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司馬光不僅是一位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本書以詳實的歷史資料和客觀的視角，用生動幽默的文學語言為讀者再現(xiàn)了一個立體的司馬光的形象。
前言我的司馬光在歷史的天空中，閃耀著無數(shù)顆璀璨的文化巨星。儒學如孔、孟，楚辭如屈、宋，唐詩如李、杜，宋詞如蘇、辛……星列河漢，看得見，數(shù)不清。他們的巨星地位由自己的杰出貢獻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給其作傳，為其揚名者，史家也。史筆恰似運載火箭，把衛(wèi)星發(fā)射升空。沒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我們將永遠無法讀懂《離騷》；沒有《三國志》，我們就只知道戲臺上的曹操……史學家在為他人定位時，也把自己安放在歷史的經(jīng)緯度內。史學界歷來有“兩司馬”之說，即《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資治通鑒》的主編司馬光。他們是中國史海之旗艦，史林之巨擘。司馬遷開紀傳體史書之先河，成正史編撰之圭臬，其后之《二十四史》無不遵之；司馬光登編年體史書之**（發(fā)端于《左傳》），引發(fā)了編年體的寫作熱，后繼者不乏其人，可惜只有望塵之憾。對“兩司馬”，許多人即使沒有讀過《史記》，至少也知道司馬遷；而對后者，大多數(shù)人只知道“司馬光砸缸”，至于他的《資治通鑒》，大抵沒有走出學者的書齋，一些大官大款的書架上也擺著，附庸風雅而已。司馬光先生，對不住了！現(xiàn)在是商品經(jīng)濟時代，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快餐文化時代，沒時間讀您的大書了。況且，您的書能幫我賺錢嗎？聽到這些，老先生一定會一臉茫然。你對他有多么茫然，他對你就有多么茫然。不錯。司馬光時代已遠去九個多世紀，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語了。要認識他，需要有人介紹。寫作本書，就是想為介紹司馬光盡綿薄之力。在本書動筆前，我曾到山西夏縣司馬光墓園憑吊。與一些熱門旅游景點人頭攢動、嘈雜喧囂的情形不同，這里安靜得讓人仿佛一下變成了聾子。園外的停車場上，只有送我來的一輛車，園中的訪客只有我和陪同我的一個人。我問工作人員，一直這樣嗎？答曰：放長假時人不少。國家投資重修了司馬光墓園，意在傳承歷史文化，發(fā)展人文旅游，卻門前冷落車馬稀，咋啦？轉念一想，倘使一個人連司馬光是誰都不知道，他會“到此一游”嗎？他也許寧愿去尋訪所謂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幽會處，津津有味地聽導游帶咸味的瞎掰，興奮地發(fā)出哧哧的傻笑，然后一步三回頭地離開。我頓時感到，介紹司馬光的責任好沉好沉……《資治通鑒》是司馬光進入中國百位歷史文化名人殿堂的入場券。這部長達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萬字的史學巨著，自北宋元豐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余版，且形成了專門的通鑒學。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讀之入迷，一生通讀達十七遍之多，乃至書頁殘破，且在書中留下不少批語。他曾多次向干部推薦這部書，對書中的史實更是能隨手拈來為自己的觀點服務。在與歷史學家吳晗談話時，他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薄顿Y治通鑒》的主題思想（“天子之職莫大于禮”）與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可毛澤東卻說它寫得好，理由是“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一語中的，內行。