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關于中國的“失重”故事，作者楊瀟用非虛構的寫作方式，為我們展示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思考者、幸存者、信仰者、流浪者，他們外在的生存狀態(tài)和內在的心理世界。這些蒼涼悲歌而又飽含深意的瞬間，像是個體的不幸，又像是一代中國人無法躲避的命運。作者深情而又節(jié)制的文字，更能觸發(fā)我們的感受與思考，這世間苦難深重，我們應該如何誠實地生存。
作者簡介：
楊瀟
記者，游歷者，《南方人物周刊》高級主筆。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入行10年，特稿作品多次獲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等獨立新聞獎項。2012年中德媒體使者，2013-2014年哈佛大學尼曼學者。從“蟻族”聚居的唐家?guī)X漫游到昂山素季的府上，著迷于轉型世界里的“失重”故事。
目錄：
壹如今這里廢墟叢生再沒了鮮花
如今這里廢墟叢生再沒了鮮花
重返北川中學
玉樹的另一種拯救
子弟
倒爺老王與一座城市的興衰
貳十萬草根站長的冬天
丈夫不簽字
86條規(guī)定
跑
十萬草根站長的冬天
潘家園的三個故事
叁逃離北京
逃離北京
蟻居壹如今這里廢墟叢生再沒了鮮花
如今這里廢墟叢生再沒了鮮花
重返北川中學
玉樹的另一種拯救
子弟
倒爺老王與一座城市的興衰
貳十萬草根站長的冬天
丈夫不簽字
86條規(guī)定
跑
十萬草根站長的冬天
潘家園的三個故事
叁逃離北京
逃離北京
蟻居
青年亞森的二道橋生活
超女七年
肆公知的前世今生77
制造芮成鋼
左翼青年
切換
倪玉蘭這兩月
劉長樂：界限的藝術
公知的前世今生1993年有何不凡？
隱藏在轉折性的1992年身后，1993年常被一筆帶過。這一年，將軍王震在廣州過世；鄧小平說，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兩岸促成第一次“汪辜會談”；北京首次申奧，兩票之差失利；“銀河號”事件激起了民眾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市場經濟開始大步前進，許多人忙著下海，也有人冀望經濟自由帶來更多社會自由。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書齋里重新抬起頭來，發(fā)現自己一夜之間被邊緣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會的變革集中于意識形態(tài)領域，知識分子一直處于公眾視線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強烈的市場經濟沖擊下，社會迅速‘除魅’，遠離意識形態(tài)。”
學者許紀霖記得，當時上海灘的一位知識分子就講，別總想著啟蒙別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啟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拔夷苷f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總還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
啟蒙已死？神圣使命終結了？終極理想失去了意義？那些感受到危機的知識分子從上海開始，以北京的《讀書》雜志為主要陣地，發(fā)起了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無論那場討論后來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國知識分子重新面對公眾、試圖重建公共性的開始。
這一年，世界仍然在“歷史的終結”聲中震蕩，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這之前，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瑪，此時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羅斯回憶起上世紀70年代他穿越“鐵幕”訪問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話來比較捷克作家和我們美國作家的處境：在那兒什么也不許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緊，在這兒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無關緊要�！�
2.
“intellectual”（知識分子）一詞最早出現于19世紀晚期的法國。1894年，猶太裔法國陸軍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賣情報給德國，軍事法庭裁定其叛國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證明此事為誤判，軍事法庭卻因德雷福斯的猶太人身份拒絕改判，國民議會也拒絕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曙光報》發(fā)表署名文章《我控訴！》，次日，在同一家報紙上，一批作家與教育界人士著文支持左拉的行動——德裔美籍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LewisCoser）在《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中說，這些為德雷福斯辯護的人，他們絕非來自一個同質的群體——在以后的歲月里，他們分道揚鑣，各奔前程，而此時他們團結戰(zhàn)斗，這是一種良心政治，他們以人類普遍觀念和共同理想的名義反對當權者。“‘知識分子’一詞現今的含義，無論褒貶，都來自‘德雷福斯事件’�！�
這以后，知識分子“介入”行動出現主動性、集體性的趨勢，一直持續(xù)到1944年至1973年的“光輝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薩特。在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Sirinelli）看來，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首先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識分子可以是記者、作家、教師和學者，也包括部分大學生；另一個條件是“介入”，包括直接介入和間接介入。直接介入有兩種情形：成為事件當事人，或者充當“見證”，通過公共領域和意識狀態(tài)內部的爭辯，將焦點社會問題反映出來或梳理清楚。間接介入指在知識界發(fā)揮影響，對一個時代的重大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定位起決定性作用，進而成為當時流行的文化氛圍的一個因素。
