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辜鴻銘一生著述不下100萬字，主要以英文寫作，并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語文。本卷收錄和翻譯了他1883年至1927年間的各類論著40余萬字。除海南出版社《辜鴻銘文集》所收論著之外，又新翻譯并收錄了其《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在華外國人》和《未開化的美國人》等多篇論文，以期能較為全面地反映辜氏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辜鴻銘（1857—1928），名湯生，福建同安人，近代中國著名的文化怪杰和保守主義者。他出生于馬來亞檳榔嶼，早年留學歐洲十一年，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博通歐亞各種語言多達十門。1885年進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做洋文案，官至外務部左丞。民初時以遺老自居。他一生主要以英文寫作，曾著《中國人的精神》、《尊王篇》和《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等多種，并將《論語》等儒家經典譯成英文，致力于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尊嚴。其思想在國外產生了較大影響。
編者簡介
黃興濤，湖北荊州人，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主攻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曾到美國哈佛大學和日本神戶大學等校訪學�，F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兼院長。著有《文化怪杰辜鴻銘》、《閑話辜鴻銘——一個文化怪人的心靈世界》、《文化史的視野》、《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fā)明與認同研究》等著作，譯編有《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自畫像》、《辜鴻銘文集》等。
目錄：
導言
中國學（1883）
中國人的家庭生活（1884）
為吾國吾民爭辯
——現代傳教士與最近騷亂（教案）關系論（1891）
《論語》英譯序（1898）
尊王篇:總督衙門論集（節(jié)選）（1901）
一個中國人為中國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作的辯護
序言
一個中國人對于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
為了中國的良治
文明與無政府狀態(tài)或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
致一家英文報刊主編的信（1903）
在華外國人（1906）導言
中國學（1883）
中國人的家庭生活（1884）
為吾國吾民爭辯
——現代傳教士與最近騷亂（教案）關系論（1891）
《論語》英譯序（1898）
尊王篇:總督衙門論集（節(jié)選）（1901）
一個中國人為中國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作的辯護
序言
一個中國人對于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
為了中國的良治
文明與無政府狀態(tài)或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
致一家英文報刊主編的信（1903）
在華外國人（1906）
《中庸》英譯序（1906）
給托爾斯泰的祝壽文（1908）
雅俗辨
——譯辜鴻銘博士二十五日致《文匯報》主筆書（1910）
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節(jié)選）（1910）
自序
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導論
第一章滿人當權
第二章中產階級的崛起
第三章滿人重新掌權
第四章空位期：中國三頭執(zhí)政
尾聲
張文襄幕府紀聞（節(jié)選）（1910）
不排滿
虎門軼事
大臣遠略
上流人物
五霸罪人
清流黨
孔子教
新算學
孟子改良
踐跡
務外
生子
公利私利
權
愛國歌
半部論語
官官商商
禁嫖賭
賤種
庸言庸行
不吹牛屄
馬路
不問民
國會請愿書
馬拉馬夫
夷狄之有君
讀書人
女子改良
高等人
費解
不解
狗屁不通
看畫
照像
贈日本國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士說
在德不在辮
自大
依樣葫蘆
學術
風俗
政體
看招牌
不自貴重
自強不息
