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將軍張治中 周旋于南京與溪口之間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國民黨內(nèi)部主張和談的呼聲又起。許多人都把和談的希望寄托在張治中身上。從理論上說,這一次國共和談,只須對代總統(tǒng)負責,與下野總統(tǒng)是不搭界的。然而,兩個多月以來的事實說明,“蔣總統(tǒng)”盡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個總統(tǒng)名義,而非總統(tǒng)職權。從黨務與軍事,到政治與經(jīng)濟,仍然都得報告蔣總裁定奪。所謂的代理總統(tǒng),只是一個代而不理。這樣一來,不但李代總統(tǒng)大動肝火,代總統(tǒng)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個個頗為負氣地說:“我們管不了,就交還給蔣吧!總統(tǒng)不過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張將軍真是古道熱腸,看到李、蔣之間的這種倒置關系,不禁產(chǎn)生了勸蔣出國的念頭,以為只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談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總統(tǒng)秘書長吳忠信的陪同下,張將軍啟程前往溪口,就勸蔣出洋和國共和談等事宜征咨下野總統(tǒng)的意見。 不過,張將軍真是太天真了,為了給李代總統(tǒng)創(chuàng)造一個放手和談的環(huán)境,竟然會想到勸蔣自動出洋,豈非是與虎謀皮之舉。好在用不著張將軍開口,蔣見到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來意是勸我出國的,昨天報紙已經(jīng)登出來了!”這是一個先聲奪人,也是一個關門上鎖:“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個普通國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xiāng)!” 結果,張將軍多少天來精心策劃的一肚皮說辭,到了溪口,勸蔣出洋的話一句也說不得,只有就和談問題恭請前總統(tǒng)面授機宜,定奪大計。 與以前的歷次國共談判不同,這一次是中共處于強勢,國民黨處于弱勢。和談當然是由處在強勢的一方,即中共方面開出價錢,再由國民黨方面討價還價了。中共方面的“開價”已經(jīng)在毛澤東的《關于時局的聲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項和談條件”:懲辦戰(zhàn)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tǒng);依據(jù)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八項和談條件”中,令國民黨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項條件“懲辦戰(zhàn)爭罪犯”。因早在兩個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為第一批頭等罪犯的43人名單,蔣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張治中要與中共談判,不能不對此表明態(tài)度,表示“第一項,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蔣的猜忌。至于其他條件,張雖表示“都可加以考慮”,但對改編軍隊問題,認為雙方應按比例各自編成;對于成立聯(lián)合政府問題,認為雙方應保持“同等發(fā)言地位”,并“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最大的讓步,是同意鄂、贛、皖、蘇及漢、滬、寧等4省3市為雙方共管。 這是一個“劃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總統(tǒng)所謂的“光榮的和平”。既可以不作為戰(zhàn)犯接受懲辦,又可以保留一個由自己在幕后操縱的“南朝”,蔣對張?zhí)岢龅倪@一和談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過,蔣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張治中老到,在他看來,問題絕不會這么簡單,不用說拒絕“懲辦戰(zhàn)爭罪犯”一項,絕不會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對于4省3市“共管”一說,蔣亦認為“中共恐怕還不是這樣看法”。因此,蔣明確指示張治中:“現(xiàn)在是備戰(zhàn)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為重,不應分心!笨梢,蔣深知以這樣的條件,與中共方面“還價”,是絕不會成功的。溪口期間,張治中還就談判代表、黨務、外交政策、領導方針、內(nèi)閣改組等事宜,向蔣請示機宜。蔣除一度反對何應欽組閣外,對其他問題,蔣一副“有事好商量”的態(tài)度,表示無可無不可。 一切的問題都談過了,只有勸蔣出洋一事,盡管已遭蔣封殺,但張將軍并不死心,終于找到一個機會,以委婉的口氣替蔣分析留在國內(nèi)與暫時出洋的利弊關系,懇請蔣對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慮。事實上,張將軍自從來到溪口后,發(fā)現(xiàn)這里已成為國民黨的政治、軍事與黨務中心,不但黨政軍大員絡繹不絕于寧波、溪口道上,而且蔣的幕僚及侍從機構都已原封不動搬到溪口,晝夜不停地在那里處理軍政大事,并通過電臺與全國各地保持24小時聯(lián)系。顯然,只要蔣一天不離開國內(nèi),就依然是大權在握的“幕后總統(tǒng)”,這對于南京政府的談和,不免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但蔣在這個問題上,確也沒有回旋的余地。張之出發(fā)點,是以和平為重,以國事為重;而蔣之出發(fā)點,是以權欲為重,以蔣家為重,“道不同,不相為謀”耳!因此,張雖處心積慮,小心進言,慎為勸導,然蔣一接觸到這個問題,不是緘口不語;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憤慨地說:“我是一定不會出國的!