我們知道，紀傳體史書的優(yōu)長在于寫人，但要弄清某一事件的本末，須將多人的紀、傳以及表、志反復對照，且因紀、傳中往往時間概念模糊，屢有相互矛盾之處，要捋清一件事談何容易，此其所短。而紀傳體之短正是編年體史書之長，它以時間為經(jīng)，以事件為緯，來龍去脈，一清二楚，但其短處是人物不如紀傳體完整。從三家分晉至北宋開國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紀傳體的正史約有三千余萬字，而《資治通鑒》用三百余萬字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出來，如此精煉，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難怪毛澤東要贊揚了。濃縮不易，在濃縮中增加信息量更是難能可貴。在《資治通鑒》中，南北朝部分新資料占十分之一，唐以后新資料占到一半，因此它絕非正史的改寫版，而是再創(chuàng)作。據(jù)通鑒學者統(tǒng)計，除正史以外，司馬光所參閱的野史、碑帖、家譜之類超過三百種以上，達三千余萬字。而被他引用的書籍，今天大多已亡失。如此旁紹遠求，細大不遺，卻考證精當，前所未有。司馬光是孔子的忠實信徒，而在修史上背棄了孔子“為尊者隱”的《春秋》筆法，對暴君、昏君秉筆直書，對明君如唐太宗的批評也直言不諱。總而言之，《資治通鑒》是一部文字*精煉、史料*豐富、考證*準確、敘事*生動的編年體通史。雖然以帝王為讀者對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讀。為啥？它能讓我們從歷史經(jīng)驗中領悟上自國家興替，下至為人處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沒有大智慧的人終難擺脫浮躁與淺薄。寫司馬光，自然要寫他編撰《資治通鑒》的故事，但他不僅是史學家，還是政治家、思想家。如果不了解政治家、思想家司馬光，就讀不懂史學家司馬光，甚至讀不懂他的《資治通鑒》，特別是其中的史論——“臣光曰”。史書固然是寫歷史，但即使*嚴謹、*客觀的史書，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治史者所處時代的或隱或顯的印記�！顿Y治通鑒》的絕大部分撰于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這是一個風云變幻的年代，是變法與反變法生死較量的時期，而王安石和司馬光分別是變法派和保守派這兩個對立營壘的旗手。他倆從能在一起洗澡、能互相調侃的老朋友變成了無事不對立的老冤家，分別主導了王安石變法和清算變法的元祐更化這兩大歷史事件。司馬光的后半生就是與王安石斗爭的后半生，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動就是與王安石做斗爭。他倆死斗到死，斗到死后，功過是非，爭論至今。他倆都是北宋知識分子的精英。司馬光考進士列甲科第六名，王安石禮部試**（準狀元），只因宋仁宗反感其試卷中有“孺子其朋”四字，降到第四名。他們都飽讀詩書，才華橫溢，少年得志，名聲顯赫，而生活簡樸，私德高尚得近乎圣潔。僅舉一例，他們的夫人都曾給他們買過妾，但都被果斷拒絕，這在大官妻妾成群的宋代，恐怕神仙也難以做到。他們的性格一樣的倔強，一個人稱“司馬�！�，一個被指“拗相公”。按現(xiàn)在的說法，他們都是干部子弟，司馬光是“官三代”，因父親司馬池官居四品（天章閣待制），可以靠“拼爹”恩蔭當官，但恩蔭的官因無功名（進士），被人鄙視，所以司馬光與許多有志氣的干部子弟一樣，在恩蔭得官后又參加了科舉考試。王安石是“官二代”，父親王益官銜只是從六品（都官員外郎），不夠五品以上恩蔭子弟的杠，他沒法“拼爹”，要當官只能靠科舉。在宋代，官員五品和六品雖只差一品，但六品是低級官員，著綠袍，五品是中級官員，著緋袍。這是關鍵的一級，升為五品標志著進入了特權階層的行列。因此，司馬光和王安石入仕前的生活環(huán)境包括家庭的社交圈是大不一樣的。入仕后，他們的基層任職履歷也差別較大。司馬光只代理了幾天縣令，追隨龐籍做過州通判，而王安石當知縣政績突出，不僅做過州通判，而且做過提點刑獄，對下情的了解更多。司馬光是北方人，任職基本在北方；王安石是南方人，入朝前任職一直在南方。宋朝士大夫中的南北矛盾由來已久。