關于時局致《字林西報》編輯的信（1911）
中國的皇太后
——一個公正的評價（1912）
中國人的精神（節(jié)選）（1915）
序言
中國人的精神
中國婦女
中國語言
約翰·史密斯在中國
一個大漢學家
附錄
反對中國文學革命（1919）
歸國留學生與文學革命
——讀寫能力和教育（1919）
憲政主義與中國（1921）
未開化的美國（1921）
所有受過英語教育的中國人應讀之文（1922）
讀易草堂文集（節(jié)選）（1922）
上德宗景皇帝條陳時事書
上湖廣總督張書丙申
《尊王篇》釋疑解禍論
義利辨
廣學解
《蒙養(yǎng)弦歌》序
《正氣集》序
西洋禮教考略
西洋官制考略
西洋議院考略
英將戈登事略
碩儒沈子培先生行略（1922）
辜鴻銘講演集（1924—1925）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真諦
綱常名教定國論
辜鴻銘論集（1941）
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
何謂文化教養(yǎng)
中國文明的歷史發(fā)展
東西異同論
什么是民主
告準備研究中國文化的歐美人
中國古典的精髓
辜鴻銘年譜簡編平心而論，辜氏于中國之道德文化，具堅深之信仰，是其卓見；于西方之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帝國主義痛斥不遺余力，且能以流暢犀利之英文文筆表達之，是其特長，對國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沒。然辜氏初非淵博通達、深思明辨之學者，于中國之文化學術及西方之思想精神，均不能深窺底蘊，故其立論多武斷而偏激�！淙酥沸约靶惺乱喽嗳笔А！枪饰崛酥诠际�，毀之固屬無當，而尊之亦不宜太過。
——吳宓：《悼辜鴻銘先生》（1928）
辜作洋文，講儒道，聳動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曠達自喜，睥睨中外，誠近于狂。然能言顧其行，潦倒以終世，較之奴顏婢膝以事權貴者，不亦有人畜之別乎！
——林語堂：《辜鴻銘》（1934）
善于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能夠搔著人家的癢處，這是辜（鴻銘）先生能夠得到西洋文藝界贊美佩服的一個理由。
——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1956）導言
辜鴻銘是近代中國一個以古怪著稱、以西學見長、以保守為特色、并在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具有廣泛影響的思想文化人物。他一生主要以英文寫作，留給今人大量值得品讀的思想論著。但長期以來，他的外文著作多不為一般國人所知，人們只是樂津津樂道他“辮子”的故事、他關于納妾合理的怪論以及他通曉多門外語的神奇。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著作才陸續(xù)被整體性地譯成中文出版，人們才得以透過其怪異的表象，深入了解其真正的關切，并品位其思想的滋味，感受其議論的精彩。于是，一個享譽世界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家的形象，在國人心目中逐漸地清晰起來。
這次，《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編委會決定從保守主義思想代表的角度，來收錄辜鴻銘的論著，不妨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于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獨特地位的一種承認。與此同時，筆者也希望能夠借這次重編其文集的機會，對辜氏的文化活動和保守思想進行一點新的審視和反思。
一
辜鴻銘，名湯生，號漢濱讀易者。早年的西文名為Kaw（Koh）HongBeng，后常用的西文名為KuHungMing。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馬來亞檳榔嶼的一個華僑家庭，其曾祖辜禮歡曾出任英屬馬來半島的首任甲必丹，家族從此興盛起來。辜氏與臺灣著名的辜顯榮、辜振甫一家為宗親關系，其祖父一代為親兄弟。辜鴻銘的父親辜紫云，以經商墾殖為業(yè)，他幫英人福布斯·布朗（ForbusScottBrown）經理一個較大的橡膠園，深受布朗信任和器重。辜鴻銘為辜紫云次子，其母為西洋人。他從小聰明伶俐，甚得布朗夫婦喜愛，被收為義子。早年他曾在檳榔嶼的威爾士王子島中心學校（PrinceofWales’sIslandCentralSchool）接受三年英式教育。13歲左右也即1870年前后，被布朗夫婦帶往歐洲留學。到英國后，他先是在愛丁堡近郊的英國很古老的利斯學院（LeithAcademy）學習了兩年，1873年至1874年之交，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專攻西方文學。