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詒(1869—1933)，北洋軍閥舊交通系首領(lǐng)。廣東三水人，清光緒年間進士。1897年任國史館協(xié)修，1903年入袁世凱幕，任北洋編書局總辦。1911年為大清袁世凱內(nèi)閣署郵傳部大丞。辛亥革命后，任民國袁世凱總統(tǒng)府秘書長、交通銀行總理、署財政部次長，成為舊交通系首領(lǐng)。1918年6月任交通銀行董事長。8月出任安福國會參議院議長，依附于北洋軍閥，1921年12月，出任內(nèi)閣總理。1925年2月應(yīng)段祺瑞之約，赴北京參加“善后會議”。不久任“財政善后委員會”委員長、交通銀行總理、關(guān)稅特別委員會委員。1927年初，任張作霖控制的政治討論會會長、稅務(wù)督辦。廣東籍的梁士詒，在近代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研究民國建國史、民國政治史、袁世凱政權(quán)史、北洋軍閥史、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中日關(guān)系史等方面，都不能繞開梁士詒這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嶺南文庫》曾出版李吉奎著的《梁士詒傳》，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參考著作。今由李吉奎教授編輯整理《梁士詒年譜》，并附大量首次出版的有關(guān)梁士詒的史料。本書收入《嶺南文庫》。
本書簡介：
《梁士詒年譜(套裝上下冊)》廣東籍的梁士詒，在近代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研究民國建國史、民國政治史、袁世凱政權(quán)史、北洋軍閥史、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中日關(guān)系史等方面，都不能繞開梁士詒這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稁X南文庫》曾出版李吉奎著的《梁士詒傳》，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參考著作�！度貉鄬O先生年譜》（即梁士詒年譜，以下稱《梁譜》）于1939年由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1946年第二次印刷。因系自費印刷，印數(shù)不多，流傳不廣。1962年，臺北文星書店出版《中國現(xiàn)代史料叢書》（吳相湘主編），將之收入影印。因環(huán)境所限，此影印本僅在港臺及海外發(fā)行。1985年，上海書店亦據(jù)商務(wù)版影印，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歷史、地理類）第八十五種�，F(xiàn)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將《梁譜》作為《嶺南文庫》之一種，重加影印刊世�！读鹤V》刊印時，初無序跋，僅有《例言》六則。該書署名“鳳岡及門弟子編”。鳳岡書院乃梁士詒在籍設(shè)帳授徒之所，“及門弟子”者，臺版指為梁氏之幕僚岑學(xué)呂。然據(jù)《梁譜》《例言》所稱，“本書前后纂輯，中經(jīng)多手，但承先生親知鼎助，或供給資料，或指示體裁，或司理�？�，始克出版”，是該書之完成，非可僅歸功一人，固無疑也�！独浴贩Q，“此編掇拾網(wǎng)羅，時經(jīng)五載”，而書稿付印于1939年12月，則其著手當在1935年前后。據(jù)《張元濟年譜》（柳和城等編著，1991年，北京商務(wù)印書館）記載，1934年4月20日，葉恭綽致函張元濟，為編《梁燕孫年譜》，詢問經(jīng)濟特科閱卷大臣姓名、錄取人名、考試題目及遺聞軼事。由于葉氏與商務(wù)印書館主持人張元濟關(guān)系密切，故于史事有所咨詢，且將書稿交商務(wù)出版。可以認為，葉恭綽作為梁士詒的密友和第一助手，是《梁譜》編纂之主導(dǎo)者和財力支持者。
《梁譜》始編于抗戰(zhàn)爆發(fā)前，成書于日偽統(tǒng)治時期，當時兵燹滿地，民不聊生，居此亂世，尚能編成此書，固自不易。但該書出版之日，有讀之者評價甚低。1940年9月5日，張元濟致函顧廷龍（時任上海合眾圖書館總干事），詢代合眾圖書館從友人處乞得《三水梁燕孫年譜》一部收到否？實際上，顧氏在9月3日已收到此書，其年譜稱：“又（收）到《梁燕孫年譜》二冊。先生（按指顧氏）于此年譜多有批評：‘敘述時事極多，惟皆近乎報紙體裁，空論飾詞太多，體例不純。電稿或載或不載，不相呼應(yīng)。語語欲謀洗刷當時之譏，于洪憲稱帝時尤盛（甚?）’”。龍且“以為年譜之作，必須數(shù)十百年之后，聽恩怨胥泯后為之，乃稱史實。若梁譜所敘梁之談話，以及三言兩語，何以編者能聞而牢記之？