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本書以力求全面反映龔自珍在政治、經(jīng)濟與學術(shù)、文化等領(lǐng)域的思想、觀點及其心路歷程為主旨，系年選錄其論辨、奏議、序跋、雜記、碑志、書札、箴銘等文及詩詞；對其中原載于通行的王佩諍校本《龔自珍全集》中的作品，均以較早、較好的版本為底本，并參據(jù)自刻本等多種版本，重新作了�？�，訂正了其文字的訛、脫、衍、倒，還輯入了數(shù)十篇龔氏佚作。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龔自珍（1792—1841），又名鞏祚，字人，一字爾玉，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杰出的思想家、學問家、文學家與詩人。清代嘉道時期經(jīng)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與魏源并稱“龔魏”。嘉慶二十三年（1818）舉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歷官內(nèi)閣中書、宗人府主事、禮部主事。道光十九年辭官南歸，后主丹陽云陽書院、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其思想對晚清影響頗大。著述甚富，散佚很多，后人輯有《龔定盦全集》、《龔自珍全集》等。
編者簡介
樊克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祖籍山西沁水，1942年生于鄭州，旋隨父母移居西安。1963年畢業(yè)于西北大學歷史系。獨著有《龔自珍生平與詩文新探》、《龔自珍年譜考略》、《中國書院史》、《學校史話》、《書院史話》。合著有《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綱》、《宋明理學史》，并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思想史卷》，任編委。
目錄：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一《不定律篇》答問十事（1838年前后）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二《不屑教律篇》答問三事（1838年前后）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律目篇》答問十事（1838年前后）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四《律細目篇》答問九事（1838年前后）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人倫之變篇》答問八事（1838年前后）
商周彝器文錄序（1838年后）
學隸圖跋（1838年—1839年）
國清百錄序（1839年前）
為龍泉寺募造藏經(jīng)樓啟（1839年前）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1839年1月5日前后）
附：復札
致何紹基書（1839年2月13日前）
附：復箋
鄧太恭人八旬壽序（1839年春）
問經(jīng)堂記（1839年5月22日前）
致何紹基、何紹業(yè)書（1839年5月22日）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1839年7月）
邵子顯�？瘖鋿|雜著序（1839年7月）
跋錢南園臨《枯樹賦》（1839年10月7日—20日）
徐泰母碣（1839年）
病梅館記（1839年—1840年）
上清真人碑書后（1839年—1841年）
致吳葆晉書（1840年春）
懷古田舍詩鈔序（1840年春）
附：送徐鐵孫序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1840年7月29日—8月26日）
致孔憲彝書（1840年9月9日）
跋敦煌太守裴岑立海祠刻石（1840年9月10日）
書張子絜大令薦粢所藏玲瓏山館本華山碑跋后（1840年秋）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1840年秋）
為周詒樸書舊作詩卷跋（1840年10月）
與人箋（1840年12月2日）
書致何紹基寱詞二首跋（1840年—1841年）
跋浯溪題名殘刻（1841年1月21日）
致吳葆晉書（1841年1月24日）
鴻雪因緣圖記序（1841年8月19日）
跋傅征君書冊（1841年）
跋王百穀詩文稿（1841年）
述思古子議
葛伯仇餉解
說中古文
最錄穆天子傳
秦漢石刻文錄序
自晉迄隋石刻文錄序
詩選
秋夜聽俞秋圃彈琵琶賦詩，書諸老輩贈詩冊子尾（1818年
前）
吳山人文徵、沈書記錫東餞之虎丘（1819年2月）
題吳南薌東方三大圖。圖為登州蓬萊閣，為泰州山，為曲
阜圣陵（1819年2月）
驛鼓三首（1819年春）
飲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賦詩（1819年春、夏間）
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1819年春、
夏間）
題紅蕙花詩冊尾并序（1819年冬）
行路易（1819年）
