最后完成。
北大畢業(yè)以后，朱自清本來有自己明確的人生目標，寫自己的詩，作自己的文，教自己的書，繼續(xù)那五四開始的啟蒙航程。然而，上海的“五卅”和北京的“三·一八”兩場大屠殺卻打破了人生的平靜�！拔遑Α毖赴l(fā)生的時候，朱自清還在風景宜人的白馬湖教書，當他聽說南京路上血流成河的消息，竟然一反往常的沖淡平和，疾筆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血歌》，短促的、跳躍的句子如同狂風、急雨、鼓點，沖擊著他的心靈。那天以后，朱自清便失去了往日的安寧。還有更震撼的經歷在后面等著他�；氐奖本]有多久，就發(fā)生了“三·一八”慘案。那天朱自清也跟著清華的隊伍去執(zhí)政府請愿。萬萬沒有料到，迎接他們的竟然是槍管子里射出來的子彈！且看他事后寫的回憶：［１０］我生平是第一次聽槍聲，起初還以為是空槍呢（這時已忘記了看見裝子彈的事）。但一兩分鐘后，有鮮紅的熱血從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殺已在進行！這時并不害怕，只靜靜的注意自己的運命，其余什么都忘記。全場除劈拍的槍聲外，也是一篇大靜默，絕無一些人聲……
在這一片死的靜默之中，朱自清第一次感到了恐怖，感到了黑暗的無涯。他的年輕學生、早上還微笑著向自己打招呼的韋杰三君，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沒有醒來。朱自清悲憤地繼續(xù)寫道：［１１］這回的屠殺，死傷之多，過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槍彈”，我們將何以間執(zhí)別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執(zhí)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尸，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們國民有此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
悲憤之余，朱自清感到的是一片虛無，文化啟蒙、教育救國的夢想在血的恐怖面前無情地幻滅，他感到無路可走，但又不想回避，只能嚴肅地問自己：［１２］死了這么多人，我們該怎么辦？
朱自清暫時找不到答案。他茫然了。南方的國民大革命如火如荼，不少知識分子在暴力與恐怖面前，紛紛放棄了啟蒙，南下投身革命的洪流。但朱自清依然在徘徊。早在兩年以前，他北大時期的好朋友鄧中夏就提醒他“不要坐在暖閣中做新詩”，“須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１３］雖然朱自清敬佩革命者的勇氣（他還專門為鄧中夏寫過一首熱情洋溢的頌詩），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介書生，在暴力面前，會“膽小”和“手顫”，他不滿自己內心的懦弱，但又沒有革命的勇氣。朱自清是真誠和嚴肅的，他不會為自己的懦弱辯護和開脫，他只是不斷地暗自拷問自己的良心，不斷地思考，卻始終不愿付諸以行動。作為民粹主義者，朱自清在道義上覺得鄧中夏這些革命者是對的，但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在理智上還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不明白，就不愿盲從。理性的執(zhí)著阻止了他成為一個激進的革命者。
等到大革命失敗，朱自清就更想不明白了。１９２７年以后的那些日子里，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民粹主義者，都陷入了彷惶的境地。在萬般無奈之中，原來的新潮社朋友俞平伯，追隨其老師周作人，加入了閑適派行列。但朱自清學不會那樣地超然，他的內心還有余熱，還有良知，他的處世態(tài)度要嚴肅得多，他不想自我欺騙，自我麻醉，更不想游戲人生。雖然想不明白，朱自清還是痛苦地在思考，竭力想在一團思緒的亂麻中理出一個頭緒。這就是他在１９２８年寫下的《那里走》。正如文章的標題所表明的，朱自清在歷史的大轉折關頭似乎一下子被拋出了原有的軌道，失去了應有的自信。實際上，朱自清原本就不太自信，他的信仰常常陷入虛無。象朱自清這樣一代知識分子，因為在新文化運動中接觸了太多的“主義”，而且繼承了五四的懷疑精神，并不肯輕易地接受或皈依某一種信仰，他們對一切信仰都敞開著門戶，反而顯現出內心的無著落與空虛。五四以后，不少知識分子都有類似的信仰虛無感，朱自清似乎更甚，他在二十年代初寫下的許多優(yōu)美的、憂傷的詩歌散文，正是這種心境的真實寫照。比如，１９２２年寫就的散文《匆匆》就流露得很充份：［１４］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么一去不復返呢？……在逃去如飛的日子里，在千門萬戶的世界里的我能夠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這不是一般青年人懷春的惆悵，而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信仰上的虛空。