因趙氏皇帝起家于北方，加上有視中原政權為正統(tǒng)、而視南方割據(jù)政權為僭偽的傳統(tǒng)觀念，所以北宋官僚集團中北方人占優(yōu)勢，而且在南方人面前有一種征服者的優(yōu)越感�？婆e考試中，南北方的錄取標準區(qū)別很大。太宗時，開始是認分不認人，但中第者大多為南方人。北方河北、河東等五路（太宗時全國分十八路）幾乎推了光頭，舉子因而敲登聞鼓請愿。太宗于是以北方拙于詞令為由，令北五路單獨再考，后來雖不另設考場，但把錄取指標劃撥到北五路。如此優(yōu)待的結果是北五路的錄取標準越來越低。熙寧三年（1070），也就是司馬光的養(yǎng)子司馬康以明經(jīng)科登第的那年，神宗在殿試中看到第四甲黨镈的卷子文句不通，不禁大笑說，這樣的人是怎么通過的？考官答曰：五路人按分數(shù)取末名通過。五路有專用指標，管你合格不合格，錄夠指標為止。神宗也不便取消指標，只好將其降到第五甲。這個對北方的優(yōu)惠政策一直實行到北宋滅亡。南北方的賦稅標準也不一樣，宋初為穩(wěn)固竊取來的政權，大幅度減免后周規(guī)定的賦稅，三畝按一畝征收，而新征服的南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按原割據(jù)政權的標準收稅，實際上是南北兩制，南方推后甚至沒有享受到減賦的恩惠。故北方的大地主多，南方的中小地主多。這些對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立場、觀點不可能沒有影響。宋朝可以說是精英治國的朝代，知識分子的地位之高****。趙宋的皇冠強取于后周的孤兒寡母之手，為防止他人仿效，同時鑒于五代實行武人政治，致使兵連禍結的慘痛教訓，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文臣知州事等舉措，確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公開宣布“與士大夫治天下”，而且規(guī)定了不殺讀書人和言事者的祖訓。宋朝大興科舉，不問門第貧富，考取即授官。從太宗趙光義開始，錄取率是唐代的數(shù)十倍以至百倍以上�！霸紫囗氂米x書人”（太祖語），歷任宰相都是進士甲科出身。這是一個破天荒的歷史性進步。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優(yōu)養(yǎng)，使歷數(shù)千載的華夏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陳寅恪語），涌現(xiàn)了燦若星河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唐宋八大家，六個在北宋，且與司馬光同時代。與他同時代的還有被稱為道學“北宋五子”的著名思想家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著名教育家胡瑗，著名科學家畢升、沈括，詩詞名家更是難以數(shù)計，總之是人文薈萃，濟濟焉，浩瀚焉。從太宗趙光義開始，歷任皇帝幾乎都是書法家，有的還是詩人、音樂家、畫家，文臣與皇帝唱和詩詞，交流藝術，歌舞升平，其樂融融。然而，重文抑武在帶來經(jīng)濟、文化空前繁榮的同時，卻讓宋朝患了軟骨病。自趙光義收復幽州遭高粱河（今北京市內）之敗后，宋便一蹶不振，再無國威軍威可言。真宗趙恒畏敵如虎，在軍事占主動的情況下與遼國簽訂了“澶淵盟誓”，每年對遼國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慶歷二年九月，又增歲賜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合計五十萬），不久后宋仁宗又承認了由節(jié)度使獨立的西夏的國家地位，丟失大片土地，“歲賜”銀、茶、絹二十五萬五千（兩、斤、匹）。開始，士大夫除少數(shù)佞臣外，普遍都有恥辱感，但隨著真宗偽造天書、東封泰山、西祀后土、大興宮觀的鬧劇開演后，士大夫從中得到了茍安的“紅利”，許多人就反過來為花錢買平安制造理論根據(jù)了。時間一長，身在恥中不知恥，形成了一種茍安文化。士大夫在歌舞升平中揮麈清談，盡情享受。