我是一定不會亡命的!我可以不做總統(tǒng),但做個老百姓總可以自由!”后來,蔣的態(tài)度總算比較和緩,甚至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國,要好好的來!他們太不了解我的個性,竟想利用中外報紙對我施加壓力,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動住到國內(nèi)任何地方,即使到國外也可以,但是絕對不能出之于逼迫!北M管這只是蔣的遁詞,但能把話說到這個程度,張無論如何是不好開口了。 溪口之行,前后共8天時間,張將軍回憶:“白天蔣和我們逛山水,其余時間就談話。上午談,下午也談,吃飯談,逛山也談,晚上圍爐也談,這8天中,真是無所不談。”臨別時,蔣親送張治中及吳忠信下山,并一直送到寧波機場上飛機,“歡然握別。” 張在溪口備受冷遇,卻在立法院大受歡迎。張返京后,應立法院邀請,就和談問題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博得全場不斷的掌聲。據(jù)說,“這是行憲以來,在立法院會議中所未曾有過的熱烈情形!本驮诤驼劥韴F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別休會半天,全體立法委員到機場送行,開立法院未有之先例,這又是讓張將軍沒有想到的。 北平和談:“知其不可而為之” 4月1日上午,張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乘中航“空中行宮”號,從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開始了北平和談之旅。臨登機前,張在機場發(fā)表書面談話,表示“謹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誠意,和中共方面進行商談,希望能夠獲得協(xié)議,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實現(xiàn)”。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是張將軍此時的真實心境。其實,張將軍并不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對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難程度,張治中有著深刻認識。一個多月來,通過對南京各派政治勢力的摸底,張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即所謂“劃江而治”,亦即所謂“對等的和平”、“光榮的和平”的口號。而張很清楚:蔣之同意“劃江而治”,只是一個權宜之計,目的只在于贏得喘息機會,重新整合力量,徐圖反撲而已;桂系之同意“劃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聯(lián)共壓蔣,營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總統(tǒng)甚至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我想做到劃江而治,共產(chǎn)黨總滿足了吧?只要東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辦法了! 是日下午,張治中等抵達北平機場。機場上,沒有出現(xiàn)想象中的歡迎場面;甚至中共方面沒有一位代表到場迎接;而且,代表團的簡單行李也要接受檢查。接站的汽車開到代表團下榻的北平六國飯店門口,赫然一幅大標語,竟是:“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對于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來說,不但是一個“下馬威”,更是一帖清醒劑,宣判了南京和談代表所謂“對等接待”、“對等談判”等幻想的破滅。 當晚6時,中共代表團公宴南京代表團。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次席代表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談。談話伊始,“周首席”先聲奪人,質問“張首席”在赴北平談判之前,先趕赴溪口謁蔣,“完全是為了加強蔣的地位,淆亂視聽,且證明蔣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團”;“周首席”嚴正聲明:“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張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嚴重的后果,當即反復辯稱謁蔣既是出于禮貌問題,也是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張首席”的解釋,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滿意,反而引起極大反感。張見一而再、再而三地辯解無效,亦不免動了感情。于是,張的溪口之行,成為北平和談的一樁“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雙方的談判氣氛。 雙方同意,和談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個別交換意見;第二階段,正式會談。交換意見伊始,雙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團(除邵力子外)拒絕接受“懲辦戰(zhàn)犯”的條件。因為根據(jù)中共方面公布的戰(zhàn)犯名單,不但已經(jīng)“下野”的蔣介石,被列為頭號戰(zhàn)犯;就是仍在臺上的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顯然,就張治中的立場來說,惟這一條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團認為:李宗仁既已公開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項原則為談判基礎,現(xiàn)在又拒絕接受懲辦戰(zhàn)犯問題,這不是說并未接受八項原則為基礎嗎? 戰(zhàn)犯問題之外,雙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問題上!