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師們分化與交鋒時期的歷史真相★《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入選《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虛構好書★著名作家葉辛、何建明、張抗抗、梁曉聲、王躍文、余世存、岳南，著名文化學者葉廷芳、張頤武、孫郁、解璽璋、李建軍傾情推薦！★南方都市報、鳳凰周刊、央廣、人民網、新華網、北京晚報、騰訊、新浪等全國百余家媒體廣泛報道。 1.《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zhàn)國”時代》系作者汪兆騫繼《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之后又一力作。作者憑借翔實的史實與依據，以清麗優(yōu)美的文筆進行客觀公正的講述與剖析，寫就了一部由大師集體演繹的1927年至1930年的文化斷代史。 2.作者汪兆騫是文學界、出版界的老前輩，他的“朋友圈”全都是文學名家和文化精英，可以說是輻射了中國的當代文壇。汪老先生經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讓人如雷貫耳；汪兆騫做過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學大家，幾乎占據了中國當代文壇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騫是一位秉持道義與良知的知識分子型作家�？上攵�，由汪兆騫以客觀公正的史家視角講述的民國時代的文壇，在剖析人物的性格與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zhàn)國”時代》主要講述了蔡元培、魯迅、茅盾、瞿秋白、丁玲、葉圣陶、柔石、胡適、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梁實秋、包天笑、周瘦鵑、蔣光赤、胡也頻等在文化戰(zhàn)場上的分化與交鋒。時中國政局發(fā)生巨變，國共兩黨合作分裂后的斗爭也更加激烈和嚴酷。一眾作家會聚上海，文化中心暫由北京轉到上海。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新月派、語絲派、新感覺派、“鴛鴦蝴蝶派”、唯美頹廢派，旗幟鮮明，紛爭不休。八方豪杰，“封建余孽”“革命戰(zhàn)士”“同路人”紛紛亮相，演繹出民國文化思想界的恩怨情仇。 4.歷史人物在某一歷史節(jié)點上的一些表現，往往非常復雜，它必然與時代宏觀大背景息息相關，也與其性格和個人當時的微觀處境緊密相連�！睹駠辶�2：大師們的“戰(zhàn)國時代”》實事求是地撰寫歷史，披露真相，還原歷史，刻畫大文人大知識分子在大環(huán)境中呈現出來的多種文化品格，彰顯人性的光輝與卑微。
本書簡介：
民國大師們分化與交鋒時期的歷史真相★《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入選《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虛構好書★著名作家葉辛、何建明、張抗抗、梁曉聲、王躍文、余世存、岳南，著名文化學者葉廷芳、張頤武、孫郁、解璽璋、李建軍傾情推薦！★南方都市報、鳳凰周刊、央廣、人民網、新華網、北京晚報、騰訊、新浪等全國百余家媒體廣泛報道。本書系民國清流大師們的集體傳記系列之二。本書沿襲《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的風格，承接第一部的歷史階段（1917年至1927年），呈現出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戰(zhàn)場的“戰(zhàn)國”景觀。時值國內政局巨變，國共兩黨合作破裂，政治斗爭激烈而嚴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舉起大旗的文化主將們出現嚴重的分化，蔡元培、魯迅、茅盾、瞿秋白、丁玲、葉圣陶、柔石、胡適、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梁實秋、包天笑、周瘦鵑等紛紛來到上海，一時間，民國文化思想界風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幟鮮明，針鋒相對，演繹出文化界的交鋒論戰(zhàn)與恩怨情仇。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論，依據翔實的史料，客觀真實地反映文化中心轉向上海的這一時期，民國大師們分化與交鋒的歷史真相。那些特立獨行的民國文化大師，用自己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范，鑄就了民國文化史上的又一段風流。
作者簡介：
汪兆騫生于194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云》《張騫》等，新近出版有《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輕與相重》，深受讀者好評。
目錄：
第一章民國十六年（1927）/001
蔡元培、胡適、魯迅等先后來到被鮮血染紅的上海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005
被誤讀的“鴛鴦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鵑/011
西游東望十個月后，胡適回到上海/023
魯迅與周建人都攜情人同居景云里/031
第二章民國十七年（1928）/037
自由主義作家與國民黨爭自由，魯迅和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聯合與林語堂論爭
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激烈論爭/041
