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常用戲謔的口吻說：“近年季羨林走俏�！�
與季羨林相識，是在他沒“走俏”，我也頗不合時宜的年月。
一九八○年秋末，北大第一次用競選方式來選舉人民代表。這在全國也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個“跳出來”的女競選者。
北大成為中國開放之初各種思想的舞臺，當時社會上的各類風云人物來到北大，如：倡導(dǎo)“啟蒙”的劉青峰夫婦，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等。
水漲船高，競選者們的調(diào)子節(jié)節(jié)攀升，年青的學(xué)子們開出一套套“治國良策”。國際重要媒體紛紛登陸北大，記者們從禮堂追蹤到宿舍樓。
我的競選口號是“東方美”。我在“宣言”里以張志新烈士為先例，標榜中國女性在當代為社會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我也講到“大學(xué)生分配原則”和“出版自由”，當時卻沒人注意。
而我關(guān)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言論，卻觸怒了許多人。
當年北大有三面旗幟：一面是激進改革派，一面是穩(wěn)健改革派；我有幸被列為第三面旗幟————“人性解放派”，可謂恰如其分。
這與我的人文理想以及后來的作家道路是相通的。
從電影《青春祭》開始，直至二○一四年，我在北大的演講《壓抑的勝利》，都是順著這條路走下來的。其他各位競選者，也基本“不改其道”。
從這一點說，我們這些競選者沒有辜負當年選民們的信任。
在北大經(jīng)歷的這一段，正好套上那闋令我們這代人所喜愛的吟誦不厭的偉人詩詞：“恰同學(xué)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北大所爆發(fā)的這一次民主競選產(chǎn)生了大量吸引社會各界的觀點、思想，其豐富、激進、開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內(nèi)容，后來直接影響和介入了社會改革進程。
現(xiàn)在是小學(xué)生都知道“競選”了。可那時，“民主”的意識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憐，人們可以忍受一個不認識的官方提名之人，卻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為“候選人”。
作為“第一個女競選者”，我受到強烈關(guān)注。
我生性自由，時�？诔隹裱裕瑦鄢獝厶�，還剪了一個男孩子的小平頭，為當時一些同學(xué)所不容。這樣一個任性的女生，不是傳統(tǒng)中的“代表”形象。
一方面，我與競選者們共同承擔著嘗試“民主選舉”的風險；另一方面，我還要承受作為“女性競選”所遭遇的嘲笑和打擊。
有人說我“不懂政治”，勸我退出。有人把我當作是“頭發(fā)長見識短”的典型。
一位剛滿十八歲的女生因為受不了人們對一個女競選者的羞辱，憤而撕碎了手中的選民證。我的職責是找到她，說服她再去領(lǐng)取一張選民證。
而一場風波正來自我所在的中文系七八級文學(xué)專業(yè)（“文學(xué)七八”）。同班人以“大多數(shù)革命群眾”的名義寫大字報反對我，貼滿了校園三角地最醒目的大字報欄。一時間，我成為校園的“重頭戲”。
班上多數(shù)同學(xué)其實并不了解我的過去。我的“平反證”從云南寄到中文系，班上書記尚新找我談話，說“沒想到你是個反‘四人幫’的英雄”。
我在昆明醫(yī)學(xué)院當工人時，是那里的團支部書記，以此身份，一九七六年四月，我組織了全院悼念周總理大會，將花圈送到昆明中心廣場，后被打成“反革命”。
當我看到王軍濤的《競選宣言》里的那句“讓我們推動中國”時，我決定成為競選者中的一員。
同班同學(xué)卻說我是“為了找朋友而競選”。事實是，由于我競選，在社科院讀研的“紅學(xué)”男友與我分手了。
大字報所揭發(fā)我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我在宿舍里說過“我不用買書，以后找一個有書的男友就行了”。
P25-27
二○○九年夏，我專程來京吊唁季羨林時，向嚴家炎先生訴說了心中悲痛。
在家炎師夫婦安排下，邀理群師兄相敘。我說到要為季先生寫篇文章。
是時我正在申辦赴臺采訪西南聯(lián)大相關(guān)人物，身負重任。當時赴臺，事關(guān)西南聯(lián)大歷史，事關(guān)兩岸血脈與文脈的重新溝通，對岸的學(xué)長們年事已高，望眼欲穿地期待我經(jīng)年了。