1877年春，他順利通過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諸多科目的嚴格考試，以優(yōu)異成績獲得文學碩士學位，時年21歲。此后，辜鴻銘又曾到德國萊比錫某工學院進修，學習土木工程。接著到法國巴黎和意大利等國游學。1880年24歲時方結束留學生涯，回到檳榔嶼。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種西文著作或譯著中，辜鴻銘都鄭重標明自己為“文學碩士”，可見他對此一身份的重視程度。而這同時也清楚地表明，關于辜氏在歐洲曾獲得13個博士學位的一類傳說，當是靠不住的。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本人在西方求學期間所獲得的最高學位應是碩士，而不是博士。
回到東方后，辜鴻銘先在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任職，兩年后得遇留法歸國的著名維新思想家馬建忠，兩人一見如故，晤談三日，受馬建忠影響，辜鴻銘辭去殖民政府的任職，決定回國服務。隨后轉往香港居留。在香港，辜氏一面補習傳統(tǒng)語文，一面大量瀏覽西方漢學著作。這一時期，他開始在《北華捷報》（TheNorthChinaHerald）等著名英文報刊發(fā)表文章，評點西方漢學，從而揭開了其一生文化活動的序幕。中法戰(zhàn)爭期間，他結識了張之洞的幕僚楊汝樹和趙鳳昌，經二人介紹，得以進入張之洞幕府擔任洋文案，歷時近二十年。除了有關洋務和外事的日常工作之外，他的主要活動，一是對外翻譯出版儒家經典《論語》和《中庸》，直接傳播中國文化，一是以英文撰寫論著，維護大清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尊嚴，譴責西方列強的蠻橫霸道和在華外人的不道德行徑。長江教案、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前后，所著《為吾國吾民爭辯》、《尊王篇：總督衙門論集》和《中國牛津運動故事》（又名《清流傳》）等英文論著，都曾產生過一定的國際影響。1905年出任黃浦浚治局督辦，歷任外務部員外郎、郎中和左丞等職。1910年初，清廷以“游學專門一等”的名義，賞給辜氏文科進士，位在嚴復和伍光建之間，列名第二。他于年底辭官，到南洋公學任教。
在晚清，辜鴻銘政治上基本屬于洋務派，但帶有“清流”特點，他既不贊成戊戌維新和清末新政改革，更是反對辛亥革命，曾撰文屢予攻擊。民國建立后，以遺老自居，詛咒民國，留辮至死不剪，與世抗爭。1915年前后到北京大學任教，主講英詩和拉丁語。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為名，保留其北大教職。1917年張勛復辟，他曾卷入其中，列名為外務部侍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辜鴻銘的著譯活動十分活躍，曾于1915年出版著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一書，鼓吹西方文明破產和中國儒家文明救西論，在歐美和日本曾產生較大影響。正如美國著名漢學家艾愷所指出的：“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鴻銘，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卑瑦穑骸妒澜绶秶鷥鹊姆船F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153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同年，辜氏還出版了《大學》一書的英譯本。五四運動時期，辜鴻銘公開反對新文化運動尤其是新文學運動，成為“新青年”們抨擊和嘲諷的頑固象征。1924年，他曾應日本大東文化協(xié)會之邀，赴日講學三年，1927年回國。其講學內容，收入1925年大東文化協(xié)會所編的日文本《辜鴻銘講演集》和1941年薩摩雄次編譯出版的日文本《辜鴻銘論集》之中。這期間，他還曾被軍閥張作霖聘為顧問，并應其同宗辜顯榮之邀到臺灣演講。1928年，軍閥張宗昌任命他為山東大學校長，但他并未到任。同年4月30日，辜氏在孤寂和抑郁中因病去世，享年72歲。
綜觀辜鴻銘一生，其政治生涯實不足措意，他主要是一個思想文化人物，而且是一個曾被學界長期輕視和忽略的文化思想家。20年前，筆者鄭重以“文化怪杰”來定位辜鴻銘，就是試圖以此定位為契機，為糾正國人心目中長期形成的僅視其為“文化丑角”的思想成見，做出一點切實的努力。當然，辜氏極端片面的“文化丑角”形象之改變，根本上尚有賴于對其外文著作進行廣泛搜集、系統(tǒng)整理和翻譯出版。這次，筆者欣然接受《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辜鴻銘卷》的選編任務，這其實仍然是直接的動機之一。
二
在筆者看來，辜鴻銘的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特征，值得引起今日讀者的格外關注和認真思考。