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詩（1819年）
又成一詩（1819年）
鄰兒半夜哭（1819年）
舟到（1820年春）
風意（1820年春）
發(fā)洞庭，舟中懷鈕非石樹玉、葉青原昶（1820年春）
此游（1820年春）
過揚州（1820年春）
庚辰春日重過門樓胡同故宅（1820年春）
因憶兩首（1820年春）
紫云回三疊有序（1820年春）
客春，住京師之丞相胡同，有《丞相胡同春夢詩》二十絕
句。春又深矣，因燒此作，而奠以一絕句（1820年春）
春晚送客（1820年春）
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1820年夏）
贈伯恬（1820年夏)
廣陵舟中為伯恬書扇（1820年夏）
趙晉齋魏、顧千里廣圻、鈕非石樹玉、吳南薌文徵、江鐵
君沅，同集虎丘秋宴作（1820年秋）
戒詩五章（1820年秋）
寒夜讀歸夫人佩珊贈詩，有“刪除藎篋閑詩料，湔洗春衫
舊淚痕”之語，憮然和之（1820年）
觀心（1820年）
又懺心君名自珍，更名鞏祚，字人，浙之仁和人。于經(jīng)通《公羊春秋》，于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zhì)干。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
——魏源：《定盦文錄敘》
定盦于古人之書無所不讀，于當世之務(wù)無所不究，發(fā)為文章，周情孔思，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
——魏源批自刻本：《定盦文集寫神思銘》
仁和龔人儀部自珍……為金壇段茂堂先生外孫，學問淵源，蓋有所自。古文詞奇崛淵雅，不可一世，余嘗選其文入《近代十二家文鈔》。其為學，凡經(jīng)學、六書、子史，下及金君名自珍，更名鞏祚，字人，浙之仁和人。于經(jīng)通《公羊春秋》，于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zhì)干。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
——魏源：《定盦文錄敘》
定盦于古人之書無所不讀，于當世之務(wù)無所不究，發(fā)為文章，周情孔思，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
——魏源批自刻本：《定盦文集寫神思銘》
仁和龔人儀部自珍……為金壇段茂堂先生外孫，學問淵源，蓋有所自。古文詞奇崛淵雅，不可一世，余嘗選其文入《近代十二家文鈔》。其為學，凡經(jīng)學、六書、子史，下及金石、鐘鼎、古文，皆悉心精究。詩亦奇境獨辟，如千金駿馬，不受紲，美人香草之詞，傳遍萬口。善倚聲。道州何子貞師謂其詩為近代別開生面，則又賞識于弦外弦、味外味者矣。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jīng)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
——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導言
龔自珍是我國古代與近代之交的杰出思想家、學問家、文學家與詩人。以他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嘉道時期經(jīng)世致用思潮，是中國近代維新思潮的序曲。他的思想在中國近代產(chǎn)生過廣泛而深入的影響，是中國思想發(fā)展史鏈條中的重要一環(huán)，具有承上啟下，開一代風氣，從而“揭開我國近代思想史第一頁”（王元化：《龔自珍思想筆談》，見《清園論學集》，28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的重要歷史地位。
一
龔自珍（1792—1841），又名鞏祚，字璱人，一字爾玉，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日（1792年8月22日），他出生于杭州東城馬坡巷的一戶官宦之家。祖父龔敬身，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歷官內(nèi)閣中書、禮部郎中、云南楚雄知府等。著有《桂隱山房遺稿》。父親麗正，于嘉慶元年（1796），亦即龔自珍5歲那年中進士，由禮部主事歷官至江蘇蘇松太兵備道。他同時又是一位學者，是著名樸學家、以《說文解字注》一書名世的段玉裁的學術(shù)傳人之一，著有《三禮圖考》、《國語補注》、《楚辭名物考》等。母親段馴，也熟讀詩書，富有才學，著有《綠華吟榭詩草》。出身于這樣的書香門第，不言而喻，龔自珍自幼就深受濃郁的學術(shù)與文學氣氛的熏陶。
嘉慶二年（1797），龔自珍6歲那年夏天，隨母親離開南方，入京同父親一起生活。此后的十五年間，除了因祖父去世，父親回鄉(xiāng)服喪，他也曾有不到兩年的時光，一度返回南方以外，其馀時間，都是在京度過的。這段時間里，在得天獨厚的家庭教育的引導下，他廣泛接觸經(jīng)史、文字、官制、
目錄：
》尚存，被合為一卷，刻入《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
此外，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間，他還撰成《吉金款識》十二卷（部分內(nèi)容以“龔定盦云”、“龔曰”等形式，明確見于吳榮光《筠清館金石文字》等書）。