我“赴臺”這個事情也是季羨林、任繼愈先生大力贊同的。
我如愿以償，終于在二○○九年秋天赴臺拍攝，用影像留下了那些尚在的老校友的聲音、容貌，將他們口述的內(nèi)容一并納入了《西南聯(lián)大行思錄》中。
我也如愿完成了寫季羨林的文章。特別順，好像有天意。
文字出爐，時任三聯(lián)總編的李昕先睹為快，以為這是一篇“力作”。
收到我的文章后，家炎師立即打來電話，表示嘉許，后力薦于《明報月刊》。其夫人曉蓉親力促進。越年，有本系的師兄胡平生來滇相敘，見此文，亦贊同推進。
蒙香港方面潘耀明總編與陳芳女士關(guān)照，葉國威先生惠編，《季羨林：追念與思考》一文于《明報月刊》二〇一三年第一、第二期連載。
刊物推出，正值陳平原君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他回京時幫我將送及北大方面的刊物帶回。
這篇文章立即在網(wǎng)絡(luò)傳播，引發(fā)人們對這位北大教授的懷念之情。一些熟悉他的人反映這正是他們所了解的季羨林。
二○一三年秋季，在任重的陪同下，我到季羨林、任繼愈二位先生的墓地去看望他們，帶著這兩期《明報月刊》和云南的火腿月餅。
去年，《當代》雜志刊登《季羨林：追念與思考》，有刪節(jié)。
今年，見北大中文系七七級查建英同學(xué)在季羨林的《牛棚雜憶》英文譯著上作序，特意提及先生一生中最華彩的樂章，他在歷史重大關(guān)頭的行事，深感欣慰。
母校北大諸君，在我畢業(yè)之后，尤其是在我做“西南聯(lián)大”一事的過程中，給予我強大支持。
在我欲了解與季羨林相關(guān)的情況時，為解釋我的困惑，北大前輩領(lǐng)導(dǎo)王學(xué)珍、師兄輩的領(lǐng)導(dǎo)郝斌，還有師弟輩的領(lǐng)導(dǎo)郭海，都及時地將重要的真實信息告訴我。
寫季羨林，沒有“北大背景”的人是做不到的。
在北大校園外，我也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支持。
陳四益先生是我輩早在校園享受學(xué)子時代之際就敬慕的作家。當年，他的精彩文章與丁聰先生的漫畫配合，刊登在每期的《讀書》上面，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道難忘的精神大餐。后來因為同在《社會科學(xué)報》開專欄，我們相識。
我初到亦莊造訪時，四益兄說及他因為編輯一部書，曾與季老有過不快。然而，聽我講到季羨林令人震撼的言行，他為之變色，立即說：“此可垂于青史�？鞂懓�！”
季羨林是一個被推上“神壇”的學(xué)者。多年來，校園的聲音已經(jīng)被削弱和被淹沒。社會對他先是給予盛譽，后是質(zhì)疑。還季羨林一個本來面目，是對社會懸念的一個答復(fù)，也是對社會回歸“正常態(tài)”的一種努力。
……
他對校園諸人，一向有寬容之懷，牽念之心�！熬雍投煌��！北贝笕讼騺碛羞@個“不同”。
對北大，先生已經(jīng)傾注了他畢生年華�！熬瞎M瘁，死而后已。”此話當屬其人。
季羨林為北大留下了東語系，還有他在貧寒歲月中縮衣節(jié)食收藏的巨大文化財富。
因為他是把北大當作了自己的家園與血脈傳承的。他更把北大當作了當今中國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堅守陣地。
先生晚境，諸多不易與不順心，而其對北大之初心未改。至今，沒有發(fā)現(xiàn)他留下任何“顛覆”前面所做捐贈的法律依據(jù)。
季羨林一直是處于清醒中的，記憶力也相當好。我多次看望他，可以感知到這些。由此我一直以為，先生應(yīng)該是留下完整遺囑的。有交代，才是他的性格。
第一次聽到“季羨林有遺囑”這個蛛絲馬跡，是在央視2套的節(jié)目中。因此我一直不敢釋懷。也許，這份珍貴的遺囑落在他身邊的什么人手中了？我等著，有一天水落石出。
北大與先生之間，不該有任何隔閡與淡漠。先生是北大教授，“北大”是先生一生的事業(yè)。拋開那些物與財?shù)臍w屬，季羨林此生的高品懿行，已經(jīng)為北大校史，更為“北大精神”增添了華彩樂章。
在季羨林的內(nèi)心，一直是把民國以來那批擔負救國之道的杰出知識分子代表作為自己的表率恩師的。他的使命自然是追隨他們。
他們是他的守望。這是靈魂對道義的守望，是對歷史的交代。
沒有一個人能把這漫長的路走到頭。為了子孫后代，守望便是傳承，是一個民族凝聚力量的方式。中華學(xué)人，這一代又一代的求索，決不可以放手。
有的東西，任它鋪天蓋地、主宰一時，不過是“物議”，當不了歷史的家。有的人，一生只有一鳴，而這一鳴，可以長達千秋。
二〇一六年夏至至霜降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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