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當代民族精神漫議
徐友漁
觀照基督教、猶太教、佛教和伊斯蘭教對其他民族和國度在歷史和文化上強大持久的影響，可以說中華民族精神中宗教的作用不甚重要，因此，當我們議論重建民族精神時，哲學的內容和氣質將成為主要話題。
我認為，重建民族精神決不意味著我們曾經有過優(yōu)美無比、舉世無雙的精神，我們只要對之挖掘和再現(xiàn)，使之發(fā)揚光大，就足以應付當前面臨的精神危機，應付中華民族在全球中所處地位的挑戰(zhàn)�，F(xiàn)在我們談重建民族精神，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考察我們民族精神中不足的方面、孱弱的因素，在當前這個開放、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時代，引進和培育某些精神因素，以利于我們民族以健全、有力的精神面貌臍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
重建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源于一個民族面臨的生存危機。如果我們從個體精神文明的高度和類型看問題，從倫理和審美的維度思考問題，那么應該說，我們從現(xiàn)存的精神資源中基本上可以找到足以安身立命的根據。我們的文化最終可以劃歸為酒神精神、宙斯精神或別的什么精神，我們理當實行內在超越還是外在超越，我們的審美意識應以時間感還是空間感為基調，這些實在是無關緊要。各民族在這些方面的精神氣質并無優(yōu)劣高下之分，精神的異質性和豐富性是世界有意義的根本因素。如果我們不給自已提出現(xiàn)代化的任務，如果我們面臨的不是各民族、多國家激烈競爭的現(xiàn)實，我們滿可以像梁漱溟主張的那樣，沿著中華文明的老路走下去。
經過幾十年的曲折發(fā)展，中華民族終于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我們應該盡快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建立一個民主和法制社會。如果說，我們民族能夠憑借自己的精神和文化慣性達到這個目的，那顯然是自欺欺人。如果說，我們可以從西方的哲學、文化中得到啟發(fā)和借鑒，那也未免過于籠統(tǒng)。只要對西方哲學有一定了解，就可以看到，我們最需要的，同時也是自己民族精神和傳統(tǒng)文化中最為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實用精神，是一種認識論和經驗論傳統(tǒng)。這里講的理性精神，主要指科學態(tài)度和懷疑精神，而不是指對于理性認識萬能論的迷信。
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對于天地萬物、社會人倫均有論述，能為人們提供完整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但我們往往只見論斷而未見論證，我們得到的是獨斷的教導，而沒有關于它們從經驗或理性方面來源的說明。中國哲學家中從未誕生過笛卡爾或休漠式的人，能對人類認識的理性根源或經驗來源進行嚴厲的懷疑和質疑，沒有出現(xiàn)過康德式的人物，對人自身的認識能力和認識的限度進行考察。沒有懷疑就沒有確定性和嚴格性，這使得中國人的思維容易帶上隨意性，使人喜歡宏觀把握而缺乏精細分析，使人欣賞氣勢而倦于邏輯證明，使人習慣于依附和引證權威而不能勇于創(chuàng)新。
中國哲學的啟發(fā)和靈感來源于文學藝術，而與科學絕緣。中國人在生活中是極為現(xiàn)實的，但政治和社會思維習慣及其理想卻是浪漫和烏托邦式的。中國人相信人皆可為堯舜，期盼圣主明君，而忽視制度安排，更不喜歡制度安排中的權力制衡。我們愈是以人性善為思想指導，愈是得到丑惡的政治現(xiàn)實。我們想靠短期突擊和人際關系的劇變進入大同世界，在取得虛幻的輝煌成績之后卻一潰千里。我們容易認為民主不是最美妙的行事方式（它確實不是，比如在作決定時效率不高），但我們不太容易看到它是避免錯誤，尤其是災難性錯誤最有效的方式。事實上，現(xiàn)代化是一項缺乏詩意的事業(yè)，基于想像和激情的雄才大略、孤注一擲、高歌猛進必須讓位于商人般的計算、耐心與妥協(xié)。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個突出的、不變的因素是整體主義。一方面，它窒息了個人首創(chuàng)精神，忽視個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讓渡的權利，使人產生法律是懲罰人而不是保護人的錯覺。另一方面，它使人對社會變革抱一種徹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激進態(tài)度，而忽視零敲碎打的改進，點點滴滴的進步，以及局部的、臨時性的安排。中國知識分子中許多人長期抱有要么天翻地復，要么一事無成的心態(tài)，總是在亢奮和頹唐兩個極端變化，而難于艱韌不拔地從眼前的變革作起。