在此同時，除了西北邊務(wù)外，他仍密切關(guān)注著事關(guān)國計民生的其他問題。面對自19世紀30年代以后，愈來愈嚴重的鴉片走私與東南海疆的安危問題，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所寫的《送廣西巡撫梁公序》與《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謚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以及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1839年1月5日）前后所寫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一再明確表達了自己力主禁煙與反抗英國侵略的堅定態(tài)度。不僅如此，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則徐受命離京赴粵查禁鴉片臨行之前，他還曾致函表示愿相隨南下，予以相助。只是由于林則徐考慮到禁煙斗爭不會一帆風順，出于對他的愛護之心，托人代為婉言勸阻，他才未能一同前往。
也是在道光十八年，他因與上司發(fā)生齟齬，加之，他自青年時代起，就一再指陳時弊，呼吁改革，因而引起封建權(quán)貴的嫉恨，長期“困阨下僚”（《跋某帖后》），備受排斥、壓抑，所以決意不再為官，乃以父親年過七十，需要終養(yǎng)為由，提出辭官之請。不過，此事進行得并不順利。至遲在同年七月，他的當年返鄉(xiāng)計劃已經(jīng)落空。九月末，由于他的叔父龔守正被命署理禮部尚書，成了他的頂頭上司。依照清朝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他被諭令開缺回避。按理說，他的離京問題緣此已獲解決。不過由于“負債京師”（《鄧太恭人八旬壽序》），一直拖到次年，才得以成行。
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三日，龔自珍只身踏上了南返故鄉(xiāng)的途程。七月上旬，回到杭州。九月中旬，他又北上迎接在京的眷屬，于春節(jié)前將眷屬接回，安頓于江蘇昆山。這一年南北往返途中，他一共寫作七絕三百十五首，統(tǒng)題《己亥雜詩》。
道光二十年（1840），他曾到蘇州、南京一帶游歷。是年所寫詞作輯為《庚子雅詞》。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他為了解決生計問題，前往丹陽，主持云陽書院講席。閏三月，父親去世后，他又繼任其杭州紫陽書院山長一職。
同年七月，侵華英軍自香港北上，攻陷廈門，并繼續(xù)北犯。江浙沿海形勢驟然吃緊。這時，龔自珍的故人、剛剛調(diào)任江蘇巡撫的梁章鉅，受命于八月初一日抵達上海，籌辦防御事宜。龔自珍聞訊后，認為這是自己投身抗英斗爭的大好機會。于是，當即寫信給他，“論時事”（梁章鉅《師友集》卷六），并與之相約，立即辭去書院教席，前赴上海，加入梁的幕府，以“助籌筆”（同上）。正當梁在上海翹首期盼龔自珍前來，“掃榻以待”（同上）時，他卻不幸于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因病暴卒于丹陽縣縣署。
二
侯外廬先生曾將龔自珍譽為“時代的號筒”（侯外廬：《論龔自珍思想》，見《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下冊，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堪稱對龔自珍思想十分精當?shù)母爬ā?br/> “時代的號筒”也者，時代的代言人也。當我們把目光轉(zhuǎn)向龔自珍所生活的時代，我們看到，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亦即中國行將發(fā)生“三千年馀年一大變局”（李鴻章：《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前夜度過的。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龔自珍以他思想家獨具的深沉與詩人特有的銳敏，緊扣時代的脈搏，發(fā)出了自己強有力的聲音。
龔自珍思想最令時人感到發(fā)聾振聵的，是他的社會批判論。
與當時充斥朝野的一片粉飾太平、“河清海晏”之聲截然相反，他大膽披露出中國封建末世的黑暗現(xiàn)實與嚴重社會危機。他尖銳地揭示說，這是一個“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的“衰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保ā兑冶H箸議第九》）在這個“衰世”中，不僅“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而且“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同上）。一旦有“才士與才民出”，他們就會遭到“督之縛之，以至于戮之�！酒淠軕n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同上）。