因為虛空，沒有什么可信仰，朱自清只能持一種算不得信仰的信仰，即他所謂的“剎那主義”：既不惆悵過去，也不憂慮將來，只是平平凡凡地將眼前剎那的事情做好。［１５］當然，這僅僅是一種生活哲學，并不能解決價值的終極關懷。終極關懷的缺席以及隨之而來的激情之匱乏，成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一個普遍性的精神病癥。相形之下，充溢著熱烈的信仰，擁有火熱的理想，正是激進的民粹主義者所特有的，它不僅吸引了廣大青年，而且也令朱自清羨慕不已。直到步入中年的時候，他還格外羨慕茅盾，羨慕茅公的有主張，有信仰，而且是始終如一的信仰。［１６］然而，處于虛無中的朱自清依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五四留下了太多的精神烏托邦，盡管它們缺少深刻的終極關懷作為根基，但依然是美麗的、動人的。就象葉圣陶小說《倪煥之》中的那個主人公那樣，朱自清依然希翼著啟蒙的前景，希翼著文化能改變一切。但是，這一切藍色的夢，都被血腥的暴力打得粉碎，在他還沒有想明白投身革命的時候，革命又流產了。本來，自己不過是一個同葉圣陶一般的“悲觀的理想主義者”，一個不自信的“尋路的人”，“只是想在舊世界里找些新路罷了”，［１７］如今，連路都沒有了，你究竟往那里走呢？朱自清悲哀地意識到，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激烈階級沖突中，自己作為“知識階級”中的一員，已經成為一個“多余的人”。之所以“多余”，乃是因為已經不合時代。朱自清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當時十分流行的歷史唯物史觀對他不可能不發(fā)生影響。他是相信歷史進化論的，進而也相信歷史發(fā)展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時代總是在進步，而個人的悲哀往往在于滯留在過去：［１８］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诘谝徊襟E里，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里，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朱自清在這里發(fā)現了五四以來的“時代”變化，從新文化運動（自我的解放）一變?yōu)閻蹏髁x運動（國家的解放），再變?yōu)椋茫欤幔螅螅樱簦颍酰纾纾欤澹A級斗爭）。對于象朱自清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只有啟蒙時代才是屬于他們的時代。只有在那個時代中，知識分子作為民眾的精神導師，才能獲得足夠的歷史自信和獨立意識。然而，啟蒙的時代很快就過去了，先是愛國運動的狂熱，隨后是激烈而殘酷的階級斗爭。一旦“思想的革命”被“政治的革命”所替代，個人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和學理的研究就統(tǒng)統(tǒng)失去了意義，替代它們的，是集體的奮斗、行動的綱領和主義的宣傳。那么，在這樣一個不再是啟蒙、而是行動的時代中，知識分子的位置何在？朱自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年輕而狂熱的新一代行動者崛起面前，像他這樣的文化啟蒙者似乎真的“多余”了。朱自清不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無從拒絕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因而也對知識分子的獨立秉性發(fā)生了懷疑。在大革命失敗前后，在左翼知識界出現了一股“打倒知識階級”的反智主義潮流，要求知識分子“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根性，”，“努力獲得階級意識”，與“‘齷齪’的工農大眾”打成一片。［１９］朱自清顯然受到了這股潮流的壓力。他不贊成“打倒知識階級”，卻不得不接受知識階級已經滅亡、新生的階級已經成長起來這一事實。他失去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原本所具有的那份自信，甚至連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也無從判定。一種淺薄的階級分析觀念，使得他陷入了相對主義的迷惘之中：［２０］我們的標準建筑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著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倘何有于區(qū)區(qū)評價的標準？……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里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只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總Ｓｔｒｕｇｇｌｅ如何，才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Ｓｔｒｕｇｇｌｅ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發(fā)展，失了集中的陣勢。
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拼命上前肉搏；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