二
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的學術思想、精神文化產品挾其經濟、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勢，大舉進入中國。如果說，西方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并未站穩(wěn)腳跟，那么，與中國傳統(tǒng)精神異質的那些流派、觀點對中國人更顯得隔膜和陌生。使中國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感興趣的，是尼采的意志主義，柏格森的生命沖動論之類的振奮人心的主張，而不是洛克、休漠的經驗主義認識論，它們顯得太枯躁、太平實。同樣是博大精深的德國哲學，中國哲學界明顯偏愛黑格爾而冷淡康德，也許，原因在于黑格爾的學說來源于歷史，投合中國人“治國平天下”或“為帝王師”的心態(tài)，而康德學說來源于科學知識，適合于思想的探索者而非歷史的介入者。7O年代以后，我國的西學熱分別是薩特熱、尼采熱、弗洛伊德熱、海德格爾熱，現(xiàn)在大概是解釋學熱及解構主義熱，我們很難設想中國會有羅素熱、維也納小組熱、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熱，雖然這方面的研究和譯著實績最大。
192O年前后，中國哲學界文化界有兩大盛事：世界著名哲學家杜威和羅素先后到華講學，以兩位哲學家在世界上地位之高、影響之大，他們在中國停留時間之長，接觸面之廣，講演內容之豐富而言，很可能是空前絕后的。他們的學術活動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和哲學界文化界的熱烈歡迎，但是，他們的思想卻沒有在中國留下多深的痕跡。
中華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對外來因素的迎斥和選擇具有如此強烈的區(qū)別，值得深思。首先．這說明我們的精神文化有極大的自主性和保守性，我們喜歡消融一切異質精神因素，而不愿改變或調整自己的文化心理定勢，就像一個閱歷豐富的老人．把一切新鮮經驗都納入自己的記憶中，而不愿迎合新的潮流一樣。杜威和羅素所代表的實用精神、經驗方法和邏輯技術，雖然在當時是世界哲學的主流，但與中國固有的精神文化形態(tài)卻沒有接榫之處。王國維遍閩西方哲學著作之后發(fā)出感慨，說它們“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話極深刻，王國維（以及許多中國文化人）其實知道中國需要什么，但他們的氣質教養(yǎng)卻使他們無法喜歡這些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還是從個人愛好的角度選擇了投合自己心性的東西，而不是對改造或重建民族精神大有裨益的東西。
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接受西方的理性精神有一個難于跨越的門檻——科學知識的準備。羅素在中國受到盛大而隆重的歡迎，但他卻清醒地看到，他的聽眾是熱情有余而素養(yǎng)不足。中國思想者的精神養(yǎng)份和思維資源多為個人的經歷體驗（包括對世態(tài)炎涼的感受或情感生活的不幸），他們常在飲酒賦詩之時，吟花弄月之際達到精神上的提升，很少憑借理性的思考和知識的積累一步步向思想之巔攀登。事實上，沒有門檻并不意味著可以輕易登堂人室，西方哲學中某些形而上學維度，可能更難體悟把握，但中國人往往只用科學一文化，理性一體驗的二分法看待西方哲學，并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后者。
當然，中華民族在吸收西方智慧的表現(xiàn)的偏頗，也有文化之外的原因，這一點可能更為重要。中國在一百多年前遇到的挑戰(zhàn)是整體性的、政治性的。英國哲學中的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救亡的吶喊聲中決然不能發(fā)出振聾發(fā)憒之聲。穆勒、洛克等人論自由、論政府的著作是為確立社會秩序而作，而黑格爾的歷史觀和發(fā)展理論卻為歷史社會的流變提供了整體性說明。黑格爾式的整體主義和辯證方法，不但與中國精神傳統(tǒng)共鳴，也是一件更合用的思想武器。