但遼國哼一聲，宋就發(fā)抖；西夏一挑釁，宋就慌神�？上C一過，又復茍安。茍安文化的基礎是茍安的物質利益。真宗寫《勸學詩》，公開以“黃金屋”、“千鐘粟”、“顏如玉”來誘人讀書。讀書——當官——發(fā)財，是皇上指引的陽關大道。官員特別是高官的俸祿、賞賜優(yōu)厚。宋代不禁止土地兼并，官員余錢主要投資田產，所以大地主幾乎可以與大官畫等號，即便本人不是大官，其父輩、祖輩必有大官。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日子太好了，要什么改革？要什么收復失地？到仁宗時，宋朝建國已近百年，沉疴在身，積重難返，*突出的問題是“三冗”：冗官、冗費、冗兵�！叭摺笔箛邑斦浇笠娭�，寅吃卯糧，國家窮，平民窮，而大官僚地主富得流油。面對危機，范仲淹曾主持“慶歷新政”，改革首先從冗官開刀，僅此一舉，就激起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仁宗妥協(xié)了，新政如曇花一現(xiàn)，剛剛起步便無疾而終。司馬光和王安石就是在這期間高中進士，走上政治舞臺的。脫離了這幅北宋風俗畫，就讀不懂士大夫階層，也就讀不懂司馬光和王安石。他倆都以天下為己任，面對宋廷這個“病人”，都堅信自己是**的“醫(yī)生”，堅信只有按自己開的“藥方”才能挽救朝廷。但兩人開出的“藥方”正好相反。王安石要變法。南宋朱熹說：“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程顥）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jié)�！薄拔鯇幾兎ǎ嗍莿莓斎绱�，凡荊公（王安石）所變更者，東坡（蘇軾）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卻去攻他。”當時改革是大勢所趨，王安石是一顆*耀眼的政治、學術新星，不只是程顥、蘇軾，包括后來成為保守派中堅的呂公著、韓維等人開始也是支持變法的，但改革就意味著利益的調整，就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死反抗，這一點王安石早有犧牲的思想準備，其他人卻沒有這個準備。而王安石的新法確實有些超前，如青苗法用金融借貸扶持貧窮農戶，市易法用金融借貸扶持中小商戶，這些都帶有資本主義性質（黃仁宇語），把俗儒們驚得目瞪口呆，但他們很快就發(fā)現(xiàn)，王安石是要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于是乎，原來擁護變法的也倒向保守派，加入反變法的行列。他們聯(lián)合宗室、后黨向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施加壓力，神宗讓步了，變法派分裂了，王安石*后被外放金陵賦閑，但新法大多堅持下來。按王安石的說法，“始終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一人也”。不可否認，司馬光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一員，但他不是那種靠兼并而富甲一方的豪強地主，而是一個學者。正因為此，他被保守派推到了旗手的地位。他固然是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更是一個禮治的殉道者。他似乎是一個天生的反對派，變法前，他對社會弊端的抨擊比王安石還要激烈，因為現(xiàn)實不符合他禮治理想；而變法開始后，他反對變法又比誰都積極，因為變法與他的禮治理想背道而馳。禮治的核心是等級制。與許多所謂純儒一樣，他企圖在維持原有利益格局不變的前提下，靠皇帝和朝臣的道德示范和用君子、貶小人，達到等級有序、上下相安的太平盛世。他打著禮治的大旗，不經(jīng)意間卻為兼并辯護。所以王安石寫《兼并》詩說：“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在王安石變法時，他拒絕了神宗任以執(zhí)政大臣的“收買”，辭掉了樞密副使這個士大夫夢寐以求的職務，*后到洛陽完成了他的《資治通鑒》。神宗逝世，高太后垂簾。