被文學史遺忘的張靜廬與《革命外史》/047
茅盾創(chuàng)作小說《蝕》/053
蔚為大觀的武俠小說及偵探小說/058
“厭世家”葉圣陶長篇小說《倪煥之》，茅盾譽之“扛鼎”之作/064
戴望舒的《雨巷》，給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壇帶來別樣風景/070
巴金第一部中篇《滅亡》，經葉圣陶之手刊發(fā)在《小說月報》上/074第一章民國十六年（1927）/001蔡元培、胡適、魯迅等先后來到被鮮血染紅的上海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005被誤讀的“鴛鴦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鵑/011西游東望十個月后，胡適回到上海/023魯迅與周建人都攜情人同居景云里/031第二章民國十七年（1928）/037自由主義作家與國民黨爭自由，魯迅和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聯合與林語堂論爭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激烈論爭/041被文學史遺忘的張靜廬與《革命外史》/047茅盾創(chuàng)作小說《蝕》/053蔚為大觀的武俠小說及偵探小說/058“厭世家”葉圣陶長篇小說《倪煥之》，茅盾譽之“扛鼎”之作/064戴望舒的《雨巷》，給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壇帶來別樣風景/070巴金第一部中篇《滅亡》，經葉圣陶之手刊發(fā)在《小說月報》上/074沈從文評價施蟄存小說，是“一首清麗明暢的詩”/079林語堂與魯迅時密時疏，不外乎精神勝利法之法門/085私人語境中的魯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099第三章民國十八年（1929）/107《新月》和胡適掀起人權運動是該年的主旋律胡適、《新月》與悲壯風采的人權運動/111林語堂與平社及胡適交好有年/121到上海謀求發(fā)展的沈從文/128留下斑駁多彩身影的田漢/137張資平、葉靈鳳、曾虛白、邵洵美與唯美頹廢傾向的小說/144傳統(tǒng)保守的梁實秋與頹唐的郁達夫/155徐志摩輕盈、瀟灑的詩和復雜的感情世界/163第四章民國十九年（1930）/171新月派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瞿秋白與魯迅的友誼/175蔣光赤想給中國革命留一個證據/183“左聯五烈士”/189馮雪峰是黨聯系魯迅的橋梁/199魯迅與曹聚仁/210魯迅、伊羅生與《草鞋腳》/220在左聯和國民黨的聲討中，胡適拂袖作別上海/229丁玲是左聯最令人矚望的作家/236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243著名作家王躍文：
汪兆騫老師深諳《左傳》筆法，其《民國清流》依照編年剪裁民國歷史，將人物置于云詭波譎的大事件大沖突中摹形刻畫，以史家手眼鉤沉實錄，以文學筆墨傳神寫照，于人物書寫中別嫌疑，于敘事中富褒貶，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其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曉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鏡，躬身自照，可助當下文化知識分子警鑒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書、立品之原則與底線。重要的是對史事、歷史人物做的評說須力求公正客觀。而本書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贊，更值得一讀，有可敬的文史價值。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著名作家王躍文：汪兆騫老師深諳《左傳》筆法，其《民國清流》依照編年剪裁民國歷史，將人物置于云詭波譎的大事件大沖突中摹形刻畫，以史家手眼鉤沉實錄，以文學筆墨傳神寫照，于人物書寫中別嫌疑，于敘事中富褒貶，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其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曉聲：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鏡，躬身自照，可助當下文化知識分子警鑒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書、立品之原則與底線。重要的是對史事、歷史人物做的評說須力求公正客觀。而本書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贊，更值得一讀，有可敬的文史價值。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汪先生最近一連出了好幾本書，都是系統(tǒng)地梳理民國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的。打個比喻，民國就像一艘沉沒的豪華巨輪，上面有無數寶藏值得我們挖掘。汪先生的這套民國系列就在為我們打撈這些寶藏。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民國清流》這部書用汪兆騫老師這樣士大夫的敘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體現。本書有一種清朗感、優(yōu)美感、知識感、歷史感，是一部美文傳記、文學傳記、思想傳記三合一的作品。本書不像一般的傳記從頭到尾只講一個人，它講的是一群人物，敘述角度非常具有難度和挑戰(zhàn)性，足見汪老師的功底。