在“我們”（知識階級）與“他們”（革命階級）的比較之下，朱自清發(fā)現了“我們”的微弱、正在“向著滅亡走”。既然看清了“歷史的法則”，朱自清不由得不問自己：“我為什么必得跟著？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時代的落伍者？”［２１］為此他反反復復地拷問自己，解剖靈魂，最后得出了痛苦的結論：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養(yǎng)，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guī)定的吧�！以冢校澹簦簦拢铮酰颍纾澹铮椋螅椋謇锘盍巳�，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離開了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我沒有血與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里的，竟一變到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去了。但我想這也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也許是投機，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惶罷了。在這段真摯而悲哀的的內心表白之中，朱自清表現了他全部的痛苦和矛盾。在理性層面，他已經成為民粹主義的俘虜，失去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那種自我肯定和自我尊嚴，他不得不接受知識分子也是一種階級（屬于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而且是“滅亡的階級”的民粹思潮，但在情感和行動的層面，朱自清卻不象一些同道那樣，不顧一切地追逐時代，投機革命，昨天還是Ｐｅｔｔｙ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中的一員，今天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堅定的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了。朱自清愿意跟著時代走，愿意進步，反逆流在像他這樣深受進化論影響的知識分子看來，是大逆不道的。但他與別人不一樣的是，在追逐進步的同時，他還有內心的真誠，還有自己的良知。他不愿做違背自己個性、自己愛好的事情。早在大革命高潮的時刻，就有朋友來找他，勸他加入革命黨，可以做些革命的宣傳事務。但朱自清卻以“性格與時代的矛盾”而婉拒了，他覺得自己“還是超然的好”。［２２］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說到底也是個性與愛好的立場，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以知識良知為基點的獨立立場，它并不天然屬于任何階級，甚至自身也不成為一個獨立的、固定的階級，用卡爾·曼海姆的話說，是“自由漂浮的”。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就具有這樣的秉性。但１９２５年以后政治斗爭的狂熱逼迫知識分子必須在不同的階級或利益集團之間進行選擇，這種“知識分子有機化”的過程，使得五四時期原來一大批傳統(tǒng)的、自由的知識分子，成為有機的、黨派的知識分子。［２３］朱自清雖然承認這一“知識分子有機化”的趨勢不可逆轉，但在行動上依然頑強地抗拒自己被政治或黨派“有機化”。朱自清是異常矛盾的：在思想層面，朱自清逐漸受到唯物史觀、階級分析、普羅意識等民粹時潮的影響，再也無法在理性上自信，但在行為層面，他仍然固執(zhí)地堅守五四知識分子的自由立場，希翼保全自己的獨立不羈之身。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黨派的斗爭是那樣地激烈、那樣地殘酷，朱自清想要潔身自好，拒斥被“有機化”，惟有逃避一途。逃避也有不同的路數，可以如魏晉名士一般花天酒地、享樂人生，也可以象周作人、俞平伯那樣躲到閑適的文學中去。但生性嚴肅的朱自清寧愿選擇第三種逃避：隱入國學的象牙塔中。在他看來，“國學比文學更遠于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幾乎有點自嘲地，他說自己終于找到了要走的路：［２４］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說，‘哲學是我的職業(yè)，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yè)，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至于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
是的，全然不知道。朱自清在萬般虛無之中，只能這樣“找一件事，鉆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了。［２５］［１０］朱自清《執(zhí)政府大屠殺記》，《朱自清散文》，上集，第１０６－１０７頁。
�。郏保保萃ⅲ郏保埃�，第１１２頁。
�。郏保玻萃ⅲ郏保保�。
�。郏保常萼囍邢模骸缎略娙说陌艉取�，《中國青年》，第７期，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貢獻于新詩人之前》，《中國青年》第１０期，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１４］朱自清：《匆匆》，《朱自清散文》，上集，第３－４頁。