爸苁紫泵鞔_表示:“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過江,談成后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笨墒,從蔣氏到桂系,對北平和談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達成“劃江而治”的局面。和談開始后,蔣為了加大對北平和談的壓力,命何應欽赴廣州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所謂和談“五項原則”,第一項就是:“雙方停戰(zhàn),各守原防,如共軍渡江,即宣告和談破裂!睂τ凇皬埵紫眮碚f,“周首席”的強硬態(tài)度,中常會的強硬決定,有如兩堵高墻,將他擠在中間。現(xiàn)在,既不能取消“懲辦戰(zhàn)犯”的條件在先,又不能達到“南北朝”分治的條件在后;和談伊始,暗礁重重,實始料未及。 張治中根據(jù)這一情況,提出了新的和談策略,即在“劃江而治”的問題上,不再與中共方面作無謂的爭執(zhí);但在“懲辦戰(zhàn)犯”的問題上,堅決表示:“我們絕不能簽字。一則南京李、何不會同意;二則我們上午簽了字,也許下午就出事了;三則簽了字,我們?nèi)绾位氐媚暇┤?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時,“張首席”再給溪口蔣先生去信,痛陳利害,勸蔣“毅然放下一切”,否則,“仍聽信擁護領袖失敗者之言,留居國內(nèi),再起再戰(zhàn),則非至本黨徹底消滅,鈞座亦徹底失敗不止。” “張首席”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體諒,卻未得南京方面的響應。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領袖毛澤東約見張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條款中對戰(zhàn)犯列名,改編國民黨軍隊的時間可以放寬,聯(lián)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維持現(xiàn)狀,解放軍渡江可在協(xié)定簽字后或經(jīng)過若干時日后進行,等等。4月12日,何應欽致電張治中,轉達南京和談指導委員會決議:“渡江問題應嚴加拒絕。”因此,“張首席”意識到中共雖在戰(zhàn)犯問題上作出了重大讓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絕中共渡江問題上仍抱有幻想,則北平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則不復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來將《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草案》送到張手上。張回憶:“當時我一口氣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全篇充滿了降書和罪狀的語氣;第二個感覺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說:“我事前也明知這次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觀上對和平的癡心夢想所驅使,仍然期望‘奇跡’會出現(xiàn),F(xiàn)在是完了,在我當時尚且認為‘苛刻’些的條款,在國民黨反動派又豈有接受的可能?”至此,張認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無非是從文字、語句等方面,對協(xié)定草案作技術性處理,使“詞句力求和緩,避免刺眼的詞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夠接受。13日與15日,兩次舉行正式會談,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團所提的20多條技術性修改意見,形成《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正式文本計8條24款,并聲明,這是不可變動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簽字,否則就馬上過江。 面對這樣一個“最后通牒”,張治中無可奈何地說:“也好,干脆!”表示“應該說的話,應該說的理由,通通都說了,說盡了!辈贿^,張還是忍不住打了一個比方,“國共兩黨等于兄弟一樣,大哥管家管不好,讓給弟弟管,沒有關系,‘便宜不出外’!睆埖谋疽庵辉谟谧猿,然“周首席”當即予以駁正,認為最近20多年來的國共兩黨之爭,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斗爭!周同時表示:如果張將軍所說的兄弟關系,“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么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我們很愿意接受!敝艿某C正,意味深長。后來,兩個代表團的成員,確是成了兄弟關系。 南京代表團回到住處,就是否接受《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問題,形成了最后意見,認為盡管條件過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敗戰(zhàn)求和”的道理,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chǎn)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黃紹竑代表和屈武顧問返回南京匯報,勸告李宗仁、何應欽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發(fā)來長篇復電,對《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各項條款大加斥責,表示“極盼能即日成立臨時停戰(zhàn)協(xié)定,借以表示雙方謀取真正和平之決心與誠意”。21日上午9時,張治中把南京復電抄送中共方面,請他們再加考慮。中共方面的答復是:解放軍已按預定計劃,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強渡長江成功;人民解放軍正遵照毛澤東、朱德發(fā)布的《向全國進軍命令》,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間長達500公里的長江段,全線發(fā)起渡江戰(zhàn)役。