中國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創(chuàng)造了一個時代，但他們的思想、行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響著今天的中國社會。 著名文化學者張頤武：大時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響大時代。中國現代的源頭是怎么回事，那段時間最關鍵。汪先生用跟王蒙等當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國大文人對話、溝通，把大歷史關鍵時期的那些關鍵人物寫得特別生動，特別活，現場感很強，就像在我們旁邊一樣。像汪先生這樣對民國時代進行描述，對民國時代知識分子和20世紀中國的命運做探討，非常有價值。 著名文化學者葉廷芳：為什么五四前后那段時間或者說民國時期能出現各種類型的大家？這個主題汪先生講得很好。（《文壇亦江湖》）這本書勾勒了兩種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一類以胡適為代表，胡適思想很先進，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適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強加于人，別人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強加于他；另一類以魯迅為代表，不同于胡適的寬容，魯迅嫉惡如仇，對不同觀點反唇相譏�！赌戏蕉际袌蟆罚骸睹駠辶�1》這部書詳盡地記錄了“五四”這一歷史進程，能幫很多有志了解歷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汪兆騫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實再現了“五四”的現場。 《鳳凰周刊》：當老先生用明麗、曉暢的文筆，刻畫這些有主意、有風骨、有本事的民國文化前輩時，澎湃，激蕩鼓應，讓人久久不能釋卷……讀者可以把這部書當成展示“五四”全貌的長卷來閱讀，也可以把它當作諸位大師的集體傳記，更可以借此機會重新反思，我等應該怎樣做一個文化人？★姜紹謨與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為學界領袖，卻極為儉樸平易。每次外出所帶行李有二：鋪蓋袋、手提箱各一。箱內除換洗衣物，便是書籍文具。蔡元培左腳動過手術，行走不便，卻從不讓人幫扶。每次外出，姜紹謨都想為先生整理行囊，但當他走進先生屋里，總是見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著他呢。姜紹謨記得，那次從象山搭乘小漁船去福州，風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間顛簸，時時都有翻船的危險。先生卻極為鎮(zhèn)定，風浪略小時，見姜紹謨暈船嘔吐不止，蜷臥船角，便講起“《蘇報》案”屈死于獄中的鄒容，講起徐錫麟、秋瑾舍生取義，講到動情處，仰天長嘯，哭聲直沖夜空…… ★所謂“鴛鴦蝴蝶派”，并不像語絲派、新月派及創(chuàng)造社那樣有組織，有文學綱領，有社團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組成小團體，出版刊物，也沒有明確的組織綱領或者系統(tǒng)理論，甚至連名稱都沒有。這個小說流派是由無數創(chuàng)作個體構成的獨特文學景觀。鑒于他們對文學的獨特貢獻，理應在現代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沒有得到客觀的歷史評價，甚至他們那被人冠上的“香艷”、充滿鄙視的“鴛鴦蝴蝶”之名，都沒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 ★《梅蘭芳》以“犀利的影射性敘事，彰顯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內容涉及梅蘭芳早年的私寓經歷。私寓又稱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貴婦包養(yǎng)。當時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賦詩宴游。私寓是當時梨園風俗。自民國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雖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但畢竟是伶人最傷痛、最無尊嚴、最不愿人提及的經歷。故受到廣大梅迷們的聲討，釀成軒然大波。以致連載《梅蘭芳》的京師《國華報》被勒令停刊。為此，穆儒丐便與梅迷們結下宿怨，從此寫文著書，更肆無忌憚地攻擊梅蘭芳。其《選舉伶王記》，變本加厲地揭梅老板的老底，還影射了力捧梅蘭芳的齊如山。因梅迷勢力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擠，報館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關遠走東北。他在完成了《梅蘭芳》全書后，交給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時報出版社出版。梅迷聞之，即買斷小說，然后銷毀，故《梅蘭芳》一書存世極少。 ★周瘦鵑還寫了不少提倡孝道、贊譽節(jié)烈的小說，在文壇引起爭議。他的《父子》，寫父親被撞，失血過多，品學兼優(yōu)的兒子獻血救父，父親活了，兒子卻死了。不想鄭振鐸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評道：“周瘦鵑腦筋里竟還盤踞著這種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諦（鄭振鐸）先生的信》中，則從醫(yī)學角度，指出“周瘦鵑對于輸血法也好像沒有充分的知識”，“惹人笑話”。 ★如果讀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達夫的日記，你會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達夫，他的行為和精神狀態(tài)與包天笑筆下的人物也頗為相似，如為了愛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聽妓女唱戲”，“喝醉了，就上馬路上打野雞（妓女）”，“去燕子窩吸鴉片”（1927年郁達夫《日記九種》）。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給胡適的信中也說，“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頗多變更，在各處通訊中所見兄之議論，弟贊成甚多”。又說“俄國革命對于舊式之社會雖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輩亦不能見其力大而即以為是”。徐志摩對胡適贊揚蘇聯頗不以為然，他在回胡適的信中，先調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個鮑雪微兒（布爾什維克）。”然后駁斥胡適肯定蘇聯的觀點。 ★芳子與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獨自離開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開始芳子以身懷六甲為由，不隨丈夫到上海。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親，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過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離開姐姐的細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過一切由自己操辦的苦日子，仍不答應丈夫的請求。等兄弟反目，魯迅搬出八道灣在西三條另購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親。魯迅搬出已顯空落的八道灣，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兒還寄人籬下，由二哥二嫂照顧。過丈夫出門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兒在膝前打鬧，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簡單：中國不是有句古詩嗎，只要兩情相悅，又何必朝朝暮暮長相廝守。于是說，夫婿，我從日本搬到紹興，又從紹興換到北京，如今再讓我去上海，我不愿折騰了，有婆婆照顧，有姐姐、姐夫幫助陪伴，這樣的日子挺好。 ★1928年1月，郭沫若以筆名麥克昂在《創(chuàng)造月刊》上發(fā)表《英雄樹》一文，首次提出要創(chuàng)作“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便是一例。這種錯誤的文學觀，導致將魯迅當作主要批判對象，以魯迅為犧牲來祭“無產階級”的帥旗。錢杏邨寫《死去了的阿Q時代》，說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濫廢的無意義和類似消遣的依附于資產階級的濫廢的文學”。杜荃的《文藝戰(zhàn)線上的封建余孽》則認定魯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譯者署名有點搞怪，為“東洋鬼”。嗚呼，連日本都發(fā)現了《革命外史》的價值，而在上海，在國內一直被忽略、被遺漏、被輕慢，直到當下，中國文學史仍不正眼相視，奈何！ ★1928年秋天，剛從法國到上海暫住的陳學昭在《回憶魯迅先生》一文中說：“我第一次回國，留滬的二三個月間，我寓在沈雁冰夫人處。”茅盾家的后門，斜對著魯迅家前門。那時，魯迅與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魯迅家開飯比茅盾家早，有時魯迅家已開飯了，常到魯迅家玩的陳學昭，還在與魯迅、周建人聊天，這時總會見到對門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門朝這邊打招呼，王蘊如見到就會在后門喊：“陳先生吃飯去。”陳學昭這才回到茅盾家。 ★1928年初，葉圣陶正潛心醞釀《倪煥之》之時，創(chuàng)造社自詡革命家的馮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號（1928年1月）上，寫了一篇題為“藝術與社會生活”的評論。文中對葉圣陶的文學創(chuàng)作，作了這樣的判斷：葉圣陶“他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典型的厭世家”。葉圣陶不以為然，也不與之爭論，而是將自己的一本小說集取名“未厭集”，并為該集寫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題記。題記說：“有人說我是厭世家，自家檢察過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殺，這個世如何能厭？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過昔日上海大學同學丁玲的介紹，與胡也頻、沈從文、馮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結識。這是“京派”作家與“海派”詩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輕的作家們不會想到，他們已逐漸以急進的步法，登上中國文壇的大舞臺，并將攪掀起波瀾。他們更未料到，作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會被政治和文化邊緣化。 ★林語堂與魯迅的直接沖突，發(fā)生在1929年8月28日。事情的原委是，為了編《奔流》，魯迅和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爭執(zhí)。