�。郏保担輩⒁婈愋⑷骸吨熳郧鍌鳌罚本┦挛乃嚦霭嫔纾保梗梗蹦臧�，第５８頁。
�。郏保叮輩⒁娭熳郧濉妒冀K如一的茅盾先生》，《朱自清散文》，第２２４頁。
�。郏保罚葜熳郧澹骸端芪易约旱南瘛�，轉引自《朱自清傳》，第１１８頁。［１８］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散文》上集，第１１６－１１７頁。
�。郏保梗輩⒁娹崩な啡A慈：《中國的啟蒙運動》，中譯本，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２２１－２２９頁。
［２０］同注釋［１９］，第１１９頁。
�。郏玻保萃⑨專郏保梗�，第１１９－１２０頁。
�。郏玻玻萃⑨專郏保梗�，第１１６頁。
�。郏玻常輦鹘y(tǒng)的知識分子與有機的知識分子是葛蘭西所作的區(qū)分：后者是指作為一定的社會政治體制或社會利益集團有機的組成部份、為該體制或利益集團作意識形態(tài)辯護的知識分子，而前者是指游離在體制之外、不屬于任何階級或集團的文人、學者、藝術家等等。
［２４］同注釋［１９］，第１２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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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的“無話可說”當朱自清躲在清華的象牙塔中，一頭扎進國學的故紙堆時，還剛剛只有三十歲。但他已經以“中年人”自稱了。在朱自清的感覺中，中年人最痛苦的，莫過于“無話可說”了：［２６］許多人苦于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于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個大時代里。
“多余的人”還可以悠然自得，而“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卻是徹底的絕望，而且是對自己的絕望。這樣的心態(tài)豈止是中年，幾乎已經與步入暮年無異了。為什么會“無話可說”？朱自清心里很明白：“這年頭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將一切說話的都看作‘代言人’；壓跟兒就無所謂自己的話�！保郏玻罚葜熳郧寮热徊辉敢獗弧坝袡C化”，被看作別人的“代言人”，而在那個時代里又沒有自我表達的空間，所以他只能陷入失語的狀態(tài)。他是詩人，卻不再作詩；他是散文大家，也失去了抒情的心境，整天只是伏在故紙堆里，消磨光陰。對于一個以文字為生的知識者，一旦落入失語，又是如何的痛苦！象朱自清這樣的中年人心態(tài)與失語癥，在三十年代幾乎成為清華、北大教授的通病，學術的象牙塔成為他們冬眠的最好山洞，即使是“一二九”學生的吶喊、“七七事變”的炮聲也沒有將他們驚醒。對于塔外的時世變幻，朱自清不是不關心，只是與五四時期比較起來，少了一點年輕人的激情，多了一份中年人的理智。
朱自清在整個三十年代的政治立場，既非保守，也不激進，只是一種基于超然的溫和。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開始是認同的，特別到西安事變和抗戰(zhàn)爆發(fā)，更是無保留地支持。然而，到１９４３年以后，情況慢慢發(fā)生了一些變化。１９４３年并非一個特別的年份，但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史上，卻是一個歷史的大轉折點。正如時在中國的費正清教授所敏銳觀察到的：“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象征和中心，在１９４３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保郏玻福菔Y介石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失去知識分子的信任，與他當時發(fā)表的那篇國策性的《中國之命運》有關�！吨袊\》以一種民族主義的保守立場，大肆詆毀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攻擊所謂西方來的自由與民主，要以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價值重建道德基礎。這立即在自由知識分子那里引起了強烈的反彈。西南聯大的教授們認為這是對學術界的一種公然侮辱，金岳霖拒絕閱讀這本要求每人必讀的“最高領袖”的著作，不久前還在與朱自清商量是否要去登記參加國民黨的聞一多，［２９］讀了以后嚇了一跳，他后來回憶說：［３０］《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的宣戰(zhàn)，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朱自清對《中國之命運》的反應如何，雖然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但從他對按照《中國之命運》精神召開的國民黨“六大”的態(tài)度可以見其一斑。
當他從馮友蘭處聽說“六大”召開的情形，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３１］余等大失所望。老頭子毫無遠見，失去聲望。彼全然背棄自己之信念，遲早將引起反抗。