奉高太后之召，他一手高舉著反變法的旗幟，一手緊握著禮治之劍，殺氣騰騰地回朝執(zhí)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一年多時間就閃電似的廢掉了新法。可惜，他的禮治之劍已銹跡斑斑，本人已病入膏肓，廢新法廢成了一鍋“夾生飯”�！拔母铩敝小霸u法批儒”，司馬光被作為儒家，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硬是把他們納入儒法斗爭的軌道。其實，他們都是儒家，其分歧不在儒法，而在對儒家經(jīng)典的不同界定和解讀，在如何發(fā)展儒學才能使之適應社會需要。王安石崇孟（子），司馬光《疑孟》崇揚（雄）；司馬光注古本《孝經(jīng)》，王安石處處質疑。王安石吸收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完成了“荊公新學”，成為北宋之宋學中**的學派，而司馬光則成為“道學六先生”之一。他們的學術論戰(zhàn)不僅與變法反變法的實踐相始終，而且先于其前，延于其后，乃至于今。王安石和司馬光都逝于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晚走四個多月。從表面上看，王安石死在失敗的挽歌聲中，司馬光死在勝利的凱歌聲中，其實他們都是在憂愁中帶著遺憾走的。王安石之憾自不待言，司馬光何憂？“元祐更化”前途未卜也。他們沒有一個是贏家，給我們留下兩個殉道者的故事，留下一場沒有演完的時代悲劇。他倆逝世后僅四十年，北宋滅亡了。對中晚期的北宋來說，不敢說改革就一定能復興，而不改革則注定要滅亡，對改革進行反攻倒算必然加速其滅亡。本書不是**本寫司馬光的書，力求寫出一個真實的我的司馬光，而避免重復他人的司馬光。我的司馬光是北宋特殊政治、文化氛圍中的司馬光。比如，常有人說，宋代士大夫*有氣節(jié)。不錯，但可別忘了，那是因為有“不殺讀書人和言事者”的政策兜底。司馬光以氣節(jié)名世，屢與皇帝當面斗氣、頂牛，若非北宋，不可想象。他是北宋社會風俗畫的一部分，只有在這幅畫中他才是“真”的“活”的。我的司馬光是一個以帝師為己任的司馬光。“國之治亂，盡在人君”，是他政治觀的核心，本著“責君嚴”和君臣相反相成、以成皇極的為臣之道，他幾乎總是在“責君”。他官歷四朝，仁宗、英宗、神宗，他都“責”了，唯有哲宗小皇帝和垂簾聽政的高太后例外（恰恰是哲宗親政后否了他的“元祐更化”）。即使在與王安石的搏殺中，也重在勸諫神宗。至于《資治通鑒》則事事著眼于教育皇帝。因此，他即使在著書立說時，也始終處于社會矛盾的沖突之中。我的司馬光是俯視下的司馬光。好比一座雕像，仰視只能看到正面而看不到反面，只能看到表面而看不到里面。雕像是經(jīng)過藝術處理的，有人仰視后自己也當開了化妝師和整容師，于是一個“高、大、全”的司馬光出現(xiàn)在神壇上，而真實的司馬光遠去了。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對歷史人物哪怕是明君賢臣也始終是俯視，而且手里拿著一把解剖刀。我寫他，當然首先要向他學習。因此，我的司馬光，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一位私德高尚、獻身禮治理想的保守思想家，一位鞠躬盡瘁但不及格的政治家（更確切地說，是不及格的宰相）。這也許會讓某些人感到不快，但觀點可以爭論，事實沒法改變。司馬光逝世后，有人對其高足劉安世說：“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眲彩阑卮鹫f：“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為**。蓋元祐大臣類豐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zhí)法殿中，勸講經(jīng)帷，用則前無古人矣�！笔聦嵣�，當宰相是司馬光人生悲劇的高潮，不僅是因為“廉于才智”吧？宋代營造了知識分子的“天堂”，而升入“天堂”的人們卻親手毀掉了這座“天堂”。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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