在如此淋漓盡致地暴露當時社會黑暗的同時，他還進而指出，這是一個民不聊生、危機四伏的時代：“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nóng)、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西域置行省議》）他還把當時的中國封建社會比做患了“痺癆之疾”的病人，說它是“將萎之華，慘于槁木”（《乙丙之際箸議第九》），已到了猶如“日之將夕”（《尊隱》），奄奄待斃的境地。并揭露說，沉重的賦稅負擔已將農(nóng)民群眾逼上“屠牛那不勝栽禾”（《己亥雜詩》第一二三首）的絕路。他由此認為，“亂亦竟不遠矣”（《乙丙之際箸議第九》），并在《尊隱》一文中聲言：將會有一種所謂“山中之民”的社會力量，掀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的狂潮。聯(lián)想到他去世后未及十年所爆發(fā)的那場席卷中國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國農(nóng)民大起義，人們不能不感嘆他對歷史發(fā)展趨勢具有過人的敏感。
與此同時，他還抨擊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極端腐敗。一方面，他痛斥整個封建官僚集團的庸碌無能，“盡奄然而無有生氣”（《明良論三》），并揭露了他們的寡廉鮮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保ā睹髁颊摱罚┎⒅赋獬姓獙嬅裆鷣G在一邊，一味追求享受和逢迎討好皇帝：“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保ㄍ希┝硪环矫�，他還對當時各級政府中，專司“書獄”即辦理刑事案件的胥吏，上下串通，勾結(jié)官員，行私舞弊的劣跡，作了猛烈的抨擊。痛斥他們：“豺踞而鸮視，蔓引而蠅孳”，“挾百執(zhí)事而顛倒下上”（《乙丙之際塾議三》），從而將封建官僚政治腐敗的一個重要側(cè)面，展現(xiàn)于世人。
不僅如此，他還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他尖銳指出，這種制度使“天下無巨細，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明良論四》）。還大膽指責封建帝王“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古史鉤沉論一》），“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同上），并認為這是造成官僚集團腐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龔自珍思想最能反映其經(jīng)世之志的，是他的更法改革論。
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龔自珍極力呼吁變法改革。他強調(diào)指出：“一祖之法無不敝”（《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并認為“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勢必導致“踵興者之改圖”（同上）。因此，他向封建統(tǒng)治者建言：“奈之何不思更法”（《明良論四》），“與其贈來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又說：“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上大學士書》），肯定變法改革是古今社會發(fā)展的通則。
由此出發(fā)，他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體改革建議：
政治方面，他主張君臣“坐而論道”（《明良論二》），變君臣之間的主仆關(guān)系為主賓關(guān)系，并改革“用人論資格”的制度。他還強烈呼吁廢除以四書文取士的科舉制度，說：“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于四書文，數(shù)萬輩矣；既窮既極”（《擬厘正五事書》），建議“改功令，以收真才”（同上）。
經(jīng)濟方面，他認為“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shù)”（《平均篇》），取決于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貧富“大不相齊”（《平均篇》）必將導致封建王朝覆亡。所以，他在《平均篇》中，一方面表達了“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理想；另一方面他所實際提出的主張是，“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即君、臣、民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應依照封建等級，各取其應得之份，防止“勺者下侵”、“卮者上侵”，以避免使之發(fā)展到貧富“大不相齊”的地步。后來，他在《農(nóng)宗》一文中，還提出了依照封建宗法組織授田的具體改革方案——劃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閑民四個等級，重新分配土地：大宗授田百畝；小宗、群宗分別授田二十五畝；閑民不授田，為大宗、小宗、群宗從事耕種——以試圖解決當時日趨嚴重的流民問題。