朱自清、聞一多都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都直接參加過新文化運動，五四成為他們一生的思想底色、精神徽記。他們可以容忍物質生活的貧困，但絕對不能容忍對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的背叛，更不用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復舊。有一次同是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的羅常培聲稱中文系就是研讀古文，愛好新文藝的就不要讀中文系時，一向與世無爭的朱自清竟然當眾站起來，激動地駁斥說：［３２］我們不能認為學生愛好新文藝是要不得的事。我認為這是好現象，我們應該指導學生向學習白話文的路上走。這應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
只要一提到新文學、新文化，朱自清就無法保持平常的冷靜。但這還僅僅是學術領域的事情，一旦“最高領袖”也要開倒車，也要背叛五四，朱自清如何能夠安心，如何再能象以前那樣信任“蔣委員長”，認同那個政府！
朱自清雖然還沉默著，但他的內心與國民黨發(fā)生了疏離。
西南聯大成為了民主的堡壘。在如火如荼的民主浪潮推動下，聞一多卷進去了，重新煥發(fā)了詩人的熱情，而且進一步成為激烈的斗士。但朱自清還保持著“中年人”的溫熱，保持著那份理智和冷靜。他覺得，象自己這樣的中年人，“他們的精力和膽量只夠守住自己的崗位，進行自己的工作。這些人不甘頹廢，可也不能擔負改造的任務，只是大時代一些小人物。”。他敬佩青年人不怕幻滅，勇于改造一切，丟掉傳統(tǒng)，去建立一個新的理想。但他也擔心這種改造究竟會給國家?guī)戆捕�，還是進一步的動亂？他沒有把握，他不愿向聞一多那樣義無反顧地叱吒風云，做一個狂士；他僅僅愿意有所不為，狷而不狂，謹慎地調整過去的傳統(tǒng)與原則。他以為，象自己這樣的溫和的調整者與激進的改造者“相輔為用”，可以“維持著活的平衡”，“比較快的走入一個小康時代”。［３３］也許朱自清對“知識分子的有機化”有種天然的警惕，或者性格的局限，盡管在道義上他是同情學生、同情民主運動的，但一旦要付諸于行動，他總是懷有幾份謹慎，尤其是回避針鋒相對的場合。不僅是自己，而且對于過于政治化的學生運動，他也懷有某種警惕，不希望青年人都成為政治勢力的工具。１９３９年，朱自清寫過一篇《中年人與青年人》的雜論，指出中年人最不滿意青年人的，是后者的“恃眾要挾”；認為大學“如果只有集團組織和救亡運動兩種作用，學校便失去他們存在的理由，至少是變了質了。”［３４］即使到了１９４６年春天，整個知識界都陷入激進的狂熱時，朱自清還是希望將青年人的激情與中年人的穩(wěn)健結合起來，“兩下合作起來，才能辦事”。［３５］歷史似乎總是在重復，讓朱自清再次走出象牙塔的，竟然又是一次發(fā)生在身邊的血案，這次流血的不僅有學生，還有自己的同事、大學教授聞一多。
�。郏玻叮葜熳郧澹骸墩摕o話可說》，《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３頁。
�。郏玻罚萃⑨專郏玻叮荩冢淀�。
［２８］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知識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１１頁。
�。郏玻梗莓敃r國民黨要求大學系主任以上的教授都必須集體加入國民黨，故聞一多有此一舉。參見姜建、吳調公：《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４８頁。
�。郏常埃萋劺杳�、候菊坤：《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６２頁。
�。郏常保荨吨熳郧迥曜V》，第２７１頁。
�。郏常玻萃⑨專郏常保�，第２０８頁。
［３３］朱自清：《動亂時代》，《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１０頁。
�。郏常矗萃⑨專郏常保�，第１９８頁。
�。郏常担萃⑨專郏常保�，第２８７頁。
從“知識階級的立場”到“人民的立場”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昆明發(fā)生了“一二·一”慘案，國民黨特務、打手血洗了西南聯大、云南大學等學校，學生死傷無數。年輕人的血，再次震撼了朱自清本已麻木的良知。第二天，聯大舉行死難者入殮儀式，朱自清沒有去，他呆在家里，靜穆地坐了一個多小時，反省自己的靈魂。此后一段時間，朱自清雖然還沒有勇氣再次走上十字街頭，但他的內心卻是波瀾起伏，長久不得安寧。他痛恨這個殘暴的政府，但更痛恨怯弱的自己。他在日記上寫道：［３６］我自我剖析，深感應對自己進行一場革命，以丟掉自私與怯弱。
復員了，朱自清懷著沉重的內省，從昆明回到久別的北平。在途徑成都的時候，他聽到了聞一多遇刺的噩耗。他與聞一多平時雖然說不上有多深的私交，但畢竟同事多年。聞一多的鮮血徹底喚醒了他本來還在猶豫的靈魂。
他再也抑制不住壓抑良久的激情，滿腔的悲憤化為一首燃燒著愛與恨的《悼一多》，這是他擱筆二十多年以后寫的第一首白話詩。他主動承擔起整理編輯聞一多遺著的重任，他覺得聞一多死得太慘了，“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３７］促使朱自清走出象牙塔的，不僅有學生、同事的鮮血，更重要的在于他內心思想的變化——他結束了在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長期徘徊，終于接受了民粹主義。朱自清的這一變化，與當時思想界的民粹思潮再度膨脹不無關系。
