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政協的結緣始于1996年
我真正與政協結緣始于1996年，至此已21個春秋�；叵胫链耍唤麘浧鹁売珊鸵宦纷邅淼狞c點滴滴，心中由生萬千感慨。
我于1953年10月出生在上海。作為蔡元培先生的侄曾孫，自幼兒時起有機會經常受到蔡元培夫人周峻女士，特別是先生子女的影響，言傳身教、耳濡目染�！拔母铩币院�，我曾經有幾年的時間整理過蔡先生生前的資料，研究蔡先生的思想，先后出版《蔡元培紀念集》《蔡元培畫傳》以及研究專著，發(fā)表過多篇學術論文。蔡元培對人類、對祖國、對民族、對教育事業(yè)的熾熱之愛，在我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的祖母和父母時常以“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的家訓教導我，這種思想和原則也始終貫穿于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的名字是蔡夫人周峻女士所起，之所以給我取名建國、我妹妹取名建新，合起來正好寓意建設新國家，是因為她希望我將來能為祖國繁榮、國家建設而奮斗。
與那個時代的青年一樣，我也經歷過“十年動亂”、上山下鄉(xiāng)。恢復高考后才重新坐到課堂上，之后供職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改革開放以后，趕上了赴海外求學深造的留學浪潮，我于1987年4月東渡日本，在異國繼續(xù)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習和研究，后來又拓展到近現代中日關系、民間外交、對外文化交流等相關研究及教學工作。在慶應義塾大學師從著名歷史學家山田辰雄教授，其間赴德國洪堡大學等高校訪學，在著名漢學家費路、羅梅君等知名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研究，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豐富了我的學術成果。自上世紀90年代初始，我在日本的高校從事教學工作達十多年。在日本、德國的經歷是我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德國的同行學者也是我學術資源的重要內容。
東渡扶桑講好“中國故事”。在日十多年間，我始終致力于向日本說明中國，讓日本了解中國，也有幸被媒體稱為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民間大使”。我深知我除了日本的大學教授這一身份之外，在促進中日友好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義不容辭的，關心中日關系的發(fā)展是我們這一代留學人員的職責。在學校的講臺上，我主要向日本學生講授《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的語言與文化》《近代中日關系》等課程，介紹璀璨的中國文化和悠久的中國歷史，講述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教育學生懂得“為珍惜日中兩國長久友好而正視歷史”的道理。我還多次利用假期帶學生到中國游學，讓日本的年輕一代更多地了解中國。學生們熱心學習中國文化和關心中日關系未來的態(tài)度，使我越來越感覺到加強民間交流的重要性和作為一名站在日本大學講臺上的中國教員所擔負的神圣使命。我還曾多次通過日本的報刊、廣播、電視，呼吁日本各界加強日中民間交流。我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與日本領導人、圍會議員、政經界人士、專家學者和普通民眾進行對話，就兩國文化交流交換意見。
在做好教學和研究這一本職工作的同時，如何為祖國服務、如何為中日友好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作為出生和成長在新中國、又在祖國接受了基礎教育并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出國的游子，我和廣大留學人員一樣，時時會感受到祖國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旅日期間，我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利用回國參加國際會議和學術交流的機會，盡可能多地與國內同行進行切磋交流，并就國內在發(fā)展過程中反映在社會科學方面的一些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并提出意見和建議，得到了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1994年起，我擔任在日學人的學術團體————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代表(會長)，任期三年。研究會為在日留學生提供切磋探討、交流學術的機會，舉行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其中最有影響的是1995年舉辦的“中華世界與中日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和1996年4月為紀念中圍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學生100周年而舉行的“留日學生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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