據魯迅方面介紹，矛盾由來是這樣的：《奔流》和“北新”的關系，原是魯迅選稿并編輯，“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費。后來方知，李小峰并未這樣執(zhí)行。為此魯迅辭去編輯責任。后經中間人調解，乃約定先將稿費送到魯迅處，由他寄出。后來又發(fā)生該付給作者孫用的稿費，李小峰仍未寄出（見1929年11月25日魯迅致孫用信）的事件。魯迅編《奔流》第四期時，“又不再編下去”。而“北新近來非常麻木，我開去的稿費，總久不付，寫信去催去問，也不復”。這是魯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韋叢蕪的信中的話。還說，“投稿者多是窮的，往往直接來問我，或發(fā)牢騷，使我不勝其苦，許多生命，銷磨于無代價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但北新書局總對魯迅說窮，魯迅自然不信，因魯迅聽人說“他們將現錢搬出去開紗廠去了，一面又學了上海流氓書店的壞樣，對作者刻薄起來”。此外，北新書局還欠了魯迅不少版稅，多次催索，也無結果，魯迅決定請律師打官司，靠法律解決了。魯迅8月17日致章廷謙的信中說：“老板原在上海，但說話不算數，寄信不回答，愈來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請了一位律師，給他們開了一點玩笑。”“老板今天來訪我，然已無及，因為我的箭已經發(fā)射出了。”那時，潘梓年也是北新股東，用種種方法罵魯迅。見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軟了下來，只能讓步，于是8月28日到魯迅家賠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樓設酒宴，請魯迅、林語堂吃飯，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間杯酒言歡，魯迅與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卻與林語堂發(fā)生了沖突。 ★1928年至1929年秋，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引發(fā)的那場有關“革命文學”的大論爭。太陽社及創(chuàng)造社以激進的姿態(tài)，宣揚文學的本質就是“階級意欲和經驗”的形象化組織，無產階級文學也就等于無產階級“意欲和經驗”的組織（《蘇聯“無產階級文藝派”爭論資料》）。這就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畫上了等號，使文學淪為宣傳的工具，徹底拋棄了文學遺產，以政治批評取代文學批評，唯我獨尊，對廣大作家大肆撻伐。他們首先拿魯迅、茅盾等開刀祭旗，特別對魯迅進行“總的清算”。認定他的阿Q時代已經過去，其作品已失去“現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義和團暴動時代的思想”，認為魯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林語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趙元任家的聚會上，對剛從北平回滬的胡適提出的。那時，胡適正在北平籌辦政論性刊物《獨立評論》。“干政治”的具體內容林語堂并沒有說清。一個一心做學問，不太過問政治的學者，能提出“干政治”，證明在當時的中國，已不能安放一張青燈古卷的書桌了，林語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尋味之舉。胡適與林語堂的友誼自1918年始，直到他們生命的終點。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適對林語堂的器重，林語堂對新文學運動的旗手胡適的景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見和觀念，鑄就了他們成為沒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誼。 ★《我勸你》是冰心以詩的形式，表達了她對徐志摩與林徽因婚外戀的不認同，警告了林徽因，譴責了徐志摩。后來冰心又在與梁實秋的通信中繼續(xù)表達他對徐志摩的指責：“志摩死了，利用聰明，在一場不人道不光明的行為之下，仍得到社會一班人的歡迎的人，得到一個歸宿了！”（梁實秋《憶冰心》）《我勸你》甫一發(fā)表，沈從文便很不自在。沈從文對冰心的說教很不以為然，便用“教婆”譏諷冰心。從中，又讓我們看到沈從文也沒有擺脫男性中心視野下對女性的輕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給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現得很清楚。 ★有一次，上海的中國通日本人內山完造，設宴招待他的老鄉(xiāng)、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請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左聯成員作陪。田漢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興奮，席間他大談與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魯迅也喜酒，有了酒也�，F本色。聽不耐煩，索性站起離席，小聲對夏衍說：“看來又要唱戲了。”田漢與谷崎潤一郎的確關系不一般，田漢在日本留學時，受谷崎的虐戀小說影響較大。1927年，田漢重訪日本時，谷崎熱情地款待過他，曾有放縱的夜宴游。后來田漢回憶此夜宴時，還津津樂道：“日飲道頓，夜宿抵園，在‘酒’與‘女人’中間我忘記了一切。” ★1934年，魯迅與邵洵美從圍繞“捐班”詩人和“富家婿”的爭論，轉向“文學謾罵”和“人言”事件展開新的筆墨交鋒。