繼五四之后，抗戰(zhàn)勝利前后的中國思想界，又一次掀起了民粹主義的高潮。如果說，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民粹意識還是源自西方的外來思潮，只是一種觀念的產物的話，那么，到了四十年代，民粹意識就成為知識分子們對于社會實際的活生生感受了。在北平的時候，大學教授們蝸居在大學校園，對社會一般民眾的生活有所耳聞，但畢竟感受不深�？箲�(zhàn)以后，他們來到了大后方，沿途所見、周圍所視，皆是貧困民眾的一片慘狀。１９４０年以后，由于惡性的通貨膨脹再加上薪水又打了折扣，大學教授們從昔日的貴族淪落為平民。為了彌補家用，只能各找門路。兼課的、賣字的、刻印的都有。
朱自清為了送妻子回成都老家生產，竟然只能靠典當方才成行。貧困并不一定直接導致不滿，畢竟在戰(zhàn)爭期間，知識分子還是識大體的。問題在于當時的大后方出現了一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觸目景象。一方面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民眾的貧困潦倒，另一方面卻是擁有特權的官僚們大發(fā)國難財，貪污腐敗，無所不極，這一對比實在鮮明的社會現實，引起了知識分子們對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強烈反應，刺激他們產生了一種與工農大眾同呼吸共命運的平民意識。平民，成為在知識界出現頻率極高的的中心詞，這就為民粹意識的傳播提供了深厚的心理基礎。
為了抗議和改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專制，在四十年代中葉的中國，出現了一股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不過，對關于何為民主，知識分子們的理解是很不一樣的，有自由主義的，也有民粹主義的，而且后者的聲勢還更大一些。平民的社會意識與民主的政治要求一旦結合在一起，就會產生民粹化的民主主義，即懷疑西方民主的代議制，要求盧梭式的直接民主制。這種民粹化的民主主義，因為有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主義價值支持，比較起自由主義的民主觀念，更能獲得一般中國人的理解和同情。因此，抗戰(zhàn)勝利前后的民粹主義，不僅有社會層面上的平民意識，而且也有政治層面上的民主要求。這股再次涌起的民粹主義思潮深深地影響了朱自清。在晚年朱自清的筆下，再也見不到五四時期那種清新平淡的散文，而多是討論社會和思想問題的雜文，而且大都以“論……”為題，如《論吃飯》、《論氣節(jié)》、《論書生的酸氣》等等。從這些雜文中可以看出，到抗戰(zhàn)勝利以后，朱自清全面地接受了民粹主義。１９４６年底，朱自清在北平《新生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雜論，談到了文學的“生路”，實際上也是知識分子的“生路”：［３８］這是一個動亂的時代，是一個矛盾的時代。但這是平民世紀。新文化得從矛盾里發(fā)展，而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中國知識階級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悶，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難。但是這些人已經覺得苦悶，覺得矛盾，覺得做人難，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喪鐘’，就不是醉生夢死。他們我們愿意做新人，為新時代服務。
這是朱自清晚年思想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它表明了朱自清在思想上正式脫離自由主義的陣營，向民粹主義靠攏。他愿意背叛自己的階級，“去撞自己的喪鐘”，而試圖做一個為“新時代服務的”的脫胎換骨的“新人”。民粹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就是將社會分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官僚統(tǒng)治階級和平民階級兩大部份，而且以這種二元的眼光批判性地重新審視知識分子自身的立場。如前所述，在二十年代中期朱自清已經以一種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的方法發(fā)現了知識階級正在“向著滅亡走”，盡管他并不看好這一階級的前途，但還是承認它是獨立的、自為的，他不愿背叛自己的階級，寧愿與其一起滅亡。然而，到了１９４６年，朱自清終于改變了過去的立場。
在他看來，傳統(tǒng)的士大夫本來是統(tǒng)治階級的奴仆，發(fā)展到現代的知識階級，開始獨立于軍閥與官僚，成為游離的、獨立的知識階級的。在五四時期，一時還成為思想啟蒙的領導者。然而，知識階級并沒有很大的力量，又無法滿足民眾的吃飯欲望，與民眾聯合起來，于是慢慢地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夾縫中間，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但他們還是可以守住自己的節(jié)，守住自己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有所不為。