至此,北平和談正式宣告破裂。 蔣介石:“文白竟然如此!” 南京拒絕《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原在張的意料之中。不過,就南京而言,并非鐵板一塊。李宗仁有些猶豫,白崇禧堅決反對,甚至斥責黃紹竑“虧難你,像這樣的條件也帶得回來!”何應欽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復;其他人有反對的,也有不發(fā)言的。顧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協(xié)定送溪口呈蔣。蔣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這是國人對晚清李鴻章的評價。 談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團何去何從?這是擺在張將軍面前的一個難題。理論上,當然不是一個問題。談判結束,首席代表的責任,便是率代表團全體成員打道回府。但此次的情況,太不簡單了。說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說到“回府”,就不那么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專機,24日將他們接回。但解放軍在21日就已突破號稱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就在這一天,李代總統(tǒng)與何院長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轉移計劃;總統(tǒng)府、國防部遷上海,行政院遷廣州,其他院、會、部疏散至廣州、桂林、臺灣等地;并規(guī)定:23日凌晨2時集合完畢,開始疏散行動。 然而,不等政府機關撤逃,歷來不肯顧惜他人的湯恩伯大將軍(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痛快地拔得頭籌,22日就已下令南京軍警機關全線撤退。23日晨,當張治中從北平打長途電話到南京時,不要說已經(jīng)找不到南京政府,就連軍警機關也已遍找不著了。所謂的“回府”,哪里還有一個“府”呢?(24日,張接到何應欽函,指示徑飛上海;但這時代表團已決定全體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親自來做“張首席”的工作,請南京代表團同仁全部留下,說:“這次商談,活動緊張,大家都辛苦了,應該好好休息。雙方代表團同意的《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竟為南京方面所拒絕,彼此都感到十分遺憾的。目前形勢發(fā)展迅速,國民黨內(nèi)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潰,我們估計隨著形勢的轉移,仍有恢復和談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說,全面的和平辦不到,但出現(xiàn)部分地區(qū)的和談則是很可能的。這個協(xié)定還是有用的,請大家留下來吧!绷植、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亦紛紛勸駕挽留,表示:“過去在重慶、南京,談判破裂后,我們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來和談恢復的接觸,現(xiàn)在挽留你們,也是這個意思。” 說到這里,“周首席”并提醒“張首席”:“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驈V州,國民黨的特務是會不利于你們的!睋(jù)此,周懇切表示:“‘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jīng)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边@是一個出自內(nèi)心的檢討,更是一個語重心長的關懷,張首席代表聽了,其他代表聽了,一個個頓露自慰之色,欣然有知己之感。 再次,南京代表團成員在去留問題上主張各異,意見頗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力子已明確表示與中共方面合作,夫人傅學文已來到北平;三席代表黃紹竑雖已返回,然亦以“身體不適”為由,由穗走港,與國民黨分道揚鑣了;四席代表章士釗、五席代表劉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諸先生,因與國民黨方面都沒有太深的關系,也就紛紛表示考慮留在北平。這樣一來,在南京代表團內(nèi),“張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了少數(shù)派。 從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團就去留問題,整整討論了兩天,張代表與各代表之間,意見紛呈,莫衷一是!皬埵紫币蚴冀K未能說服其他代表,只好無奈地表示:“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決裂,理應回去復命。同志們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復命!边@是一個簡單的“復命”哲學,也是一個忠于道義的沉重表示。 然而,這真是一個非常時期,也是一個不斷出現(xiàn)奇跡的時代。就在張將軍盼望南京方面的專機早飛北平的時候,周恩來也在等待這架專機起飛的消息。原來,在這架飛機上,搭乘著幾位神秘的客人———張治中夫人及孩子,他們是周恩來親自下令保護的重點對象。 對于張將軍家屬的安全問題,早在幾個月前,中央就已經(jīng)高度關注。當時,張治中、張文心兄弟的家屬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黨指派由中共地下黨員、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作戰(zhàn)處的沈世猷具體負責。沈曾在張氏兄弟手下工作過,對兩位上司的家屬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監(jiān)護”人選。張治中出任和談代表以后,進一步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動向,防止不測事件發(fā)生。