首先，他是一個通曉古今多種語言、能用歐洲語文熟練表達思想情感、真正具有跨民族的國際文化視野和思想資源、其思想也真正產生過國際影響的中國思想家。這不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見的，在當時的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也是值得格外關注的現象。
辜氏乃語言天才，通曉英、德、法、意、希臘、拉丁、馬來等多種語言，還略懂日語和俄語。其論著除中文外，主要以英文發(fā)表，夾雜歐美古今文字，并被譯成德、法、日、俄等多種語言。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與辜氏通信，討論文化出路和人類前途問題，有的信還曾公開發(fā)表，向他表示敬意。英國大作家毛姆訪問中國時，特地去拜訪過辜氏，并撰寫訪問記《哲學家》一文，生動地刻畫了他獨特的哲學家形象，承認他“在關心抽象方面的東西的人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丹麥享譽世界的文評大家勃蘭兌斯曾著《辜鴻銘論》，稱辜氏是一位“卓越的中國學者”，認定“對于歐戰(zhàn)及對于東西文化關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歐洲人士所僅識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而語”。有關評價的具體內容及其分析，參見黃興濤：《文化怪杰辜鴻銘》，第1、7、8章，北京，中華書局，1995。也可參看黃興濤、宋小慶合譯的《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后所附的《托爾斯泰與辜鴻銘書》、毛姆的《哲學家》以及勃蘭兌斯的《辜鴻銘論》等文的漢譯。在法國，羅曼·羅蘭也承認“辜鴻銘在歐洲是很著名的”。更有一位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FrancisBorrey），曾與辜氏合作將《論語》譯成法文，他在辜氏去世后以法文出版《中國圣人辜鴻銘》一書，極力贊美辜氏擁有一顆“第一流的、甚至是舉世無雙的、具有概括能力的頭腦，這頭腦充滿智慧——科學進入物質領域以前的那種智慧”；認為辜氏不僅具有關于中國的“全面知識”，而且具有關于世界的“全面知識”，“從這個角度說，他是唯一通曉東學和西學的中國人”。波里甚至還毫不掩飾對辜鴻銘的極端崇拜：“有時候，我覺得看到了辜氏的腦袋放射出東西方一切智慧的光芒。我承認我欣賞他，我承認我愛他——除此之外，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嗎？”FrancisBorrey,UnSageChinois，Paris,1930.參見桂裕芳、蔡方君合譯：《中國圣人辜鴻銘》，見黃興濤：《閑話辜鴻銘》，252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辜鴻銘在西方影響最大的時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而影響最大的國家又是德國。德國許多哲學家和學者，如凱瑟琳、新康德主義學派的信奉者奈爾遜、漢學大家衛(wèi)禮賢等，都非常推崇辜氏，并承認其思想受到他的影響。一戰(zhàn)時期的德國，還成立過“辜鴻銘俱樂部”和“辜鴻銘研究會”一類的組織，專門研討他的思想學說。此外，晚年的辜鴻銘還被日本學界聘去講學長達三年，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應邀赴日講學時間最長的學者之一。當然，究竟何以至此，另有其具體成因，但辜氏思想學說本身確有值得重視和研究之處，當是毫無疑問的。
其次，辜鴻銘是一個熱愛祖國、醉心儒家文化、勇于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尊嚴的思想家，其思想帶有某種民族主義的外在色彩，尤其是在晚清，他與西方列強及來華教會和特權西人積極抗爭的思想特點，顯得分外突出。他一登上思想舞臺，就以鋒利之筆，批評西方漢學的淺薄、漢學家的自大及其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和輕視；抨擊西方在華傳教的虛偽、危害，以及傳教士的傲慢無禮、蠻橫無恥等行徑；他還犀利地抗議、譴責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多方欺壓、武力侵略和內政干涉，呼吁西方改變對中國“無論是個人還是國際交往的態(tài)度”，奉勸西人不要歧視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不要侵奪中國國家主權；進而奮起進行文野之辯，乃至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等等。盡管在這一過程中，辜氏曾不適當地為清朝的落后統(tǒng)治進行了辯護，也存在不惜為中國文化護短的毛病，有時還傳揚了文化糟粕，但在那個中國備受欺凌的時代，他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活動總體說來還是難能可貴、機智深刻、充滿道義力量的。前文提到的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在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拒絕為《中國圣人辜鴻銘》一書作序時，便曾這樣提醒李氏：