但游離是不可能持久的，民主的大潮流來了，民眾的力量也成長起來了，象牙塔已經變成了十字街頭，在這個異�？鄲�、活不下去的年代里，知識階級惟有走近民眾，將“人道主義”的尺度換成“社會主義”的尺度，與民眾聯合起來共同打破現狀。［３９］這表明，一旦在理論上接受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統(tǒng)治階級與平民階級這樣的二元觀點，就不可能完全游離于階級沖突之外，堅持獨立的、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立場，而只能站在十字街頭，完成非此即彼的階級選擇，最終蛻變?yōu)橐粋�有機的、依附于一定階級（不是統(tǒng)治者就是被統(tǒng)治者）的知識分子。選擇是痛苦的，但朱自清最后還是作了選擇，選擇的依據是所謂客觀的歷史趨勢，所謂的“平民的世紀”。這種選擇，觀點的改變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所謂立場的變化，不再是所謂的“知識階級的立場”，而是“人民的立場”，［４０］是“站到平民的立場上來說話”。［４１］立場的變化，使得朱自清對許多問題的觀察和判斷也隨之發(fā)生了改變，變得更富于平民的意識、民粹的色彩。比如，對于當時討論很多的民主，朱自清就有一種民粹化的理解：［４２］中國要從民主化中新生。賢明的領袖應該不坐在民眾上頭，而站在民眾中間；他們和民眾面對面，手挽手。他們拉著民眾向前走，民眾也推著他們向前走。民眾叫出自己的聲音，他們集中民眾的力量。各級政府都建設在民眾的聲音和力量上，為了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而努力。這是民治，民有，民享。
朱自清不是政治學家，我們不能期望他對民主有一種嚴謹的、學術的表述。但從這一充滿想象的民主展望中，可以發(fā)現其中的成份基本是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主義、盧梭式的人民主權烏托邦，而獨缺英美自由主義的民主觀。身為知識分子，朱自清自然不滿國民黨一黨統(tǒng)治下的言論不自由和人身受侵犯，但他的平民意識和民粹立場決定了他更敏感于社會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公正。他為勞苦大眾鳴不平，為他們的吃飯權申張，指出吃飯是天賦人權，人民應該有免于沒飯吃的自由。［４３］即使對自由主義者所討厭的政治化的標語口號，他也有一些新的理解：“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么能單怪他們起哄或叫囂呢？”他告誡自己的知識分子朋友：“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現在雖然還未必能夠完全接受標語口號這辦法，但是標語口號有它們存在的理由，我們是該去求了解的�！保郏矗矗輰ξ膶W藝術的使命，朱自清也有了新的理解。本來，他所堅持的只是為人生而藝術，這是啟蒙時代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但是，現在時代變了，變成了“平民世紀”，知識分子要成為新人，為新時代服務，那么文藝的使命也隨之變了：“文藝是他們的崗位，他們的工具，他們要靠文藝為新時代服務。文藝有社會的使命，得是載道的東西�！保郏矗担堇^五四之后，他再一次倡導知識分子“向民間去”。［４６］但這一次的“向民間去”，與五四有所不同，知識分子不再以先知先覺的精英身份到民間去啟蒙，去改造民眾，而是向民眾認同，與民眾相結合，為民眾服務。
這種民粹主義的思想改造，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國知識界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精神現象。改造的動力，一方面來自社會現實的刺激，更重要的是左翼文化人的積極影響。即使在自由主義的大本營清華，來自延安的各種文獻，比如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整風文獻》等等也在私下流傳。朱自清就曾經讀過一本《知識分子及其改造》的小冊子，這是他在自己的兒子那里主動借來的。讀完之后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４７］它的鮮明的論點給人以清新的感覺，知識分子的改造確實是很重要的。這本書詳細闡述了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和思想上的敏感性。