謂有日記，然亦不能記兩人之言而不誤也。于是對以前達官年譜之簡要，真可推為客觀矣。是非今日時流所知也�！保ā额櫷埬曜V》，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顧氏日記，自說自話，當時并未公開。顧氏曾為吳大澂（愙齋）編撰年譜，此言近似夫子自道。二十二年后，吳相湘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影印本）前言中所敘，與上引顧說頗有異同，略謂：“岑學(xué)呂所寫《梁譜》兩卷，敘梁氏生平行誼，有關(guān)交通、外交、財政、金融、經(jīng)濟諸大端，甚為詳盡，且附記當時重要史實及文字甚夥，乃至政令文教，亦旁征博引，不厭其瑣。與一般編制年譜之過于簡略者，實則別具體裁。然就其包含如許豐富的原始資料而言，殊有彌足珍貴的歷史價值�！庇种^，“大抵梁氏一生，毀譽參半，名滿天下，而謗亦隨之。且以喜用權(quán)謀之故，往往形跡不為人所諒，其衷曲亦無由大白于世�！读鹤V》于此等處，有為之辯護而轉(zhuǎn)難泯其掩飾之跡者，有舉其內(nèi)幕為人所不知或知之不甚詳者，亦有意在隱諱而事跡反晦而不明者。”（《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1962年，臺北文星書店）其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若見黑而愈描，當明而不辨，真是撰譜之人不以讀者為心也。
顧吳二人均系學(xué)界名宿，取向不同，評論有異。眾所周知，梁士詒之被指責(zé)而《梁譜》所載見黑而愈描、當明而不辨者，其為兩大端。前者指替梁士詒被定罪為“帝制犯”辯解，是愈描愈黑也。梁氏之于帝制活動，雖非得已，然先消極而后積極，證據(jù)俱在，辯之何益？后者指華府會議解決膠路問題，梁之所說究竟是“借款贖路（自辦）抑“借日款（贖路）自辦”，此為閣員勾結(jié)洛吳，指為“賣國媚外”而攻倒梁閣之要害，而該譜編撰當明而不辨，或所辨不足以明是非，至使真相不明者也。為彌補缺憾，1970年（庚戌），由葉恭綽述，愈誠之筆，在香港出版了《太平洋會議會前后中國外交內(nèi)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guān)系》一書，通過史料，澄清梁閣之倒與膠路關(guān)系，證明絕無“借日款自辦”之事。但因此書在內(nèi)地并未公開發(fā)行，知之者少，撰述者往往沿用舊說，指梁為“賣國媚外”，故治此段史事而引用《梁譜》者，未可囿于《梁譜》也。
梁士詒生平不記日記，生前亦未編文集、寫回憶錄（或自傳）�！读鹤V》編撰者如何收集資料，不詳。按理應(yīng)從其家屬故舊尋求支持，以期完善。然而，編撰者似未清理過香港梁氏居所所保存之資料。1986年，香港蘇文擢教授受梁氏家屬委托，將梁宅收藏有關(guān)梁氏之書翰照片，匯印成《梁譚玉英居士所藏書翰圖影存》（以下稱《影存》），自費印刷贈送。1989年冬，三水縣政協(xié)在廣州舉辦“梁士詒史料征集研討會”，隨后，以《影存》為基礎(chǔ)，編印《北洋政府國務(wù)總理——梁士詒史料集》（下稱《史料集》），公開發(fā)行�！妒妨霞肪幷唠m從北京、上海等處檔案館獲得若干資料，然受條件所限，未能有更大進展，故有關(guān)梁氏資料之搜集，遠不能稱之為完備。
嶺表地區(qū)自開發(fā)以來，二千余年間，人文蔚起。近代以降，得風(fēng)氣之先，引領(lǐng)風(fēng)騷，獨步神州，其載入史冊之人物事件，斐然可觀，交通系領(lǐng)袖梁士詒，固其中之佼佼者。然對此人之研究，則殊欠充分。2005年，《嶺南文庫》曾出版?zhèn)饔洝读菏吭r》一書，對記敘梁氏生平志業(yè)，不無作用。今《梁譜》既不易覓，又為研究者所需，故《嶺南文庫》決定將之影印發(fā)行。年譜、傳記，體裁不同，視角有異，二者并行，或相得益彰。
梁氏逝世后，治喪機構(gòu)曾編印《梁燕孫先生哀挽錄》一冊。哀挽之詞，雖未可以作信史，然臧否異同，亦可概見時流之所見。今作為《梁譜》附錄之一收入。為補該譜史事記述之不足，本書編輯輯錄資料若干篇，是為附錄之二。年譜之有附錄，本書并非創(chuàng)舉，意在有裨原譜而已。
梁氏去世至今已八十年。八十年來，國家變化，天翻地覆。梁氏當年始創(chuàng)之交通銀行及其經(jīng)營之國有鐵路，非但在繼續(xù)運作，且興旺發(fā)達，超越夢想。今日中國，外匯儲備超過三萬億美元，雄冠全球；鐵路總長度位居世界第二；梁氏未聞未見之高鐵，總長度為世界第一。盛況如斯，曾經(jīng)統(tǒng)轄全國交通金融而苦苦掙扎于外債如山、國庫如洗窘境中之梁“財神”，若九原有知，亦當莞爾而笑矣。
李吉奎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于廣州中山大學(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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