先是邵洵美于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談》“新年特輯”上發(fā)表《新罪惡》，把魯、邵間的文事糾葛公布于眾，并批評魯迅是“謾罵家”。邵洵美此篇文章，說政界文壇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霧，文壇定也充斥著妖氣。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評魯迅，這在當時文壇，也并不多見。魯迅自然要針鋒相對，1月22日，他在《申報·自由談》上，發(fā)表《漫罵》（收入《花邊文學》）回擊。二人筆墨刀劍交鋒，比起魯迅的強烈表達，邵洵美的反應卻頗為平淡。尤其讓魯迅惱怒的是，邵洵美對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諷，對他翻譯方面的輕蔑，用的是極為平靜的口吻。比起太陽社、創(chuàng)造社諸公的粗暴簡單的批評，顯得老辣而深刻。 ★一次郁達夫到北京，找到梁實秋，提出要訪圓明園遺址。出清華校門口不遠，即圓明園遺址。梁實秋引導郁達夫游了廢園。但接下來要求帶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窯子，讓梁實秋驚駭得目瞪口呆。梁實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況那時他還是個不懂風塵的年輕學子。拂了郁達夫的面，并從此在心里扎起與創(chuàng)造社成員的心理藩籬，太自然不過。郁達夫是個坦白的人，從不隱晦自己的放蕩和墮落，連他自己也說，“民國十三四年，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里”（《志摩在回憶里》）。問題是，從此郁達夫便對梁實秋心懷怨恨，埋下仇視的種子。二人由文友變成了宿敵。郁達夫寫《文人手淫》便是這種狀態(tài)的產物。梁實秋當然也多次反擊，著文揭其靈魂。 ★君子之交，不僅重友情，還講道義。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與陸小曼的訂婚典禮上，以及是年陰歷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陸在北海由胡適做介紹人、梁啟超做證婚人的結婚大禮上，作為老師的梁啟超，都對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給予很嚴厲的批評甚至責罵，令滿堂親友目瞪口呆。 ★1931年年初，馮雪峰奉命調任左聯黨團書記時，認識了瞿秋白，并爭取他參加了左聯領導工作。其時，肝病發(fā)作的瞿秋白在上海過著居無定所的亡命生活，臨時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園路樹德里的寓所里。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書，第一次見到來茅盾家送《前哨》創(chuàng)刊號的馮雪峰。瞿秋白讀完創(chuàng)刊號上魯迅的文章，很興奮，并即興談了對文章的深刻、精辟的見解。又幾天，在茅盾寓所，瞿、馮二人再次相會，瞿秋白向馮雪峰表示“借此次休養(yǎng)機會，翻譯一些蘇聯文學作品”，并說想從事文學活動。馮雪峰向魯迅反映了瞿秋白的愿望，魯迅說，“我們抓住他”（《回憶魯迅》）。 ★馮雪峰之見當時文化名人魯迅，既沒有一臉堆笑，唯唯諾諾，誠惶誠恐，也無捍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說事，從容自然。這引起魯迅的好感。1929年2月，柔石幫馮雪峰在景云里找到了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樓，因茅盾已避難日本，三樓就空出來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馮雪峰就搬了進去�？椎聸b見馮雪峰衣著簡樸，就免收房租，讓他住在三樓。 ★魯迅與施蟄存的筆戰(zhàn)中，《十日談》以漫畫攻擊，曹聚仁站到魯迅一邊，利用《濤聲》這一陣地，聲援了魯迅。施蟄存發(fā)表反擊魯迅的文章《〈莊子〉與〈文選〉之后》，盡管施蟄存此文心平氣和地講了他推薦二書的經過和道理，甚至最后說：“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為我而寫的。”魯迅還是再以兩篇宏文《“感舊”以后（上）》和《“感舊”以后（下）》，發(fā)表在《申報·自由談》上，還以顏色。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領導下，雖經費拮據，內戰(zhàn)破壞，還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歷史語言研究所，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在河南安陽小宅村，發(fā)現并發(fā)掘了震驚世界的殷墟。蔡元培雖未親臨現場，但給當地軍政大員多次寫信，才使兵亂匪禍沒有殃及考古發(fā)掘現場。結果發(fā)現大量殷代甲骨卜辭和青銅器，將中國古代史，向前推進了上千年。此奇跡，標志著中國近代考古科學的誕生。該發(fā)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識的李濟。1924年在山西發(fā)掘仰韶文化遺址的也是他。地質學家李四光，在長江下游廬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紀冰川流行的證據。李四光在北京大學任地質系主任時，發(fā)表了《中國北部之蜒科》，獲伯明翰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后蔡元培請他到中央研究院，成為地質研究所創(chuàng)始人。他的《冰期之廬山》，在國內外獲很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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