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遠在解放以前，即使在國統(tǒng)區(qū)就已經悄悄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在對知識分子的自我批判、對人民大眾的重新發(fā)現和對立場問題的再三強調等方面，顯然，遵循著同一個思想邏輯。雖然在當時自覺進行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直接接受的并不一定是馬列主義，但對民粹思潮的傾心，實際為以后接受馬列主義鋪平了道路。朱自清的思想反省沒有任何強迫，一切都在自愿地進行。盡管沒有后來那樣驚心動魄，那樣痛苦不堪，同樣是嚴肅的、認真的，甚至是艱難的。他理性上明白應該往那里走，但在習慣上還一時改變不過來，因此他再三對自己周圍的進步同事、學生說：［４８］你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太習慣，教育我們，得慢慢地來，這樣就跟上你們了。朱自清雖然全面地接受了民粹主義，但朱自清畢竟還是朱自清，他并沒有因此而喪失個人的理性，還保持著自己那一份五四的懷疑精神和多元的價值觀。對于驟然來臨的“平民世紀”，朱自清沒有象郭沫若那樣充滿了烏托邦的浪漫想象，而是持一種謹慎的期待之情。他知道必須打破現狀，卻擔憂著“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變成什么樣子？”［４９］他理解標語口號背后的物質意義，但還是認為：“標語口號的提出和制造，不該只是情感的爆發(fā)，該讓理智控制著�！保郏担埃菁词棺叱隽讼笱浪�，站在十字街頭，朱自清依然不喜歡狂熱，依然愿意保持理智的清醒。他開始全面接受一種新的思想體系，但并不愿無條件地皈依它、信仰它；他的內心依然籠罩著難以驅散的虛無，不可能象年輕人那樣以為從此找到了光明和真理，從此就那樣樂觀與自信。
他還要邊走、邊看、邊想。說到底，朱自清是一個溫和的、理性的民粹主義者，即使受到時代的影響，愿意加入年輕人扭秧歌的隊伍，也如以前一般保持著身份上的獨立性。他曾經多次拒絕參加國民黨，現在即使接受了民粹主義，也同樣沒有興趣去皈依組織，加入進步的政治團體。朱自清以無黨無派為操守，在行動上他仍然警惕著知識分子的“有機化”，仍然愿意為自己留出個人的、自由的、獨立的空間。拖著沉重、謹慎而又遲疑的腳步的朱自清終于走出了象牙塔，來到了十字街頭。他對夫人陳竹隱說：［５１］以后中間路線是沒有的，我們總要把路線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去。這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我們年紀稍大的，也許走得沒有年輕人那么快，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趕著走。
這代深受進化論影響的五四知識分子，一生都在努力地跟著時代走，跟著歷史的大潮流走，惟恐落后，惟恐被時代所淘汰。雖然一度看不清方向，停頓了，然而，一旦認準了目標，又會急著趕上去。對此，鄭振鐸對朱自清有個比較貼切的評價：［５２］他是跟著時代走的。雖然他并不站在‘尖端’，但他以認真而嚴肅的態(tài)度在虛心地學習著的。
豈止是朱自清，包括鄭振鐸自己在內的那群溫和的的民粹知識分子，不也是這樣？接受了唯物史觀的他們，相信歷史有其所謂客觀規(guī)律，有其不可抗拒的大潮流，所以總是想“學習”最新的“尖端”，順應時代的變化。朱自清死得早，沒有看到解放之后時代種種的變化，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知識分子朋友，無論是自由主義者俞平伯，還是民粹主義者葉圣陶、鄭振鐸，為了“跟著時代走”，路趕得是如何地艱辛，內心的思想改造是如何地痛苦。朱自清不可能知道，他走得太早了。悲耶，抑或福耶，已經成為一言難盡之事了。他所留下的，只是從五四到四十年代末那一段心路歷程，一葉而窺秋，朱自清的一生的變化，似乎象征著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某種難以抗拒的宿命——從溫和到激進，從象牙塔到十字街頭，從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到有機的知識分子。至于后半葉的故事，早逝的朱自清就留給別人去演繹了。
【注釋】
［３６］同注釋［３１］，第２８５－２８６頁。
�。郏常罚葜熳郧澹骸吨袊鴮W術界的大損失》，，《朱自清散文》，上集，第２１４頁。
［３８］朱自清《什么是文學的“生路”》，《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２４０頁。
�。郏常梗輩⒁娭熳郧濉墩摎夤�(jié)》、《論不滿現狀》、《文學的標準與尺度》，《朱自清散文》，中集。
�。郏矗埃蓐P于朱自清的“知識階級的立場”與“人民的立場”的說法，參見《朱自清年譜》，第３０１頁。
�。郏矗保萃⑨專郏常福荩冢玻矗表�。
�。郏矗玻葜熳郧澹骸缎轮袊谕小�，《朱自清散文》，上集，第１５２頁。
［４３］朱自清：《論吃飯》，《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２５頁。
�。郏矗矗葜熳郧澹骸墩摌苏Z口號》，《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１４－１５頁。
�。郏矗担萃⑨專郏常福�。
［４６］朱自清：《文藝節(jié)紀念》，《朱自清散文》，中集，第４０５頁。［４７］《朱自清年譜》，第３４６頁。
�。郏矗福輩顷希骸蛾P于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人民日報》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郏矗梗萃⑨專郏玻�。
［５０］同注釋［４４］，第１４頁。
�。郏担保荨吨熳郧鍌鳌罚冢玻罚讽�。
�。郏担玻蓐惛？担骸多嵳耔I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２７頁。
〔１９９７年夏于滬上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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