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先生早年的求學經(jīng)歷
郭廷以先生是河南舞陽人，舞陽位于河南省中部，是該區(qū)頗具規(guī)模的糧倉之一，往東是信陽，這里也是河南的糧產(chǎn)區(qū)。舞陽、信陽一帶，教育普及、文風鼎盛，郭先生在舞陽讀了十年的私塾后，就到河南省的省會開封讀中學，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郭先生的學校好像是河南省的第二中學，是開封地區(qū)相當有名的學校。在開封讀了一段時間后，郭先生轉(zhuǎn)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附屬中學，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就是東南大學的前身。
民國12年夏天，郭先生中學畢業(yè)，并獲保送東南大學。當時的東南大學后來又改為中央大學，是長江下游非常著名的大學，也是該區(qū)資格最老的高等學府。
郭先生有幾位同學，后來在各方面都有相當杰出的表現(xiàn)，其中和中研院關系最深的就是周鴻經(jīng)先生，郭先生會到研究院創(chuàng)立近史所，與周鴻經(jīng)先生的推薦很有關系。郭先生曾與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先生在南京共事過，朱家驊先生擔任教育部長時，郭先生當過邊疆教育司司長。后來朱家驊先生擔任研究院院長時，正好周鴻經(jīng)先生又是總干事，于是他們就請郭先生到研究院，主持一個新設的研究所。不過那時候研究院剛從大陸遷到臺灣，還沒有覓得院址，很多研究員也都沒有地方去，后來商借鐵路局在楊梅的一些空房子，才暫時安置下來。
研究院遷臺初期，大部分的研究所都留在南京，搬到臺灣最大的研究所就是歷史語言研究所，非常完整，當時史語所的負責人是董作賓先生，后來是李濟先生。此外還有數(shù)學研究所，但人數(shù)非常少，其他單位，像植物研究所并沒有遷來臺灣，只有很少數(shù)的研究員隨著政府來到臺灣，所以原來植物所的研究員李先聞先生來到臺灣后，先在臺南糖廠工作，到了胡適先生擔任院長時，才聘他回到研究院，成立植物學研究所。
周鴻經(jīng)先生與郭先生是東南大學的同學，郭先生本來對數(shù)學很有興趣，數(shù)學程度也相當好，那時大家都認為他一定會讀數(shù)學系，但他最后選擇文科，進了歷史系。當時文科著名的老師有湯用彤先生，柳詒徵先生，柳先生很有名，寫過中國文化史方面的書籍，他們都是繆鳳林先生和郭先生的老師，此外還有梅光迪先生、羅家倫先生，都是文科的老師。
郭先生在東南大學歷史系求學時，歷史系的課程，大一有中國文化史、西洋史等，大二的課程有中國近百年史、印度史、西洋文化史等。
民國16年春，郭先生從東南大學畢業(yè)，當時國民革命軍正在進行北伐，經(jīng)由羅家倫先生的推薦，郭先生進入政治部工作，最初的職等是上尉，后來一直升到中校，不過郭先生在政治部的時間并不長。他常對學生提起這段在軍中從事文職工作的往事，他對這段半文半武、掛著軍階、披著“武裝帶”的經(jīng)歷，頗引以為榮。16年夏天，國民黨成立中央黨務學校，郭先生就進入黨務學校編譯部，擔任編譯工作。
從前的中央黨務學校多少帶有宣傳的意味，北伐結(jié)束后，中央黨務學校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名義上的校長是蔣中正先生，教育長是丁惟汾先生，實際校務是由代理教育長羅家倫先生負責�？箲�(zhàn)時期，中央政治學校遷到重慶南溫泉，當時重慶有兩個旅游名勝，一個是北溫泉，另一個就是南溫泉。后來中央政治學校改制為正式大學，就是現(xiàn)在的政治大學。北伐結(jié)束后，東南大學也是數(shù)度易名，直到民國17年5月改名為中央大學后，才未再更改。郭廷以先生與羅家倫先生的交往
郭廷以先生和羅家倫先生的關系始于師生，后來又有同事之誼，再漸漸變成師友關系，到了晚年，尤其是到了臺灣之后，兩人完全是朋友關系了。
郭先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受到羅家倫先生的影響很深。郭先生治學的專注與鍥而不舍的精神，深獲羅先生賞識。我個人認為兩位先生在個性上有很大的不同，羅先生看事情多從大處著眼，觀察整個時代變化的軌跡與特征，而郭先生則是特別注重細微的地方，在基礎上下功夫，從資料中獲得問題的結(jié)論，所以兩人在學術方面，實在是各有千秋。
郭先生與羅先生的師生情誼，因為二人后來一起在學校共事，而更為密切。民國17年8月21日，國民政府將北平的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在此之前，因為清華學校的經(jīng)費來自于庚子賠款，所以隸屬于外交部，學生畢業(yè)后，多半赴美留學，雖然造就了許多人才，但與國民政府所造就的人才不太一樣，自從改為國立清華大學后，就直接受國民政府管轄，并由羅家倫先生擔任校長。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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