辜氏在某些方面滯留在陳舊過時的年代，他未能分析形勢，未能在復興中國的事業(yè)中保持先鋒地位，而是在思想運動、實際的運動中落伍。這一切，我完全承認，并為之惋惜。然而辜氏畢竟是復興中國的奮勇先驅，早在我們這一代人以前，他就指出并譴責了“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以及其他對中華祖國領土完整的侵犯。這非常好，非常好！青年們應牢記，不是嗎？波里：《中國圣人辜鴻銘》，自序《致好友李君》，見黃興濤：《閑話辜鴻銘》，231頁。
旁觀者清。波里的評價無不道理。
在清末民初中國這樣一個古老文明實現現代轉型的關鍵時刻，如何保持可貴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辜鴻銘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眼界，意識到并呼吁國人自尊自重，無疑顯示出一種非凡的清醒和見識。晚年在日本講學時，他曾這樣語重心長地告誡世人：
現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有著貶低中國文明而言過其實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傾向……實際上，中日兩國的青年都是通過望遠鏡來觀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歐洲的一切都變得比實體偉大、卓越。而他們在觀察自身時，卻將望遠鏡倒過來，這當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見本書所收《辜鴻銘論集》中的《什么是民主》。
今天，當我們重讀這一痛心疾首的告誡時，不能不對那個時代國人文化心態(tài)的缺失，做出深刻反省，也不能不對辜氏那顆火熱的“中國心”，表示由衷的敬意。
不過，談及辜鴻銘思想的這一特點，有幾個相關問題需要略做辨析。一是辜氏的“中國人”身份問題。近些年，有些在美國研究辜鴻銘的學者，喜歡強調辜氏國籍身份的模糊或不確定，有的甚至還故意將其終生視為馬來亞“華僑”。這是很錯誤的。辜氏的確出生在已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馬來半島之檳榔嶼，但其出生和早年生活時代，其祖父輩并無近代國籍意識，只有強烈的認祖歸宗觀念，其父辜紫云在他到動身到歐洲留學時告誡其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要剪辮和加入基督教，可謂明證。南洋華僑出現國籍問題，已到1907年。這年《荷蘭新訂爪哇殖民籍新律》頒布，規(guī)定凡生于荷蘭屬地的華僑皆為荷屬殖民地籍，從而引起南洋華僑之不滿。1909年，中國制定《大清國籍條例》，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因應。但辜鴻銘早在1885年就已正式回到祖國效力，且終其一生，都以一個“中國人”為榮，且從不曾以“華僑”自稱，更不曾自稱為馬來亞人。也就是說，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主觀認同上，辜鴻銘的“中國人”身份都確定無疑。
二是辜氏思想中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識的矛盾問題。在晚清時，辜鴻銘反對變法和革命的落后政治立場和文化選擇是基本統(tǒng)一的，但進入民國后，他以遺老自居，不認同共和制的民國，又因視日本文明與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明為一體，甚至認為日本保留了中國儒家文明的“真?zhèn)鳌�，故其晚年把復興真正的中國儒家文明的希望錯誤地寄托在日本身上，甚至呼吁日本“必須把復興真正的中國文明引為自己的天職”見本書所收《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這一天真幼稚的文化幻想，太過于缺乏政治常識，最終不免被日本侵華時期所謂“大東亞文化”建設運動所利用，從而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這是需要說明的。
與上述問題相關，辜鴻銘思想中的“民族主義”色彩也值得分辨。多年前，當人們熱烈稱揚辜鴻銘的愛國情懷時，就有學者敏銳地指出，辜鴻銘其實不能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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