三
在重建民族精神時重視接納和補充西方精神文明中的某些因素，當然是出于對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考慮。現(xiàn)在我們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困境：在中國，一方面阻礙現(xiàn)代化進程的某些精神文化因素尚未消失．另一方面，某些人又急切地將當代西方否定現(xiàn)代理性的后現(xiàn)代文化引入中國，這樣，現(xiàn)代精神前后受敵，被新舊兩種思潮夾攻，某些以促進民族精神現(xiàn)代化為己任的人士，感到極大的困惑。
西方后現(xiàn)代哲學思潮最主要的口號是反對認識論哲學，它認為認識論是在西方哲學中流行了兩三千年的主流傾向，但現(xiàn)在被證明是一種形而上學，是一種精神文化上的神話。它主張用所謂后哲學文化，即以詩歌為主的文學藝術取代原來的哲學，而這些文藝作品不能是對現(xiàn)實世界的反映，構成它們的符碼的意義必須具有滑動性和任意性。這種主張，和我們固有的審美文化情趣和詩化哲學傾向，顯然一拍即合。問題在于，即使我們承認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是對西方過分壟斷的建構哲學傾向和認識論主流的合理反動，對于一個從未形成成熟的認識論的民族文化而言，難道是一貼對癥的藥方嗎？
在我國．后現(xiàn)代文化的欣賞者對當代西方反科學主義和反理性主義傾向作了大聲呼應，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在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中，輕視和貶低科學技術的傾向一直存在，科技被當成雕蟲小技，與高雅的詩書理義不可相提并論，即使在上世紀中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海防大門，西方科技仍被視為奇技淫巧，毫無資格成為立國之本。我們需要科學，這一點大概無人反對，但有沒有缺乏甚至反對科學精神的科學技術，這一點恐怕就見仁見智了。當代西方若干哲學大師反對唯科學主義對人文精神領域的侵犯或壟斷，他們認為，用科學精確性作為尺度來衡量和要求人文科學，是不合理的。他們對科學精神的拒斥態(tài)度是否正確，這里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在當前的中國反對所謂唯科學主義，至少也是無的放矢。
在西方，有人認為，經驗主義的認識標準是過時的主張，人的認識并不提供現(xiàn)實世界的反映，理性并不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基礎．經驗也不是判斷一個科學理論對錯的標準，他們的口號是“怎么都行”。這種驚人之語在西方并未得到多少人支持，那些被貶斥為居正統(tǒng)或主流地位的思想家或學者仍然尊重理性、尊重經驗。在我國，反理性、反文化、不尊重科學和事實，以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guī)律的風氣曾一度盛行，后來又受到批判。這些惡劣作風余毒未盡之時，酉方最時髦的思潮可能為它們提供最有效的辯護。
中國和西方發(fā)達國家在現(xiàn)實層面上的差距，以及在精神層面上的差異，是我們考慮重建精神文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保持清醒的頭腦，就會在精神和現(xiàn)實之間發(fā)生錯位，就會混淆新與舊、腐朽與神奇之間的界限。
一個民族，最要緊的是要在精神上有定力，知道自己是什么，該干什么。以前中國有“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后來不止一次地流行讀書無用論； 以前講“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現(xiàn)在許多人明里暗里又開始笑貧不笑娼。我想，重建民族精神，先不談那么玄虛，首先能堅持那些最簡單最樸素，為各時代各民族公認的道理與標準，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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