龔自珍思想最能體現(xiàn)其家國情懷的，是他的安邊保疆論。
早在青年時代，他就曾在《明良論二》中表述過，自己對“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時，官員們能否真正為國分憂，共赴國難的隱憂，從而表現(xiàn)出，他對國家安危的高度重視。
基于這種認識，他對邊務(wù)問題一直十分留意。嘉慶末年，他在所撰《西域置行省議》中，明確提出了遷徙“內(nèi)地無產(chǎn)之民”去新疆從事墾殖，并在新疆設(shè)立行省，以鞏固西北邊防的建議。與此同時，他還致信吐魯番領(lǐng)隊大臣寶興，強調(diào)指出：“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上鎮(zhèn)守吐魯番領(lǐng)隊大臣寶公書》），即是說，保持天山南路（又稱“回部”，清代新疆天山以南維吾爾族聚居的地區(qū)）的安定，事關(guān)新疆全境的安定。并建議說：“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厝私詢�(nèi)地人也”（同上），即希望寶興等清政府派駐南疆的軍事長官，對當?shù)鼐S吾爾族人民與內(nèi)地人民一視同仁，以促進民族和睦，維護當?shù)匕捕ā：髞�，他在道光九年所寫《御試安邊綏遠疏》中，還闡述了自己對清政府在平定張格爾叛亂后，如何保持新疆地區(qū)局勢安定這一問題的見解。對此，他的建議是：必須采取“以邊安邊”，亦即使該地區(qū)“足食足兵”的方針。具體辦法是：“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奔匆筇焐侥下分饕愫棉r(nóng)墾事業(yè)，要求天山北路主要搞好軍事訓練。這樣，就可以使新疆地區(qū)“常則不仰餉于內(nèi)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即正常情況下，無須靠內(nèi)地供應兵餉，一旦發(fā)生緊急事態(tài)，也無須遠自東三省調(diào)兵，從而也就能保證新疆地區(qū)的長治久安。
“沉沉心事北南東�！保ā兑棺罚徸哉湓跒殪柟涛鞅边叿酪辉俳ㄑ垣I策的同時，也一直密切關(guān)注著東南海疆。早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的十七年前，他就曾揭露英國殖民者對中國的侵略威脅：“粵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扣關(guān)，狎之則蠹國�！保ā度钌袝曜V第一序》）19世紀30年代以后，由于英國等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向中國輸入鴉片的罪惡活動日益猖獗，造成了煙毒泛濫于中國的嚴重局面。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清政府內(nèi)部圍繞對鴉片是弛禁還是嚴禁的問題，出現(xiàn)了激烈的爭論。對這一爭論，龔自珍也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道光十六年五月，他在寫給離京赴廣西就任巡撫的梁章鉅的贈序中，就曾叮囑他，“廣西近廣東”，“食妖（即鴉片）……易至”，懇切希望他“杜其習”（《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禁止當?shù)匚厨f片的惡習。同年夏，他又撰文揭露說，正是由于英國等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向中國走私鴉片，才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喪金萬萬，食妖大行”（《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謚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強調(diào)應“誅食妖，以肅津梁”（同上），即禁絕鴉片走私，將沿海有對外貿(mào)易的港口整頓好。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他在寫給行將離京，前往廣州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的贈序中，又重申了嚴禁鴉片的觀點。與此同時，他還強調(diào)，必須做好以武力迎擊外國侵略者的準備，具體建議：“宜以重兵自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并“宜講求”（同上）火器。他還提醒林則徐，“如帶廣州兵赴澳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同上），充分做好戰(zhàn)備，并批駁了那種借口毋“開邊釁”，反對以武力對付外來武裝挑釁的言論，指出這是為了“守�？�，防我境，不許其入”（同上），是保衛(wèi)祖國海疆，不容外敵入侵的自衛(wèi)戰(zhàn)爭，其正義性不容置疑。