與“知識分子”相關的另一個詞語“intelligentsia”（知識階層）則出現于19世紀60年代的俄國。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在名作《俄國思想家》中寫道：“請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體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熱情，急取西方傳來的觀念，并且籌謀定計要將之付諸實踐的年輕人……自知孤處于一個荒涼世界，往上，是敵意而武斷無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壓迫、無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眾。他們自視為一種自覺的軍隊，高舉理性與科學、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法、俄知識分子有共通的東西，”南京大學教授景凱旋說，“關注社會、關心現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據他考證，intelligentsia一詞出現后，被譯作各種語言，傳入日本并譯成日文漢字“知識階級”（或“智識階級”），中國在新文化運動后期開始使用“知識階級”一詞，與1917年俄國革命的影響有關，“其階層特征、良知意識及民粹色彩確與19世紀俄國知識者相類似，而與代表全社會一般價值觀的‘傳統(tǒng)知識人’（士或讀書人）有別。此后，知識界對此的認識，可說一是沿著民粹主義道路發(fā)展，一是沿著社會良知角色發(fā)展。”
“知識分子”沒有出現在最早完成現代化的英國，頗耐人尋味。一種解釋是，英國的進步路徑是經驗累積式的。學者蕭功秦在《當代中國的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一文中說，“凡是中產階級得到充分發(fā)展的國家，如英美，觀念性知識分子并不多……各種不同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國，從事公益事業(yè)、為社會伸張正義的人，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觀念人’，而是被稱為‘專業(yè)人士’的人群。”不過也不盡然，景凱旋就認為，觀念型知識分子和一個大時代的思潮有關，通常出現在社會面臨巨大危機之時。
3.
“知識分子永遠是一個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許紀霖說。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獨立、超越于一切社會利益和集團之上的，正如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們，“一方面，以‘正義’和‘真理’這樣大寫的崇高的事業(yè)為名義，”西里奈利寫道，“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自認為……能夠也應該對建立在有爭議的材料的基礎上的案卷進行表態(tài)�！�
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Mannheim）則從社會結構這一外在因素解釋了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近代以后，知識分子從“上流社會”中解放出來，發(fā)展成為或多或少與其他階層相分離的階層，以及從所有社會階級中得到補充，導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驚人繁榮。關于知識分子的這一特點，曼海姆用了一個著名的表述：相對自由的漂�。╮elativelyfree-floating）。
自認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臺灣政論家南方朔也有類似表達：“評論……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焙团_灣各大新聞頻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講話不大有氣勢，甚至偶爾結巴，但反應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識分子都是寫文章出身的，他們可以辦雜志維生，不必依靠體制活下來。知識分子要開拓自己的活路，經濟不獨立，你就不可能（對體制）批判得太過分，張俊宏（臺灣知識分子，1970年代起從政參與黨外運動）以前為了維持經濟獨立，最后去賣牛肉面�！�
葛蘭西（AntonioGramsci）在《獄中札記》里把知識分子分為“傳統(tǒng)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區(qū)別在于后者并不認為自己超脫于社會利益集團，而是與階級、階層存在著有機的聯系。作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葛蘭西把“有機知識分子”視作某一階級（通常是被壓迫的底層民眾、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他們的任務，借用馬克思的一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重要的是改變世界。
許紀霖說，有機知識分子通常都會表現出民粹主義的傾向，“但一談到具體的民眾，他們又表現出極端的不信任，認為他們無法代表自己�！钡@或許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問題：談人類，卻不喜歡身邊的人群；反對專制，卻對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問題不感興趣。
1919年2月，李大釗在《晨報》發(fā)表《青年與鄉(xiāng)村》，多次使用“知識階級”一詞，針對當時知識階級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園，主張向俄國青年學習，到農村去動員民眾，“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辈贿^，在傳統(tǒng)知識分子（或者用更熟悉的稱謂：自由知識分子）胡適看來，這是對俄國民粹派主張的挪用，“‘到民間去’四個字現在又快變成一句好聽的高調了。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乃是到民間去為平民盡力，并不是到民間去運動他們出來給我們搖旗吶喊�！�
到上世紀30年代，中國陷入黨爭，知識分子紛紛“有機化”，進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傳統(tǒng)中斷，成為現代漢語詞典里“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無論是intellectual還是intelligentsia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關懷的內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種工具化定義的影響——當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發(fā)起者之一王曉明曾說起他的一個年輕同事上課時的經歷：
給學生出了個題目：如果真像電影《2012》那樣，有一艘船，讓你做主，你會選什么人上船？幾十個學生七嘴八舌，有人說，要挑身強力壯的，好幾個人說，要挑選基因最優(yōu)秀的，只有一個同學說，各種各樣的人，我都要挑一點。又問：你們覺得知識分子應不應該上這個船？多數人都認為不應該。為什么？多數人說沒想過，但有一個學生回答：我們現在全部的知識，一個U盤就夠了，干嘛還要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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