張率團北上和談后,南京方面的和平空氣一度很緊,表面上形勢有所緩和,張治中夫人洪希厚、張文心夫人鄭淑華從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談破裂,形勢驟然險惡,南京方面難以立足,洪希厚、鄭淑華妯娌正考慮如何從南京出走時,沈世猷接到上級命令:秘密將張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據(jù)此,沈連夜通知并安排洪希厚、鄭淑華及其子女潛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業(yè)務經(jīng)理鄧士章(張治中的老朋友),安排他們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團返回的國民黨專機,來到了北平。 夫人洪希厚、兒子張一純及女兒張素我的突然出現(xiàn),讓張治中大吃一驚,亦大為感動。到了這個時候,“張首席”盡管仍然不能完全放棄他的“復命哲學”,但對于一個“走”字,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了;況且,即使中共方面同意他南歸復命,夫人洪希厚及孩子們會同意么?最后,“張首席”不妨以半是感激,半是佩服的口吻向“周首席”說:“你太會留客了! 不過,就“張首席”而言,人是留下來了,但思想彎子并沒有轉得過來。從4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兩個月時間里,這是張治中一生中最為閑適自在的一個時期,也是張治中一生中最為苦悶的一個時期。 張將軍最終能夠順應歷史潮流,與周恩來的長期影響與辛勤工作有重要關系。就張治中的經(jīng)歷而言,從黃埔建軍到北平和談,對其一生影響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蔣介石,另一個就是周恩來了。張將軍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來先生,我們是20多年的朋友,無話不談!逼鋵,即使不談政治向背,也不談思想抱負,只就個人氣質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來對張治中的影響,都要遠遠大于蔣介石對張治中的影響。這是張治中最終脫離國民黨陣營,投向人民陣營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不過,更為直接的原因,是在北平和談破裂后,周恩來把張治中列為中共的重點統(tǒng)戰(zhàn)對象,調動各方面的因素,多方勸導,促其覺悟的結果。當時,不但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領袖人物紛紛登門看望,與其縱論天下大勢,勸其把握歷史潮流;而且不少民主人士,受周之托,以親身經(jīng)歷,向張將軍現(xiàn)身說法,釋疑解惑。周恩來本人更是傾注了最大的熱誠和智慧,不厭其煩地做張的轉變工作。周曾直言批評張:“你是封建道德,你為什么只對某些人存幻想,而不為全中國人民著想?你為什么不為革命事業(yè)著想?”周并通過屈武等張的親信干部,不斷向張傳達信息,肯定張“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鼓勵他放下思想包袱,迅速站到人民一邊。 周恩來的耐心幫助,促使張“以自我批評的精神,嚴格地反省檢討”,認識到自己原先所追求的國民黨,應該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而不是一個蛻化為腐朽勢力代表的政治集團;就本人與蔣介石的關系而言,只是一個國民黨員和國民黨魁的關系,一個負責干部與最高主管的關系,“不是私人的關系,更絕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關系。”“黨魁不革命,反革命,我們?nèi)绾文軌蛎つ康馗,拋棄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很好!功課做完了,“答案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張治中的思想問題,總算有了一個完滿的解決;但國民黨方面,仍在不斷制造新聞。4月27日,何應欽主持行政院會議,宣布撤銷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5月4日,行政院政務會議以張治中留北平未返為由,宣布免去張治中的西北軍政長官職;6月15日,國民黨中央社發(fā)出電訊,標題是《張治中在北平被扣詳情》。然而,未過幾天,中央社的態(tài)度急轉彎,連發(fā)兩個電訊稿,稱張治中在北平策動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離開北平,行蹤不明。開始對張治中大加攻擊了。 中央社連發(fā)三份電訊稿,張將軍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于是,借中央《人民日報》一塊“寶版”,張將軍發(fā)表了《對時局的聲明》,內(nèi)稱:“目前大局已演變到此,我覺得各地同志們應該懲前毖后,當機立斷,毅然決定表示與中共推誠合作,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亦即為中共新民主主義的實現(xiàn)而共同努力。至于我們國民黨,早就應該徹底改造,促進新生,才能適應時代,創(chuàng)造時代,達成我們革命黨人應負的歷史使命! 對于張將軍而言,這是他苦悶彷徨80多天后的一個重要總結,也是表示與國民黨徹底決裂的一個公開表態(tài)。對張將軍的這個聲明,中共方面大為激賞。在同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發(fā)表題為《評張治中聲明》的社評,認為“這個聲明是值得歡迎的。其中對于國民黨內(nèi)愛國分子的勸告,是向他們指出的惟一的光明出路!钡,看了張治中的這個聲明之后,大為惱怒的也有人在,蔣介石便是其一。據(jù)說,這一天的《人民日報》送到臺北草山官邸后,蔣恨恨地罵道:“別人背叛了我猶可說,文白竟然如此!”在蔣介石看來,張治中與國民黨的徹底決裂,也就是對他個人的背叛。蔣始終把張治中看做是他個人的私產(chǎn),而非國民黨的干部。蔣的最大失敗就在這里!張治中的最大覺悟也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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