從上述可以看出，龔自珍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銳意革新的訴求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并表達出反對封建束縛，“要求個性解放的呼聲”（王元化：《龔自珍思想筆談》，見《清園論學集》，284頁）。
正因為如此，他的思想在中國近代思潮演變史上起了重要的先導作用。后來的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受到過他的思想啟迪。梁啟超所說——“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jīng)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保簡⒊骸肚宕鷮W術(shù)概論》，67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這些話語就是龔自珍思想曾深刻影響維新派精神進程的最好說明。不僅如此，他的詩文也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廣受青睞。不論是康有為等人，還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中柳亞子、高旭等南社詩人，在詩文創(chuàng)作，特別是詩歌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從他的作品汲取過營養(yǎng)。就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也“少時喜學定庵詩”（沈尹默：《追懷魯迅先生六絕句》之一，引自孫文光、王世蕓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310頁，合肥，黃山書社，1984），受到過他的作品的熏染。
三
龔自珍的著作版本紛繁，其中主要有：道光三年（1823）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道光間自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馀》，道光二十年（1840）羽琌別墅刻本《己亥雜詩》，同治七年（1868）吳煦刻本《定盦文集》、《定盦續(xù)集》、《定盦文集補》，光緒十二年（1886）朱之榛初刻本《定盦文集補編》，光緒二十八年（1902）朱之榛二刻本《定盦文集補編》，宣統(tǒng)二年（1910）鉛印本《龔定盦別集》、《定盦詩集定本》、《定盦集外未刻詩》（見《風雨樓叢書》），民國十年（1921）鉛印本《定盦遺著》（見《娟鏡樓叢刻》），民國二十年（1931）中華書局影印本《龔定盦詩文真跡三種》與光緒二十三年（1897）萬本書堂刻本《龔定盦全集》、宣統(tǒng)元年（1909）上海時中書局版《定盦全集》（薛鳳昌校訂）、宣統(tǒng)元年（1909）上海國學扶輪社版《龔定盦全集》（皞皞子編）、民國二十四年（1935）上海國學整理社版《龔定盦全集》（王文濡編校，該書系國學扶輪社本的增訂本，皞皞子即王文濡）、民國二十六年（1937）世界書局版《龔定盦全集類編》（夏田藍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1961年第二次印刷本）《龔自珍全集》（王佩諍校）以及寫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定盦文集》（十三卷，存卷一至八，抄本，龔橙編校）、上海圖書館藏《定盦文集》（存卷九至十三，抄本，魏源、龔橙批）、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定盦龔先生集外文》（不分卷，魏錫曾據(jù)譚獻抄本重錄本）、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龔定盦先生自定文稿》（不分卷，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定盦詞》（五卷，抄本，龔橙校并跋）等。
在這些版本中，論影響，首推由王佩諍先生校點的《龔自珍全集》（簡稱王佩諍校本）。該校本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出版以來，一再重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龔自珍全集》，都是該校本1961年第二次印刷本的重印本），風行海內(nèi)外五十馀年，不僅被廣泛征引，而且是多種龔自珍詩文選注本的底本。之所以能夠產(chǎn)生如此大的影響，是因為該校本對在它之前，自清末以來相繼面世的多種龔自珍著作版本，首次做了全面、認真的梳理，精心遴選底本，廣泛參校他本（包括多種手校本），并網(wǎng)羅了“諸書引載與海內(nèi)公私諸家舊藏佚文等”（《龔自珍全集·編例》），整理編輯，施以新式標點，使之成為前此從未有過的最為完備并利于閱讀的龔氏全集本。
然而，毋庸諱言的是，五十馀年歲月的磨洗，在彰顯出王佩諍校本出色價值的同時，也愈來愈顯露出該校本囿于主客觀原因而產(chǎn)生的一些缺點。
一是王先生并未看到過道光三年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并予利用。
該校本《編例》稱：“本集以吳、朱刻本、風雨樓本、娟鏡樓本、《集外文》稿本、《孝拱手抄詞》本為底本，參以自刻本”云云，但種種跡象表明，事情并不完全像王先生所說的那樣（順便說一句，《集外文》并非稿本）。
例一，該校本第83頁，《尊史三》（即《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附有自記一則，并出校注稱：“自刻本附此自記，吳刻本刪去。茲據(jù)增補�！倍聦嵤�，自刻本《定盦文集》并無此文并此自記。
例二，該校本第133頁，《捕狗蠅螞蟻蚤蜰蚊虻第三》校注稱，此文中“冰一柈”之“冰”字，“自刻本作‘水’”。而事實是，自刻本《定盦文集》并無此文。
例三，該校本第178頁，《書果勇侯入覲》校注謂文中“凡宿衛(wèi)之臣”，“諸本皆作‘凡’，自刻本作‘本朝’�！倍聦嵤牵钥瘫尽抖ūQ文集》并無此文。
例四，該校本第409頁，《水仙華賦》所附自記中，于“自記”二字上，補入“甲子”二字，并出校注稱，“據(jù)自刻本補之”。而事實是，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此文自記中，并無“甲子”二字，“甲子”二字乃題下注。
為什么會這樣？
從該校本第240頁，《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后》校注，述及吳刻本文中“不徒”上，脫一“且”字時，所說“祝心淵手校本據(jù)自刻本補‘且’字，茲據(jù)補”來看，王先生并未真正看到過自刻本，而只是吸取了他人（如祝心淵）利用自刻本校補吳刻本的成果。
正因如此，該校本提到自刻本之處，難免出錯。
不僅如此，正是由于王佩諍校本未能真正參校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原本，以致自清末以來，龔自珍著作中某些相沿已久的誤字或衍奪，在該校本中依然如故，未能校出。如：
該校本第33頁，《明良論三》：“莫如柱外石師子”。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實為：“莫如梐外石師子”。（誤“梐”為“柱”）
該校本第36頁，《明良論四》所附自記：“文氣亦何能清妥？”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實為：“文氣亦尚能清妥�！保ㄕ`“尚”為“何”）
該校本第52頁，《農(nóng)宗》所附自記：“［自記］曰：宗法立……先王正天下之大分……無貴賤一也。（無關(guān)文字未錄，下同——筆者）”查自刻本《定盦文集》，其原文實為：“曰：宗法立……先王正天下之分……無貴賤一也。自記�！保ā爸毕聼o“大”字，“自記”二字在末尾）
該校本第143頁，《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所附自記：“總?cè)貉远鴦h舉此大者以報�！辈樽钥瘫尽抖ūQ文集》，此句原文實為：“總?cè)貉远鴦h舉其大者以報公�！保ㄕ`“其”為“此”，并于“報”下脫“公”字）
該校本第242頁，《跋少作》：“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十卷”。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實為：“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誤“三”為“十”）
此外，該校本文后所附原載自刻本的龔氏師友批語也多有文字錯訛。如：
該校本第52頁，《農(nóng)宗》后所附陳奐批語中有“是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又柳子厚《封建論》，亦先有下而漸有上之義”等語，查自刻本《定盦文集》，“是其注也”下脫“是龔氏之言之所釀積融會者也”十三字，“《封建論》”下脫“前半本《樓炭經(jīng)》”六字。
二是王先生未充分利用寫本類龔自珍著作。這也是其校本出現(xiàn)疏失的原因之一。如：
該校本第177頁，《書果勇侯入覲》：“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此處文字本自吳刻本《定盦續(xù)集》。該校本此文校注引祝心淵手校本眉注云：“《果勇年譜》：‘九年入覲，以四月十二日陛辭出都。’此所記日月，恐誤�！薄坝职福杭撼笏脑露巳�，正定公應殿試后朝考時，恐未暇與果勇相見�！闭f明王先生也認為存在疑問。查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所藏《龔定盦先生自定文稿》（簡稱《文稿》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定盦文集》（抄本，龔橙編校，簡稱龔橙編校本《文集》），此處文字均作“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其日乙丑”。道光九年四月乙丑即四月初二日，照此校改，祝心淵手校本的兩點疑問均可消除。
該校本第238頁，《干祿新書自序》末句：“時道光十有四年內(nèi)閣中書龔自珍謹序�！贝颂幬淖忠啾咀詤强瘫尽抖ūQ續(xù)集》。但據(jù)道光十三年夏所刻《縉紳全書、中樞備覽》所載，其時龔自珍已任宗人府經(jīng)歷司主事（參見《清代縉紳錄集成》第11卷，14頁，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可知此處文字有誤。查《文稿》本、龔橙編校本《文集》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定盦龔先生集外文》，此句均作“時道光十有四年�！薄澳辍毕虏o“內(nèi)閣中書龔自珍謹序”九字。該文此處無疑當據(jù)以校改。
三是以該校本與其所據(jù)底本對勘，還可以發(fā)現(xiàn)該校本的一些疏失。如：
該校本第16頁，《壬癸之際胎觀第五》：“和人用萬物之數(shù)”�！昂腿恕�，其底本——吳刻本《定盦續(xù)集》實作“大人”。
該校本第225頁，《阮尚書年譜第一序》：“日月穆耀”。其底本——吳刻本《定盦續(xù)集》實作“日穆月耀”。
該校本第307頁，《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四衛(wèi)特拉”。其底本——吳刻本《定盦文集》實作“四衛(wèi)拉特”。
該校本第403頁，《最錄禪波羅蜜門》：“章安頂禪師治定為十卷，八九十略”�！熬怼毕�，其底本——《風雨樓叢書》本《龔定盦別集》有“開十大章”四字。王佩諍校本脫漏。
該校本第439頁，《吳山人文徵、沈書記錫東餞之虎丘》詩：“落花風里別江南�！薄奥浠L”，其底本——《風雨樓叢書》本《定盦集外未刻詩》實作“落梅風”。
四是該校本所輯入的佚作，文字疏失較多。如：
該校本第242頁，《題白石山館詩》：“仁和同年生龔自珍璱人甫拜識。”“識”下，脫自注“時寓城西之珠巢街。墨筆第一通，朱第二通，句旁、句尾皆無墨。記之”二十六字（據(jù)《龔自珍魏源手批簡學齋詩》，十五頁，上海，上海圖書館，1961年影印本）。
該校本第244頁，《最錄尚書古文序?qū)懚ū尽奉}下脫自注“戊子臘月上斜街寄齋作”十字。（據(jù)《中國學報》第六期，民國二年四月版）
該校本第257頁，《最錄邦畿水利圖說》文中小標題：“一”、“二”、“三”、“四”、“五”，分別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之誤（據(jù)《邦畿水利集說》［抄本］卷四，龔自珍手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題名“最錄邦畿水利圖說”之“圖”字，系“集”字之誤（同上書）。
該校本第258頁，《最錄西藏志》：“取布顏罕、庫庠木罕、葉倫罕三奏與彥諾林親、噶奏兩奏，選入《續(xù)文斷》中，以備盟府副藏�！薄皫焘阅竞薄毕怠皫鞄炷竞薄敝`；“葉倫罕”系“葉楞罕”之誤；“噶奏”系“噶畢”之誤；“藏”下，脫“仁和龔自珍記之”七字。（據(jù)乾隆《西藏志》［抄本］卷尾，龔自珍手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該校本第569頁，《南鄉(xiāng)子》（相見便情長）詞尾自注：“今日得紫若扇，取以同置一篋中，故及之�！薄爸毕�，該校本脫“小詞一解題奉紫若仁兄，仁和龔自珍倚聲。時乙酉夏五”二十二字（據(jù)民國二十年中華書局影印本《龔定盦詩文真跡三種》）。
鑒于王佩諍校本所存在的上述不足之處，本書乃以吳刻本《定盦文集》、《定盦續(xù)集》、《定盦文集補》與朱之榛二刻本《定盦文集補編》（商務(wù)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龔定盦全集》即是此二書的影印本）為主要底本（二書未收的其他作品，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風雨樓叢書》本《龔定盦別集》、《定盦詩集定本》、《定盦集外未刻詩》，《娟鏡樓叢刻》本《定盦遺著》與真跡本等為底本），以自刻本《定盦文集》，自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馀》，羽琌別墅刻本《己亥雜詩》，宣統(tǒng)三年（1911）上海秋星社石印本《龔定盦集外未刻詩》，龔橙手校本《定盦詞》與時中書局版《定盦全集》、國學扶輪社版《龔定盦全集》、國學整理社版《龔定盦全集》、世界書局版《龔定盦全集類編》及王佩諍校本等為參校本，并參考龔橙編校本《文集》、《定盦龔先生集外文》、朱之榛初刻本《定盦文集補編》等多種版本，對所選原亦載于王佩諍校本的作品重新作了�？薄Ｋ餍Ｗ⒊F列異文、訂正底本疏失外，還訂正了該校本文字的訛、脫、衍、倒。原作中的繁體字、異體字，改為通行的簡化字（可能引起歧義者除外）；古體字、避諱字徑予改正。缺字與難以辨識的字，以□號表示；正文中底本原無的文字（據(jù)他本所補缺文與筆者所加的說明文字）及確知系龔橙增補的文字，以［］號標明。
數(shù)十年來，劉桂生、孫文光等多位先生與筆者都曾致力于龔自珍佚作的搜集與整理，各有所獲。對這些輯佚成果，本書從自身的性質(zhì)與篇幅考慮，僅吸納了一部分，其馀只好割愛。
本書的面世，首先要感謝《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編委會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成書過程中，得到策劃編輯王琬瑩女士的大力幫助。尤其應當提到的是，本書初選本中有9萬字都是由她組織人手代為錄入的，從而大大減輕了筆者因時間緊迫而造成的工作負擔。責任編輯陳丹女士也為此書付出了很大努力與辛勞。在此也一并表示誠摯的謝意。
筆者的妻子付堅女士在為本書搜集資料以及文字錄入等方面，也給予筆者許多幫助，為此亦向她致以謝忱。
書中的疏失之處，敬請方家與讀者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